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對她在上海時期的經歷諱莫如深，閻長貴就是因此慘遭冤獄。圖為江青舊照
2009年7月，一篇《口述史的困境：1966如何撈出來三個老舍?》的文章引起了人們的思考。近年來，口述史因為與事件當事人密切相關而受到史學界的重視，但這個新聞讓人們重新打量口述史，思考怎樣才能最大限度發揮它應有的作用。長期從事當代史研究的學者向繼東通過採訪曾任江青秘書的閻長貴，展示那段歷史的幽微之處。
送錯一封信，即成階下囚
向繼東(以下簡稱「向」)：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你正好給江青做了一年的秘書。
閻長貴(以下簡稱「閻」)：是刻骨銘心的一年。
向：後來怎麼失寵了?
閻：其實我從來沒有被「寵」過。1967年底的一天，我收到一封從中央文革小組「辦信組」轉給江青的信。信是北京一個電影製片廠的一位女演員寫來的。信很長，有十幾頁，上萬字。我因為忙，不斷地收發文件和接電話，對這封信，不是一次看完，而是分幾次看完的。信中，這位女演員講了她的從藝經歷，說她也曾經叫「江青」這個名字，解放後就改了;又說，她有一些存款，願意作為黨費交給組織;再說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衝擊，以及讚揚江青等等。
向：這個女演員寫信的目的是什麼?
閻：無非是希望江青為她說句話，以減輕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衝擊。可我以為寫信的人會和江青有什麼關係，怕處理錯了，負不起責任，於是在信上附了一張條子送去。我是這樣寫的：「江青同志：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意思是說，這人是不是與您有什麼關係—當然，這是我誤會了，這位寫信人以及她寫的內容和江青根本沒有什麼關係。可我萬萬沒有想到，由此一場滅頂之災就降到我頭上。
向：伴君如伴虎啊。
閻：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會議室，當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臉，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厲聲責問我：「為什麼要把這封信送給我?目的是什麼?」我嚇呆了，不知是怎麼回事，低頭一看，原來是這封信不該送給她。我膽怯地說：「我怕來信人和您有什麼關係……」江青怒氣沖沖地說：「無知!無知就要犯錯誤，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後就沒動過窩?你拿郭沫若的《洪波曲》來看看!」在江青嚴厲斥責後，我確實借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洪波曲》上說抗日戰爭爆發後，上海文藝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漢、重慶，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屬於去延安的，但上面並沒講到她的名字。
向：是不是這個女演員知道江青上世紀30年代在上海演藝界的事?江青對此很忌諱的。
閻：那不是的。
向：接着怎樣呢?
閻：儘管江青嚴厲地斥責，但我心中無鬼，所以並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我仍然照常工作，可江青對我的態度變了，一個星期不按鈴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發文件。這期間，恰好楊銀祿又回老家奔喪了。1968年1月8日晚，楊銀祿奔喪歸來，第二天上午我即領着楊去見江青(楊還未單獨見過江青)。我報告說：「江青同志，楊銀祿同志回來了。」江青沒好氣地大聲說：「他回來了，你還上來幹什麼?你馬上把文件清點給楊銀祿同志。」我只得沒趣地離開了江青辦公室。
向：當時心情很亂吧。
閻：當然啊。就在這一天，我向楊銀祿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點鐘，陳伯達、汪東興找我談話。陳伯達說：「你是搞文字工作的，還是回辦事組工作吧。」汪東興說：「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續，這是工作人員離開首長身邊時的規矩。」汪東興讓我收拾一下自己的東西，然後把我送到釣魚台警衛連連部。在路上，汪東興很和藹地對我說：「你沒事，你的檔案我都看過，你是我挑來的。」我也很坦然，認為自己既沒歷史問題，也沒現行問題，表示不怕例行手續。送到警衛連連部，汪東興就走了。
向：汪東興後來怎麼跟你說呢?
閻：從此汪東興再也不來了，直到「文革」後汪東興告訴我：江青後來不讓他管我的事了。
向：到警衛連就沒事了?
閻：事大了。當時老婆孩子還在北京看病、休息，可我不能回去見他們了，也不能告訴他們我為什麼不能回去。
向：一個在別人眼裏可以「通天」的江青秘書，一下就變成被警衛戰士看守的人，你能接受嗎?
閻：怎能接受?但也沒辦法啊。1968年1月9日這一天，我淪為「階下囚」，對我來說終生難忘：一年前，我隨戚本禹來到江青身邊時也是1月9日。
向：在警衛連還算比較寬鬆吧?
