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着大學錄取通知書重回北京，又開始了一段不同的生活。班上的同學，年齡參差不齊，最大的和最小的差十幾歲。如果不是因為"文革"十年和"文革"結束後恢復高考制度，這些人是絕不可能編到一個班裏學習的。在宿舍的雙層床上，很可能上邊一位的經歷只是大學、中學、小學、幼兒園，平坦得像"兒童樂園"中的滑滑梯，下面一位可能正相反，幹過五行六業，經過大苦大難。
有一次，一個小同學疑疑惑惑地問我："你，還下過鄉?你真的幹過很多活兒?"
原來，人家以為我只會不聲不響地坐在教室里埋頭記筆記，或者，只會規規矩矩地按照老師的要求背書、做題、考試。
這是人們很容易犯的錯誤：想像力受到經驗的限制，用一己的思想框子來推測別人。我聽他們談過他們的經歷：考試制度一恢復，高考參加者就成了"重點保護"對象，成績好的學生，尤其如此。在中學校里，老師為他們盡心盡力，放學回家，吃完晚飯碗都不洗，九點鐘，母親輕輕走到書桌旁，放下一碗糖雞蛋，或者銀耳湯……。
可是我沒有念完中學，後來當了六年農民，在離北京八千里遠的地方，常年過着鹽水下飯的日子，到原始森林裏開過荒，開荒受過傷，傷疤至今還留在手背上……。對我的同齡人來說，這算不上是特別的經歷。沒想到，才過去了幾年，對另一代人來說已經難以想像。
然而，經歷的區別還不僅僅只是這些，還有別的。比如，我還看過，站得很近地看過，看同學們毒打老師，後來，我們的校長被打死了。
在今天，聽聽這樣的事情，也會覺得可怕。可是當時，人們感到無所謂，也許，這就是最可怕的所在。
說出這種事來，當然不是為了向小同學吹噓我們這些年長者的閱歷豐富或與眾不同，以彌補因虛度年華而產生的內心空虛。回想起來，我們也有過那種簡單幼稚，甚至嬌生慣養的年代，但從這一步走到打人甚至打死人，似乎並不相隔遙遠的距離。正是這種不過幾步之隔的感覺，使我在此後十多年的悠長歲月中，一旦憶及，總覺得危哉危哉。如果不能有意識地建立防禦機制，各種野蠻的事情，都並非不可能發生 。
當年我上的那所中學，是女校，是當時北京最有名氣的中學之一。打死老師，就是這些並非小偷流氓也非頑劣學生，在十四歲和十九歲之間的女學生做的。
現在有一種原諒性的說法，說那是因為"年幼無知"。這給一代人提供了一條精神的解脫之路。如果事情真是那麼簡單，當然太好不過，即發生這一切只是因為我們缺少智慧，而缺少智慧又是因為我們太年輕。
然而，即使隔着二十年的歲月，即使記憶已經淡漠，我也仍不敢這樣相信。
1966年6月。北京大學的所謂"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在電台廣播後，我們中學裏馬上也有人貼出了大字報。大字報的內容，不只是對北大的大字報表示一般性的支持，而是像北大大字報給北大領導無限上綱上線一樣，也給我們中學的領導無限上綱上線。幾天以後，學校里已經貼滿了類似的大字報，很快用完了學校存有的舊報紙，又從文具店買來大張的白報紙。這些大字報的思維方式，是先把中學校的老師、領導定成壞人，然後，再來"揭發"他們的"罪行"，這樣，種種小事都可以誇張附會，成為"罪證"。一些普通的中學教師或學校領導，被冠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黑幫"這樣聳人聽聞而且在當時被視作彌天大罪的惡名。也許可以由此說明中學生的愚昧，然而，愚昧只能說明一種被動的、糊塗的狀態，這種狀態為什麼向某一方向急轉直下而不向另一方向轉化，卻還必須有別方面的解釋。