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胡耀邦對鄧小平帶的表視而不見
1987年初，隨着胡耀邦的中箭落馬，中共黨內這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浪潮來勢洶洶。
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社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搞好改革開放的根本保證》，指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全年的工作基調。
1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1號文件，轉發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人的談話。這次談話中，鄧小平認為近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導致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持放任的態度。(該次談話後來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94-197頁)。這個文件傳達下去以後，各級黨組織立即在全國開始「運動了」。黨內外那些對胡耀邦不滿，對改革、特別是對政治體制改革不滿的左派們迅速活躍起來，聲討、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文章、言論一時間充斥了各種官方媒體，聲勢之浩大，為幾年來所未有。
中央在「處理胡耀邦問題」的同時，1月28日，宣佈免去主張「寬鬆、寬容、寬厚」的中宣部部長朱厚澤的職務，鄧力群帶領新任部長王忍之到中宣部接管。對那些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頭面人物」也紛紛做出組織處理，王若望、方勵之、劉賓雁被開除黨籍(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注釋第74、75、77)，某些學潮的組織者也被「專政」。加上當時各高等院校開始放假，持續了一個多月的各地學潮逐漸開始平息。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地震，很快就波及到了正在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研討和設計工作。在「四項基本原則」作為中共主流意識形態的政治環境下，搞改革，特別是搞政治體制改革，本身就充滿了政治風險。反「自由化」風潮湧起之後，政治改革研討很快就成了左派們的「靶子」，什麼「黨政分開是動搖黨的領導」，什麼「搞政治改革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各種說法不一而足。
中央政改辦的這些工作人員，大都和筆者一樣，來自中央機關或各個研究單位。他們之中，或是參加了近年來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並在政改研究中有過一定的影響;或是在黨政機關的工作中，積累了較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並因而被選調來參加政改研討。他們對於能夠有機會參加中央的這次政治體制改革研討，都十分珍惜，都有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從內心說，他們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都十分反感，擔心反「自由化」會衝擊到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另外，在政改辦內部，在各個專題研討小組，也有一些人產生了疑問：政治體制改革是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政改研討中有沒有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在此情況下，鮑彤認為，政改辦需要同鄧小平「對對表」了。這裏所謂「對表」，是指與鄧小平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說法相對照，沒有面對面交流。鮑彤的有關講話也沒有上報給鄧。
在1987年1月9日下午的政改辦例會上，鮑彤談到了「對表」問題。他說，過幾天要專門開一次會，學習中央有關學生事件的文件和講話，學習小平同志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著作和講話，對前一段時間的工作進行檢討，和中央對對表。
鮑彤說，檢討是個中性詞，有反思、總結、回顧的意思。我們現在需要檢討一下，前一段的研討工作是不是符合小平同志的思想，從總體上來說是不是能夠站得住腳。據筆者理解，鮑彤在這個時候提出「對表」，更重要的是為了堅定大家繼續把研討工作進行到底的信心，同時也讓大家看到政治體制改革的艱巨性和複雜性。
要「對表」，先得有「表」。鮑彤要政改辦組織幾個人，火速編了一本《鄧小平同志談政治體制改革》小冊子，大約兩萬字，發給大家抓緊學習，後來又刊發在中央政改辦編發的《研討情況》上。這樣做的目的，當然是在為政改研討工作尋找「合法」依據，一方面，讓能看到這份材料的中央高層主要領導明白，政治體制改革是鄧小平的主張，不是趙紫陽和鮑彤的「自作主張」;另一方面，要用鄧小平的話，證明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方向是對頭的，以此屏蔽可能出現的對政改研討工作搞「自由化」的指責。
1987年1月13日下午，中央政改辦舉行了主題為「近三個月來的工作檢討會」。這個時候，對中央高層正在進行的「批評」胡耀邦生活會的情況，辦公室的一些人已經有所了解，心情很沉重，會上的氣氛也比較壓抑。會議由陳一諮主持。
