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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官于光遠刻意迴避前妻文革慘死究竟為何

—白花丁香樹

于光遠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人。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十八歲時即嫁給于光遠的孫歷生的悲慘遭遇——1957年「反右」時,孫被劃為「右派份子」,于光遠與她離婚。文化大革命期間孫歷生又遭受各種折磨、虐待,1968年死亡。作家王友琴撰文《相差45年去世的孫歷生和于光遠》指出,于光遠自己在文革中遭到「鬥爭」,被抄家,被從原來的住房中逐出。在他1993年出版的書《文革中的我》中有記敘,對於前妻的悲慘經歷卻沒有提及。讀者不禁發問:于光遠的這種刻意的小心的迴避究竟為什麼。

1954年,于光遠、孫歷生夫婦與女兒於小紅合影

1、「悲愴」的涵義

「孫歷生」,是我的《文革受難者》書(2004年出版)中659名人物之一。孫歷生的生平簡述如下。

她生於1934年,1949年時是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學生,畢業留校當了該校的政治教員。1957年她在黨校學習時被劃成「右派分子」。她被送去勞改農場勞動,那是對「右派分子」的懲罰。她很年輕時和一名高級幹部結婚,成為「右派分子」後丈夫和她離婚,他們的三個孩子在她母親家裏養大。她在勞動三年後在1961年底「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回到女三中,先做體力勞動,後到資料室工作。她和一名也是「右派分子」的中學教員聶寶珣結婚,又生了一個女兒。1966年文革開始,她再次遭到「鬥爭」和迫害。女三中建立了兩個校園「勞改隊」,她和校中另外三個「摘帽右派」都在「第二勞改隊」中。紅衛兵用細鐵絲在她脖子上掛了四塊磚頭,強迫她和一些老師在玻璃碴上爬行。1966年8月20日上午,該校校長沙坪在全校「鬥爭會」上打死,當時她也和沙坪跪在一起被打。她的母親因有自己的住房,被紅衛兵抄家剃頭並毆打。她也被紅衛兵抓到她母親家中一起挨打。1966年夏天該校校長被打死,兩名教員被抄家毆打後「自殺」身亡。孫歷生活了下來。1968年開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她被關在學校「審查」。7月11日晚她跪在地上遭到「鬥爭」,該校「革命委員會」主任董光苔宣佈她是「沒改造好的右派」,將在第二天下午開全校大會給她「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第二天中午有人報告孫歷生吊死在一個廢棄的廁所中。學校「革命委員會」宣佈她「自殺」。因為不見她的遺書,而且文革後銀行發現她留下一張數額不小的存單始終無人認領,她的母親和女兒一直懷疑她是被打死後吊起來的。她死的時候34歲,四個未成年的女兒中最小的七歲。

這就是孫歷生的「悲愴的人生故事」。我想,一方面,大概很難找到更合適的形容詞來形容孫歷生的人生了。但是另一方面,讀者大概也會同意,也只有了解她的具體的遭遇,才能真懂得所謂「悲愴」到底是怎樣的狀況。而且,其中不僅有她生前的遭遇,還有她死後遭到的論說以及不被論說。

2、「否認」受難者

于光遠就是孫歷生的離了婚的丈夫。最近北京的報紙介紹他是「原中顧委委員,原國家科委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著名社會科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

其實我的書稿本沒有寫出于光遠的名字。這樣做的道理是,孫歷生的悲慘遭遇中,雖然也有傳統戲劇表現過的「秦香蓮」和「陳世美」的因素,也就是妻子被有勢或有錢的男人拋棄的成分在內,但是從主要的方面說,她的命運主要是「反右派」和「文革」這兩場大「運動」也就是兩場大迫害造成的。我儘可能地了解孫歷生和她的同事遭到了什麼樣的折磨。這些調查的結果,寫在書中和《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等文章中。被「勞改」,受酷刑,慘死於校園中,那不只是孫歷生一個人的命運,而是上百萬教育工作者和其他指定的打擊對象成為「受難者」的共同命運。她經歷的是前所未有的名為「革命」的大規模的群體性的迫害,傳統的男女兩性的不平等在其中的作用是其次。

編輯《文革受難者》書稿的時候,在「孫歷生」中的一處加入了「于光遠」的名字。這也有道理。寫一個歷史上的人物,需要介紹姓名年齡出生地職業等等以顯示真實性,其家庭和社會關係也是一個方面。何況于光遠確實屬於所謂「公眾人物」,可以寫到。

後來,2009年,在北京的一個國際文學會議上,我的發言是對比小說人物和其原型,以王蒙的《蝴蝶》為例。發言後一名美國教授提問:你怎麼能證明你說的受難者是真的?其時,孫歷生和其他幾名中學教師受難者的照片等資料剛在大屏幕上顯示過。會後有人跟我說:你應該請這位教授馬上給于光遠或王蒙打電話,他們兩人總不能說孫歷生是你編造出來的人吧。

看來,為了顯示孫歷生的真實存在,真需要提到她曾經的知名丈夫。不過,提出那種問題的背景是,一些西方和國內的教授要正面評價文革,提出毛澤東時代是「道德的時代」。顯而易見,孫歷生等受難者的「悲愴」故事會使得他們的「理論」無法成立。之前,已經有過文革的施害者矢口否認受難者存在。後來還有為了扞衛自己擁護文革的理論的人也來參與這種「否認」。二十世紀發生的迫害和屠殺,希特拉的大屠殺,斯大林的大清洗,都有過「否認者」(deniers)。這些年,隨着中國大饑荒和文革的千萬受難者被揭露,就出現了對中國人受難慘狀的「否認者」。

3、王蒙用莊子化解迫害

《文革受難者》書中關於孫歷生有11頁的描述,是經過數年調查才寫成的。北京大學鄭培蒂老師是孫歷生在女三中教過的學生,在採訪中告訴我孫歷生曾是于光遠的妻子,王蒙的鄰居,也是王蒙小說《蝴蝶》中人物「海雲」的原型。她記着孫歷生教學生唱歌的美好形象。原型研究是文學研究的方法之一。多少年來,學者和文學愛好者下功夫研究難以考察的莎士比亞和曹雪芹的生平,想從他們的生平中找到他們的作品的原型,對作品作出更深的解釋。《蝴蝶》是文革後文學的著名作品,我又碰巧調查了解了孫歷生的生平和死亡,可做有關研究。孫歷生和王蒙小時候都住在北京西四小絨線胡同自家的房子裏,小學一年級就在一個班讀書,都在十四五歲的時候就參加了「革命」,1957年都當了「右派分子」。《蝴蝶》是小說,裁剪原型的事實是應有的手段,不過,從取捨和改動之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用意。孫歷生被離婚時已經有三個孩子,是「組織」要求離婚的。《蝴蝶》中「海雲」只有一個孩子,成「右派」後主動要求和高級幹部丈夫離婚。「組織」逼迫離婚是廣泛使用的迫害手段,有三個孩子的「右派分子」妻子首先提出離婚太難被讀者相信,改成一個孩子是很聰明的做法。孫歷生在文革中受到殘酷折磨,小說則沒有寫。看來是為了配合另一篇同時發表的《布禮》(「布爾什維克的敬禮」的縮寫)中主人公對迫害的看法:「父母打錯了孩子孩子不應該記恨」。因為大家知道,父母如果用殘酷手法打死了孩子,也是要判重罪的。

