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伊梅爾達
1966年文化革命爆發時，我只有9歲光景。父親時常帶我去外灘，看見大字報被糊上了大理石的高牆。到處是仰頭觀看的人群。宣傳車上的高音喇叭宣讀着戰鬥檄文，尖銳刺耳的聲音，在痛擊人們的靈魂。但我所迷戀的，只是高樓上翩然降落的傳單。這是一項偉大的發明，它利用了民眾娛樂的樣式，成為點燃革命的導索。人們在可笑地爭搶那些傳單，其中一些紙片落在黃浦江上，仿佛是無數細小的紙船，在波濤上漂浮了片刻，便被渾濁的江水所吞沒。
我和父親在高樓下行走，卑微得像兩條一大一小的蟲子。鉛灰色的天空上密佈着烏雲，人們的表情狂熱而不安，他們的焦慮像瘟疫一樣四處傳染。而我卻在傳單的撿拾中，體驗到了童年的狂歡。我積攢這些傳單，猶如收集字詞的積木。我向夥伴們炫耀這些花花綠綠的戰利品，然後把它們保存起來，直到文革結束。
革命的雷聲還在十多公里外的外灘滾動，但它的熾熱氣息卻已大步逼近。我們所居住的徐匯區小街，即將被紅色風暴所吞沒。66年8月9日，北京爆發造反派砸緬甸駐華使館和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一百萬紅衛兵，表達對青年造反運動的政治支持。在判斷中國政府失去政治控制力之後，西方開始了大規模撤僑行動。住在我家對面的幾家猶太和白俄僑民都悄然搬走。那個佩環叮噹，花枝招展的白人老太太，渾身散發着脂粉的香氣。她曾經撫着我的腦袋，把巧克力塞進我貪婪的小手。現在，她在花園裏晾曬衣物的身影也消失了，變得杳無芳蹤。
經過最高領袖檢閱的北京紅衛兵，在《人民日報》社論的煽動下，開始全面南下，推動了全國範圍的「破四舊」運動。他們在大街上攔截那些衣着時髦的人士，當場修剪他們的頭髮和衣褲，我從未看到過這樣的街頭暴力，一個被剪了頭髮的女人在高聲叫罵，近乎歇斯底里，紅衛兵開始痛毆她，而警察則不知去向。圍觀的路人分裂成了兩派，一派支持小將的革命行動，而另一派則在抨擊紅衛兵的粗暴行為。但資產階級時尚最終還是遭到了徹底剷除。
第一支開進我們弄堂的，是北京和上海紅衛兵的混合編隊，大約三十人左右，乘坐解放牌卡車，儼然希特拉的黨衛軍。他們的清一色軍裝、鮮艷的紅色袖章和嚴肅的表情，就是政治正確的標誌。這是偉大的象徵性時刻，革命終於地降臨了我的家園。
首當其衝的是我家樓下的印尼華僑。來自雅加達的三個女人，被押上了「審判台」――幾張凳子，她們的頭髮被剪成了稀疏的雞窩，她們的臉和旗袍上都塗滿了墨汁，她們家裏所有的化妝品和圖書被當眾焚毀。就在那些日子，大規模的破四舊、街頭批鬥和抄家行動席捲了整個上海。資本家、中共幹部、高級知識分子被掛上牌子、戴上紙糊的高帽子當眾批鬥，然後跟大批抄家物資一起被帶走，從此下落不明。許多房子變得空空蕩蕩，逐漸散發出霉變的氣息，仿佛在驗證造反者的預言。
這是無產階級信念支撐下的動亂，它宣告了文革元年的到來。在舊事物被徹底霉變之後，新事物開始大規模湧現。1968年(文革三年)，造反者已經洗劫和銷毀了所有舊文化產品，革命委員會成立了，紅衛兵失寵，而新秩序被逐步建立，清教徒式的日常美學開始支配我們。軍裝和軍帽，這些尋常的事物，竟然成了龐大中國的最高時尚。
