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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軾:薄熙來案曝光中共內部運作

2013年已經過去。這一年內發生了許多事情,有大有小。到年底讓中國回顧一下這一年內的大事情。

首先是中國新一屆領導班子上台,開始展現出與過去有所不同的施政方針。這將對未來五年的中國的政治經濟有重大影響。在經濟上中國維持了比7.5%略高的增長率,而且波動很小,擔心持續下滑的顧慮逐漸消退,信心在恢復。在對外關係上中日矛盾不斷升溫,前景未卜。中美關係平穩良好。中國外交開始向中東和非洲進軍。但是中國軍費的持續增長,航母的巡視導致周邊國家不安。總的國際環境沒有向好的發展。

新領導的亮相有幾點非常受到歡迎。特別是反腐敗極為有力,而且能切實落實。在市場上已經表現出高檔餐館營業量減少,高檔煙酒因需求減少而降價。反對奢侈浪費,已經立竿見影,極得民心。

三中全會的決議表現出極大的改革決心。大家盼著進一步落實。比如司法獨立,農地產權明晰化,取消勞動教養制,政府和市場的功能劃分(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打破市場壟斷,改善國企的經營,大家都抱着很大的期望。能不能兌現落實,要看遭遇多大的阻力。前一屆政府之所以在這些方面進展不大,我猜想並不是不知道,而是很難推動。所以三中全會的決議能夠貫徹到什麼程度還要看以後的發展。

近十多年來部門利益快速長大,他們又有制定政策的權力,任何改革如果涉及他們的利益都會碰到阻礙。

從經濟方面來看,保持了三十多年的9-10%的高速增長顯然已經轉入7.5%左右的中高速度的增長模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簡單模仿的後發優勢慢慢地用完了,中國進入到自主創新時代。環境代價過高越來越明顯,不得不減速保護環境。國際經濟環境的惡化也是原因之一。人口結構的變化,勞動力人口數的減少,使生育紅利轉變為生育欠債。經濟結構越來越不能適應新的形勢,調整結構是有代價的,要付出調整的成本。正因為增速降低是多方面造成的,這一趨勢不可能用單一的政策去逆轉。中國勢必去適應這一新的情況。

雖然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高增長,人均GDP從世界末位上升到中高收入,但是和發達國家相比還只有他們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中國追趕三十年只追了四分之一,其餘的四分之三怎麼才能趕上去,是不是還要花120年?

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看到中國和發達國家比較在哪些地方不如別人,進一步增長的潛力何在。回答這個問題其實並不複雜。在產權結構上發達國家是私有制為主,中國則相反(事實上也不盡然了)。中國的公有制企業大多數效率低下,浪費巨大。土地的公有制也極大地妨礙了土地的最優配置,使地不能盡其用。在一個缺少土地的國家裏土地使用的限制極大地阻礙了各行各業的發展。

在經濟運行的規則上看,中國還是一個計劃和市場混合的運行制度。二者經常發生衝突。權力配置資源還佔相當大的比例。比如對金融業價格(利息率,匯率)的限制,對市場進入的限制,對平等競爭的干涉,都導致經濟結構的扭曲。現在中央決定調整經濟結構,也決定要讓市場起決定性的作用。但是權力能不能讓位於市場還是一個未知數。

如果解決了所有制和市場化的問題,中國的經濟增長還有高速增長二三十年的可能。

當局把解決民生問題當成目前最急迫的問題。但是我覺得重點抓得不準確。其實中國最成功的正是解決了民生問題,人均收入翻了十倍。雖然有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但是即使最窮的人也有顯著改善。全球脫貧計劃的完成80%發生在中國。全球貧困人口得到最大改善是在中國。

依我看,中國最大的問題不在民生,而是權力不受監督。而且就民生而言,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也在特權,在特權侵犯了人權。在市場上不是人人機會均等,各種特權佔了優先地位,平民百姓很難有通過努力獲得收入晉升的機會。在各種社會矛盾中由於收入分配不公的是絕少數。大多數是公權侵犯人權導致的。因此維穩的重點應該是限制政府權力的濫用,也就是憲政。