王蒙聰明,他對原型人物的實事的改動確實有助於他要對文革迫害所作的解釋。此外,他還用了莊子哲學,《蝴蝶》篇名就來自莊子最有名的「夢蝶」的故事。莊子對人生的看法超然瀟灑。在莊子看來,生死如白天和黑夜交替,物質財富是身外之物。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說法。但是,不會有人愚蠢到想用莊子哲學為殺人犯和盜竊犯辯護說,既然「生死齊一」,物質財富也不重要,就不必對他們判罪和懲罰。文革後一段時間時髦說老子莊子哲學,如《蝴蝶》所作,當時有人私下說這是故弄玄虛滑過審查以求發表,而王蒙正善於此道。但是,今天孫歷生已經被迫害死亡45年多了,王蒙也寫了好幾本非虛構作品,他的自傳寫了他生平種種大小事情,甚至也簡單提到了孫歷生,但是,他從未詳述孫歷生的悲慘遭遇。

于光遠去世兩周後,是王蒙的八十歲生日。在一篇介紹其生日慶祝的文章中(胡新民:王蒙在文革中是怎樣挨整的?《共識網》),講述為什麼王蒙在文革中「一直平安」,引述了他們夫婦的話,是因為他們「一貫謙虛謹慎」,「聽毛主席教導」,「向農民學習」。該文作者用的是直接引文。從三十年前寫《蝴蝶》到現在,王蒙的認識又進了一層?他炫耀他的明哲保身訣竅的同時,也在暗示受難者們都是因不「謙虛謹慎」而遭難的嗎?

4、于光遠的迴避

十年以前,我已經了解到孫歷生在文革慘死,卻沒能找到她的死亡日期。檔案中顯然會有記載,但是要認識人才可能查到。所以這隻有找到她的家人才能知道。我試了各種辦法沒有結果,最後,只有給于光遠寫了信。他沒有回信。我在做受難者調查的時候,也曾給另外幾名地位和他相仿或者更高的人寫過信。因為他們的名聲和地位,收信地址不會錯,他們也肯定收到的。但是他們都沒有回信,和我寫過信的普通人中的回信率形成對比。但是,于光遠的女兒收到了我手寫的信的傳真件。傳真件上沒有任何附加的說明。她不知道是她父親還是父親的秘書或者別的人把我的信傳真給她的。她和我聯絡,我才知道了孫歷生的遇害日期。

文革後,1978年,孫歷生的女兒們為母親舉行了追悼會。她們發出了一百張請帖,到會的有幾百人,多是中學老師。其中有當時已經80歲的孫歷生小時候的老師,也有和她一樣在文革中慘遭毆打折磨的教師。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的校長高雲遭毒打後失去知覺,被紅衛兵送去火葬場。火葬場的工人發現他還有氣,沒有燒他。他的兩個同事姜培良和靳振宇都在1966年8月25日被打死了。高雲在追悼會後還來看望孫歷生的孩子,希望幫助他們。于光遠沒有出席孫歷生的追悼會。

于光遠的女兒說,多少年來,為孫歷生的死,只有一個人表示過歉意,是陸定一。陸定一是文革前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國務院副總理,也是文革中最早被「打倒」的四個高級幹部「彭羅陸楊」四人中的一個。孫歷生被劃成「右派分子」,原因之一是說了批評他的話。陸定一為孫歷生之死向孫歷生的孩子道歉。這個道歉和陸定一說宣傳部多少年來做的「就是整了這個整那個」一樣,沒有得到過正式的發表。

于光遠自己在文革中遭到「鬥爭」,被抄家,被從原來的住房中逐出。這些都在他1993年出版的書《文革中的我》中有記敘。那本書里沒有提到孫歷生。孫歷生的女兒還向我指出,書中有專章講述他的孩子,但是只寫在孫歷生之後的婚姻所生的孩子,沒有提起孫歷生的孩子,儘管書中寫到的有些事情她也在場。于光遠有五個女兒。其實對外人來說,根本沒有人知道他寫到的孩子哪一個出自孫歷生。他的這種刻意的小心的迴避,也許也體現了他內心的一種緊張?說明他是在有意迴避而不是簡單的忘記?

在追念于光遠的報道中,提到他晚年寫作很多,出版了「近百本書」,還留下了寫作用剩的兩千多個鉛筆頭。這鉛筆頭收藏是很生動的關於一個高壽筆勤多產的作者的情節。但是也會令人問:為什麼他從來沒有寫到孫歷生?崇高的社會地位,98歲的高齡,應該是一個可以談論人生所有經歷的年齡了,他為什麼還要迴避?他要迴避的究竟是什麼?

反右派,文革,中國人遭到的迫害和荼毒,規模之大,手段之多,史無前例。中國有長久的學校和教育傳統。前現代的精神導師孔子就是兩千多年前的一名教師。文革中,連女子中學的校長教員都被學生紅衛兵打死。我調查過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學,其中有三名校長和兩名教員被女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其中有孫歷生所在的北京女三中校長沙坪,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女十五中校長梁光琪,女十中教員孫迪,女四中教員齊惠芹。這既不能從傳統也不能從現實中找到任何藉口。王蒙寫小說可以在莊子哲學的雲裏霧裏侃上一氣,于光遠作為「社會科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很難這樣扯。顯然,曾經是他最親近的人的孫歷生的遭遇,使他無法解釋也無法自洽,只有迴避。

在八十年代,王蒙是「重放的鮮花」之一(這是一本當時得到平反後復出的作家的文集的書名),以後則地位和影響越來越大,行政職務做到文化部長。而于光遠,也是「享受了30年自由派的尊敬」。但是,在孫歷生的故事前,他們只是交了白卷或者半白卷。

5、陳壽仁老師的光輝

我很遺憾,《文革受難者》出版數年之後,我才認識了女三中的退休教員陳壽仁老師。她居然通過電子郵件找到了我,她的電腦技術在她的同齡人中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陳老師1954年在師範學院歷史系畢業,分配到北京女三中,和孫歷生在一個教研室。1957年,陳老師的丈夫,也是中學教員,被劃成「右派分子」,減薪去教職。他們夫婦忍辱負重帶着三個孩子生活。文革中陳老師也被「揪」出來,和孫歷生同在該校的「勞改二隊」中。1966年8月18日,北京第一個打死校長的學校的紅衛兵宋彬彬在天安門的百萬人集會上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對她說了「要武嘛。」第二天,在女三中,紅衛兵開始毆打折磨校長沙坪,直到深夜。8月20日上午,全校大會「鬥爭」「牛鬼蛇神」,沙坪在會上被打死。毒打沙坪的時候,孫歷生和陳壽仁等老師也都跪在沙坪旁邊挨了打。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陳老師也和孫歷生都被關在學校里「隔離審查」。他們是「難友」。

和王蒙和于光遠不同,陳壽仁老師既不是名人也不是大官,但是她堅持真理守護良心。她不為名利也不為出版(因為不能),做了仔細的回憶和調查,寫出了女三中文革的全貌和所有被侮辱被折磨被「鬥爭」直至被殺害的人的名字和故事電郵給我。