我對父母的最大怨恨，就是他們無法為我搞到軍裝。後來我自己用一隻玩具狗從小朋友那裏換來了一套軍裝上的紐扣，包括五粒大扣和兩粒上衣袋的小扣。它們是一種半圓形的赭色塑膠物，正面是「八一」的陽紋，背面是堅硬的銅絲扣環。母親把它們連夜縫到我的藍色中山裝上。這是公然用軍扣偽造的制服，從此我無限自豪地加入了革命的隊列。兩年後，母親又從商店裏為我買了一條仿製軍用皮帶和一雙軍用膠鞋。我還曾搞到過一頂軟檐軍帽，但不久就被飛車黨搶走了。他們肆無忌憚地掠奪着軍帽，然後用每頂兩塊錢的價格賣給跟我一樣的小孩。
然而，像我這樣的小知識分子出身的雜種，永遠都無法企及革命時尚的核心。只有那些幹部子弟，才擁有真正的軍裝及其正統造型。徐匯區的幹部子弟，在1971年結成了一個龐大的幫會。他們到處尋釁滋事，向「下只角」(貧民區)的流氓群體示威。但他們最令人驚異的卻並非群毆的手段，而是他們的前衛裝備。他們像小說《敵後武工隊》那樣武裝了自己：每人一輛輕便自行車，車把上安裝着最時髦的雙鈴，身穿四個口袋的軍官服，腰扎軍用皮帶，腳穿黑色燈芯絨面的北京懶鞋，斜挎着軍用書包，裏面藏匿着鋒利的菜刀。他們還說一種發音古怪的上海官話(我長大了之後，再也沒有聽到過這種行政方言)，藉此作為彼此辨認的標識。他們出動時通常有四、五十人到上百人，不停按動清脆的雙鈴，在大街上呼嘯而過，那種甚囂塵上的氣勢，令所有的路人都目瞪口呆。
這支青年流氓軍團，以後遭到了剛成立的「公檢法」的嚴厲打擊。他們的領袖被判了重刑，而下級成員則作鳥獸散，被表情嚴肅的家長領回家洗心革面去了，而他們所製造的軍事時尚，卻成為文革年代的最高典範。
軍裝狂歡的熱潮以後逐漸消退，我的興趣後來轉向了毛澤東像章的收集。在軍事美學統治中國的年代，毛章成為最高的禮物，在世人的手上製作、傳遞、交換和收藏着，成為一種全新的政治飾品，為每一個擁有者提供身份證件。這是文革初期的徽號，它好像在對所有的觀察者說：我不是異端，我是偉大領袖的忠誠小兵。
這種像章競賽，一度演變為以大為美的激烈角逐。我親眼見過的最大像章，直徑達到80公分，跟一隻臉盆似的。有人甚至把它直接佩戴在胸前的皮肉上，藉此表達效忠的革命激情。但這種政治自虐只是少數瘋子的專利而已，它並不屬於尋常百姓。
毛像章的等級，不僅取決於它的材質、造型和大小，還取決於它的製造者。那些製造者的簽名，被直接澆鑄在像章背面，多是凸起的陽文，雖然書法低劣，卻足以成為探查的依據。其中最高等級，多出自軍方機構，如總參、總後和南京軍區，其次是那些著名的國營企業和造反組織，最差的是那些沒有任何標識的無名章。
那時候我們總喜歡去翻檢佩在對方胸前的像章，以鑑定它的品質優劣。一次我翻看鄰居姐姐的胸章，無意中碰到了新近隆起的酥軟小胸。她臉蛋漲得通紅，而我的心也在胸腔里狂跳，卻像小流氓一樣裝得若無其事。這是性覺醒的微妙時刻，越過那些堅硬的徽章，我第一次觸摸了女人的芬芳。
但政治標識帶給成人世界的，卻是截然不同的感受。父親的朋友兼同鄉Z，有一次很興奮地告訴父親說，他從農學院下放到鋼鐵三廠勞動，當他穿着工裝下班時，居然在公交車上被人叫了聲「老師傅」。他當時覺得天旋地轉，差一點暈乎過去。他講述這段經歷的時候，自豪得像個真正的「無產者」，而父親的臉上則流露出無限羨慕的表情。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他所穿的工裝，正是那種最尋常的藍色勞動布上裝，左側胸口還印着「安全生產」四個隸體字。這是產業工人的鮮明標誌，它為卑微的知識者提供了新的政治身份。