比如，其中有一個原因是，最早寫大字報的同學，"高幹"出身，她們這樣說了，大家就認為是這樣了，這是大勢所趨，區區幾個中學教職員是無力阻擋的，中學生也許還不是那麼自覺的"勢利眼"，但也有那種把自己個人的渺小生命依附於某種勝利性潮流的意向，對權力的服從遠甚於思索的作用和感情的慣性。平素間被人尊重、被人服從的教師們，一下子變得狗屎不如。毫無理由，他們一下子被社會拋棄了，無法聲辯，無法反抗，一個個處於孤立無援的無助狀態，除了忍耐下去等待可能到來的大赦，別無他法。很多年後，當一位老者向我的朋友感謝在當時那種情況下竟還叫過他一聲"老師"的時候，我的心裏充滿了酸楚的感覺。然而，只是在身經辛酸並經過長久的思考之後，我才漸漸懂得這種隨意把有些人從公眾生活中遺棄和那種"緊跟"潮流的做法，是我們生活中的兩個大的毒瘤。在平常的生活中，它們也侵蝕着肌體的健康。當它們惡性發作的時候，就造成巨大的災難。
7月。開過校領導的批斗大會，在操場上，被批鬥者站着、低頭。揭來揭去，如果說他們有罪，那麼很多很多別的幹部也有罪，因為他們除了執行上級指示、處理日常工作之外，都沒有什麼獨特的個人思想或行為，但最先挨鬥的偏是這些中學校長們。命運好像擲骰子，輪到了他們，他們便先作了犧牲。就在即使無限上綱上線也挖不出更多材料的時候，外邊傳來一個消息，說有過一個搞"兵變"或"政變"的陰謀。於是，又有大字報貼出，說校長也是"兵變"、"政變"參與者，"文革"前借" 戰備疏散"為名，到北京郊區察看地形……。站在墨汁淋漓的大字報前，我，一個普通的十四歲的中學生，心裏也曾閃過一絲疑惑。因為我起碼讀過小說什麼的，知道"兵變"、"政變"之類，都是極機密極迅速的行動，如果連一個中學校長都知道了，還可能嗎?……然而這種推理只進行了幾分鐘，立即消失了。我知道自己甚至不會把這種一閃即逝的疑問說出來，因為別人誰也不說，他們也不會比我愚蠢。智慧需要勇氣的維護和扶持，微弱的智慧更容易被怯懦所吞噬。如果缺乏道德感，那麼，維護事實，堅持邏輯性，都成為幾乎不可能的事情。反過來，看到有人因作出這類"揭發"而變得慷慨激昂，高度亢奮，儼然成為一種充滿英雄感的人物，不能否認，我的心裏其實是懷着某種羨慕感情的。盲從其實往往並不出於全然盲目，除了受到指導者的吸引之外，盲從者還受到利益、虛榮等等的暗中支配。同時，對教師們蠻不講理的指控和辱罵，也已經直接向學生們作出了持不同意見者可能遭遇什麼的示範，儘管被鬥爭的是教師，但鬥爭者們也會感受到那種強烈的恐怖氣氛。狂熱、虛榮心、自保心理、恐懼感，等等，最後都通過一個最冠冕堂皇的渠道——"革命熱情"噴湧出來了，我們既不能從事實、從邏輯出發來理性地思考問題並矯正自己的行為，也喪失了可能從直覺出發而產生的同情心。當我們興高采烈或隨隨便便地把各種罪名像扔垃圾一樣向校長、教師們頭上扔去的時候，我們根本不去考慮他們的感受如何。
8月。曾領導了中學運動一個多月的工作組撤走了。控制學校局勢的是新成立的紅衛兵組織。組成"紅衛兵"的"階級路線"是一副稱為"鬼見愁"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即由某個學生的"老子"身份決定是否接納其參加組織。但由於對工作組的看法不同，紅衛兵又分兩派。保工作組的一派人多勢眾，似乎正在全盛時期，但在工作組問題上，卻已顯得不夠緊跟潮流，有些冷落。一天下午，這一派的一些同學在教室里開會，"我們要堅持鬥爭的大方向"，"走，打黑幫去!"她們這樣說，似乎這可以使她們擺脫因工作組問題而產生的困境，並以此進一步證明她們的"革命"性。當一群紅衛兵慷慨激昂而又氣勢洶洶地奔出教室時，心裏可能是充滿了對"黑幫"的仇恨和對"文革"的熱情的，然而，也不可否認地帶着個人的情緒，這種帶着個人私慾甚至惡意的情緒，並不曾被克制，卻反而在大嗡大轟的"革命"口號下被鼓勵，而且被那些口號掩飾起來了。