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的陳伯達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以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等罪名，判處陳伯達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陳伯達曾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但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涉及「中央文革小組」時，卻沒有點陳伯達的名，可見對其態度不同於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圖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內部出版，第30～31頁。
文革開始後，陳伯達擔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陳伯達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1969年中共九屆一中全會繼續當選。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他因所謂贊成「天才論」而受到批判，被停止一切職務。1973年中共十大將其永遠開除出黨。自1970年10月起他即被關押，1980年底他又被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受到最高法院特別法庭的審判，被判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88年10月刑滿釋放，被安排在北京市文史研究館工作。1989年9月去世，終年85歲。
一、鄧力群代表中共中央向我們下達一個特別任務
1981年7月10日(星期五)下午，中國社會科學院辦公室的尚同志來電話告訴王文耀說，鄧力群同志(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約王文耀和王保春同志，在下星期一的晚上7時去他家，有事要談。並囑託王文耀一定告訴王保春一起去。
7月13日傍晚7時許，我們倆到了鄧家。鄧力群帶我們進入他的辦公室，互相寒暄幾句後就轉入正題。鄧說：我受中央委託，轉達對陳伯達的幾點意見，建議由你們倆去看看他，做些工作，你們不要怕受牽連。你們去對他說：
1.在文化大革命中陳犯有很多嚴重罪行，中央考慮到他在文革前為黨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所以在定罪時並沒有把他所犯的罪行一一列上，只列舉了那麼幾條。
2.他自己應該看到他與別人是有所區別的，他雖然是組長，但大量的壞事是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乾的，有些壞事他是知道的，有些壞事他不一定知道，就是知道了，他們也不聽他的，他也管不了。這些中央是知道的。
3.他這幾年給中央寫的一些材料，有些是好的，但多數是為自己辯解的，這不好，應該正確對待自己。
4.這次在六中全會上，很多同志提出，要把他的名字寫上去。中央考慮到要和以前銜接起來，對這些同志做了說服工作，未提他的名字。
5.他自己應該集中精力治病，把身體搞好。精力好時，可以看點書。那裏沒有的書，可以提出書名，幫助他借閱。也可以寫點東西，研究點問題，如哲學方面的，這方面他比較熟悉。
6.你們幫助他把情緒轉過來，也可以對他有所批評，讓他不要再為自己開脫了。
7.把身體搞好了，情緒轉過來了，適當的時候，可以保外就醫或者特赦。請通知他的家屬，看望他的次數可以比以前多一些。
8.看他有什麼合理的要求，可以提出來，他自己也可以寫個條子轉給我，報告中央。
9.你們把這個工作，可以向出版社的郭敬同志、社黨委報告一下，只說我代表中央交代這件事，今後不止一次。也通知一下《紅旗》雜誌社黨委，可不必細說。
在這個星期之內去看他。可找我的秘書劉中海，請他聯繫時間、地點。你們去談後，再來談談情況。今天就是這麼件事，請你們兩位來。
