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重大事件在過去很多年後，人們還會記得事件發生時自己在做什麼。好像聽聞或眼見那件事的一刻被定格在腦海里並留存下來。加拿大布魯克大學的政治學教授查爾斯.伯頓清楚地記得，1989年6月3日那一天他是在魁北克城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從廣播裏聽到了解放軍即將進城開向天安門廣場的消息。他立即給北京的朋友打長途，要他們那天晚上不要再去廣場。勸阻無效，他只好叮囑他們注意安全。
他的朋友們那天晚上無人死亡，但是卻目睹了鎮壓行動，「不僅在天安門，而且在天安門以東、以西；不僅在那天晚上，而且第二天，第三天……」他的一個在《人民日報》供職的朋友近距離看到一人被射殺，有兩位市民跑過去抬屍體，也被當場打死。一下子三人橫屍街頭，再無人敢上前，只能看着軍隊把屍體運走。
伯頓教授是復旦大學77級的學生，很多同學在京滬工作。他回憶說，那些日子大家憂心忡忡，不知道中國將來會發生什麼事。當時的憂慮和恐懼現在回想起來，有時心裏還會很難過。
六四之前，中國國務院有一個由時任總理趙紫陽領導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六四之後，該小組被解散，嚴家其、吳國光等成員流亡國外，趙紫陽本人也被軟禁至逝世。伯頓說，那以後對普通民眾來說，與其關心政治不如關心自己，想想怎麼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質量。大家能鑽政策的空子就鑽，能占制度的便宜就占。六四後腐敗漸成風氣，到今天已經制度化。位高權重者固然財產以億計，即使是伯頓的舊日同窗，有錢的程度也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
談到為何六四不能平反，伯頓教授想起70年代末在復旦上學時的一件舊事。他有一天在一位老師家裏，正巧碰上公安局來人宣佈為後者平反。老師過去的罪名被取消了，過去的房子也歸還了。但是曾經迫害老師的那些官員並沒有被追究責任，仕途仍然步步高升。伯頓說，過去的平反只是承認並改正政策的錯誤，但是並沒有個人承認錯誤並承擔責任。具體到六四，到底是誰派解放軍去天安門廣場？誰下令讓坦克開向無罪的民眾？沒有人承認。
伯頓教授說，六四後確實有政策上的改變，允許老百姓在黨的控制之外自謀利益，允許更多樣的娛樂活動，自由活動的空間比以前大，甚至允許一定範圍內的批評。但是，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眾多參加者希望有更公正的制度、更公平的分配，這些願望沒有實現。伯頓認為，六四的長遠影響之一是讓老百姓明白關心政治沒好處，公民意識只會給自己帶來麻煩。
伯頓說，人們似乎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生活，在被准許的範圍和空間內說話做事。反腐是共產黨自家的事，老百姓別多插嘴，多黨制更是提都不要提。
伯頓教授還記得，胡溫領導時期的說法是中國確實需要民主和法制，只是由於某些歷史和文化因素不可操之過急。政治體制改革不是不該有，只是要等待時機成熟。胡錦濤和溫家寶在全國人大會議後的新聞發佈會上都表達過這樣的意思。
但是習近平上台後，一力反對「西方民主化」，不再提政治體制改革。中國1998年就簽署的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批准生效似乎遙遙無期。這使伯頓教授樂觀不起來。他表示，他對中國的政治未來不抱太大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