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李銳與鄧力群曾有一段「奪妻之恨」，這使得兩人關係極其微妙。胡耀邦下台以後，王震推薦鄧力群當總書記。李銳認為此事關係中共前途，十三大前向趙紫陽、鄧小平寫信反映了鄧力群的問題，稱他反對改革開放，反對建特區，過去有嚴重的政治性錯誤和品德問題。鄧小平批了三條：第一，撤銷鄧力群一切工作;第二，舊賬不算;第三，保留政治局候補資格。在中共十三大上鄧力群落選中央委員，沒法進政治局了;將他安排到中顧委，又落選中顧委常委，只當了中顧委委員。後來趙紫陽對宗鳳鳴講：李銳為黨立了一大功。本文摘自2015年第5期《炎黃春秋》，作者李銳，原題為《九九感懷》。
李銳
一
我今年99歲，過去做夢也沒想到，能夠活到這個年齡。能活到今天，是否和家鄉水土、家庭遺傳基因有關，不大清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我的生命力很頑強。現在我還堅持游泳，一次還能游300米。我寫過一首詩：「百歲當今相見稀，鄙人運氣自稀奇。一生苦難知多少，最怕單監與餓飢。」
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自殺的人很多。好朋友田家英、周小舟和我的革命經歷差不多，但性格各有不同。他們兩人胸懷坦蕩，性格剛烈，受不了無端的侮辱，對「主公」和國家前途感到絕望，走上「寧為玉碎」的道路。我受到的苦難比田、周兩人不少。毛澤東說不怕戴帽子、撤職、離婚、開除黨籍、坐牢、砍頭，我除了頭顱還在，其他都經歷過了。在延安誣我為「特務」，受刑很厲害：5天5夜不許眨眼睛，這是康生從蘇聯帶回的經驗——「久不讓睡覺，就會講真話」。1959年我從廬山一下來，水電部就開上千人的大會批鬥我，前前後後3個月，最後被開除黨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和周小舟只受到撤職處分，沒有開除黨籍，只有我是一擼到底，送往北大荒勞改。
那時候很多右派都在北大荒850農場，由部隊直接管。我的性質是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沒有和右派們在一起，而是住在農場附近的興華村，和村裏的一個單身老頭同住，跟他睡一個炕，比右派自由，沒有人看管。我是1960年5月到北大荒，在興華村待到1961年秋天，有一年多時間。到興華村半個月以後，從中央組織部來了一個處長，讓我重新談自己的歷史。安子文當時是組織部副部長，他參加了廬山會議，可能對開除我黨籍有不同看法。廬山會議最後的大會上，周小舟說出田家英批評毛澤東的三條——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以後有人議論;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當時田家英、胡喬木坐在會場內，面無人色，全場緊張得不得了。那天的會議是劉少奇主持的，他立即問我：「李銳，怎麼回事?」我沒有慌，馬上站起來回答說：「小舟聽錯了，這是我的意見，他誤會了，以為是田家英說的。」劉少奇反應很快，說：「李銳不是中央委員，他的問題不在這裏談。」就把這個問題掩過去了，沒有繼續追究。這使在場的一些人對我產生了好感，安子文可能也是這樣。他以後對我非常好。我去北大荒以前，他派國家機關黨委負責人問我對開除黨籍的意見，意思是希望我做些檢討，提出重新處理的請求，保留我的黨籍。我卻因為廬山召開黨的最高領導層會議，竟然沒有一個人敢於出來為彭老總講半句公道話，深感絕望。我回答說同意開除。到北大荒以後，安子文又派這個處長來，希望我講一點請求的話，要求留在黨內。結果我還是什麼表示也沒有。那個處長聽我講了出身、家庭，談來談去，也沒有可能改變，就回去了。
剛到興華村，村裏的負責人讓我去鏟大糞堆，我照辦。因為我在延安做過一點體力勞動，沒覺得怎麼樣。那時的思想狀態是：要我勞改，我就老老實實勞改。思想上對自己也有責備，覺得自己做了不該做的事情。
