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女運動員需要在比賽前通過檢測證明自己的性別。醫學倫理學家韋澤曼說，這種做法十分荒謬。因為男性和女性只是一條線上的兩極，這中間存在着各種各樣的過度。
德國之聲：德國足聯需要在參加加拿大世界盃之前證明德國女足所有的隊員的確是女性。這樣的檢測怎麼進行?不是看看「下面」就完了吧?
韋澤曼(Claudia Wiesemann)：這種檢測50、60年代就有了。首先是對身體進行檢查，之後對染色體進行識別。女性的特徵是兩條X染色體，男性通常為一條X染色體和一條Y染色體。再之後是對包括性器官在內的進行全面的身體檢查。現在受檢者還會被要求進行血液荷爾蒙檢測，查看一名女性的血液中睾丸激素的水平。
德國之聲：這樣的檢測複雜嗎?
韋澤曼：睾丸激素在血液中的水平很容易確定，但是比較難的是怎樣去解讀檢測報告。
德國之聲：難在什麼地方呢?
韋澤曼：簡單來說，沒有百分之百準確的性別檢測。比如說，有的女性體內睾丸激素水平非常高，但原因是她的身體對荷爾蒙的作用不敏感。人體對睾丸激素的敏感程度差別很大。有的女性甚至擁有Y染色體，但儘管如此她還是擁有女性身體構造。男性和女性其實只是一條線的兩端，事實上兩端之間仍有各種各樣的過度形式存在。
不好意思，稍微長高了點
德國之聲：國際體聯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嗎?比如國際奧委會對睾丸激素值有沒有具體的規定?
韋澤曼：此前有大量針對帶有歧視性做法或者缺少說服力的性別檢測的批評。睾丸激素水平檢測也受到批評。國際奧委會現在對女運動員的定義就是她體內的睾丸激素水平低於男性體內的水平。
但是這是一種很任意的判斷。因為有的人明顯是作為女性成長起來的，但是他們的睾丸激素水平卻高於平均值。而這剛好是讓她們脫穎而出成為出色運動員的原因，就好比兩米高的男性身高才適合當專業籃球運動員一樣，因為他們明顯高於普通人。只有體內睾丸激素水平低於男性平均水平的運動員才能被定義為女運動員，這種定義太隨便了。
德國之聲：一些堅持認為性別檢測必要的人陳述理由說，如果一個女運動員體內睾丸激素水平過高，那麼她的參賽會讓比賽有失公平。您怎麼評價這種看法?
韋澤曼：身體上的優勢當然會對競技比賽形成影響。籃球比賽不也是如此嗎?身高超過兩米的運動員就是佔了優勢。但我們並沒有因為身高上的優勢讓那些高個籃球運動員出局呀。如果哪個運動員被禁止參賽，那麼規則指定部門必須能夠有理有利地解釋證明為什麼這名運動員具有一些優勢會導致比賽變得不公平。而且還要考慮到的問題是，如果一名運動員因為所謂的「性別錯誤」而被取消參賽資格，那麼這將造成怎樣的傷害。
Claudia Wiesemann
德國之聲：會造成什麼樣的傷害呢?
韋澤曼：很大的傷害。例如，印度田徑運動員桑蒂·桑德拉揚(Santhi Soundarajan)在性別檢測中被測出Y染色體。後來輿論就罵她是男騙子。因為不堪壓力，她甚至嘗試過自殺。
德國之聲：我們回到具體德國女足的問題上來。現在德國女足每個球員都需要一份婦科大夫出具的證明，證明她們的確是女性。您對這種做法有什麼看法?
韋澤曼：我覺得德國體育管理部門參與這樣的檢測是很荒唐的一件事。不過他們也是被迫而為。像在這麼重大的賽事前你不可能突然抗議說「我們才不會跟着干」。這是國際體聯非常狡猾的做法，他們讓各國體育管理部門去承擔壓力，然後體育管理部門不得以再把壓力轉嫁給女運動員們。對於女運動員們來說只有兩個選項，要麼參加性別檢測，要麼就別參賽。
Claudia Wiesemann是醫學倫理學家、歌廷根大學醫學倫理和醫學史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