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楊德中的電話時，我在北郊木材廠，時間為1968年6月。他說派車接我到釣魚台15號樓。我到後沒幾分鐘，陳伯達從樓上下來問了問我的基本情況，就讓我回去了。這是下午的事。晚上就通知我到15號樓報到，我就算正式到陳伯達那裏工作了。
「夫妻照」和社論的故事
我去那裏是在陳伯達原來的秘書王保春調走以後。王保春離開是因為所謂「傅崇碧沖釣魚台事件」。傅崇碧要到釣魚台來，聯繫電話是王保春接的。傅崇碧是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王保春哪有權利阻攔呢?傅崇碧進來以後驚動了江青，她火了：「是陳伯達秘書放進來的，寫檢查!」王保春第一次檢查沒通過。江青說：「這樣的檢查怎麼能行?」回來又讓陳伯達給他修改，加了些「深刻」的話，這才過關。這還不行，江青讓把王保春調出辦公室，這才又調我來。
陳伯達身邊就這麼幾個人，我和王文耀搞機要，廚師宋師傅，釣魚台配的服務員李保平和張素花，還有司機老俞。
在那裏的時候，有的事我印象很深，比如陳伯達和江青的關係。那時，陳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江青是副組長，可據我觀察，江青對陳伯達一點兒也不客氣。有件事讓我挺生氣。有一次在京西賓館開會，會議室的廁所沒寫明男女。會議過程中，陳伯達上廁所，出來碰到江青。江青火了：「你怎麼上我的廁所?」陳伯達看了看門上說：「這沒有寫女廁所啊?」江青更火了：「啊?你今天上我的廁所，明天就會闖我的臥室!」很嚴肅，當面說陳伯達，旁邊還有別人。陳伯達被江青訓得還不如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呢。陳伯達回來後很生氣。我替他打抱不平，說我給主席打電話說說這事。陳伯達說：「不不，你不要管。」
第二檔子事是照片的事。中共九大以後，有一天江青高興了，讓秘書打電話，「叫伯達同志來照個相嘛。」陳伯達和江青倆人並排照了個相，就像咱們說的「夫妻相」。陳伯達當時就沒意識到，我卻覺得不大對頭。大概過了兩天，陳伯達到毛家灣去(葉群是陳伯達老鄉，又是他學生，倆人談得來。我覺得，葉群的處事方法和江青恰恰相反，江青讓人害怕，葉群見人挺親——假樣也好真的也好)，倆人說起照相的事。葉群說：「你怎麼敢跟江青照了個『夫妻相』啊?主席要知道了怎麼得了?」葉群說得很嚴肅。陳伯達一聽也很緊張，對我說，「你是不是到新華社去一趟，把我和江青同志照的照片拿來我看一下，底版也要。你坐着我的車去吧。」我照辦了。陳伯達看照片後沒有送回去，無影無蹤了(肯定是陳伯達燒了)。我只得去跟圖片社解釋。陳伯達是他們的上級，圖片社也不好說什麼。第二天，江青去取照片沒有取到，把圖片社的人罵了一頓，說，「我送的東西，你為什麼給別人?給誰了?」工作人員說給陳伯達秘書了。這下可壞了，從那以後，我就躲得遠遠的，不敢讓她看見我，一看到她看我的眼神，我就害怕。
陳伯達也用自己的辦法對付江青。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有一次中央部級以上幹部傳達會議精神，中央辦公廳通知我去參加。姚文元問我：「《人民日報》那篇社論是你送去的吧?」我說「是」。怎麼回事呢?就是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8周年，社論題目叫《改造世界觀》。那天晚上，為送稿件，陳伯達一連派我跑了八趟，我記得非常清楚。社論是姚文元和張春橋起草，陳伯達修改的。陳伯達很重視這個排版。排了三四次都不行，他就說：「你這個標題為什麼不能放大呢?」放大後還不行，說：「加槓。」就是社論全文加黑框。我說主席批的社論才加槓呢，陳伯達說：「讓你加你就加嘛，給他們說加嘛。」加了還不行，說正文排成四號宋，加框，那時四號宋用得很少。最後，他終於說：「好，我睡覺了。」這時都早晨8點鐘了。後來我琢磨，社論的第二自然段是談樣板戲，他要把這一段排到二版去——這才琢磨過來。江青把樣板戲看得很重，陳伯達就故意把它排到第二版來降低影響。
廬山摔跟頭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我是惟一跟陳伯達上廬山的工作人員。當時，會議地點保密，陳伯達光說「上山」，「馬列著作都給我帶上，再帶幾本毛主席語錄」。