在興華村自己不能做飯，吃公共食堂。開始伙食還可以，到1961年糧食就很困難了，菜也沒有，最後把玉米芯磨碎，加一點糧食，做成餅，就吃那個東西。我寄了一塊給范元甄，告訴她我的生存狀況，她還是幫助了我一下，寫了幾封回信，寄了糧票給我。結果公社負責人把信和糧票都截下來了。那時最值錢的是糧票。後來范元甄發現我沒收到糧票，就不再寄了。我餓得沒辦法，在地裏頭撿到一點土豆、野菜，立刻就生着吃了。後來我大姐從湖南寄了一點餅乾給我，我放在一個布袋裏，被那個同住的單身老漢偷吃了一半。因為單身漢吃食堂，沒有辦法存糧食，有家的人還能偷偷存一點糧食在家裏。那個時候公社倉庫里有公糧，老百姓不能私藏糧食，幹部們到各家查存糧，翻箱倒櫃，簡直就是要把人餓死。大姐也給我寄過一些吃的，都是救命的。
被打成右派的王懷安和畫家胡考在850農場勞改，有一天來看我，我就把大姐寄來的餅乾分給他們吃。王懷安到現在還記得這件事，感激莫名。他們的生活比我還糟糕。右派剛到北大荒，沒有房子住，就在野外搭帳篷。冬天來了，零下三十幾攝氏度，滴水成冰。生活如此困苦，還要勞動表現好。
北大荒當地農民也非常苦，跟我一起勞動的一個老頭，給我看他的手，都變了形，彎曲着，根本伸不開。當地老百姓甚至懷念日本人統治的時代：玉米餵牲口。日本人不吃肥肉，老百姓可以撿他們扔掉的肥肉吃。跟我一起勞動的一個老頭，頭天還在一起幹活，第二天就死掉了，最後的遺言是：真想喝一口稀飯啊!公社食堂那個時候已經基本沒有吃的了。但是我發現一個現象，公社管公共食堂的人，村子裏負責的人，臉色都很好，證明他們是吃得飽的。這真是很可怕。
田家英從劉瀾波那裏知道我快餓死了。我寄過一塊吃的黑餅給瀾波，他在部黨組會上給大家看了。田家英找到李富春，他知道富春在廬山會議上沒發言。富春就把我調到虎林鎮發電廠勞動。那是一個小火電廠，也就幾千千瓦。電廠人對我還可以，勞動就是擺個攤子賣菜籽，體力消耗不大。發電廠糧食也多一點，街上有賣雞蛋的，5毛錢一個，這就救了我的命。後來電廠傳出去了，鎮上很多人知道，有個8級幹部在這裏賣菜籽。
在虎林鎮，我碰到故宮博物院的右派於善浦，他曾經在北京見到范元甄，范元甄托他帶了一箱餅乾給我。關於范元甄，文革中讓我寫她的材料，我從來沒有講過她半個不字。范元甄那時候也是沒辦法，她要跟着黨走嘛，又帶着三個孩子。
我在北大荒認識到，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挨餓。日本人統治東北，沒有把老百姓搞垮。解放後農民生活實在太苦了。後來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還聽到那裏的公社書記說，三年困難時期，有人餓得把兒子殺了吃了，被槍斃了。我真正是看到大躍進、人民公社造成的惡果，自己幾乎被餓死，有切身體會。
我在興華村時，看到有白頭髮俄國老太婆在鄰村地里勞動。當地人告訴我，她們是30年代從蘇聯跑過來的。於是了解到中國大躍進這種事情，蘇聯搞集體農莊時也發生過，他們餓死了幾百萬人。
在北大荒勞改的歌唱家張權的丈夫莫桂新餓死了。經過王懷安這些人反映，右派後來全被調回北京。我是「右機」，不是右派，比他們晚回來3個月，1961年11月，富春出面把我調回北京，總算活了下來。
我回來後，范元甄要和我離婚，到法院辦了手續，我就搬到六鋪炕水電部的單身宿舍八號樓。我跟田家英電話相約，到鼓樓新華書店碰面。碰面以後，就在街上散步，兩個人都戴着口罩，怕有人認出來。那次談話談得很深，主要是談毛，談到大躍進錯了，談到我在北大荒親身的體會。田家英也談了他自己的境遇，從廬山下來以後，毛對他已不太信任，有的會不讓他參加了。他跟毛的關係若即若離。分手時我說，毛在出了大躍進這種問題之後，應該轉彎了，應該不會再亂來了吧?家英對我這話不置可否。我覺得，國家不能再折騰了，死了那麼多人哪!那時還不曉得是死了幾千萬!我能夠活着離開北大荒，是田家英他們把我救出來的。家英卻沒有活過文革這一關。
