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在北京上大學的時候，學的專業是應用數學，因為自己既是參加過全國奧數競賽的過來人，也因為競賽成績得以保送北大，於是課餘時間就開了個補習班，給中小學生上奧數課來掙點零花錢。
每次上課，六七個孩子坐在前面聽講，他們的家長就坐在後排記筆記。有一年放假前夕，班上成績最好的那個孩子的家長在下課之後把孩子遣走，然後偷偷拉住我，和我寒暄了半天后，略有一點忸怩地問我：「老師，你看，我們家孩子學數學……能學出來麼?」
這個場景我一直記憶猶新，有時候想起來甚至有一點辛酸。那對家長比我年長許多，卻在我面前執禮甚恭，實在是天下父母心的一個生動寫照。當然，同樣記憶猶新的還有我當時的困窘：我幾乎不知道該怎麼措辭才能婉轉地向家長說明，除了有助於作為升學的敲門磚之外，孩子在我的課上所學的所有東西都對他的未來沒什麼影響。這一切其實本來都毫無意義。
今年8月，紐約城市大學皇后學院的政治學教授安德魯·海克(Andrew Hacker)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學習代數有必要嗎》(Is Algebra Necessary?)，他的主要觀點是：作為基礎教育的數學課過於艱深，遠遠超出大多數普通學生的需要以及能力範圍，既給孩子帶來額外的負擔和痛苦，也和現實就業市場的要求相脫節。作為結論，他呼籲停止數學教育的「一刀切」模式。
他可能不會想到這篇文章在大洋彼岸的中國也引起了不小的反響，這恐怕是因為美國的青少年所面臨的數學教育的難度和強度，和中國的同齡人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而已。從義務制教育大綱到形形色色的奧數培訓(無論它冠以「數學提高班」、「數學興趣小組」、「數學思維培訓」還是其它什麼掩耳盜鈴的名目)，中國的孩子們面對的挑戰和壓力舉世罕有其匹。「雞兔同籠」，「兩列火車相向而行」，「一個龍頭進水一個龍頭出水」，這些在中國數學課堂里的必修內容對美國的學生們來說大概是天方夜譚吧。
看看《紐約時報》網站上這篇文章的評論可以發現，很多評論認為海克的文章本身有頗多值得指摘之處。他的基本論調之一是在大多數社會科學領域中用不到多麼高深的數學，這在事實上是站不住腳的。現代數學對社會方方面面的滲透早已超越一般大眾的認知，遠不局限於信息產業和航天科技等等顯然和數學掛鈎的領域。美國政治學巨擘、哈佛大學教授、美國政治學會前主席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曾經因為在著作中使用了似是而非的數學工具被耶魯大學的數學家塞爾日·朗格(Serge Lange)挑出邏輯錯誤，並且因為這個原因，雖然獲得了美國科學院院士提名，但最終至死未能當入院士。數學早已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學問了。
但是海克的基本思想並不因此而全盤失去價值。正如他指出的那樣，無論數學有多少重要應用，大多數人還是在離開校園之後就立刻把自己學過的數學課拋諸腦後，因為那些煩冗的計算技巧、複雜的公式和瑣碎的知識點與自己的職業和生活實在沒什麼關係。我自己在派對中同陌生人打開話題的一項慣用伎倆就是裝作不經意間提到自己的數學專業，然後十有八九，對方會向我投來艷羨或者驚恐的目光，隨後進行數學曾經如何在自己生活中扮演了夢魘般的角色的冗長控訴。
在中國這個問題特別尖銳，因為中國的學生要把大量的精力和時間(乃至金錢)投注在難度要高得多的層層數學考試和選拔上。數學一貫被認為是「智力的體操」，體現了「邏輯之美」，但是讓我們誠實地問問自己，通過學校里的數學教育享受到這種美的訓練的普通人，佔到全體公眾的比例有多大呢?
公允地說，在這個系統中有一小部分學生確實因此而得益。有時人們會追問中國那些在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競賽中獲獎的金牌們的去向，他們之中確實湧現出了不少一流的年輕數學家。只不過大多資歷尚淺，還未曾進入公眾的視野罷了。但是對其餘的絕大多數人來說，殘酷的事實是他們為此犧牲了童年的運動和遊戲時間，卻只是在「陪太子讀書」而已。
因為牽涉到巨大的產業利益鏈條和盤根錯節的體制弊病，數學教育(無論是基礎課程補習還是奧數提高課程)一直是個敏感的話題。海克在他的文章中抱怨到：「數學水平(在美國)被當成了一個徽章、一個用來給局外人留下深刻印象並提升職業地位的圖騰。」在中國，它的意義還要更現實一些。幾乎所有家長談起孩子的數學教育都會怨聲載道，但是這一點也不妨礙他們爭先恐後地花大錢給孩子報名上各種輔導班，並且團結起來抵制教育部門對此的干預。在這種情況下，還要追問「該學什麼」幾乎顯得有些奢侈了。
但是數學教育是個重要的問題。在這個科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的時代，它甚至是個急迫的問題。不幸的是，它也是最難被心平氣和討論的問題。
數學教育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其中一個明證是在2004年全國開始推行《全日制義務教育數學課程標準(實驗稿)》，也就是所謂的「數學新課標」。在2005年兩會上，北京大學數學科學學院的姜伯駒院士提出提案，對其進行抨擊，認為「數學新課標」取消了原本初中課程設置的《平面幾何》，代之以「貼近學生熟悉的現實生活，使生活和數學融為一體」，這降低了大綱水準，「方向錯誤」，引起軒然大波。
在我看來，一個理想中的公眾數學教育應當竭力回答這樣的問題：在一個一切社會信息都以量化方式表述和處理，一切職業都需要敏銳的判斷力和定量洞察力，一切公眾話題(無論是金融還是醫療，食品安全還是氣候變化)都必須在紮實的數據分析的基礎上才能夠得以有效討論的世界上，一個平均水平的孩子應當為此做好怎樣的智識上的準備和訓練?怎樣才能讓他以一位普通公民的身份走入社會之後，不把自己在校園中接受的數學教育當成某種痛苦的回憶急切地丟在腦海深處，而是充滿信心地繼續成人學習，以適應這個飛速變化的數字時代?
毫無疑問，現狀與此幾乎南轅北轍。
說實話，當我十年前站在講台上給那些孩子講授「如何判斷一個數是不是9的倍數」或者「100的階乘末尾有幾個零」的時候，我並沒有想到這麼多。我只能盡力讓課堂氣氛輕鬆有趣一點，讓他們在應付小學和初中考試的過程中度過不太難過的一段時光。但是每次我看到他們坐在台下凝視着黑板的困惑目光時，我還是常常陷入短暫的茫然。等他們長大後，會怎樣回憶起這些本來應該在運動場上奔跑的周末的下午，以及我口乾舌燥地講解的這些無窮無盡的數學題呢?
也許他們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