根據鄧力群同志的指示，7月15日上午我們去復興醫院向陳伯達傳達中央的指示精神。陳聽了以後，表示感謝黨感謝鄧力群同志。他對我們說：「在你們來之前，我在想，見了你們怎麼稱呼，過去都稱同志，現在我已判刑成了罪犯，再見到你們怎麼稱呼，想了很久，過去我們在一起都是老朋友，還是稱老朋友吧。」在談話中，起初陳情緒激動，後來平靜下來精神狀態較好，對自己的罪行不再辯解。
7月16日，我們將和陳伯達談話情況寫成報告，內容除向陳伯達如實傳達中央的指示精神外，主要講了會見情況：
我們講了上述情況之後，陳聽了情緒很激動，他流淚了。他表示：我非常感謝黨對我的寬大，我對不起許多同志。文化大革命我是有很大很大的責任的，是有罪的。文化大革命我思想一點準備也沒有，一開始的時候，我不知道江青的《紀要》，但她給我看以後，裏面有些觀點是我提的(那時我正在學習《共產黨宣言》)，後來毛主席批了。批的什麼，我到天津才看到鉛印稿。歷史問題我不想多談了，你犯了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讓大家批判，批過了頭也沒有關係。可是當我看到報紙上對我有的批過頭了的，也忍不住總想辯解幾句。他說：我看到社論中點我的名時，我也想過是不是決議中沒有點我的名，有人有意見，說對我太寬大了，所以再點一下，這也沒有什麼。
除此表態性質以外，他還談了以下幾個問題。
一、對社會的就業問題
他說：最近我從報上看到社會上搶劫、強姦的案件很多，而且犯罪的大部分是青年人。這使我想到一個問題，這種案子太多了，說明了是個就業問題。中國人口多，現在提倡計劃生育，我贊成。恩格斯也說過計劃生育。但人已經生出來了。就要解決就業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裏說過：資本主義延長工作時間，增加勞動量，把工人當牛馬，而社會主義是逐步減少工作時間，剩下的時間搞學習和其他。馬克思這些話使我想到30年代我在蘇聯學習時期，那時蘇聯剛打完內戰，人民生活並不好，是很苦的。社會上什麼東西都買不到，當時斯大林實行七小時工作制社會秩序也還不錯。那樣艱苦大家都堅持下來了，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我相信我們的生活比他們那時好得多。我想我們是不是可以實行七小時工作制?我看可以試試。以後還可以減到六小時工作制，有計劃地搞，這樣年輕人有了職業，有工作、有學習，也就有了奔頭了。不然，年輕人沒事做，晃晃蕩盪，犯了罪光殺不行。我不是不主張殺人，殺少數可以，殺多了不行，他不怕了。1957年我在天津做調查，除調查工業外，還到不少工人家中做調查，我問過很多家屬，他們全家，能工作的都就了業，這是普遍的。每人薪水雖然低，但全家合起來就多了。因此，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就業多了，薪水不一定多。這樣大家都有工作，社會也會安定。我覺得這點很重要，所以特別給你們講。搞街道集體所有制，我不反對，但還是不能完全解決就業問題。縮短工作時間，馬克思是在《資本論》第一卷里講過。我覺得社會主義有兩種必要勞動，一種是生活必須，再就是留下來的資金不叫剩餘價值，也叫必要勞動。這個對工人說是可以說得通的。
二、迫切要求做些工作
他以迫切的心情說：你們告訴黨，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想做點事，寫一些東西。五幾年我先後在上海、天津、常州做過一些經濟調查。常州那裏有不少先進的東西，報紙上怎麼沒有見報道。對這些工作我很有興趣，想繼續做下去。再就是全世界就有一本恩格斯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國的老工人都快死光了，為了教育後代，我想寫一本解放前的中國工人狀況，對教育後代有好處。不能「數典忘祖」呀!當然就我一個人不行，得要有幾個人，把解放前的工人遭遇記錄下來。這個工作我是很願意做的。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我想到的有中國史問題、中國文藝問題。這個問題是我看了魯迅的小說史對我的啟發，想寫一兩本小說的歷史。想到這些我就着急，我已經被關了11年了，不能總是關着，不能做事呀!
還有一個要求就是，如果可能的話，給我100塊錢，我想吃點水果。因為我大便不好，大便拉不出，人很難受。
除以上書面文字外，我們主要是口頭匯報。
當我們匯報完以後，鄧力群同志說：
下次你們去時，可以明確告訴他，治好病以後，不一定再回監獄，將來考慮一個適當的地方加以特赦。
讓他注意報紙上的一些理論文章，有什麼意見，可以提出來，寫個短訊。