二
1963年11月，我被發派到安徽磨子潭水電站，當職工文化教員，也幹些體力勞動。文革開始後，就不讓教書了，變成勞動改造。1967年11月11日，一架專機把我弄到北京，關進秦城，蹲了8年單監。直到1975年5月30日才出獄，又被送回磨子潭。起因是1967年，中央專案組來人調查毛澤東幾個秘書的情況，即胡喬木、田家英，還有吳冷西幾個人。我說這幾個人沒有問題，秘書中最危險的其實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陳伯達。我猜是這個原因，把我抓進了秦城監獄。1979年我平反回北京，歸還我的材料，缺了那本廬山會議上的筆記本，我讓人到陳伯達的檔案中去找，果然找到了，還給我(沒有這個筆記本，我寫不出《廬山會議實錄》)。中央組織部也找出了陳伯達、江青批示的逮捕我的材料。
在秦城監獄，都是關的單監。西方的刑法中，最重的是死刑，其次就是單監。單監過久，很容易讓人精神失常。我在延安時，就聽到王若飛的一個故事。王若飛在綏遠單監關了6年。抗戰開始，王若飛出獄，有老朋友送他一塊懷表。他看了一陣，說：「鍋蓋。」6年失語，沒人對話，腦袋都停滯、痴呆了。我在秦城8年，苦中作樂，想盡辦法來轉移心中的煩惱，終於把腦子保護下來了。
秦城是20世紀50年代初按照蘇聯圖紙修建的。我原來以為是公安系統自發搞的，後來凌雲告訴我，是毛澤東1955年下命令建的。這種心理不知是為什麼，好像蔣介石對內部也不這樣。秦城原來關國民黨戰犯，文革開始後，關自己人，建造監牢的負責人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也被關進來了，當然還有薄一波、安子文、彭真、劉仁、陸定一等高級幹部。裏面常聽到各種呼喊聲：有整天喊「毛主席萬歲」的，也有受不了侮辱痛罵看守的，接下來就會聽見有人開鎖進房，痛打叫罵者，於是又響起被打的慘叫聲。
我在秦城後一段時間跟陸定一是隔壁鄰居，他的隔壁是凌雲。我很熟悉陸定一的聲音，在延安時他是《解放日報》的總編輯，我管社論，在一個窯洞裏辦公。陸定一是在1966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被打倒的中央一級幹部。我聽見他天天大喊大叫：「毛主席啊，我什麼事兒也沒有啊!」放風的時候，他就唱《蘇武牧羊》：「蘇武留胡節不辱……」我從他的聲音聽出來了。平反後我在北京醫院病房裏碰到他，一問，果然就是他。陸定一跟我談過，文革中他被關到秦城以前，是單獨關在一個胡同裏面，審問他，逼他，沒辦法，他就承認了。但是一松刑，他又翻案，就把他送到了秦城。
陸定一於上海南洋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電機系畢業，參加過長征，在莫斯科是反對王明路線的。他英文很好，斯特朗到延安去，他陪着當翻譯。陸定一文革後是真正清醒了，但鄧小平不給他安排實質性的工作，他一直住在醫院，直到去世。
閻明復同我談過，他是1968年關進去的，不知道他的父親閻寶航已死在秦城。閻寶航是著名的民主人士，1942年在重慶，他從德國大使館知道希特拉打蘇聯的日期，立即告訴周恩來，周即告訴斯大林，蘇聯還不相信，後來給閻發了勳章。閻明復說，他在秦城得過精神病。
我同崔月犁住同一棟樓，崔也跟我談過，他在秦城也患過精神病。北京市委書記劉仁一直戴着手銬，吃飯都不自由，最後銬死在裏面。
文革期間，秦城共關了502人，一半以上是高級幹部，死在裏面的近30人，被打傷致殘的20多人，得精神病的近60人。我後來負責組織編寫中共組織史資料，查清了這些數字。