會場一般我不去，就在住處值班。不開會的時候，有些人來看他，比如李雪峰、吳法憲，江青也去過一次。那是華北組六號簡報出來以前，還互相來往呢。張春橋、姚文元好像沒來過。他們來得少一點，開會時都互相見面的。
全會期間，有件和我有關的事上了中央文件。在《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裏，提到「陳伯達給林彪出謀獻策的電話記錄稿」，說：「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九日，正當九屆二中全會揭發和批判陳伯達的時候，陳伯達打電話給林彪，要林彪修補講話錄音，把毛主席講的會議方針，『最好想辦法在錄音裏面加上去』，林彪電話答覆：『謝謝伯達同志的關心』。」
電話記錄稿，是林彪的秘書於運深手記的，內容是：
伯達同志處繆秘書電話1970年8月29日晚8：05伯達同志說：「林副主席講話很好。表達了主席思想。不過，那裏面有沒有講到主席多次強調這樣的原話：『是開一個團結的會議，還是分裂的會議，是開一個勝利的會議，還是失敗的會議。』我記不清楚了。如果還沒有講到，最好想辦法在錄音裏面加上去。不曉得這個意見對不對。」
林彪講話出來以後，吳法憲他們提出要放林彪講話錄音。放錄音後，各個小組討論，陳伯達在華北組。小組討論會我去了，待在會議室外面。他的講話我沒怎麼聽到，但是，汪東興和陳毅的發言我聽得清清楚楚。汪東興講：「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我們8341部隊的幹部戰士都不答應!」陳伯達講話也很激烈，說「我歷史上反對過毛主席，現在有人反毛主席，誰要反對毛主席，我就跟他拼了!」
簡報華北組弄得最快。實事求是講，到主席發火為止，陳伯達還沒有看到那期簡報，也沒有修改。這事出來以後，主席就召開常委擴大會，就擴大到各小組組長了，華北組是李雪峰、鄭維山(這都是被擴大的)，擴大以後就批評他們，批評得很嚴肅。陳伯達自己寫的會議記錄上，毛說他「人家搞陰謀，就你不搞陰謀?」他回來後很不高興，跟我說「主席批評了我」。我說這個事情沒弄好，會議沒有這個議程呀?他說：「林副主席講話主席是知道的呀。」因為這事就休會了。陳伯達就出去轉，照了好多相。後來，會上有人批評他，「大禍臨頭了還不知道檢查自己，還遊山玩水?」陳伯達受了批評，情緒不好。
這個事出來以後，高碧岑(毛主席的機要秘書)來電話說，主席叫陳伯達去(主席不叫他不敢去)。談了有一個小時。臨別，主席還親自送他到小車邊。陳伯達回來挺高興，說主席就是批評他：「你官做大了，也不到我這裏來了，也不寫文章了。」主席說，「你要跟他們見見面談一談」(「他們」叫我說就是「老四人幫」，就是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
陳伯達先到江青那兒去，江青沒讓他進辦公室，就讓他出來了。陳伯達又到康生那兒，康生說，「你不但要做個口頭檢查，還要做個書面檢查，做得深刻一點。」陳伯達的書面檢查是康生起草的，很簡單，但用陳伯達的話說，「那上綱上線上得叫高」呀，什麼「跟主席唱對台戲」呀，「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等等。陳伯達認為主席確實批評了他，但還想挽留他，說，「你去跟他們談一談，交份檢查就算了。」結果康生替他起草的檢查，他在大會上一念，康生接着就給主席寫報告，給陳伯達戴了幾頂帽子，什麼「國民黨反動分子、托派、叛徒等」。
這幾個人把陳伯達挖苦透了。這是他回來跟我說的。陳伯達那個氣呀，臉耷拉下來了，氣得不得了。
下山的時候，那些人都不和他接觸了。坐飛機時，陳伯達想對余秋里說點什麼，余秋里一扭頭就走了。去的時候還很融洽呢，回來時沒人理他了。陳伯達就跟我發牢騷：「說我要搞政變。我政變?我政變以後你當參謀總長?」還說「我救過主席」——這話他以前從沒對我說過。
回北京後，就把陳伯達軟禁在米糧庫胡同的家裏。什麼都沒了，車也收了，每天就是送個報紙。有負責監護和服務的人員，原來的工作人員只有我留下了。其他人都關起來了，連他的小孩都關了(1962年出生的，那時才幾歲)。
那一段時間，他沒事做，就看書，練字，抄書如毛主席的《實踐論》啥的。理髮我給理，做飯我給做，反正他吃飯簡單，再說那時弄啥吃着也沒胃口了。到「九一三事件」後他被關進秦城監獄，我就離開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