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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敏:余英時曾給香港最棒的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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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在香港成長,我沒有今天這種自由想法。」1978年,整個中國都被文革破壞,余英時率美國漢學家回大陸考察。據報導,談起那次經歷,余英時說:「那根本不是人能住的社會。人與人之間只有利害關係,只有計算,到處是政治掛帥。所以我不覺得那是回到中國。我回來之後,有幾個月都精神不振。我知道的中國文化已經沒有了。」 他強調「中共不能代表中國文化」。

10月10日,中共廣電總局內部一場出版會議。據報會議中,以「不明原因」封殺了多位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漢學大師余英時的書。消息在12日得到多家出版社及書商的證實。業者表示,余英時的書按規定通知,販售中的全面下架,庫存的一律上繳。

余英時,其人其書其思想,無須再多做介紹,早已是公認的全球深具影響力的華裔學者。對漢學,余英時研究卓越,著作等身,成就斐然,獎譽無數。特別是2006年,余英時榮獲「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奠定他崇高的國際學術地位。

此獎被譽為人文諾貝爾獎,由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余英時是第一位華人、也是第一位以中文從事學術研究而獲獎的學者,故被國際社會、華人世界視為最轟動的文化盛事,但當時中共媒體卻不見絲毫報導,仿佛無此人無此事,到了如今還要下架他的書。

不過據悉,目前被下架的余英時文集,一套從500塊漲到7000塊,成了洛陽紙貴的保值資產。中共又一次白費功夫,封殺令毫髮無傷余英時,還為他促銷。

余英時,1930年生於天津,祖籍安徽潛山。2006年獲獎時,余英時感言:我今晚得以站在這兒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思想史,作為一個學科,能通過我發揚光大。

對於出生的故土,畢生學研中國文化的發源地,中共統戰是華人知識份子最難抗拒的一關。據悉,余英時也在中共當局「統戰榜上有名」。據稱,中共使領館曾通過各種管道傳話,希望他回國走走;安徽當局曾派代表團赴美溝通,甚至允諾歸還並修繕他在安徽被沒收的祖屋,但均遭余英時斷然拒絕。他表示:對於物質利誘,我沒有熱情。

1978年,整個中國都被文革破壞,余英時率美國漢學家回大陸考察。據報導,談起那次經歷,余英時說:「那根本不是人能住的社會。人與人之間只有利害關係,只有計算,到處是政治掛帥。所以我不覺得那是回到中國。我回來之後,有幾個月都精神不振。我知道的中國文化已經沒有了。」

此後,故鄉只在記憶中的余英時,再也沒有踏入中國。但對於中國留學生與遠道而來的國內學者,余英時總是不辭辛勞提攜後進與熱情接待。有安徽學者撰文憶述:「2012年春,余先生一直關心着大陸的事,話題不知不覺說到了當時正在媒體發酵的王立軍事件,我雖來自大陸,卻對此了解甚少,余先生和巫老師給我講了許多我在大陸聞所未聞的細節。」

還有不能忘的1989年,跟全世界的中國人一樣,當時余英時所關心的,都是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而他對學子的這份純粹關懷,並不因時過境遷有所改變,現在更擴展至兩岸三地。

余英時最近一個得獎,是首屆「唐獎-漢學獎」,該獎項由台灣中研院辦理提名評選。6月宣佈獲獎後,余英時在美國受訪時,並沒有為自己高興,反而要記者先告訴他台灣當時「反中共黑箱服貿」的學生抗爭情況。9月頒獎後受訪,他再次強調「中共不能代表中國文化」。

在利益掛帥的當今,知識份子,學問好又有良知,難能可貴;不受利害對極權嫉惡如仇,更是鳳毛麟角。純粹學人余英時,反共反獨裁,退休後仍勤於筆耕聲援兩岸三地民主運動,講了很多中共不愛聽的話,讓中共非常害怕他的思想論述影響中國知識份子。

余英時說:「一個知識份子必須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學所思的專門基礎上發展出一種對國家、社會、文化的時代關切感。這是一種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

余英時,不媚權勢,淡泊名利,專注學術,成就崇隆。美國密歇根、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大學,都分別聘請過余英時擔任教授,他因此成為唯一在三所美國一流大學都有任教的中國人,也卻成為海內海外首屈一指的中國史學重鎮,中國文化史泰斗。

戰亂的分離,最是人天的掙扎。但1950年選擇離開大陸的余英時,舉例洗腦教育說:共產黨教育下長大,一定會受限制,有些東西不能想,根本不敢去想,但我可以斷言,到時會跟現在不一樣,……這個我歸功於香港,我希望這種好東西香港不要丟掉。

自由的思想,香港不要丟掉,台灣不要丟掉,中國大陸更要認清「中共不能代表中國文化」。台灣學生太陽花開,香港學生傘撐開,期待不久的將來,大陸學生也能共襄盛舉。

2008年香港電視台專題報導余英時的傑出成就。最後,就以他在該節目中的一句感言,送給此刻仍在堅持奮戰中共極權的的香港學生:「要不是在香港成長,我沒有今天這種自由想法。」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中文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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