他以前寫《中國工人階級概況》時，陳貞、姚洛參加過，不知姚還願不願意搞，可以問一下姚洛。原稿在什麼地方?以後可以給陳看看。
鄧力群說，你告訴馬仲揚，問一下陳伯達的錢是否存放在《紅旗》，如不在，可以先暫借三百至五百元錢，交給你們(王保春、王文耀)掌握使用。
他的小孩子(陳的最小兒子)每月25元，可以再加10元。
今後你們可以輪班去，兩個星期一次，時間不一定很長，半小時至一小時。回來後我們通通氣。
我讓劉秘書，通知公安部，還給陳烤電治療。
你們下次去，可以問問他還有什麼親屬，能夠照顧他的生活。
7月21日上午接劉忠海(鄧力群秘書)電話：1.你們和陳伯達的談話記錄已經看到，裏邊談到鄧(力群)的可以不提，建議再整理一個簡要的記錄，便於向中央反映。2.領款問題，力群同志已與高登榜同志聯繫過，你們可到管理局計財處，找石同志(一女同志)聯繫。
我們接到市公安局同志的通知，於8月5日下午去友誼醫院看望陳伯達一次(他是4日下午被從復興醫院接至友誼醫院的)。住在醫院的三樓西頭，條件不錯。病房內有兩張床位，有沙發，有衛生間。由市局一位同志暫時陪住。醫院規定病員不能聽無線電廣播，報紙由於剛去還沒有訂上。我們從中辦財務處代他取的1,000元錢，讓陳辦了手續——寫了取款條子，從中取出100元交給陳零用，其餘我們代為保存。當時我們為他買了鋼筆、墨水、手紙、肥皂、布鞋等日用品。
我們向他傳達了上次見他後向上匯報時，力群同志的指示精神：1.陳現在首先是治病，不再回監內，有什麼要求可以提出來;2.讓他注意報紙上有關理論方面的問題，有什麼意見可以提出來，寫個條子也可以。他聽後再次表示非常感謝黨。
他談了以下幾件事：
一、關於劉叔晏：1.劉叔晏搞某某同志的專案是打着我的名義搞的，所以這個錯誤第一應由我負責，第二才是她。2.她為什麼被江青送到山東去?是由於劉叔晏從專案中搞到了一份康生的材料，她以為抓到了康的把柄。我把這件事無意中告訴了江青，誰知江青與康生關係那麼好。江青要這個材料，劉死命不給，江青就報復把她趕出北京。1968年劉叔晏逼我給她寫了離婚書，我寫了以後，她又不走，我向她要離婚書她也不給，說她留着有用，她預計到我是要倒台的。儘管這樣，她的錯誤我應該承擔的，還是要承擔的。現在我覺得把這兩件事說清楚，為她開脫一下。
二、十幾年了沒有上街，我從復興醫院來到友誼醫院時，看到大街上的人很多，我覺得大城市的人太多了。報紙上也講了要發展小城鎮，這很好，很科學。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裏，也是反對大城市的。他以蒸汽機為例，說自從蒸汽機出現以後，就不受地理條件的限制，可以制止大城市的發展。
三、我從報紙上看到一篇文章，是講電子工業的，這篇文章對我很有啟發。但這篇文章只是講工業管理問題，而沒有講電子工業的發展對整個工業發展的作用。6月8日我寫了一篇，給那裏常和我接觸的那個同志看了，他和我的看法不一樣，看完後又還給了我。我給你們看看，是否可以這樣寫，如果可以，我就把它抄清一份。也許我的看法是錯誤的。
我們讓他現抄出來，也算是對發展工業的一種看法吧。
我們勸他好好治病，他說：不好治，精神好了，就都好了。
二、轉遞陳伯達寫的材料
8月12日，我們給鄧力群同志寫信，匯報如下情況：8月11日陳伯達通過陪住的李玉元同志(經過市局同意)通知我們去拿他已寫好的兩篇材料，並讓我們轉呈給組織上參考。陳現在醫院裏，改名叫陳健相，暫時由李玉元同志陪住。李玉元同志是去年退休回家，由他兒子來《紅旗》雜誌頂替工作。陳在住院期間無人照應，市局和《紅旗》雜誌社黨委共同商定，從河北完縣將原在陳處工作過多年的李玉元同志接來，暫時照顧一段時間。陳曉農從石家莊來京，去醫院看過陳兩次，現已回去。
並附上陳寫的材料三份：1.試說一下日本的「生產率運動」問題;2.恩格斯論述「工業發展和城鄉融合」的問題;3.馬克思對生產資料的提法雜抄。
此文送上後，8月14日鄧力群同志批示：複印幾份，一份送耀邦同志，一份送喬木同志，幾份分送潤青、梅行、子力、有林等同志。
8月27日，我們去醫院看陳一次。次日，我們寫信給鄧力群同志，告知情況：陳對生活、治療都較滿意。再三表示感謝黨對他的寬大。陳提出想看一些公開出版的雜誌(經濟的和哲學的書等)，我們覺得可以給他買一些這方面的書刊。這樣可以使他了解目前發展着的社會，因為從談話中看，他對社會太生疏了。
同時附上陳摘抄材料三份(略)。力群同志看後，9月16日批示：複製幾份，分送耀邦、喬木、玉青、潤青、梅行、經濟組、理論組和我各一份。