在軍管期結束之後，勞動布工裝開始走向它的榮耀年代。大街上到處是藍色的「革命牛仔」，胸前扛着「安全生產」字樣，而我這樣的小孩卻只能穿灰色或藍色的中山裝，成為龐大的無產階級陣營的細小陪襯。軍裝狂潮開始逐漸消退，但那些賣春的「拉三」(上海人對賣淫少女的稱謂，來自英語「lassie」，原義為少女)，卻是女式軍便裝的最忠實的粉絲。我家隔壁有一位「拉三」，每天穿着軍便裝從窗下走過，扭動着與其16歲年齡完全不符的碩胸和肥臀，而我和夥伴們則在樓上窗口竊笑和吐口水。她有時不予理睬，有時卻抬頭向我們伸出中指罵道：小赤佬有種下來?不過儂還是先摸摸自家的卵泡，看長毛了沒有!說罷，表情輕蔑地撇下這些十多歲的小屁孩，揚長而去。
後來我才意識到，她是女式軍便裝的無可爭辯的象徵，因為這種服飾領子開得最低，腰身收得更細，足以彰顯其誇張的性感身段。上了中學之後，本班的兩位「拉三」，居然也穿上了軍便裝，從一年級一直穿到了畢業。這種驚人的相似性使我更加堅信，女式軍便裝就是「拉三」的集體制服。在大革命的時代，它是展覽情慾的唯一合法的容器。
女人永遠是時尚的第一觸角。大革命並不能矯治她們的這種天性。在最嚴酷的日子過去了之後，她們開始了玻璃絲(一種彩色塑料細繩)編織的潮流，用各種顏色的玻璃絲編成小金魚之類的鑰匙圈飾物，繼而又掀起了鈎針運動，用小鐵鈎編織襪子、桌布和圍巾，最後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全民毛線大編織運動，全中國的女人被總動員起來，成為各種奇妙織法的創造者。工廠基本停工了，男人們在打牌聊天，而女人在為自己和家庭打毛衣，不倦地編織着關烏托邦的廉價夢想。
70年代初某年夏季到來的時刻，一種俗稱「的確涼」的人造纖維面料，突然開始盛行起來，取代了稀缺的棉織品，成為八億中國人民的最愛。人們競相穿上白色「的確涼」上衣招搖過市。越過半透明的布料，男人隱約可見女人的胸罩，女人隱約可見男人的乳頭或背心。與此遙相呼應的是，在所有城市的大街小巷，到處晾曬着女人的月經帶，猶如成片黃白色的海帶。這是文革時代女體的奇異標誌。它們像旗幟一樣，高高飄揚在文革中國的上空。
「的確涼時代」就這樣出乎意料地降臨了，它的特徵就是奪目的潔白，似乎暗示着主體靈魂的純潔性。但它在多次洗滌後很容易泛黃，於是市面上出現了一種漂白劑，被用以捍衛這種脆弱的白色。但大多數窮人是穿不起「的確涼」的。念中學期間，我從未享受過這種光鮮時髦的服飾。我唯一的「的確涼」財產，是兩件用「的確涼」碎料拼湊成的假領。母親教我在毛衣外翻出這種假領，儼如出示一件高貴的華服。它的白得耀眼的色澤，照亮了無限灰暗的少年時代。
這種文革時期重現的假領主義，是「的確涼時代」的副產品，這種假領又叫「經濟領」或「節約領」，是殖民地時代上海貧民的偉大發明，文革中從上海擴散到外省各地，有效地維繫着中國人民的面子。另一項類似的發明是領圈，一種六到八寸長，兩寸寬的毛線織品，兩頭縫有撳鈕，圍在脖子上後，可以有效抵禦風寒。寒冬時節來了，女孩們戴着露指的絨線手套，圍着彩色的絨線領圈，露出纖纖玉指和皎潔的小臉。她們梳着劉海的姿容，是我舊時記憶中最純真的影像。