閻：開始幾天，雖被看管，但並不知道自己要反省，就開始讀《毛選》和歷史書，心想不叫當秘書，就回去搞我的歷史研究嘛。反正當秘書也不是我要來的，而是組織上分派的。大概是被隔離的第三天晚上，陳伯達和姚文元來了。陳伯達問我：「你在幹什麼?」我說：「在看書。」陳伯達操着濃重的福建口音說：「你還看什麼書啊，要深刻檢查自己的問題。」接着又慢慢地說：「王力、關鋒、戚本禹都是壞人……」把這三個人連在一起並稱「壞人」，我是第一次聽到。這時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補上一句：「你就是王、關、戚安插在首長身邊的釘子!」我一聽這話，腦袋炸了，這不把我看成「特務」了嗎?
向：你這時感到很害怕嗎?
閻：當然害怕，而且心裏怎麼也想不通，王力、關鋒、戚本禹怎麼都成了「壞人」呢?我怎麼是他們安插在江青身邊的「釘子」呢?那時我想：江青以及陳伯達，你們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現在連和你們一起「戰鬥」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打倒了，這不是自折「股肱」嗎?說實話，我當時把他們都看作是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都是「左派」，沒有什麼分歧的……
向：政治就是這樣，沒有永遠的盟友，只有永遠的利益!
閻：我當時年輕，又很單純。在江青身邊工作一年，我盡心盡力去做了，但不能讓江青滿意，叫檢查就檢查吧。於是我冥思苦想做檢查，可是檢查什麼呢?又想不起什麼錯，而且我在心裏一直是忠誠於江青的。過了十多天，大概是1月23日的晚上，陳伯達、謝富治、楊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我談話。一開始，姚文元對我說：「你看今天誰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這是指陳伯達，陳當時是黨內第四號人物)，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這是指謝富治)，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這是指楊成武)……」姚文元沒說自己。他說這些話，意思是向我表明：對你要採取措施了。
向：你想到最壞的結果會是什麼?
閻：當時我還沒有想到會坐牢。心想，我這樣一個小幹部究竟犯了什麼事，竟然驚動黨、政、軍三方這樣重要的人來找我?我只覺得頭在嗡嗡作響，不知說什麼是好。這時謝富治對我說：「江青同志對你不錯嘛，你應該有什麼問題就交代什麼問題……」我也沒怎麼聽清，只模模糊糊覺得他是勸我老實交代問題，我連連點頭說：「好，好，我有什麼就交代什麼。」接着，陳伯達又讓我按照他的口授，給我妻子寫了一封信：「××：我因公出差，把一些文件忘在家裏了，現派人來取回。你們住的地方，按照組織的安排搬到××……」
向：本來不是出差，你怎麼這樣寫?
閻：這是陳伯達口授要我寫的，我只能照着寫。第二天，我被告知：「給你換個地方。」這一換，就被換到秦城監獄去了。
渴望提審，可以與人對話
向：此前你聽說過秦城監獄嗎?
閻：沒聽說過，「文革」後才知道秦城監獄是關押政治犯的地方。我是1968年1月24日深夜，由兩名荷槍實彈的戰士押着，乘一輛吉普車到秦城監獄的。
向：你說說剛進去的情形吧。
閻：一進去就問我姓什麼，叫什麼名字。當時我穿的是軍裝，登記後換了黑色的囚服。棉褲也是黑色的，沒有扎帶。
向：「沒有扎帶」是防止囚犯自殺吧?
閻：應該是的。等我換好了囚服，監管向我宣佈：「你今天被收監了，你的代號是『6820』，以後就叫你『6820』，你要答應，知道嗎?」我說知道。為什麼是這個代號?大概我是1968年第20個被關進來的「犯人」吧。
向：當時你想給家裏寫封信嗎?
閻：想啊，我跟站在門外的哨兵說：「同志……」可我這兩個字剛一出口，就聽到一聲大吼：「誰是你的同志?」我不敢再說什麼了，心想，以後連「同志」也沒有了。我住的是單身牢房，有六七平方米大小，靠牆放着一張不到一尺高的小床，床上有髒兮兮的被子和褥子，牆邊還有一個便池和洗臉的小池子，房頂上是徹夜亮着的燈……待在這裏面，看着這些東西，腦袋漲得斗大，一點睡意也沒有……
我後來知道，就在當天深夜，對我還佈置了一次小規模的「抄家」，到我愛人和孩子的臨時住處，翻箱倒櫃，搜身檢查。當時我愛人和孩子是從山東農村來北京看病的，住在釣魚台北面警衛連家屬探親宿舍。此次「抄家」，雖然利用了我寫給妻子的那封信，但結果當然是一無所獲。
向：「抄家」之後，對你妻子和小孩採取了什麼措施?