9月15日下午，我們把陳伯達所要的書(馬恩選集等)，給他送去了。陳問對他的財產(包括1萬多元錢;三次出國穿的皮大衣等衣物;書，有些是舊版書，如二十四史、《文選》抄本等)如何處理。並說，喬木、力群等同志都是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如果可能，我很想聽他們的講課，學習學習。9月19日，我們將以上談話摘要，寫信向鄧力群同志匯報。
10月1日晚，我們去鄧力群同志處，他問了陳的病情、治療情況怎麼樣。我們向他匯報了陳的情況後，力群同志談了幾點指示：
1.可以找醫生談談，聽聽醫生的意見。同時可以告訴醫生對他的病能治療好的，應採取積極的態度，儘快治好。現在醫院的條件總比復興醫院要好嘛，不要採取應付的辦法。治好了不光他度個好晚年，還可以為人民做些工作嘛。你可以對醫院說這是中央的意思。
2.他那幾份材料，都印製了，已送給耀邦同志、紫陽、先念和有關同志了。
3.他要研究「中國工人狀況」的事，過去那些材料在姚洛(註：姚洛曾任陳伯達的秘書，後調到《紅旗》雜誌國際部任部主任)那兒。陳將來編這本書，可能還需要寫《中國工人狀況》的吳成民參加。如果這本書編好了，也是一個貢獻。
4.我們說：陳伯達說他有兩件事他對不起主席：(1)是不應該推薦田家英去他那兒;(2)是田的哥哥在台灣的事兒，事先不知道，事後未報告。鄧力群同志說：主席也有對不起他的地方。
5.(保春說：我們有做得不對的地方，您要隨時提出來，不要做錯了，又要……)那不會的，有我替你們說話，這是中央交辦的。
另外，力群同志說：馬洪同志問我，王學文同志問，他的有關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書整理出來之後，社科出版社能否給他出版。我說只要你整理出來，是可以出版的。這本書估計印數不會太多，因為青年人不熟悉他，50歲以上的人都知道，都是他的學生，他在延安講過課。他是我們最早講政治經濟學的，是第一個。所以趁他還健在給出版好了。
11月23日，陳伯達從醫院出來，遷到團結湖居住。下午我們去看望陳，他寫了個材料交給我們，希望轉呈上去。力群同志批示：複印幾份送耀邦、喬木、潤青、梅行等同志。
1981年12月16日晚8時許去探望鄧力群同志，他談了兩件事，同時提出讓調曉農來照顧其父親。鄧說：告訴他(陳)寫的材料都複製了，除送耀邦同志外，還分送給主管的同志。陳除了談到想整理中國工人階級概況，還有什麼打算?下次你們見他時轉告他，我建議他集中力量先辦成一件事，如有精力再做第二件事。請姚洛同志將稿子送給陳伯達，他如不想去，把稿子交給你們帶給陳。他剩下的時間不多了，應該計劃一下，先做什麼，一件一件完成。現在不像過去有人幫助，都要自己去干。
1982年3月3日，我們給鄧力群同志寫信：「呈送陳伯達寫的學習筆記(節抄自馬克思的著作)《工業技術基礎的發展過程》一份。」3月20日，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向一些領導同志推薦這份材料。
4月23日晚，陳伯達去西絨線胡同周揚同志家中，去看望周揚同志，由市公安局同志陪同去。此後據說兩人(由蘇靈揚、露菲陪同)談了約4個小時。
5月14日，我們倆去陳伯達住地取回三個材料：1.《讀〈儒林外史〉雜記》;2.《讀〈三國演義〉雜記》;3.《西遊記》(未抄寫出來)。陳說：前次送的讀《紅樓夢》筆記，建議周揚同志看看，能否用筆名發表。
5月21日，我們給力群同志寫信，說到陳「現在寫了幾篇文學方面的文章，現送上《讀〈儒林外史〉雜記》和《曹操與「青州兵」》兩篇，現在他正在寫出《西遊記》讀後感的文章，不日即可以完稿。他希望這兩篇連同前次送上的《〈石頭記〉里的一段公案》能否用筆名發表，同時在發表之前，送周揚同志去看看，因為他在訪周揚同志時，曾談過此事。不知可否，請酌定」。
5月28日，我們再次給力群同志寫信：「送上陳伯達寫的一篇文章《求知難——記讀〈西遊記〉》。他說這篇連同前幾篇，都是他在學習文學評論而寫的練習作。建議是否能分送喬木、周揚、胡繩同志閱，請力群同志酌定。」
6月23日晚，接蕭清河電話，讓我們去一下，陳最近又寫了個材料待抄出望轉送上去。我們去取回。(按：取回的是陳伯達一篇舊雜感)7月12日，陳曉農送來他父親近期寫的一份材料《認識的漸變與突變——從〈壇經〉看中國佛學的頓、漸兩派》。
