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江青的時候，從上海前往北京的出庭者有鄭君里夫人黃晨和秦桂貞。
秦桂貞常常被說成是藍苹(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保姆。其實，那時候藍苹很窮，還雇不起保姆。秦桂貞是藍苹借住的房東家的保姆。
秦桂貞是江青30年代在上海時的好友。江青在當時發表的《一封公開信》中，便曾兩處提到她……
那是在1936年4月，當時叫藍苹的江青，在上海和影評人、演員唐納結婚。這是江青第二次結婚。婚禮在上海青年會及杭州六和塔舉行。上海各報紛紛報道。才過了兩個月，就發生婚變。唐納為此兩度自殺(未遂)。一時間，上海各報競相刊載唐納兩度為藍苹自殺的新聞，鬧得滿城風雨，稱之為「唐藍事件」。
不久，藍苹又與有妻、有子女的導演章泯同居，輿論更是一片譁然。
面對輿論的強大壓力，藍苹在1937年6月5日上海出版的九卷四期《聯華畫報》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為自己辯解。她這樣寫及唐納：
「他又來了，進門就罵我，我請他出去，他不出去，於是我叫阿媽上來，但是他竟把房門鎖了，急得我那個善良的阿媽在外邊哭，可是我呢?我卻平靜得很，我知道他很痛苦，讓他罵罵出出氣也是好的。可是天哪!他罵的是什麼呢?我生平沒受過的侮辱，他罵我玩弄男性，意志薄弱，利用男人抬高自己的地位，欺騙他……」
藍苹還寫道：
「在一個夜裏，他又來了，就這樣我打了他，他也打了我，我們關着房門，阿媽和朋友都敲不開。我瘋了，我從沒有那樣大聲地嚷過，這一次他拿走了他寫給我的所有的信，他又說登報脫離關係，但是他並沒有登……」
藍苹一再提到的那位「阿媽」，便是秦桂貞。
我在1986年7月前去採訪秦桂貞。記得，那一回，我到了上海南京路她的寓所，她卻強調必須辦好手續才能接受採訪。無奈，我只得再去她的單位，請黨支部書記寫了同意採訪的條子。她雖不識字，但是認得黨支部書記的筆跡，見了條子，這才跟我談她和江青的往事。
後來我才知道，秦桂貞是一位組織性很強的老人。凡是在她看來重要的事，她都要向黨支部書記請示，儘管她並不是中共黨員。
秦桂貞一頭銀灰色短髮，常州口音，說話有條有理。
那一回，她談了許多當年與藍苹交往的情況，但是有的情況她沒有談。
自從《江青傳》出版以後，我送書給她。她請別人給她讀了《江青傳》。她以為那本書為她出了心中的冤氣，所以對我有了信任感。
我再度採訪她的時候，她毫無保留地談了她所知道的一切……
從此，我與她建立了很好的友誼。有時候在過年，有時候在中秋節，我和妻一起去看望她——我們並不僅僅是採訪者與被採訪者的關係，而是很好的朋友了。
秦桂貞和江青同齡，都屬虎，生於1914年。
1995年，我和妻曾用車接她到上海環龍路，去尋找藍苹、唐納當年的住處。
我們一起來到了當年的「上海別墅」。她拄着拐杖，舊地重遊，不勝感慨。她告訴我，已經四十多年沒有去那裏了。她熟門熟路，帶着我們來到弄堂底的一座三層樓房。那房子仍保持原貌。
她來到底樓的灶間，說她當年當傭人，每天在這裏燒菜，而藍苹住在二樓的亭子間，進進出出都要經過這底樓的灶間。
秦桂貞說，她是許家的女傭。許家住在三樓。許家是二房東，把二樓的亭子間租給了藍苹。