閻：連夜由警衛部隊送到北京東郊通縣空軍機場招待所軟禁起來，一關就是幾個月。到了5月麥收前，在我妻子再三要求下，才把他們送回山東老家。
向：回老家後怎麼樣?
閻：全家在農村成了「反革命家屬」，各方面都受到歧視和限制。大孩子13歲，初中沒讀完就被趕出學校，被勒令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掘地、挖溝，什麼都得干。我要特別感謝我妻子，當時有謠言說我勞改去了，也有人說我跑到蘇聯去了;好心人勸她，為了孩子的前途應與我離婚，但她堅決不離，辛辛苦苦撫養着兩個孩子。1968年秋天，妻子和她的妹妹，帶着我小兒子找到釣魚台，釣魚台不讓進;找到《紅旗》雜誌社，《紅旗》也不管……
向：你在秦城沒受苦吧?
閻：皮肉之苦倒沒受過(只被罰站過一上午)，但精神的折磨足以使人崩潰。在獄中，我有兩點體會最深：一是「人是社會動物」，離群索居是不行的，而單身牢房是對人最致命最殘酷的折磨;二是「腦子是思維器官」，它每時每刻每分每秒都不會停止思想，越想越想不通，越想不通越想，如此惡性循環，難受死了。想看看書、看看報吧，沒有，連我進監獄時帶的《毛選》合訂本(是林彪送的)都被沒收了。直到1969年4月「九大」召開以後才稍有好轉，給我每天發一份《人民日報》，每月發一本《紅旗》雜誌;還把沒收的《毛選》退給了我。
向：秦城監獄生活怎樣?
閻：早晨吃窩窩頭、稀飯、鹹菜;中午有時吃饅頭或窩窩頭，菜是大鍋煮的白菜、蘿蔔，晚餐也一樣。米飯很少吃到。印象是沒吃好也沒挨餓。過過年可吃到幾個餃子，有時還發點水果。
向：你在那裏最感刻骨銘心的是什麼?
閻：監獄是殘酷的。我被關起來，開始書、報都不給看，每天只能呆呆地坐着。為了打發時間，我就翻來覆去數床頭暖氣罩上的孔兒，1、2、3、4、5……我後來找到一種消磨時間的辦法，就是反覆背誦熟悉的毛澤東詩詞以及唐詩宋詞，同時自己也學着做詩——不能叫詩，只能叫順口溜，因為我不懂平仄格律。這順口溜我做了很多，我把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都編成順口溜。關於《矛盾論》的順口溜有一萬多字，可現在不記得了;關於《實踐論》的有兩千多字，因為出監獄後追記下來，現在還保存着，如開頭幾句：「人的思想哪裏來?馬列主義有言申，不是天公憑空造，亦非腦中自相蘊……」如果當時把這些順口溜都記錄下來，也許還有點意思呢。
向：李銳不是在獄中寫出了《龍膽紫集》嗎?
閻：我真佩服李銳先生，自愧弗如。
向：在獄中你最渴望的是什麼?
閻：渴望提審，因為提審可以與人對話。
向：你在秦城監獄待了七年多，總共提審了多少次?
閻：不過兩三次吧，也沒問什麼緊要問題。監獄裏的一切都是突然的，不給你一點思想準備，連釋放我也是這樣。1975年5月22日，專案組來到監獄，突然對我宣佈：「黨中央和毛主席決定釋放你，送你到湖南某農場勞動，等待結論。」這個決定對我連念了兩遍。
向：你聽了相信這是真的嗎?
閻：怎麼不相信?我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這一天。當時我特別高興，也不管到遙遠而陌生的湖南某農場勞改是什麼滋味，因為我可以跨出牢籠了。心想，哪怕讓我做再苦再累的活，也比在牢房裏好。
向：決定讓你去湖南農場了，你是否想到先回老家一趟見見父母及妻子兒女?
閻：我提出了，但未獲批准，要我先到湖南去。到農場後，我不看天，不看地，第一件事就是給家裏寫信。這七八年音訊全無，家裏人也不知我是死是活。當時，我恨不得一下飛到山東老家去，馬上見到父母、妻子和兒子。
向：兒子讀中學了吧?