而這種私慾的實現方式，只是摧殘侮辱那些手無寸鐵、根本無法自衛的人們，不必付出艱苦的勞動代價，在當時的形勢下也並不冒什麼風險，而是得到了某種默許、縱容。憑藉人多勢眾，順應潮流，向幾個中學領導發泄怨毒、施加虐待，實在是一件輕易的事情，再沒有比這更容易、更廉價的"革命"了。這是天下最合算的買賣，因為不管代價多高，甚至貴如生命，付出的永遠是別人。所以，這種行為總是具有極大的誘惑力，誘惑着所有堅強的和不堅強的人 。
我不是紅衛兵，不是因為我拒絕當，而只是因為沒有資格。見班裏同學去打黑幫，我卻無事干，就下樓去看。
五個"黑幫"，五個學校的領導，從廁所被揪到了操場。他們正在打掃廁所。當時，這是各單位普遍使用的對揪出來的"牛鬼蛇神"的一種懲罰，一種侮辱。一方面大批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一方面又把勞動當作懲罰和侮辱手段，這種"革命"，實在是自相矛盾的。"文革"的主要打擊對象都是非體力勞動者，然而它不但不設法改善體力勞動者的狀況，甚至還摧殘了體力勞動本身的尊嚴。在我們中學對門的中央高等教育部里，部長們也曾被剃了頭髮罰作清潔工，常有人來圍觀這些大人物掃地、拔草，而臂纏紅袖章、看管"專政隊"的人，其時無比威風，無比得意。這一景象所蘊含的文化含義，令人深思。
操場上聚攏了很多聞聲而來的學生，把五個"黑幫"圍了起來，其中一個副校長，還說了幾句話，大意是北京新市委有指示，運動還是要有領導地進行——間接的意思是不能這樣隨便鬥人。但這聲音實在是太微弱了。這時哪裏還談得上誰有揪鬥權的問題，"合法性"早已無人考慮，何況這種揪鬥會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有的學生拿着掃帚，拿着紙簍糊的"高帽子"來了，有個高個子的女生，拿了一大瓶墨汁，從那位副校長的頭上，澆了下去。正值盛夏，人們都穿着素白的單衣。濃黑的墨汁順着頭髮流下來，一條一條，落在衣服上，迅速洇化開去，粘膩的，濕漉漉的，墨跡象巨大的黑蜘蛛，在黑白強烈反差中蔓延擴大，很快就白少黑多了。"走，到木工房拿棍子去。"我聽到有人在喊。我知道那一間小屋。因為這是一所有很長歷史的中學，所以那裏堆放着很多因年深日久而斷腿缺腳的破桌椅。
我站在操場上，看着這一切。我什麼也沒做。如果一個人對自己身邊發生的罪惡未加制止，那麼就是罪惡的同謀——但是我在十年之後才學會了這句話。當時我想了些什麼?我想不清楚。是躍躍欲試?是幸災樂禍?是冷眼旁觀?是興奮激昂?多年以來，在我腦海中最為強烈、最為清晰的意象，只是那墨汁澆在人身上的情景。我對"現代派"繪畫中一種似乎是把顏料隨意渲染洇化而成的作品，總是覺得反感，覺得看了難受，也許，這跟我腦子裏那個墨汁橫流的可怖意象有最大的關係。搜腸刮肚，我可以找出所有有利於自己的、當時所懷有的"正面"想法，然而，充其量不過是對打人所感到的驚恐。我在一種溫情的環境中長大，畢竟對此極不習慣。然而，除非我厚着臉皮向自己說謊，我找不到正義感、仁慈心一類的東西，甚至於這種對法律和人道精神的踐踏必將報應到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整個社會之上，也全無思考，全無意識。在深的意義上說，學生們後來身遭不幸，那也是咎由自取，理受報應，因為他們自己先奉行了那種殘忍不公的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