秦桂貞如今上樓，每走一級樓梯，都要歇一口氣。她說，當年她每天飛快地上上下下，不知要跑多少趟。光是每頓飯，就都得由她從底樓送到三樓許家。她總是把樓梯擦得乾乾淨淨。
秦桂貞帶着我們上了二樓，來到藍苹所住的亭子間。這是一個不多見的直角三角形的房間。三角形的頂端是一個小小的衛生間，裝了一個坐式抽水馬桶。房間大約十來個平方米而已。有一扇窗。秦桂貞回憶說，當時，窗下放一張書桌，桌上有枱燈。三角形的直角處，放一張雙人床。床下放着皮箱。另外，還有兩把椅子。這便是藍苹住處的全部陳設。由於人們不喜歡住這三角形的房子，所以租金最廉。也正因為這樣，底樓的那間三角形房子，作了灶間，而三樓的三角形房間，成了傭人秦桂貞的住房——她與藍苹的房間只隔着一層樓板。
秦桂貞忽地想起，在二樓樓梯口，有一間幾家合用的大衛生間，便帶着我們去看。那衛生間裏有個搪瓷大浴盆，秦桂貞認出是當年的「原裝貨」。她說，藍苹就在這裏洗澡，她也用這個浴盆。只是經過半個多世紀，那浴盆底部的大片白瓷已經脫落。
浴盆仍在，人事全非。如今住在那裏的人，仍在用這浴盆洗澡。他們聽說原是江青用過的，都顯得非常驚訝。
秦桂貞回憶說：
「那時候，我喊藍苹為『藍小姐』。我跟她同歲，很講得來，一有空就到她的房間裏閒坐……藍小姐因為覺得那個亭子間的房租便宜，就租了下來。來的那天，只帶着一隻黑皮箱和一個鋪蓋卷。屋裏放一張鐵絲床，一張寫字桌，那都是許家借給她的。」
沒幾天，藍苹就跟秦桂貞熟了。「阿桂、阿桂」地喊了。有時，隨着許家孩子的口氣，喊秦桂貞為「阿媽」。
秦桂貞挺善良，看到藍苹忙於拍電影、演戲，就替她拖地板、沖開水、洗衣服，從不收她一分錢。
秦桂貞發覺，藍小姐怎麼不吃水果?
「沒錢呀!」藍苹把雙手一攤。
秦桂貞把西紅柿洗乾淨了塞給她。有時候，藍苹不在家，就放在她的窗台上。
秦桂貞還發覺，到了月底，藍苹常常一回家就躺在床上，有氣無力，吃點糕餅。
「吃過晚飯了嗎?」秦桂貞問。「沒飯票了!」藍苹答道。
那時候，藍苹在羅宋飯館(即俄羅斯人開的飯館)搭夥，三角錢一客。到了月底，錢用光了，只好喝西北風。秦桂貞到東家的廚房裏，燒好蛋炒飯，偷偷端進藍苹的亭子間。這時，藍苹一邊大口地吃着蛋炒飯，一邊連聲說：「阿桂真好!阿桂真好!」
在秦桂貞的印象中，唐納斯斯文文，講話軟綿綿，有點「娘娘腔」。他常常坐在窗口那張桌子上寫東西。秦桂貞大字不識，看不懂他寫的什麼。
藍小姐講起話來呱噠呱噠，笑起來格格格格，聲音很響，有點男子漢的味道。只是她的脾氣變化無常，喜怒無常。
「一個蘇州人，一個山東人，他們倆在一起真『熱鬧』!」秦桂貞一邊回憶，一邊笑着。
半夜，秦桂貞常常被樓板下「阿桂、阿桂」的呼喊聲所驚醒。那是藍苹在喊她。
秦桂貞一聽，就知道他倆在吵在打，趕緊下樓。她每次總是充當「和事佬」、「調解員」的角色。
在藍苹跟唐納分居，唐納搬走之後，那亭子間裏的鬧劇仍不時「演出」。因為唐納仍常來，他倆仍吵仍鬧。
最使秦桂貞吃驚的是，藍小姐常常「動武」——她「武鬥」。
「一個電影演員會這麼凶，比我這個不識字的傭人還不如!」憑她的直感，秦桂貞這麼感慨道。
1968年2月，張春橋密報江青：「上海的紅衛兵在找一個保姆了解你過去的情況……」當時，張春橋只是聽他手下的密探的匯報，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他並不知道那個保姆是誰，住在什麼地方。
江青一聽，心中一驚：她馬上意識到那保姆是秦桂貞!