閻：是啊。信發出第十天，我接到兒子寫來的信，高興極了。接着，父母、妻子和兒子陸續來到農場，老少三代終於團聚了。這是八年來的第一次。全家看到我還活着，高興之情無法言表。短暫的團聚後，父母回山東老家了，妻兒則和我在農場安了家。
農場五年，等來「徹底平反」
向：你在農場生活近五年，也很難忘吧?
閻：要我「到農場勞動和等待結論」，其實就是把我安排在農場，讓我在農場安家落戶。剛到時，負責押送的專案組的人嚴肅地對我說：「你這是真正到家了。」
但我不知家在何方。好在湖南西洞庭農場的領導和職工們，從我到農場的第一天起，直到五年後離開，他們始終對我很好，使我感到人間除了江湖險惡外，還有愛和溫暖。
向：這個農場是勞改農場嗎?
閻：不是。西洞庭農場是一個很大的農場。它始建於1955年，總面積100多平方公里，農作物主要有水稻、棉花、甘蔗等。農場幹部、職工以及家屬，共有三萬多人，有十多個分場和一個農科所。每個分場和農科所都有小學、初中，總場還有一所從小學到高中的學校;還有糖廠、紙廠、醫院、商店;駐場單位有稅務所、銀行辦事處、糧店、郵電支局等，是一個相當完備的小社會。
向：你是北方人，會幹南方的活兒嗎?
閻：農場領導很照顧我，把我的家安排在農科所。我不會幹水田活兒，就不要我到水稻班，讓我到棉花班勞動。農場還特別為我訂了一份《湖南日報》，每個星期讓我學習一天;生活上需要什麼，農場都給我買。我的被褥、蚊帳以及安家用的鍋、碗、瓢、勺等，基本上都是農場給我買的。
向：你的「結論」什麼時候下來的?
閻：1975年11月，北京終於來了人。對我的結論主要有兩條：一、說我妄圖用假材料(指我送給江青的那封信)陷害中央負責同志;二、包庇「五一六分子」吳傳啟、林聿時(此二人系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即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層幹部，一個是哲學所學術秘書，一個是《哲學研究》編輯部主任，都是關鋒的朋友，他們三人合作寫文章，署名「撒仁興」，名噪20世紀五六十年代)。處罰是「留黨察看一年」。
向：你簽字了嗎?
閻：這完全是妄加的罪。專案組逼着我簽字，我想不通。我把那位演員的信轉給江青閱示，說我有缺點有錯誤，影響了江青的身體和工作，我承認，但說是「陷害中央負責同志」，我不能接受。專案組見我不肯簽字，這時又把江青抬出來說：「這是首長定的性……你的問題就是這個性質。」我自知辯解也無用，江青還在台上，為了能安排工作，我違心地簽了字。
向：你的問題有了結論後，在農場生活有變化嗎?
閻：在作結論前，農場黨委書記覃正彥曾跟我說，等作了結論，你就到農場黨委宣傳部去工作。他見中央專案組給我作了這樣一個結論，不便安排在宣傳部，就和農場黨委安排我去農科所學校教書。
向：你教過哪些課?
閻：我教過初中數學、政治。粉碎「四人幫」後，我還當過農科所學校校長。直到1978年，我才調去農場宣傳部工作。
向：農場黨委對你是很器重的。
閻：是啊，我永遠不會忘記西洞庭農場!我這次來湖南純粹是為了看看當年的老領導老朋友。我跟人說：西洞庭農場是我的第二故鄉，這是我的肺腑之言。特別令我感動的是，農場黨委堅決支持我要求平反。我的案子後來轉到中組部，中組部又把案子轉到《紅旗》雜誌社。《紅旗》雜誌社黨委在1979年9月終於給我「徹底平反」，並決定調回《紅旗》。
向：終於柳暗花明了。
閻：對這一結果，農場黨委和職工都非常高興，紛紛向我表示祝賀。這時，黨委書記覃正彥親自幫我解決了妻子和兩個兒子的城鎮戶口問題(即所謂的「農轉非」)，而這在當時是非常困難的。農場職工看到這種情況，都問覃正彥，你來農場這麼多年了，沒安排自己一個親友，為什麼對閻長貴這麼熱心?覃正彥說：「他是好人!他太老實了!」
向：其實老實人的悲劇往往是悲壯的。
閻：所謂「不讓老實人吃虧」，其實是一種安慰說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