我們躲藏在革命的假領和領圈裏，度過了寒冷的政治冬季。而在夏天，凍瘡跟缺少衣物的困窘一起消失了，大多數男孩恢復了尊嚴，並且竭力要重塑自己的形象。「小癟三」們喜歡剃個板刷頭，光着肌肉鼓脹的膀子，汲着人字海綿拖鞋，在弄堂口成群結隊地站着，從國際時政一直議論到女人的身體，並且沖每個過路的女孩發出淫笑。情慾在悄然滋長，而鐵腕政府堅定地看管着他們的肉體出路。
面對軍裝綠、工裝藍和中山灰的單調世界，就連它的始作俑者江青本人，似乎也忍無可忍起來，在革命樣板戲大獲成功之後，革命樣板服變得迫在眉睫。1974年(文革九年)秋天，江青授意設計師制出新款連衣裙，作為「國服」在天津展出，爾後向全國推廣。這是第一夫人為中國人民準備的厚禮，它的上半身是小圓領(俗稱和尚領)唐裝，而下半身是蘇式布拉吉。但這種中西元素的簡單拼貼，卻遭到了出乎意料的抵抗。絕大多數女人反感這種沒有翻領和腰帶的僵硬式樣，更沒有足夠積蓄去迎合江青的服飾美學。忙於階級鬥爭的新政府，也無力資助革命樣板服運動。服裝店櫥窗里陳列的國服，無人問津，逐漸積滿了塵垢，變得黯淡無光。
但推行「江青服」的一個意外後果，是連衣裙款式被政治解凍，從而刺激了革命女青年的布拉吉熱潮。到了第二年夏天，各種非江青化連衣裙在街頭悄然出現，大多帶有可愛的白色小翻領和飄逸的腰帶，我家周圍的鄰居姐姐們，都穿着這樣的裙子上街。這是文革晚期的服飾騷亂。沉睡的小資美學甦醒了，向城市審慎地推行推銷着女人的風情。
就在1974年，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夫人伊梅爾達訪問中國大陸。她身穿白色聳肩露背裝，向毛澤東舉止優雅地伸出了玉手，而動作遲緩的毛，出乎意料地用嘴唇行了一個吻手禮，弄得小伊梅爾達熱淚漣漣。這個激動人心的場面，被拍成新聞紀錄片，在全國到處播映。偉大領袖的紳士派頭，令廣大民眾頓時心猿意馬起來。
來自高層的信號導致了誤判，以為西方時尚即將得到解放。就在一周之後，馬科斯夫人的性感露背裝出現在上海西區。一位聰明美麗的神仙姐姐，穿上按報紙照片剪裁的伊梅爾達服，裸露着性感的玉背，裊裊地走在從五原路到烏魯木齊路的馬路上，身後尾隨着上千個看熱鬧的行人。十五分鐘後，巡邏的武裝民兵把她帶走了。當我和夥伴們聞訊飛奔到現場時，只剩下大批圍觀者在交頭接耳。他們的表情是如此興奮，猶如親眼目擊了外星人的入侵。
這是我畢生中所遇到的最富於勇氣的時尚女人。在民兵指揮部，她因「流氓罪」而遭到殘酷的拷打，隨後被「公檢法」判刑，從上海西區徹底蒸發，成為文化革命的最後祭品之一。就在她離去之後，有關她的傳說開始在坊間流傳。有人說她在獄中上吊自殺，有人稱她被一位地方官員救出後去了香港。還有更為離奇的說法，說她是某高官的私生女，盛裝出行的目的，是要蓄意傳遞出某種特殊信號，如此等等。這是關於時尚女子的神秘傳奇，它奔行在最高領袖日漸衰老的年代，像一首美艷而淒涼的歌謠。
(原載《花城》200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