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1966年,紅衛兵高潮的「紅八月」中,校長沙坪被打死。數學老師張梅岩和體育老師何瑾被抄家侮辱後「自殺」。我在這裏加上引號,因為即使他們確實是自己了斷了自己的生命,也絕不是平常意義上所說的「自殺」。在該校校內,還有一個不知姓名的男人,紅衛兵說是「老地主」,被活活打死。紅衛兵還毒打和逼迫學校對門一個住戶馬寶山的妻子在他們面前吊死。她是七個孩子的媽媽,被說成是「破鞋」。

1968年,學校「革命委員會」領導進行「清理階級隊伍」和「鬥批改」。一批老師被作為「特務」「現行反革命」遭到關押和「鬥爭」。所謂「特務」,根本就是沒有的事。所謂「現行反革命」,是一位體育老師在家中做完針線活後,順手將針別到貼在牆上的報紙上的毛澤東照片的空白邊上。

在孫歷生去世前,化學老師方婷芝也被關在學校,她被說成是國民黨「特務」。6月11日晚上宣佈第二天下午要對她召開全校「鬥爭大會」。12日中午她端着一個茶缸走出校門穿過馬路時被13路公共汽車撞死。「革命委員會」宣佈她「畏罪自殺」。陳壽仁老師認為方婷芝並非自殺,是因為神經緊張一夜未睡而出了事。但是方婷芝的丈夫鋼鐵學院教授高詒善先生知道方婷芝的死訊後,於第三天(6月15日)真的自殺了。家破人亡。

陳壽仁老師說,在孫歷生死前的晚上,在校中東配殿(該校原來是帝王廟)最北端的教室里,召開了教職員工的質問會。陳老師也在會上。孫歷生跪在地上,被指控為「沒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結束時,「革命委員會」主任雙手叉腰,宣佈要在第二天下午召開全校大會,給孫歷生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第二天中午,陳老師和一起被關的同事不見孫歷生來吃午飯。後來他們聽說她吊死在廁所里。

盛荃生老師1957年時是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黃藥眠的研究生和助手。他和黃教授都被劃成「右派分子」。文革中盛荃生也被指控為「沒有改造好的右派」,說他「繼承了黃藥眠的衣缽」。不斷地對他進行批判鬥爭,威脅說要給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導致盛荃生精神錯亂,言行不正常。「革命委員會」主任罵他「他裝瘋賣傻」並繼續批鬥。盛荃生由精神分裂症發展成瘋子。從那以後直到2005年去世,他的多數日子是在安定醫院度過的。

陳老師還列出了該校有七名教職工的配偶在文革中被害死。

於曉岩的愛人齊XX,四十一中校長;

孫靜的愛人何XX,外國語學院老師;

邵貞悌的愛人,人民銀行幹部;

張翰的愛人馬特,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方婷芝的愛人高詒善,北京鋼鐵學院教授;

何世瑾的愛人,北京安定醫院醫師;

王秉純的愛人,某小學老師。

女三中一個中學(文革後改名159中學),就有一名校長加四名教員被害死,還有一名教員被迫害成瘋子,有七名家屬被害死,有至少兩名外校人員在校中被打死(該校紅衛兵在校外打死的北京居民還未知)。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文革對這個學校,對整個社會,進行了多麼殘酷的殺戮。

陳壽仁老師說,1960年代初她問過孫歷生:「你為什麼反黨成了右派啊?」孫歷生說,她看到了一些內部資料,和人議論了,被報告了,成了右派。陳老師又問:「你為什麼離婚啊?」孫歷生說:「他要離。我也願意離,免得影響他。」1966年8月20日上午「鬥爭」和打死了校長沙坪,孫歷生和她都是「勞改二隊」的,跪在沙坪的東邊。

回顧孫歷生的一生,一定會發現她經歷了太多的背叛。她加入的黨背叛了她,她的第一個丈夫背叛了她,她的同學和朋友(那人文革中當了「革命委員會」主任)背叛了她。但是陳壽仁老師作為一個與她無親無故的普通歷史教師沒有背叛她。陳老師堅持寫出了真實的孫歷生之死,寫出了女三中的受難歷史。這是浸透了無辜者的血的歷史。陳老師也才是一個真正的歷史老師。

我和陳老師在網上認識幾年後才見到她。她已經年近九十,曾患癌症,但我見到她時,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二十歲,機智,靈活,精神煥發。看到她,讓我相信,心裏有「真」和「善」的人,外形也會「美」。

6、孫歷生之死成為歷史「三稜鏡」

以上所寫,很多是孫歷生去世之後發生的事情,圍繞着怎麼認識怎麼看待怎麼敘述文革歷史發生的事情。我曾把這些稱為「歷史的歷史」。

在這裏,我們會看到,孫歷生像一個歷史的三稜鏡,分離出了一些對歷史和迫害的相當不同的態度和持有這些態度的人,就像三百年前牛頓用三稜鏡把人們認為的「白光」分離成了七色光。對孫歷生之死,有堅持迴避的于光遠,有使用了從「莊子夢蝶」的高雅典故到「父母打錯了孩子孩子不應該記恨」的通俗比喻來淡化孫歷生死亡血跡的王蒙,有否認孫歷生其人存在的美國教授,有堅持想要弄清母親死亡真相的女兒,有道歉而得不到公佈的副總理陸定一,有同命相憐的高雲校長,有深深記得她美好形象和氣質的鄭培蒂老師(她在文革中也遭到殘酷迫害,文革後在電視上教英語而給觀眾留下了美好印象),還有心胸寬廣仁慈堅持真理的陳壽仁老師。在這精神的「光譜」上,我們看得到有好有壞的不同的人和價值觀念。這是文革造成的社會心態的一部分,也應該是文革歷史更深的一部分。

在這個「光譜」的左端上,是最近受到審判的薄熙來。他的反歷史行動,實際上也和孫歷生相關。

7、薄熙來的「反歷史」行動

1966年,薄熙來是中學生。薄熙來兄妹在1966年8月當了紅衛兵,參加了紅衛兵暴力行動。這在當時不算特別的事情。實際上,我在調查中沒有發現有可以當紅衛兵而拒絕當的人,也沒有發現沒有受過暴力鬥爭的校長。但是薄熙來後來有了權勢的時候做的事情,希望不是老紅衛兵中平常普遍的事情。薄熙來邀請了一些北京的中小學教員到他的領地大連過夏天。其中有被他妹妹抄家砸爛了所有東西的老師,有文革後參加追查女三中紅衛兵暴力事件後遭到制止而只好中斷的老師。「招待得非常好,」一位老師說,「離開時還送給每人一箱禮物,很好的禮物。」對老師的要求呢,就是不要再講文革的事情。

2000年,一名被紅衛兵學生打死的中學校長的兒子和我談話。第一次談話很順。文革一開始,他因為是「革命幹部子弟」,當了紅衛兵,參加了抄家打人。但是他的母親是中學校長,很快就被鬥爭,被關押,被剃「陰陽頭」,在「紅八月」末被活活打死。他的好朋友的父親也是一名高級幹部,朋友和他一起當過紅衛兵,兩年後朋友的父親「自殺」了。實際上這也是文革時期幹部子弟中很典型和普遍的遭遇。他談到這些,也談到自己母親之死給他造成的內疚,因為他畢竟也參加過對別人施暴。我和他約好再談一次。但是第二次他不願再談。他說,他告訴了他的哥哥他和我的談話。他的哥哥要他不要再和我談。哥哥說應該學習薄家的子女的做法:他們不談,他們識大體。

