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人手足，每個人服務的性工作者也少，可有更多的時間單獨交流，更易於建立信任關係，甚至可以交換電話，所以工作效果很明顯，她們也會積極參與檢查活動。」「牽手」的同伴教育骨幹呂唯唯說。
2010年國際資金撤資後，「牽手」只能暫時借用昆明市盤龍區疾控中心辦公室開展工作，專職工作人員由原來的13個減少到現在的4個，所以只能同時面對多名性工作者的講課，動員檢查的效果大為下降。盤龍區疾病控制中心還為該組織發放工資，並組織醫生於每周四為性工作者抽血、化驗，但由於缺少經費，現在只做梅毒和愛滋病的檢測。
在盤龍區，「牽手」的4個專職人員需覆蓋所有娛樂場所，該區約有四十多家娛樂場所，4個人分片區每月干預一次。主要是講課，講解和性病、愛滋病相關的知識，並動員性工作者們做婦檢、VCT檢測;傳播正確的求醫行為，因為她們常去小診所，易上當被騙;還講避孕措施。「這是一個嚴重問題，在娛樂場所，很少有人沒做過人流，很多人因多次人流而不會懷孕了」。
「關係好的主管會幫助維護秩序。為了能進入場所，要和娛樂場所的老闆們搞好關係，告訴她們，我們沒有政治目的，也不是執法單位。但負責人一開始都很反感，她們都會說『我們都很健康』等等。我們只好反覆做工作。特別牴觸的，才會通過疾病控制中心進行協調。」呂唯唯說。
愛滋病感染者低齡化
事實上，將年齡作為女性性工作者生殖健康研究的一個劃分標準，在學術研究界存有爭議。
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趙軍認為，不應該以年齡來劃分，而應該強調場所和從行業方式的差別。
「桑拿、洗浴中心等專業化、組織化高的場所，感染風險較低，因為這些場所有培訓，既傳授性技巧，也培訓性病、愛滋病等防治知識。而且這種場所還有同伴教育機制。所以在這種場所，即使低齡性工作者也有很強的安全意識。相反，如夜總會等，從業者安全意識就較差，安全套使用率就比較低。」趙軍說，「這些場所只是提供平台，小姐和客人自行交易，場所也收台費，但睜一眼閉一眼。這種場所不對從業者進行培訓、管理，她們交易的場所也不在夜總會、KTV，所以女性性工作者處於一種自我管理狀態，同伴交流也少。這種風險就比較高。」
和趙軍的觀點不同，在「牽手」工作了8年的呂唯唯說，「實際上在出租屋裏，只要每次使用安全套，又不喝酒，風險更低。而KTV要喝酒，尤其低齡性工作者容易不安全性交易。從人流手術的情況來看，低齡性工作者也是主要人群。而且年齡低，更容易沾染毒品。」
2013年7月，在2012年調查的基礎上，「牽手」向昆明市防艾辦申請了為期一年的低齡女性性工作者防艾干預項目，主要對24歲以下的性工作者進行單獨干預。
「申請時也有爭議。防艾辦是防治愛滋病、性病的專門機構，不應該有明確的年齡劃分。但考慮到低齡女性性工作者在生殖健康方面的需求可能存在差異性，所以通過了申請。」昆明市衛生局防艾辦主任曾子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所謂「低齡」，是指24歲以下。「牽手」通過多年的調查和工作發現，24歲以下的女孩們經常聚在一起玩，沒有生活目標，她們吃好的，穿好的，出門打的，從不坐公交車。花錢大手大腳。沒錢了，又進入娛樂場所掙錢。「自我保護意識很差。遇到帥的，即使不要錢，也願意上床。她們使用安全套的幾率比成年女性性工作者要小，因為不用安全套可掙更多錢。」呂唯唯說。
在娛樂場所，銷售人員還給小姐們規定喝酒的任務量，她們的「老公」、「男友」一年換好幾個，有的一個月換一個。實際上只是固定性伴，並非真的男友、老公。和他們發生關係時，她們一般不用套，而吃避孕藥。
「我們告訴她們，信任不等於安全。」呂唯唯說。一個明顯變化的數據讓其擔憂，2014年前6個月，僅在「牽手」就檢測出3個愛滋病感染者，年齡均為16歲到19歲。以前，查出來更多的是普通性病。
建議獨立開展防治工作
女性性工作者的低齡化趨勢越來越明顯，這是「牽手」的另一個發現，在盤龍區，24歲以下的超過50%，最小的14歲，不少是在校生，有職高、專科，甚至本科生，多為外省的和昆明市郊區的。
在2012年的這項調查中，昆明市防艾辦還發現，80%的低齡性工作者進入這個行業不到一年，但性病、愛滋病、懷孕、流產、無保護性行為十分普遍，比成年性工作者風險程度高很多。
「很多人計劃短時間內賺到錢就不再幹了，她們不認為自己是性工作者，所以不會主動與公共衛生人員接觸，躲避干預行為。因此相關機構和NGO不能只關注熟面孔，更應該注重新面孔，建議儘早進行干預。」張旭東說。
但讓張旭東、呂唯唯等研究者、干預者擔憂的是：近年大規模掃黃行動使得干預和研究網絡中的性工作者目標人數銳減。據統計，盤龍區娛樂場所低齡女性性工作者在掃黃前約有一千人，現在只有四五百人，其他人要麼轉入縣區，要麼轉入出租屋，或通過社交媒體開展工作。以前，「牽手」甚至可以對髮廊、站街女進行干預，但現在她們都在深夜十一二點鐘出來，或去城市小花園打毛線，行為更隱蔽。
等「牽手」再去娛樂場所宣傳時，老闆們的接受程度也不如從前了。昆明市衛生局防艾辦主任曾子怡也稱，尤其今年以來，由於掃黃等原因，開展干預工作時，尋找目標人群也變得非常困難。
趙軍建議，應該儘快立法，確保衛生系統可獨立開展性病、愛滋病的防治工作，與公安掃黃行動切割。「即使我們暫時不能改變法律，但應該改變觀念，她們的安全是公共衛生問題，關係到每個人的健康。」
在赴墨爾本參加第20屆世界愛滋病大會前，張旭東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的採訪。她認為：要儘可能地實現服務普及型和均等化，特別針對罪刑化和邊緣化的青少年。「目前，計生服務機構已建立了龐大的體系和網絡，但只為已婚人群服務。而佔總人口20%的性活躍、性觀念開放了的青少年，卻被衛生系統忽略很多。所以衛生系統要把青少年的人權考慮進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