8月17日下午，陳請蕭清河同志來電話通知去取陳伯達交給的一篇文章——《〈黑格爾反對絕對〉——讀書雜記》。王文耀去取時向陳說了周揚同志看了他的文章，覺得很好，但是總歸多年不接觸外界了。然後陳談了以下一些意見：1.我是看到報紙上對報考大學的反映等，我才寫了《儒林外史》等評論。這不是新的科舉制度嗎?這個比舊的更厲害，年齡只能限制到25歲就不能報考了。2.對包產到戶，這是大事，劉少奇過去也不同意搞，如托拉斯等。現在可以搞。小農經濟是可以搞起來的，美國就是，現在美國農業居世界首位。其實蘇聯也可以搞起來的，只是他們政策錯誤。農業到戶這是大事，發展是無情的!3.發射衛星是我在新建胡同向張震寰和科學家建議的，向中央寫了報告。也就是1964年1965年，那時我剛正式調到他們那裏(國防科委)，我的意思是搞天上的，是為了地上的，是把電子工業組搞上去。後來周恩來總理在中央會議上說過，我是關心衛星發射的(除總理外，別人不知道)。4.1953年和張春橋、李友久向主席匯報時，會前我隨便說了河南有的人向杭州用機器換農產品，我說，這不是產品交換嘛。後來主席鄭州會議上批評我取消商品、貨幣等，我哪是這樣說了，這是誤會。但主席還是用我。
陳還說：我寫了這篇《〈黑格爾反對絕對〉——讀書雜記》，你們看看提提意見，我每一個字都仔細斟酌推敲了，都是有意思的。你們看了提出意見後再上報。
9月30日，我們倆去看望陳伯達，他寫了兩份材料，托我們轉報中央。即《儒法兩家其實卻是兄弟》《科學、假設、實踐》。
10月30日晚上我們倆去拜訪鄧力群同志，談了約一個小時，鄧說：他寫的那些東西，都給中央的同志看了，有三篇文藝方面的(有關《紅樓夢》《儒林外史》和《西遊記》的)我交給了周揚同志處理，不知道是怎麼處理的，他沒有告訴我。其他的都是我經手處理的。有的打字，有的鉛印，都分送給中央有關部分同志看了。其中有一篇(想不起是哪一篇了，較長、是佛教……題目想不起來了)大家較注意，覺得寫得好。這些文章的底稿，將來原稿退給他保存。我讓他們清理一下，有原稿退給他原稿，沒有原稿可退他一份清樣稿，留做自己保存。他這個人就是私心太重，情緒時好時壞，也就是私心的關係。過去就是因為這個栽了這樣大的跟頭，現在還是這樣想就沒有人管他了。他寫出的東西有人看就不錯了。他現在要想到自己是個犯人，和過去不同，那時是第四位，寫的東西不管怎樣，還登在主要位子上。
11月2日，我們去看望陳，將鄧的指示向他傳達，並將帶來的幾種雜誌交給他看，他很高興，特別是他寫的文章《求知難》在《讀書》雜誌第10期上發表了，他非常興奮!表示要多寫點東西。
他讓我們作為私人關係，向鄧力群同志提出：《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中，有關「合作」的提法是說：「列寧沒有說過」不妥，請注意;關於「競賽」「競爭」的提法，還是「競賽」為好，列寧也提過。
12月2日晚，去看陳，他說準備寫一篇「一分為二、一分為三」的文章。另外他談了過去他寫過一個決議案(大約是經過1963、1964、1965年調查寫成的，具體日期記不清了)，其大概內容有中央、地方的工作的合理佈局等(記不清)，說：此議案在常委會討論過，參加者有：主席、少奇、周總理、鄧小平、陳伯達。討論前主席看後很高興地對陳說：「這下我們搞工業就有個明確的路子了。」興奮之中還請他一起吃了飯。但在開會討論時，主席問大家怎樣?首先鄧小平說：「不行，還不成熟，不是以鋼為綱」。經他這樣一講，主席沒再說話，就被否決了。另外他深有委屈地講：八大決議中提「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是我提的，這沒錯呀，列寧講過的呀，是在《列寧選集》三卷811頁，還是在第四卷，你們查查看。(註：此文即《工業問題》，1963年開始起草，修改稿寫畢於1965年8月1日)
12月31日，我們去看望陳伯達。他的《論一分為二、一分為三……》已經完稿，待抄清以後再呈送。陳得知周揚同志不慎跌傷，表示慰問，希望他以後別服用安眠藥了。
1983年2月4日，陳曉農來社科出版社講他父親生病發燒住進了公安醫院，讓我們去醫院看看。當時王保春已去人民大會堂開會，王文耀即隨陳曉農去醫院看望。曉農講可能前幾天他寫論事物一分為二、一分為三……的文章，有些緊張，晚上睡得太晚，夜裏起來小便有些着涼。陳伯達對文耀講了他寫論事物一分為二、一分為三……文章的情況，他說：「呈送時可說，我寫完就病了，沒有再看，如有錯誤，請批評指正」，將文章交給了王文耀，並再三交代：「你和保春仔細閱讀一下，逐句推敲。向我提出意見和建議。」
3月4日下午，去團結湖陳伯達家裏看望陳，並將陳曾寫的部分(8批)報送中央的文字材料原稿，經中央負責人看過後，現退回，讓陳自己保存(都有中央領導親筆批語)。
4月15日，我們給力群同志寫信：「送上陳伯達寫的《讀一篇農村調查》，請閱處。」