薄熙來的母親在他父親被「打倒」後,在1967年1月「自殺」了。

這位哥哥表達的意思也很清楚。顯然,對文革迫害事實,有着很不相同的看法,而不同的看法來自不同的道德和價值觀念,並且導致了對事實的不同說法和做法。母親的死不見得會使某些人否定文革的迫害原則,對他們來說,重要的只是他們自己有權力控制他人的生死。

正因為如此,歷史寫作變成複雜的事情。也正因為如此,我們需要在多層次上觀察和記錄歷史。回顧歷史寫作中的這些「歷史的歷史」,請讓我在這裏再向陳壽仁老師致敬,也再向女三中的文革受難者們表示哀悼。

王友琴

2013年10月

附:《白花丁香樹》,作者於小紅。

看到白花,我常常想到永遠年輕的媽媽,還有我的姥姥。

丁香樹,我告訴身邊的人去買來種,一定要白花的,他種了許多丁香,白丁香開了竟然沒跟我說,所以我得講講姥姥的故事,他就會記得告訴我。

在一個動盪的歲月里,媽媽像蝴蝶一樣地飛離了。小絨線胡同姥姥家院子裏,在那棵丁香樹下,姥姥給我們講故事,在那棵樹旁,她將外孫女們帶大。花開花落,院子裏,還有花椒樹、石榴樹,那棵不堪回憶的石榴,媽媽的石榴樹。

蝴蝶

買到了最後幾張飛機票,最後幾張,差一點我就不能帶兒女回北京送爸爸。

爸爸于光遠(7/5/1915–9/26/2013)躺在白花中,廳內許多花圈,有國家領導們送的,有他老學生和朋友的,「悼念于光遠同志」,可是我們上海本家性郁,他本名郁鍾正,我出生登記上是郁小紅。追悼儀式後,帶着小孩跟着靈車去了八寶山,第二天,我們去媽媽那兒禱告「爸爸即使想來也永遠不能來了」。

媽媽孫歷生(5/28/1934–7/12/1968)的碑上刻着一隻蝴蝶,一隻,不是兩隻。

(小絨線胡同鄰居是當了文化部部長的王蒙,他妹妹和媽媽是同班同學,這種關係或許影響到王蒙小說《蝴蝶》中的故事。)

小黨員大眼睛

媽媽是家裏老四,姥爺曾是北京三中校長,後往北京工業學院當化學系主任,1949年前曾涉嫌包庇「先進學生」。姥姥相夫教子,大舅舅得到輔仁大學獎學金去讀書了,大姨參加了八路軍,後來被派回京發展地下黨員(1948),媽媽和小舅舅成了最先發展的對象,之後大姨返回部隊,小舅舅瞞着家人參軍解放東北。1949年前(12/1948)媽媽就入了黨,成了當時最年輕的14歲黨員,她出去散發傳單,姥姥叮嚀「注意安全」偷偷地跟在後面放哨。

1949年後,大舅在天津當教授,大姨和小舅留在東北,媽媽成了學生會幹部,上了高中,畢業後留校工作,從此媽媽一輩子的命運就和第三女中牽連在一起了。

爸爸來校宣傳講話時(1952),一眼就喜歡上了媽媽的大眼睛。爸爸說他有次在公車上又看到了「大眼睛」,一起下了車,媽媽說她就住在附近。爸爸提議一起到家裏看看,愛苗從此萌發。爸爸比媽媽大十九歲,地位也相差太多,由於他的幽默詼諧和體貼,姥姥和姥爺的強烈反對終於變成了衷心的祝福,諸多顧慮也轉化成面對未來的堅毅。相信姥姥當時對媽媽說了「孩子,你要嫁給你愛的人就只好由你去了」,姥姥沒說出口的是「孩子,萬一你以後遇到了大麻煩,我只能盡力了」。(果然,我們三個能有今天,許多功勞該歸於姥姥的慈祥和堅毅,在後來悲慘痛苦的歲月里,姥姥擦拭了我們的眼淚,她堅強地撐着祖孫三代。)

媽媽跟着爸爸住進了中南海,在那裏懷了我,為了有人能照顧,大家搬回了小絨線胡同姥姥家。我一出生(11/6/1953),奶奶也從上海趕來,因為爸爸曾參加革命多年沒音訊,年近四十才有了我。爸爸稿費多,我們過了四年的和睦溫馨家庭生活,可惜我不懂事。

丁香樹下梳頭

我人生最享受的記憶是被媽媽梳頭髮,院子丁香樹下,她輕柔地梳、慢慢地梳。

媽媽被保送到中央黨校(1956)。在「大鳴大放」期間,爸爸曾到國外工作,媽媽無意間跟同學說的幾句話,例如「陸定一這人有點粗暴」作為罪證,被劃成「右派」開除出黨(12/1957)。父親說此事與楊獻珍有關。他在一些學術問題上得罪了楊,那些人沒有機會整他,於是向媽媽下手,因此爸爸很後悔同意媽媽進黨校。

在那之前,家裏有保姆,我不喜歡保姆給我梳頭,有被殺豬拔毛的感覺,姥姥一聽到「小豬叫」,就會接手過來給我梳頭,但還是媽媽梳頭最舒服最享受。

我最近60大壽,頭髮有白的了。媽媽一生沒有半根白頭髮,可是我寧願看到她白髮蒼蒼的樣子,可惜我沒有那個福氣。

好日子不長久

我和妹妹的到來讓小院子裏充滿了快樂,舅舅姨叔家的孩子也來一起玩。孩子多,姥姥辭去了義務掃盲工作,雇了保姆,又收養了一個智障女孩。家裏很擠,姥姥的床變成了個通鋪,孩子們和她一起睡。

白花丁香樹下,一群孩子小桌上分批吃飯。爸爸的《政治經濟學》稿費可觀,買來木馬、小自行車、蹺蹺板,小院子就像個小托兒所。

好日子不長久,23歲的妻子被劃右派(12/1957),父親說他曾寫信申訴,然而「孫歷生」和一大批反右擴大化的被某中央領導大筆一揮「這些人不劃右派,什麼是右派」?無從再議,整批人全被劃成右派。反右補課時(1958),爸爸他自己也遇到了大麻煩。

媽媽被送勞改(1/1958),去紅星農場和「天堂河」農場。媽媽生病回京治療,而且爸爸當時還沒有真正太倒霉,兩個人還能在一起,給我們照照相。

好日子不長久,妹妹小康(1/1956)就只有兩年的好日子,妹妹小蓓(1/1959)的好日子要等到她成年後。

蝴蝶結

爸爸有了自己的家,在沙灘中宣部里。和妹妹們不同的是,我生活在被擁寵和被鄙視的反差中。如果爸爸的外事活動等需要「小女主人」陪伴時,他會來把我帶走。我五歲多開始有了記憶,片斷而深刻的記憶,電影般地在腦里重複着。爸爸和他周圍的許多人:秘書、司機、學生、同事。。,儘管媽媽被勞改還是寵着我,因為我長得像媽媽。我有漂亮的小皮鞋、呢子外套、帽子等等。爸爸接我時,姥姥會把我打扮好,頭上扎蝴蝶結。