綜合組的孫方明首先發表了看法，他認為，我們搞的向研討小組的匯報提綱、代研討小組草擬的給中央常委的報告，都得到了中央領導的圈閱和肯定，第二次匯報也正在進行中(指此前的1987年1月4日和此後的2月4日，趙紫陽主持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聽取的辦公室第二次工作匯報，主題是黨政分開和黨內民主，其中包括十三大要進行的改革)。因此，對前一段的工作應該充分肯定，沒有什麼自由化問題。下階段的工作要保持正常氣氛。不然研討工作就無法進行。
陳福今談了三點，一是政改研討第一階段的思路、辦法是按照研討小組的部署進行工作的，符合鄧小平思想;二是改革研討的前提是要解放思想，爭鳴是正常的，只有提出問題才能解決問題;三是從這兩次匯報情況看，研討工作是有成果的。如果說工作中有不足的話，也與自由化無關。
陳小魯認為，現在的背景氣氛，與剛剛開始研討時反差較大。我們搞出來的文件，不僅現在站得住，我看十年以後也站得住。該提出來的就要提，我們不能當歷史的罪人。這時鮑彤插話說，有兩種情況下的罪人，一是提了錯誤的意見，二是該提的意見沒有提出來。
吳偉則強調，改革不能和自由化掛起來。只有改革，才能更好地堅持四項原則。鮑彤又插話說，一個不等式，改革不等於自由化。我認為咱們辦公室沒有自由化。
吳國光說，總的方向是對頭的，有兩個關係處理得很好，一是既要看到弊病，又要完善這個體制;二是既要改善黨的領導，又要堅持黨的領導。堅定信心非常必要。他建議在研討中要注意分析各種利益集團的參與態度和要求。
會上，其他同志也相繼發言，均表達了對前一段研討工作的肯定，認為我們的政改研討工作不是搞「自由化」。
在大家討論之後，鮑彤對前段時間的工作作了總結。他說：
有兩種總結，一種是散攤子前的總結，一種是工作高潮中的總結。我們的總結是後一種，以後的工作，會更緊張。
對前三個月的工作怎麼看?我同意剛才所有的發言。從目前的水平來看，我們三個月來的研討是站得住腳的。但我也有擔心，十年、二十年以後再來看，會怎麼樣?我不敢說。一是出了餿主意，那就是罪人;二是該提的問題沒有提，也是罪人。這是一個壓力，應該保持這個壓力，可以使我們的研討健康發展。之所以說我們的工作站得住腳，集中到一點，就是本室工作沒有自由化傾向。什麼是自由化?是反四項原則，反對黨的領導。我們作為個人，作為集體，都沒有自由化問題。如果有，那首先是我。我姓鮑，入鮑魚之肆不聞其臭。我們沒有光在口頭上堅持黨的領導，幾個月來我們一直在研究如何改善黨的領導、更好地實現黨的領導的辦法。我們沒有滿足於空喊社會主義口號，而是在研究如何建設更有活力、更有創造性的社會主義。這就是幾個月來我們全部的工作。研討過程中似乎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東西，這新東西就是改革。在研討小組成立的會上(指1986年9月18日趙紫陽主持的中央政治體制研討小組成員會議)，當時我作記錄，紫陽有一句話，後來沒有寫到給中央常委的信里。紫陽講，改革有三種，一種是現有體制很好，小修小補;一種是不好，要根本顛覆;還有一種是要做相當大的改變。我們現在搞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哪一種?這個可以研究。我看，是最後一種，是要做相當大的改變。(賀光輝插話：假如說有什麼不足的話，就是我們沒有把我們體制中的好東西歸納出來。)我們能提出新東西，說明我們不糊塗，是按照研討小組的要求工作的，是要改革的。如果研討小組的同志們要我們研究改革，而我們研究的結果是不改革，這當然也是一種答覆。但是，小平同志是不會說滿意的，研討小組的同志們也不會滿意的。
小平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幾年了，為什麼還會有人還會覺得新鮮呢?這是因為小平提出的構想還沒有變成現實，還沒有被黨內相當多的同志所認識。現在有人說我們步子大，這不足為奇，因為這些人不熟悉小平的思想。我們閱讀材料提出的問題，到目前還沒有超出小平當年八一八講話(指鄧1980年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20-343頁)的水平，遠遠沒超出。要說不夠，我看是我們思想解放不夠，不是過頭了。我們要繼續發揚解放思想這個建室以來的傳統。
我們在研究中，每提出一個問題，都要反覆問是否會削弱黨的領導，實際不實際，可行不可行。要求每一個同志都講得那麼完善，那麼全面，這不可能，也不應該這樣要求，只能是在研討小組的領導下，大家討論問題，互相彌補不足，形成現有條件下的可行方案。你就是讓毛老人家來發言，也不可能沒有局限性，我們就更是這樣。我們有我們的歷史局限性。在我們辦公室的討論中，幾乎在每一個問題上都有不同意見，目標是一致的，但是每個人看問題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提出問題可能不全面，但討論的着眼點都是長治久安和加快現代化建設。有不同意見，是不同利益集團的代表，我們這裏也反映不同利益集團的意見。
我們的兩個刊物(指中央政改辦編發的《研討情況》和《內部資料》)很重要，通過它們不僅向研討小組反映我們的研究情況，而且也向中央的許多領導同志下點「毛毛雨」。對社會上，要到適當時機。到了春天就可以下了，春雨連綿。可以建議在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時下一點。到了8月，可以下更大一點。
要說有缺點，我們研討工作的缺點是，所有同志都在思想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倉促上馬、投入工作的，不夠適應。我們前段時間做了些工作，是研討小組抓得緊。下步再深入，也許就會遇到許多問題。了解情況的基本方法還是座談會，走出去了解，還是要依靠各專題組。估計下段工作會很緊張，又要提高質量。沒別的辦法，要靠大家的士氣。
中央政改辦的這次討論和鮑彤的發言，通過各種渠道傳達給了參加政改研討的有關人員和各個專題組，確實起到了穩定軍心、鼓舞士氣的作用，研討工作的秩序很快又恢復了正常。
在此後的幾個月里，雖然在「大氣候」上「反自由化」甚囂塵上，並對政治改革研討有一定程度的衝擊，但從總體上說，由於是鄧小平的授權和趙紫陽的直接主持，中央政改研討小組及其辦公室如同一個小「政治特區」，仍然保持了穩定和有效率的工作，《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和十三大報告的起草工作也得以在鮑彤的領導下有條不紊地進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