我在秦城關了一年後，從牆上高窗戶看到，外面的「大老吊」還在蓋房子，預感到坐牢要做長期打算了。除了鍛煉身體外，還要注意保護好腦子。怎麼保護好自己的腦子?那就是：不停止思考，讓腦子動起來，經常想問題，尋求答案。於是就不斷吟詩，絕句和律詩，還有詞，牢牢記住。在秦城監獄想看書讀報，開始不允許，後來可以看書了。審問我的人從我家裏找來幾本書，《列寧選集》和《馬恩文選》等。有次在牢房裏跑步，摔了一跤，擦破了皮，流了血，護士給我一瓶紫藥水和棉簽。於是我用紫藥水在書中的空白處錄詩，共保存了400多首，內容主要是回顧一生經歷，對人物和書本的評價，述說一些感想和見解等。我的痛苦和煩惱因此得到轉移和緩解，把腦袋瓜保住了。1980年，袁鷹把其中的30多首在《人民日報》發表，登了一滿版，趙朴初看到予以鼓勵，送我兩首詞;錢昌照老人辦詩會，也讓我主持其事。1980年在湖南出版《龍膽紫集》，後來再版過幾次，香港出了最新版。湖南的老朋友還為這本書寫了《李銳詩詞本事》，選錄200多首加以注釋，介紹詩的背景。有一首的緣起是1959年從廬山會議下來後，水電部開大會責問我「還放過些什麼毒?」我就把過去寫過的文章都交出來，讓他們找毛病，結果確實找不出來。我就此吟得一首七律，其中一句上聯是「平生文字難成獄」，想了一白天想不出下聯，晚上突發靈感，對出下聯「自我批評總過頭」，當時心裏特別高興!還吟出「六不怕唯頭尚在，三餐飯後嘴難張」等聯句，也很得意。
三
1975年5月出了秦城，又回到磨子潭。直到1978年12月30日，接到中央通知，1979年元月4日，從合肥回到北京，重新回到水利電力部工作。隨後兩部分開，1982年2月，我已經65歲，從電力部正式退下來。在辦手續之前，陳雲讓他的秘書王玉清捎話，讓我去中組部組建青年幹部局。我不願意去，因為知道黨內高層人事的複雜，退下來就不想幹了。後來陳雲寫了個條子給我，說是不是嫌當局長職位低了，先幹着，以後再說嘛。這我就沒辦法再推了。
一去就參加了十二大人事小組，組十二大班子。帥大姐、章蘊大姐提名我進中央委員會，章蘊是十二大人事小組成員，帥孟奇不是，但她在黨內威望很高。十二大上，電力代表團的李伯寧不同意我進中委，要以代表團的名義反對。童大林也在那個代表團里，說：「你對李銳有意見你自己反映，不代表我們的意見。」後來由李志民接替我當了青干局局長，我擔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仍然主管青干局和第三梯隊的選拔工作。
1984年陳雲收到三封對我的告狀信，其中有鄧力群一封。陳雲在鄧力群的信上批了：既然這麼多人對李銳有意見，看來他繼續待在組織部不合適。這是習仲勛告訴我的，幸虧由於年齡過線，我已兩次上書要求退下。新任組織部長喬石主持召開了一次常委會，同意我離休，並向全國發了一短電：李銳在組織部的工作是有成績的，年齡過線，自己要求退下來。十三大我還是選進了中顧委。
耀邦下台以後，王震出面向高層活動，推薦鄧力群當總書記。我感到此事太重要，關係黨的前途，十三大前夕向紫陽、小平寫信，以書面方式反映鄧力群的問題。他反對改革開放，反對建特區，過去有嚴重的政治性錯誤和品德問題。我附上了楊尚昆主持批判會所做結論的原件。鄧小平批了三條：第一，撤銷鄧力群一切工作;第二，舊賬不算;第三，保留政治局候補資格。然後將信轉給陳雲、李先念和薄一波閱，這三個人都圈了。當晚，胡啟立就打電話告訴了我，但是第三條沒告訴我。在中共十三大上鄧力群落選中央委員，沒法進政治局了;將他安排到中顧委，又落選中顧委常委，只當了中顧委委員。後來趙紫陽對宗鳳鳴講：李銳為黨立了一大功。
四
儘管我的體質比較好，可鐵打的好漢也經不起太多的折騰。11年流放，8年單監，我的身體受到很大的摧殘，病痛不少;尤其3次心臟病，安起搏器，搭支架，至今體檢各項指標比較正常，當然得益於先進的醫療技術，但最重要的還是我晚年有一個好老伴張玉珍。1979年平反回到北京，劉瀾波堅決反對我跟范元甄復婚。他看過范元甄對我的揭發材料。這份材料當年交給鄧小平，鄧說：「太惡劣了!燒掉!」劉瀾波告訴我，這份材料傳到他手裏時，已佈滿煙蒂燒痕。1979年我62歲，頭髮還是黑的，不少人要給我介紹對象，有的還是電影明星。最後我選擇了張玉珍。她是陝北米脂人，家是貧下中農，14歲進綏德抗大學習，戰爭年代當過護士，懂得醫療護理。更重要的是她人品好，為人正派，願意幫助有困難的人，文革時，她家成了受衝擊的老幹部和子弟的避難所。