有時我也會在爸爸那兒住幾天,爸爸會找遠房表姐放學後來陪我。但若父親整天開會不在,諾大的屋子就只有我一個人,在巨大的書架間四處張望,孤獨無助。

大屋子裏巨大的書架間,四處張望的,還有瘦巴巴、餓兮兮的小老鼠。困難時期,連小老鼠們也要找東西吃。

有一次,平常來陪我的表姐沒來,天黑了,房子裏什麼吃的也沒有,只找到了一瓶濃縮桔汁,哭一聲喝一口,哭累睡着了,醒了再找點兒水喝,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爸爸才回來。

石榴樹

四合院裏那棵盆栽石榴樹,是媽媽喜愛和掛念的。

我猜:這棵石榴樹是姥姥和姥爺在媽媽小時候種下的,跟着媽媽一起長大,人在樹在、人旺樹壯,難怪媽媽大禍臨頭、前途莫卜時囑咐了姥姥:「看看窗外石榴、便知女兒安危」。

小康和我站在石榴樹前,這張相片看來是媽媽把我們裝扮好了後,叫爸爸給拍的。不知道拍完相片後,她是不是回到農場去了?

那石榴樹的影子,就是媽媽的影子。

無奈離婚

不放心懷孕的妻子勞改,爸爸會甩掉司機,自己騎車百里送去營養品,因此被舉報「不與右派妻子離婚,瞞着組織相會」。被定為「中右」後,爸爸面臨更大的組織壓力:要求離婚不許再見面。苗條的媽媽五月身孕瞞不了,組織上認為「幹部離婚則可挽救」,明知人妻懷孕強逼人夫離異。

不聽勸阻的探望,以爸爸的地位,勞改農場不得不讓相見,但父親走後,媽媽得到的待遇更差。別人讓你隱瞞懷孕事實你偏不瞞,若媽媽堅持不離婚,她勞改犯也沒有自己去醫院墮胎的自由。再不離婚,爸爸可能被劃成右派,孩子們怎麼辦?家人議論後由媽媽提出離婚。大舅舅建議肚中嬰兒以后姓孫,由他收養,但爸爸堅持孩子姓於。姥姥說無論大人下場如何、孩子都由她帶。大環境迫使下,媽媽挺着身孕去了法院,婚姻法「懷孕期間不能離婚」法官視而不見,我和大妹妹判給了姥姥。

(合法婚姻中懷孕的三妹在檔案中消失,這在爸爸遺體告別時得到了證實,姊妹五個在中組部記錄里只有四個。爸爸去世後大妹妹小康和我替爸爸寫了一份檢討,他為黨忠心耿耿七十年,請組織調查誰隱瞞了這個孩子:若父親有隱瞞之錯,則請組織原諒他。若非父親之錯,整人的人估計全已離世,此事只好成為一樁無頭案。我們目前不知道這份檢討如何上交。)

媽媽臨盆,全家在院子裏等消息。上氣不接下氣,姥姥收養的女孩跑進來報信,爸爸一手抱起小康,一手拉着我往醫院跑。媽媽勞改期間營養不良,嬰兒不足四斤,從醫院出來,沉思中的爸爸在醫院門口狠狠摔了個跟斗,然而我們都不敢笑,平常時會和我們一起鬧的他,坐地許久才站起來,這件事牢牢地刻在了我的腦子裏。

三年饑荒,哀鴻遍野,牛奶不夠,媽媽在勞改農場,初嬰的哺乳讓姥姥費盡心思。家裏養不起保姆,孩子們姥姥自己帶,小蓓吃的多是黃豆和米的代乳粉。姥姥在院子裏養了雞,雞也沒什麼東西吃,老房子土鱉多,小康就抓來餵雞和嚇人。小蓓夜裏不停地哭,一年下來姥姥的牙掉一半。中宣部組織打來黃羊肉,爸爸分到就會設法送來。

天堂河

媽媽產後沒有休養,又開始了勞改的強體力勞動,病倒了農場也不准回家,她捎話說想看看孩子。姥姥讓我穿了小姨小時的破布鞋(姥姥自己縫的)和舊棉襖。我不知道為什麼去見媽媽得穿成這樣,我從來也沒有穿過這樣的舊衣服,不肯穿,姥姥解釋說我們要去鄉下就得像個鄉下姑娘。

我很久沒有見媽媽了,姥姥說她病了,病了為什麼不回家、去醫院呢?我們去見媽媽,是不是接她回家?爸爸有汽車,我們怎麼接?要去的地方是什麼樣?我喜歡刨根問底、問為什麼,大人不管懂不懂也會回答點什麼,可是那一天沒人理睬我、答也不答。姥姥只是一路上跟我說到了以後千萬別多說話、別亂動。記得姥姥煮了雞蛋烙了兩張餅,白面加蕎面做的雙色餅。(那時沒有什麼白面,蕎面裏面有雜物,吃起來沙沙的。白面都留給我們孩子吃,姥姥他們吃蕎面)。我們換了幾次車,走了很久很久,我第一次走那麼遠的路,但是不敢喊累,媽媽到底怎麼了?

我們最終走到一個像是倉庫、又像是廟的大房子,裏面黑洞洞的,可以看到房梁,房梁之間有巨大的蜘蛛網。我怕蟲子、更怕大蜘蛛,緊緊拉着姥姥的衣服躲在她身後。看到媽媽時,她正在照顧一個被機器軋傷的人。一張破木床上釘着簡易牽引架,看起來像個巨大可怕的刑具,那人纏滿繃帶、手腳綁在架子上,我們只能看到他雙眼,媽媽跪在地上餵他米湯。(這木床讓我多年惡夢,醒後思考其用途)。看管人員吆喝着要每人回到自己的鋪位,媽媽沒有理會。姥姥拉着我一動不動站在門口,直到媽媽餵完米湯,走向自己鋪位時看到我們,我們才獲准進去。纏滿繃帶傷者的眼神和呻吟,媽媽的堅忍,看守人員的呵斥和鄙夷目光,讓我一下子感到了莫名的恐懼,至今想不出恰當的語言來描述。我,一個生活在天堂的孩子,突然看到了地獄。

媽媽看到了我,愣了一下,抱我可能是抱不動,把我摟在懷裏。媽媽看到我的打扮,拿起梳子給我梳頭,開始掉眼淚。姥姥趕緊拿出我們三人的照片,一張接一張:我作為「小女主人」在宴會中的照片、小康淘氣的照片、小蓓胖嘟嘟的照片,讓媽媽高興起來。媽媽給我梳好頭髮,剝了一個雞蛋給我,我沒要,塞進了媽媽嘴裏讓她吃。

整整一年,我不記得媽媽回過家。

小妹妹叫媽媽

三妹小蓓出生之後一直由姥姥撫養,已經會走路說話了,還沒曾見過媽媽。

媽媽從勞改農場回來,一進門,小蓓和媽媽兩人第一次眼光相對,小蓓叫了聲「媽媽」,媽媽很是驚奇,小妹妹怎麼認得她?媽媽隨即把感激的眼光投向姥姥。(家裏相片多,姥姥常把媽媽的相片給小妹妹看,一遍又一遍地教。)