4月26日，保春接到劉忠海同志電話，傳達中央領導指示：1.陳伯達寫的材料，中央領導看了，建議他多寫一點中國近代史方面的東西。尤其是近代史當中的一些重大事件，這方面他比較熟悉，有些是他參加寫作的。這樣的材料對後人很有用處。可長可短。2.不要總寫讀書筆記。3.寫現在有一定困難，因為他對外邊的情況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太少。又看不到文件、材料。4.研究一點歷史的重大問題。
三、陳伯達失去遞交材料權利
1983年7月21日，我們倆去看望陳伯達。主要是中央有關部門讓他寫有關「九大」前後和周恩來總理反對「四人幫」的情況。還有關於延安「魯藝」和中國文學當中的問題。他讓我們去看看他寫的這些材料，我們看了以後，幫助他回憶了幾件事，做了補充。然後，他交給我們一篇他已完稿的《文藝的魅力》的稿子。
8月16日，陳伯達通知我們去他那裏，主要是談前妻劉叔晏送給他的幾本書如何處理的問題。談完此事後，接着說他對目前農村政策很犯愁，他說：農村個人勞動目前好，將來不好辦。中國以農為基礎，基礎壞了，其他不好辦哪，黨風不正主要在基礎，都為自己，如何糾正。馬克思說英國是小農經濟發展起來的，我說美國也是。農業的情況我了解一些，看了不少材料(報刊)，這裏(指工作人員)有人家就在農村的，關鍵是個體勞動，將會兩極分化的。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特別是馬克思、恩格斯，他們沒有看到社會主義，但是他們經過艱苦的勞動，找出了社會發展這條科學的規律，預見到將來，這沒有錯。
談完之後，他交給我們一篇寫好的稿子——《關於新陳代謝》。
9月23日，我們收到劉忠海同志的信，裏面說到：「前次我已打電話給你們兩位，轉告陳：中央同志希望他寫一些有意義的回憶材料、文章，少寫些評論感想的材料，還是請同他談談。」
9月底的一天，劉忠海同志通知王文耀去他辦公室一趟。劉對文耀說：請你來，有兩件事告訴你，第一件是，1983年9月26日陳曉農給中央負責同志寫信，要求從他父親的存款中取出1,000元錢來，以購買父親的一些衣物、被褥。老鄧(力群)已批同意了，請你拿去辦理。第二件是，陳伯達有一篇文章，在內部刊物上給登載了，稿費交給你。這是80元錢，不要告訴他是什麼錢，這些錢和申請要的那些錢放在一起，不說是什麼錢就是，免得他知道了對別人亂說，引起別人的意見。另外劉說：前些天送來的那件材料，也已送去排印了。並說，中央很重視他的東西。劉說我上次給你們打電話，說讓他今後多寫一些有用的東西，不要寫什麼雜記呀，感想呀什麼的。因為他也不了解中央和地方的情況，寫那些都是些不趕趟的東西，沒有用，白浪費時間。他應寫一些過去中央的重大事件等回憶錄。這些對中央對後代有用處，因為有些是他經手和參加了的，別人不知道，不寫就完了。這是耀邦同志看了他寫的東西以後說的。這樣老鄧(力群)就叫我告訴你們倆，跟陳好好談談。讓他不要再寫這些了，應寫寫我上邊所說的那些。
11月18日，我們去醫院看望陳伯達，他談了以下幾個問題：
1.局裏(市公安局)同志問我開始整黨了你有什麼看法，我說：很好，鑑於過去的教訓，步驟要以自我批評為主。當然自我批評也會有假(如1942年時有的說自己參加了紅旗黨，結果都是假的)，不過以後都是可以慢慢落實改正的，總比亂批好。
2.你們來看我，我很高興，感謝你們。我被關了14年了，我這麼想，如果上邊不找你們，你們不要為我去找上邊了，不要連累你們，因為你們約了這麼長時間都不見，不知有何變化，今後如不方便，可以少來看我，因為現在開始整黨，以免影響你們。
3.想看看我的《反動言論集》的第一冊。我過去寫的這些文章自己都想不起來了，而這個集子收得這樣全，這是江青一大功勞，我要感謝她。但第一集是些什麼，我想看看，後邊幾集也想看看。五頂帽子的根據，想看看，不方便就算了。第一集可能是我入黨前寫的，那時還是小孩子，不過我想也是比較進步的。將來再印還可以用這個名字，「叛徒、特務、托派、國民黨反共分子、修正主義分子」等，還應加上「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或者標題是「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副題為「叛徒、特務、托派、國民黨反共分子、修正主義分子」。「說實在的，我年輕時(入黨前)，想的就是兩件事。一是想搞文學，當文學家。二是想談戀愛……所以說，我青年時沒有野心想當官。」
4.最後我寫了一個《試談社會主義農業的若干問題》，比較長，有機會請你們看看，什麼時候往上送，送不送，再說。工業我已經寫了，送的那個《〈黑格爾反對絕對〉——讀書雜記》就是。我有話不寫出來也不好，不好受呀!