她去世的前夫是老紅軍，她在建設部負責老幹部工作，受到好評。結婚前，張玉珍知道我和前妻有3個孩子，前妻還在，很猶豫。劉瀾波找她談話，說李銳如果同范元甄復婚，我們黨組反對。玉珍才同意結婚。玉珍對我的關心和護理可以說無微不至：我三次半夜發病，都是她及時發現，送醫院搶救過來了。她天天照顧我吃藥，每周為我打針三次，從不間斷。她在政治上同情我，關心我。耀邦去世那年，她擔心我會入獄，特地找帥大姐，說如果我被捕，她就陪我一同入獄，否則活不下去了。帥大姐安慰她，她才回家。我給她寫過一首詩：「我還越活越年輕，感謝婆姨米脂人。護士醫生兼政委，喜歡亂講最擔心。」她平時雖然勸我不要亂講話，關鍵時刻卻很有主見。
2004年12月29日下午，我和她一起去北京醫院看癌症晚期的孫大光，知道紫陽住在同一層的911室。我們隨後就去看紫陽。病房門口有4個便衣，守在那不讓進，說正在進行紫外線消毒。玉珍說：「我也搞過護士工作，消毒不能有人在裏面，怎麼可能把人放在裏面消毒呢?」磨了半個小時，我都要打退堂鼓了，她發現那4個人的房裏有一個手機，就拿起手機來，交給其中的一個，讓他請示上級：李銳來看趙紫陽，準不準?那個人只好到房間外邊打電話，回來之後，就讓我們進去了。我看見紫陽坐在病床上，角落裏有個小電視機，床上放一張小桌子，上面有幾張報紙，都不是當天的。看見我們，紫陽說：「你們來了，我都不知道你們來。」我看他的神態是不行了，心裏十分難過。我勸他不要看報，不要看電視了，對眼睛不好。紫陽擔心剛出了一本有關他的書(指楊繼繩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作者會不會有麻煩。我說沒有問題，這個人我認得，他現在沒事，讓他放心。紫陽說他想回家，不願意住在醫院。我說，我是代表一批老同志來看望你的。和紫陽分別15天後，他就去世了。沒有我老伴堅持，這一面就見不上了。
這些年，我一直思考三個問題：人類進步的動力，主義、理論和共產黨本身。1954年、1958年，我去過蘇聯兩次，吃不到雞蛋。1979年、1989年、1992年去過美國三次，還去過法國、日本、巴西、瑞士、荷蘭、澳大利亞、幾內亞等國，對世界現狀有不少感性知識。1989年應邀到美國參加學術會議，當時有學者預言，蘇聯最晚會在2017年垮台，我還接受不了。結果，當年就出了問題。蘇聯模式離開了普世規律。久加諾夫總結蘇共垮台的經驗教訓，是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三壟斷。20世紀是人類歷史發展變化最大的世紀，兩大陣營對抗，蘇聯陣營失敗了。蘇聯推行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從根本上就錯了。一場以消滅私有制為結局的革命，一種以排斥先進生產力為特徵的社會制度，無論以什麼堂皇的名義，都是沒有前途的。代表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知識分子階層和資本家階層，是不能消滅的，無論怎樣被妖魔化，最終都會被人類認同。這是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留給後世的教訓。人類社會進步，主要靠科學和民主。沒有民主，科學也發達不了。還要靠法治，依憲治國，而不是靠什麼「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那是不得人心的。中國幾千年的傳統，就是缺乏民主、科學，只有人治，而無法治。百年來又迷信暴力，排斥改良。我還想看看這個世界的變化，當然更關心中國的變化。我對國家民族的前途從來沒有喪失信心。最近的兩首詩可以表達我的心情：
革命改良對摺磨，上世紀中驚逝波。暴力引來仍暴政，改革方能去夢魔。
不久將投爐火中，為民做主未寬鬆。何時憲政實行了，讓我靈魂有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