丁香樹下聽故事

1960年春天景山學校成立,爸爸給我報了名,六歲的我上學了。

同學們多是大院的孩子,但是我每天要從姥姥家坐公共汽車去學校。有一天某老師問起我住哪,一旁教務長劉老師搭腔:「她是于光遠的女兒,爸媽離了婚,媽媽是右派,她姥姥。。。」。同班同學多年後還記得我打轉的淚珠,我從此不和這劉老師說話。我喜歡上學,尤其是數學,但是上學最初的幾年不太愛說話,我知道我和別人不同:「右派的兒女」。

兒時大家愛聽故事,每天傍晚,因為要讓姥姥快點兒在丁香樹下開講,吃完飯後孩子們會積極地洗碗收拾,大家坐小凳子聽姥姥編纂她的俠義故事:「十三妹」「七俠五義」等等好聽的。

十三妹她們武藝高強,姥姥一定是希望我們將來有很好的本事,而且勇敢。

善良而不勇敢是沒有意義的。

二次姻緣

離婚時媽媽只有二十四歲,她單純、善良、樂於助人,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身體不好,她成了大家同情的對象:車拉不動,大家會幫着推一把;挖渠挖得慢,你一鍬他一鍬,很快也就挖好了。感受到了大家的關懷,媽媽勞累下恢復了些笑容。1960年饑荒惡化,勞動的強度增加,這時一個同齡的小伙子進入了媽媽的生活:聶寶珣,北京三十一中歷史老師,其父親為北大歷史學家,不知何故被劃成了右派。聶叔叔儘自己可能幫助保護着媽媽,在勞改農場旁邊的法庭里,他們結合了。

同一個法庭,一年半之前,媽媽遮掩着隆起的腹部,被迫離了婚。

媽媽懷孕了,饑荒時期在勞改農場生孩子,必須有極大的勇氣。媽媽和聶叔叔決定把這個孩子生下來,這急壞了姥姥和聶老先生。聶老先生注意到兒媳的賢惠和好學,因此幾乎傾家蕩產的給她提供營養。聶叔叔相對來說比較自由,每月可以回家一兩次,沒有聶家父子,媽媽在那個年代是活不下來的。聶老先生與小孫女生日相同(1961),因此取名聶祖同,兒子兒媳勞改期間,聶老先生撫養我這個妹妹小同。媽媽懷胎,儘管有聶老先生相助,農場惡劣的生存環境仍然造成初生嬰兒的發育不良。產後身體虛弱,媽媽得了心包炎被送回了北京,不能從事重體力勞動,被安排在女三中地下室種蘑菇

半個小窗透着一點兒光,潮濕陰冷、黑漆漆的地下室里,只有媽媽一個人。

我在景山學校念書,中午有時會被爸爸接去吃午飯,放學回姥姥家。白塔寺電車站在女三中門口,我有時就會到女三中地下室找媽媽,幫忙植放菌種。一邊幹活,一邊說話,也會把爸爸口信轉述給她,他們在姥姥家見過面。六一年底媽媽摘了右派帽子,但不允許教書而被安排在資料室工作。作為摘帽右派,她還得經常寫思想匯報。她和聶叔叔的住處離姥姥家不遠,從女三中出來先要經過姥姥家才到她自己的家。小同是聶家寶貝,聶叔叔對我們很好;聶老先生疼愛兒媳,同時善待我們三個。母親帶我們去過聶老先生的家,我至今記得他書房中厚厚大大的線裝書。

媽媽在資料室工作後,放學路上我們經常能遇到媽媽,一年中約有一半時間,媽媽出門永遠圍着一條醬紅色的頭巾,穿着一件皮外套。1962年我八歲,小康開始上學,我每天帶着她往返學校,我們一下車就會在人群中追尋醬紅色頭巾,找到就跑上去從後面抱住媽媽。一開始我們能摟住她的腰,後來達到她的肩膀,最後能用雙手蒙住她的眼睛了(1966)。

蒙住媽媽的眼睛,要她猜是誰,我們一天天長大,長高了。

見面任務

作為最大的孩子頭,我第一個任務:從爸爸那兒取來生活費給姥姥。

大約是1962年秋天,爸爸也結婚了。爸爸中宣部裏面的家中,我們有了一位孟阿姨:很洋氣、不愛笑、不愛說話。後來,爸爸家的小東妹妹出世了。我帶着小康上學,中午飯跑到東四買小吃,在一次受了騙之後,改到中宣部食堂吃午飯。我們和同學一樣,有時吃五分錢一份的大鍋菜。兩毛錢一份的腔骨熬白菜西紅柿炒雞蛋算是上好的飯,每個星期一樣吃一次。每個月我和小康星期天會到爸爸家一次,孟阿姨對我們很客氣,從來沒說過我們,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從來沒有把爸爸那裏當作我們的家。

爸爸不來姥姥家了,我多了第二個任務:帶小蓓去見爸爸。

中宣部大食堂里開出了個小套間:小灶,領導們可以吃到炒菜,孩子們吃不到。爸爸基本上不來食堂,但偶爾會和幾個叔叔來吃飯談事情,那時爸爸會在大食堂找我,告訴我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帶小蓓等他。我們最常見面的地方是大一路的公共汽車站,一般是下午,爸爸跳下車來抱起小蓓親一口。分手離開時,我們固定方式是他伸右手,用食指和中指夾一下我們的鼻子。他有時會從兜里掏出些糖果,有時一支筆,這種見面方式一直持續到文革開始。

冬天有時很冷,長安街上風很大,腳指頭耳朵都快凍掉了,我們數着:一輛,兩輛,三輛,……數公車過去了幾輛。

我那時還不懂為什麼我們見面得這麼秘密。爸爸從來不會先到車站等我們,我們得等着他,他有時遲到,我們的約定是不見不散,他一定會來。不過有時等他等很久,終於他從車上跳下來,第二輛車一到就匆匆上車走了,像是怕被人看見。間隔不到幾分鐘,如果中間放走一輛車,時間就算是長的。1966年五月,中宣部的閻王(部級幹部)和判官(處級幹部)先被打倒。到了六月,不少同學去串聯了。文革開始後,我們呆在姥姥家,爸爸又經常沒自由,找我安排和小蓓見面就變得很少了。再後來我和小康都離開了家,靠好心人幫忙爸爸和小蓓的見面地點就改在長安街上的國際電報大樓。到他晚年「坐輪椅,走天下」總也忘不了約上小蓓見個面。

媽媽偷偷回家

媽媽在女三中從1966年開始就挨鬥,沙坪校長死時她已失去自由,每次放出來回家取東西,她就會匆匆來看姥姥和我們一眼。

這一次她偷偷回來看我們,也在姥姥梳妝枱上放了錢。(離婚後,媽媽每月從微薄工資中拿出十五塊錢放在姥姥梳妝枱上)。

媽媽通常只穿白襯衫,沒有斑斑點點的襯衫,所以我們一下子就知道了媽媽受折磨了。

她身上總是看到大塊的瘀青,我們看了心疼,她就會輕描淡寫的說是血管脆弱,比別人更容易青紫,反而挨打比較少,別的老師挨的打比她嚴重的多。當姥姥問起那些人怎麼打人,媽媽就把孩子們支開,不讓聽。