5.周揚他講那個幹什麼?太不慎重了，隨便講，那麼多大問題不講，如生產關係、生產價值等等。所以說科學的東西千萬不可隨便講、亂講。
1983年11月20日晚，我們去鄧力群同志家拜訪他，他與我們談到：
鄧：他現在看書多嗎?
王：看書多，沒有別的事，幾乎整天看書。他對這次整黨，表示很贊成，說主要應以自我批評為主。
鄧：我看到他的反映了，決不像他們那樣整人。這個人讓他多活些時候好，讓他看看這幫人幹得比他們那幫怎麼樣?他對鄧小平同志意見很大，我是知道的。是怎麼回事呢，1963年不是有個關於工業問題的決定嘛，送主席以後，還當着他的面，主席問小平同志怎麼樣?小平同志講，還不成熟。嚇，後來他很有意見。他這個人哪，在順利的時候，他不找我，在他不順利的時候，他就找我談，想得到我的支持。他給我說這件事，我講，這是黨內常有的事，起草一個文件有的同志贊成，有的同志認為不成熟，不成熟再搞一搞不就成熟了嘛。可怎麼說也不行。
王：在萬壽路六所時那篇(一篇國際方面的文章，題目記不清了)，他不就生氣了。
鄧：那時他對康生很有意見，他和康生是好朋友，我對他一直是好心，不管過去還是現在。我要是他早不理他了。
王：這個我們去看他時，多少他表示對不起你，對不起大家。有時情緒激動得流淚。
鄧：他罵我罵得很多，有些事簡直莫名其妙，我都不去記它。
鄧：我到《紅旗》雜誌社，是他多次提出要我，後來搞到劉少奇同志那兒，少奇同志說話我才來的。少奇同志倒台後，他說我是劉少奇安插到《紅旗》來，是奪《紅旗》的權的。哈哈，真是莫名其妙!他罵我是很多了。罵我不學無術，但整理個記錄還可以。這對我刺激很大。他有一件事是我不會忘記的，當然也不光是我了，就是到幹校後，他對軍宣隊說：(1)這些人都是讀書人，當然勞動是不可少的，但要給他們讀書的時間;(2)晚上不要安排什麼會議，由他們自己支配;(3)生活上安排好，他們大部分是南方人，搞一些大米什麼的。這樣我就很感謝了，每天晚上看兩小時書。人家不是說不學無術嘛，自己就學一點嘛!這一點還是很感謝他的嘛。也希望這個人能多活幾年，看看我們這一班人比他們那班人幹得怎麼樣。
1984年1月4日(農曆正月初三)我們去給陳伯達拜年。我們告訴他《試談社會主義農業的若干問題》已於11月20日送上，還無反映。
3月24日，我們給力群同志寫信：「送上陳伯達寫的文字兩篇：一，《人類兒童時代閃耀的科學微光》;二，《過海的故事》。據他說第二篇是他的親身經歷，內含自我批評之意。陳說，由於整日坐屋裏，長期脫離外界社會，情況不大了解，今後政治方面的東西基本上不寫了，如果精力可達，寫一些偏重於學術方面的東西。不妥之處，望指正。」
3月30日下午，劉忠海同志給王文耀來電話談到以下情況：
你們轉來的兩件材料收到了。耀邦同志看了有些生氣。你去告訴陳伯達，讓他不要寫那些現實的事情，他不了解情況，觀點都不對頭，是錯的。不要像「四人幫」那樣引用那麼多的馬克思、恩格斯的話，白浪費大家的時間。因為他寫的東西送來，這裏要打字、排印等等，花很多時間，文件、事情又那麼多，看完之後，又沒有什麼啟發。他那麼大年紀了，沒有多少時間了，費那麼大的精力寫出來，大家又花時間去看，又沒有什麼啟發。因此，請你去告訴他寫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回憶。他在主席身邊，比如，在西柏坡開了一個什麼會，研究一個重大問題，都是誰參加的，主席是怎樣說的;如在延安對一個重大問題，主席是怎麼說的，都是誰參加的;等等。這對他來說是很多的，別人是不知道的。他寫出來對後人很有用處。不是要他寫什麼交代材料，也不是要他寫分析意見，而是寫出那些事實就行了。為的是對中央對後人留些有用的東西。
簡言之：
所轉東西收到了，胡不甚滿意，請轉告他：1.不要寫現實，不了解外界情況，觀點不對。2.不要引那麼多經典，太費時間。3.寫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留給後人，這對陳是不難的(如西柏坡、在延安等研究重大問題，都是誰參加、主席是怎樣說的等等)。4.不是寫交代材料，是寫出歷史真實，不加分析意見。5.要珍惜他的時間，年紀大了，時間不多了，要寫些有用的東西留給後人。