江青明白，當年，她跟唐納之間的「武鬥」，她跟章泯的同居，阿桂親眼目擊，一清二楚。如果紅衛兵從阿桂口中知道這些，貼大字報，刷大標語，「旗手」的臉往哪兒擱?!這一回，江青不必再通過葉群了。一個電活，江青就把肥頭大耳的空軍司令吳法憲召來。江青向吳法憲當面交辦重要任務了——儘管這次的任務，又與空軍業務毫不相干。「是這樣的，你趕緊派人到上海去，給我找一個人。」當年的藍苹，如今耳提面命，向堂堂空軍司令發號施令了，「這個人的名字叫秦桂貞，人家喊她阿桂。30年代，我在上海的時候，她照料過我的生活，知道我的一些情況。這個人長期被上海市公安局裏的壞蛋控制利用，可能泄露過我的機密情況。聽說，最近又有人找她調查。這個人不能放在外邊……」
「我馬上派人把她抓來!」吳司令到底是個明白人，鑼鼓聽音，說話聽聲，他聽出了江青的意思。
吳法憲派人到上海秘密誘捕了秦桂貞，並用專機押往北京，投入秦城監獄!
直到她病得氣息奄奄，才放了她。
她無緣無故被關了七年多——從1968年3月6日至1975年5月7日!
出獄的時候，她已神志不清，嚴重的高血壓、糖尿病、白內障、浮腫病，使她舉步維艱……她背着「特務」黑鍋，回到上海。
她本在1941年結過婚，丈夫也是窮人，在船上當水手，沒幾年就病死了。她沒有孩子。她艱難地獨自在上海生活着。每月三十多元退休工資，考慮到姐姐在鄉下生活無着落，她還省下一半寄給姐姐，自己只留十幾元。她是一個平凡、堅強而又善良的女性!她堅信這句普通的真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秦桂貞受江青迫害，吃盡苦頭。她恨透了江青。
終於，1976年10月，她聽到了「妖怪精」給抓起來的消息，興奮得失眠了!
終於，她請人代筆所寫的關於她受江青迫害的材料，上了揭發江青罪行的中共中央文件，印發全國。
終於，1980年11月，她登上中國民航「波音」班機，飛往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邀請這位普通的婦女，作為被害人，出庭控訴江青罪行。
在我訪問秦桂貞的時候，她伸出雙腕，上面還留着當年手銬的凹印。她說這是藍小姐留給她的「紀念」。
今日的秦桂貞，依然一人獨居。她已搬到一幢花園洋房的底樓居住。她告訴我，這是老東家許小姐的房產，免費給她居住。她說，許小姐和丈夫鄭先生對她極好。她指着屋裏的電話對我說，這電話就是他們給我裝的。許小姐、鄭先生現在香港，每隔些日子，總是給她打電話，問寒問暖。她生病，他們匯錢來給她。她指着屋裏的微波爐說，那是許小姐和鄭先生的孩子寶寶送的。寶寶如今在美國學有成就，很有出息。她感嘆地說：「這才叫好人有好報!」
她還說及，北京的中共高幹夫人們也很關心她。內中特別是陳雲夫人于若木的妹妹於陸琳，對她最為關心，曾幫助她解決了醫療轉院等問題。
當我跟她作了長談，回到家中，又接到她的電話。她說，要補充一句：「我跟『妖怪精』同歲，我看到她死在我的前面，我好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