來了小板車

1966年8月某天下午,戴着紅袖章的大媽們來了,她們推着小板車,在胡同里挨家挨戶發麵粉,指派接待串聯的學生人數(例如每家十人)。她們用秤桿,按學生人數派發給多少斤兩的白麵粉,告知要給紅衛兵做飯吃。

人生一切都是不可預料的命運,街坊大媽派發麵粉的時候,正巧大姨家的女兒從瀋陽來了。

表姐她比我大一歲,穿着軍裝、軍帽、袖章、胸章、扎着皮帶。看着同齡人走南闖北,人家正牌老子英雄的紅衛兵,威風凜凜、大有作為的樣子,令人羨慕。表姐拉了我說「你怎麼不當紅衛兵?」我弱弱地答「媽媽」,她遲疑了一下子(明白媽媽是右派)就不再說話了。

我們拿了三個盆子接了麵粉。看到表姐風塵僕僕的樣子,姥姥本想留她在家吃飯,沒想到她一轉身就沒了蹤影。姥姥說「表姐沒能在家吃飯,我們蒸一次包子給別的串聯孩子們吃吧,他們太苦了。光是白菜沒油不行,你去買些肥肉吧。」胡同口的肉店五點關門,我先去買了一塊肉,然後把面揉了隔夜發了。

(日後感想:如果表姐沒在那關鍵時刻出現,我們就不會蒸菜肉包子。如果她留下來,第二天,正牌紅衛兵或許可以阻擋鄉下雜牌軍,姥姥或許不會被打得那麼慘。)

菜肉包子惹麻煩

第二天一早,我幫姥姥和小姨剁了一大盆白菜拌了一些肉進去,蒸了一百多個菜肉包子。中午開飯了,包子一搶而光。

聽說有包子吃,更多紅衛兵從別人家跑過來。因為我們包了包子,別人家吃的是饅頭鹹菜,吃了包子的佳木斯六中紅衛兵就認定我們是地主、資本家。吃完包子後,他們開始到處搜,最後翻出一張房契,他們說這是「變天賬」。

這幫學生沒穿軍裝,算不上正牌老子英雄的紅衛兵,也沒有銅扣皮帶好抽人,於是拆了板子打人,跑到附近鄰居拿了三四把鐵鍬、拔了玉米稈,有人開始挖地,有人把玉米稈折半、抓着頭尾成雙棒抽人(不知他們鄉下孩子是否如此對待牲畜),姥姥的薄衫被打成一條條掛在背上。

姥爺當時已經在工業學院被審查,家裏只有姥姥、小姨、我們三個孩子、還有小姨剛剛生下十天的小表妹。姥姥被剪了陰陽頭,烈日下跪在地上被板子打、被玉米稈抽。比我大九歲的小姨生完孩子才十天,她也被他們拉出來在烈日下罰跪,嬰兒在南房裏哭啼沒人管。

看熱鬧的人說我媽媽是右派,就在附近的女三中,結果一群人跑到女三中把媽媽押來。據妹妹小康所述,媽媽一進來就自己跪到姥姥身邊,看着他們自動「坦白罪行」,他們下手就減輕了。

我們被命令罰站,家裏一切被打碎之後,他們挑破了房子的頂棚,挖開房子裏的方磚,掘地三尺。坑挖得三四尺深,小蓓嚇得緊緊攥着我的手,以為要被活埋。姥姥在我和小康身上藏了錢。自從姥爺被抓走,姥姥就做了最壞的打算,教給我和小康怎麼自己想辦法生存,萬一發生了什麼,別丟了小蓓。那救命錢是綁在我們身上的,我當時真怕他們搜身,一直在想如果錢搜出來怎麼逃,我想我們一定會沒命。

第一次做飯

從中午打到晚上,紅衛兵們累了,撤走了,媽媽也被拉走了,姥姥被打得後背血肉模糊。我和小康搬來床板,放在坑上,讓姥姥趴着。中午包子被搶光了,我們一家從早上就沒吃、沒喝、沒上廁所。姥姥呻吟着,叫我找水給她。紅衛兵們喝完水,把暖瓶玻璃杯也都丟到坑裏砸了。我只找到一隻搪瓷碗裏有點喝剩的水,餵姥姥喝了。姥姥掙扎着叫我給全家做飯吃。這是我第一次獨立做飯。我和小康找來一個蜂窩煤爐,火點不着。撕破的書,打爛的家具比比皆是。我們花了好長時間用書和家具點起了一堆火。幸運的是在一個罐子裏找到了一點米,南房後院夾道棚子裏,姥姥有一壇剛剛醃的雞蛋沒被發現,我們煮了粥和雞蛋。

那天晚上,姥姥趴在坑上的板子上,我們睡在屋檐下的廊子上。

姥姥臥床不起了。從那天起,我成了整個家庭的頂樑柱,每天往返於牛棚之間傳遞着親人們的消息:姥爺、爸爸、媽媽;去姥爺單位領生活費,煮粥、做飯。小姨父是現行反革命,不能回家。小表妹沒人帶,我也得幫忙。帶着小康推着竹子小童車,變賣了家裏打爛的東西來貼補家用,把土填回紅衛兵在房子裏挖的深坑。

爸爸能給姥姥的錢也只有幾十塊了,幸虧姥姥藏了一些錢,藏在我們這些女孩身上的救命錢。

第一次縫衣

爸爸家的小妹妹小慶這時候快出世了,姥姥讓我找出抄家沒被拿走得一塊花布說「那個孩子不管怎麼說,也是你們同父異母的妹妹,他們現在也遭難了,你幫着我,咱們縫個小被子,小棉襖吧。」姥姥趴着,縫不了,我的針線活就是這麼一針一線開始學的。

爸爸的稿費大多用於買書,他當時有二十幾萬冊藏書,我們也要幫繼母把書籍當廢紙賣。他們必須搬家,書只能這麼處理。精裝書是不值錢的,要把書皮扯掉才能賣。小康跟着我賣書,我們每天得去賣至少兩小車書。只要沒看見,小康就躲起來,在那些書消失之前多看幾個字。我們一家人就這樣度過了1966年。爸爸似乎是選擇性記憶,多少年後他寫《文革中的我》,只寫了他可以「阿Q」一下、感覺自我勝利的內容。我希望我的事實陳述可以作為他那本書的補充。

遭殃的胡同

我從早到晚忙,沒有告訴姥姥我看到了些什麼,也沒有去關心自己家以外的事。直到有一天,姥姥讓我放下手裏的活,和我說起其他人。姥姥家住老門牌26號,25號住着小梅一家。小梅愛跳舞,會用腳尖走路,是我胡同里的小朋友。姥姥一說,我想起很久沒有看到過她了。姥姥讓我去找老保姆打聽,他的父母被打死了,她不知被誰領走了。姥爺的弟弟和弟妹住在28號,他們被趕回了滄州老家,說是地主,老家的人說他們餓死了(沒有給他們分糧)。二姥姥很胖,死的時候皮包骨。27號一牆之隔住着王蒙,王潵一家。他們家的小孩以前和我一起玩,如今誰也不會來往了。