(4月17日文耀到一位同志家做客，聽說：陳寫了一個農業方面的材料，鄧小平看後，很生氣，和當前形勢不符。不知是否是真的。看來和上面所接電話在生氣的人的姓名有出入，也許兩人同時生氣了，也很難說。)
1984年5月25日下午，鄧力群同志秘書劉忠海同志給王保春來電話說：「力群同志讓我通知你們兩人，從今天起不要再與陳伯達聯繫了，也不用對陳做什麼工作了，到此為止。」他客氣地問我們好，有無什麼困難?我們只是客氣回應一下，但心裏想不知出什麼事了。
接此電話以後，我們與陳的政治聯繫到此為止。他所寫的材料，如要上報，也只能通過看護他的公安人員傳遞。從此，我們歷時三年與陳的公事交往就此結束了。
以上是我們收集整理的部分材料。2005年，我們看到鄧力群的《十二個春秋》中有一段話：
為陳伯達寫的材料，胡耀邦對我責難
我到杭州以後，在下一個星期一上午的書記處會議上，胡耀邦拿出一份陳伯達寫的材料，說：陳伯達擺出一副教師爺的架勢，引用列寧的話來教訓我們，這樣的事情是鄧力群乾的，鄧力群不能這樣干，今天他不在，等他回來以後，要和他談這個事。喬石出來說：王力出來以後，表現瘋狂啊!
為什麼會出現陳伯達寫材料的事呢?這裏需要回溯一下。處理「四人幫」問題的時候，王力、關鋒免於刑事處分，從拘留所放出來後回家了。陳伯達是保外就醫，也回了家。一天，胡耀邦來到我的辦公室，對我說：這幾個人出來了。他們以前是做文字工作、做研究工作和寫理論文章的，出來以後，還可讓他們繼續做點研究工作，寫點文章。你去和他們聯繫一下。胡耀邦這樣安排是好意，我當時就問胡，以什麼名義去和這幾個人聯繫?胡耀邦說，代表中央。這樣，我就找王力談了。王力這個人不安分，給我惹了一些麻煩，先不去說他了。至於陳伯達，我就想到「文革」中他這個人不負責任，推卸責任，最使我討厭的是，他那時每次去《紅旗》機關，都要問鄧力群死了沒有。因此我對他很反感。所以就找了他原來的兩個秘書王保春、王文耀，讓他們去與陳聯繫，轉達中央對他的這個意見，說明他出來後還可以做研究工作，為黨做點事。後來，陳伯達陸陸續續地寫了些東西，有些東西屬於小品，有些東西還有些看法。其中幾份，我還交給了周揚，讓周想辦法處理一下。有一份講對佛教的一種理解，我覺得有點意思，後來化名送給遼寧出版了。大約是1984年春天，陳伯達送來一份根據報紙材料寫的東西。那個時候，對重點戶、專業戶進行貸款資助，陳把這些材料匯集起來，然後說：根據列寧的主張，對合作化將給予財政上的支持，而我們現在不支持合作化，而是支持個體戶。陳伯達認為這違背了列寧的教導。以往陳伯達送來的東西，都在小範圍里給幾位同志看看，都沒說話;而這份東西我沒看，當時我正幫鄧小平同志準備二中全會的材料，也照樣送給有關人看，胡耀邦看了後就發了火。我想，可能胡耀邦看陳伯達寫的材料時，認為與自己的意見不一致，看不下去，生氣了，就忘記了這原本是他佈置的工作。
那次會議，書記處研究室蘇沛列席旁聽。我那時在杭州，他就來電話說：胡耀邦發了脾氣。喬木也為這事為我抱不平，他說：看來胡耀邦要整你，要搞掉你。喬木好像要為這事寫信，那時陳雲也在杭州，薄一波也在。這時正好《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根據胡耀邦的意見寫的關於富民政策的文章。喬木對這個富民政策也不滿意，想就這個問題給胡耀邦寫個意見。原來喬木想三個人聯名(他、我和陳雲)寫，陳雲同志在黨內有經驗，說：這個形式不好，好像我們三個在外地的人，聯合起來給中央提意見。這樣就沒有聯名寫信。喬木是想為我說話，我說，你不必這樣做，我自己會寫信的。
我從杭州回來後，就寫了封信給常委，其中把這些事的原委都講了。我還把胡耀邦當時委託我去做事的原話都附在信後面，使常委都知道這事。胡耀邦看了信後說：是不是在書記處的會議上議論一下這個事情。陳雲看了信後，做了如下批示：鄧力群在這件事上沒有責任，以後對像江青、王力這樣一些人，再也不要做工作了。(《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第51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