老雲南白藥

媽媽又一次被放出來回家,應該是拿換洗衣服的,被允許的時間有限。看到她的白襯衫又斑斑點點了,姥姥就讓我找出換洗的衣服給她。

媽媽僵硬地慢慢地把衣服脫下來,趴在板子上的姥姥指揮着我,在一個角落裏找到不知存了多久的雲南白藥,姥姥爬不起來,也掙扎着給媽媽清理傷口、塗藥。她們叫我去洗衣服,把我支開好說悄悄話。

我洗了很久,衣服上的血跡怎麼也洗不掉。

因為媽媽停留的時間長了些,她沒能回到自己家裏看小同妹妹就直接回學校了,姥姥叫我們到她家探視,因為她家大人只剩聶老夫人了。

「不管別人說什麼,你們的媽媽是最好的人,你們長大必須幫助她」。姥姥經常告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千萬不能學媽媽,她太容易被害了」。

糧票的牽掛

媽媽每個月都會回家拿糧票,如果過了一段時間沒取,姥姥會很擔心,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沒有媽媽學校里的信息。

我們常用的白塔寺公車站就在女三中附近,我們想進去探探消息,可是門口掛着「女三中革命委員會」的大紅字牌,還有紅衛兵出沒,徘徊了幾次也不敢進去。

石榴花落

牛棚中歷盡折磨的媽媽走了(7/12/1968)。她怎麼死的我們不知道,只知道整她最歷害的是董光苔,烈士子女(其父親董振堂)。在我爸爸媽媽結婚時,董是媽媽女三中同事,曾是媽媽的好友,當時董得病,因為她母親不是法定妻子,很長時間沒能定為烈屬,家裏拮据。我爸爸當時稿費多,相對豐裕,姥姥說大概有一年多媽媽拿到工資,看也不看就全都給了董,但是這樣做也就被嫉妒懷恨了。文革一開始,董光苔也在牛棚,她母親向毛主席求救,據說毛親筆批示「此人無大過仍可用」,憑着毛的紙條出了牛棚,當上了革委會主任後拼命整人。媽媽死前告訴姥姥,如果她沒了,就是死在董光苔的手裏了。

媽媽死的前一晚,小蓓跟着姥姥睡,偷聽了媽媽和姥姥的談話,提到了那棵石榴樹。(「看看窗外石榴、便知女兒安危」)

女三中革委會來人時,小蓓一個人拿小鏟子正在院子裏挖土,我和小康不在家。小蓓說,那一天她一直在院子裏蹲在地上挖土。來人還沒說話,她已經知道媽媽沒了。骨灰不讓留,聶叔叔偷偷抓了一把帶回家。去年我們安放媽媽骨灰時,吃驚地發現聶叔叔冒險留下的竟然是那麼少,只有一個指甲蓋那麼大。

不出一個月,八月某一天,在七機部工作的年僅29歲的小姨父也死了。小姨沒能見上丈夫最後一面,連骨灰都沒見到,那天小姨家的小表妹剛滿兩歲,她還沒來得及叫爸爸。那時聶叔叔也被整,聶老先生文革前已經去世,由聶老夫人帶着小同妹妹,姥姥經常派我們去打聽。她關心所有的後輩,姥姥就像老母雞一樣,我們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被她呵護着,在她的臂膀下學會做人。冬天早上,姥姥蹲在地上用一雙鐵筷子從爐渣中挑出沒有燒乾淨的煤核。把我們的衣服穿在煙囪上弄暖和了再叫我們起床。她非常節儉,但是從來不讓我們缺少任何學習用品。我們三人學習成績都非常好。姥姥收留的智障女孩,她也教會識字,再幫着找工作和對象生下孩子。

姥姥愛我們,她關心身邊所有的人,自己卻從來一無所求。至於那棵石榴樹,姥姥說看到了幾次白影子,她女兒(我媽媽)的影子。一個動盪時代的影子,石榴花落,來年開否?

寧夏與陝北

後來我去陝北安塞插隊(1969),爸爸蹲五七幹校,我去寧夏看他,幫他養豬、種旱稻。看到他養的豬又肥又大,我跟他說陝北的土豬長不大養不肥,要是能改良就好了。

爸爸送我他「四清」穿過的大棉襖和一些植物種子,這些東西後來發揮了作用。植物種子種出了大冬瓜,附近農民都來觀摩「科學農業」。當時爸爸的生活費每月只有20元,不知他如何省吃儉用才攢了30元買了兩頭小白種豬,帶小豬到陝北的過程十分艱難,遇到大雪封山等困難,路上走了十天。後來,方圓幾十里就有小豬後代。

媽媽的經歷無疑地影響了我,姥姥的告誡「防人之心不可無」,誠然不錯。但是,防範別人費心機,我們不如珍惜周遭善良的人,例如媽媽一生沒有害過人,至少到死也沒有害人的機會和念頭。動盪期間,有些被害者本身也是加害者,但是媽媽是一個純純粹粹的受害者。

合影缺一人

爸爸晚年告訴我媽媽死前幾個星期,他們見過面,他知道清理階級隊伍,媽媽會再次遇到風險,但他沒想到是訣別。爸爸有機會回家一次,結果他去了白塔寺。我無論如何想不出來他和媽媽是怎樣取得聯繫的。爸爸說他買了幾個包子,在學校旁邊名叫羅圈胡同的隱蔽胡同里和媽媽見了面。媽媽買了兩根冰棍,他們鑽進小胡同轉了半個多小時。他說的時候哭了。

我有時覺得爸爸對不起媽媽,但又常常覺得他實際很可憐,被迫和自己心愛的人分了手,自己的女兒不能公開承認,我心裏埋怨他懦弱。爸爸看上去是一個極為樂觀的人,一個停不住的大忙人,其實他心裏埋藏了別人無法想像的苦痛。他不能停,只有工作才能讓他忘卻,他心裏某一處傷痛是不能觸碰的,他盡一切可能封存。

爸爸八十多歲第一次腦血栓之後,悄悄問過我幾次媽媽的生日,他說他想不起來了。怕我誤解,為了說明這是生病造成的,他專門去問住院在他隔壁的曹禺。」你太太生日是什麼時候?「曹禺回答不出,過了兩天才想起來。曹禺的糊塗他和我說了多遍。

這幾天清理老照片時意外地發現了一張我們姊妹三人和爸爸的一張合影,這是一張在西四北大街照相館拍的照片,拍照的時間是1968年九月,媽媽死後不久。我們怎麼也想不起來爸爸怎麼來的,我們怎麼去的照相館,他和姥姥當時說了什麼。這一次他沒有顧忌什麼,他跟亡故前妻的女兒們照了相。

結語

作為于光遠五個女兒中最年長的一個,我講了我們家的故事。每個人知道的只是極小的歷史片斷和表面看去不好解釋的現象,我們身處的不同的地位和年齡,同樣的事件在我們的心靈上刻下了不同的痕跡。大家一起講述我們父母那一代的事情,我講出來,您也講出來,大家一起就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那個時代。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華夏文摘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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