在胡溫執政的前十年裏,經濟方面的成就非常顯著。雖然有極其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但是中國的增長率沒有掉到7.5%以下。這10年是1983年以來的30年中增最高的十年(十年平均年增長率為10.5%,前十年是9.7%)。

但是在這段時間裏最失敗的是法治的鬆懈,特權的橫行。它的爆發則是在今年的薄熙來案。薄熙來從大連到瀋陽,又到重慶,不斷被人檢舉告發。但是他是政治局委員,誰也告不倒他。只有王立軍跑到成都的美國領事館去,成為國際事件,再也瞞不住了,事情才被立案偵查。可見法治鬆懈到了什麼地步,或者特權猖狂到了什麼程度。

薄熙來案可說是中共自林彪出逃案之後的第一大案。和林彪案一樣它暴露了中共內部掩蓋得最深的方面。而且它們都是把內部鬥爭暴露成為國際事件,把中共搞得很狼狽,最狼狽的是那些過去大力支持林彪和薄熙來的人。

但這兩件事都有很大的正面作用,都推進了中國走向比較開放的時代,讓國內國外的人都更明白中共內部是怎樣運作的。這才是薄熙來案的主要意義。

對薄熙來的審判也開啟了司法審判的新場面。雖然沒有現場直播,但也足夠透明。這讓大家知道,司法公開應該是怎樣的。但是這種透明和公開也不是普通公民可享受的,還是對待特權者薄熙來的另類做法。他出庭可不穿囚服,不戴手銬,不剃光頭。這讓大家知道一個文明社會應該如何對待可能犯錯誤的人。這是人權的一個重要部分。最近最高法院已經宣佈今後不允許在審判時叫被告人穿囚服,剃光頭。這對於暴戾成性的當今社會是一付很好的清醒劑。

審薄案最大的不足是避重就輕。薄熙來最重要的罪行是利用特權侵犯人權,為了私利破壞法治,用家法代替國法。他在重慶幹了一系列侵犯人權的嚴重罪行,許多企業家,警察,平民百姓受摧殘,財產被掠奪,留下一大堆錯案冤案,這個爛攤子如何處理?在審薄時這方面的事一字未提。他的罪行的受害者如何平反糾錯,至今沒有一個合理的政策。

其實薄熙來只是一個典型,全國各地都有大小薄熙來式的人物。他們橫行不法,漠視道德和正義,極大地損壞了執政黨的信譽,也是社會不安的主要原因。審薄而不解決濫用權力,破壞法治的風氣,使得大家對薄熙來結案的期待有點失望。

最後談一點國際關係方面的看法。隨着我國經濟實力的加強,我國的一舉一動都會被關注。充分說明了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鄧小平要求韜光養晦,實際上已經很難做到,客觀形勢已經和二十年前完全不同了。但是在對外關係上保持謙虛謹慎,有遠見而負責的態度仍然是必要的,因為這樣對人民有利。相反處處強出頭,並不有利於百姓的切身利益,對國家和百姓都是不利的。

在外交主導思想和方針上,要注意到國家利益和百姓利益的區別。有利於國家的事未必都有利於百姓。在外交政策上是以國為本,還是以人為本,這二者是有區別的。以中日之間的領土糾紛為例,以國為本,中國的主張是寸土不讓。但是這種態度已經傷害了兩國之間的貿易和旅遊。中國受了幾千年的忠君愛國的教育,認為愛國就是愛民。其實並非如此。現在中國應該對二者的區別有所認識。

這個問題之所以複雜,因為在日本方面也是不惜損害百姓的利益去愛國。全世界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還是少數。所以國際爭紛不斷。其實大部分都是外交們製造出來的無事生非。更可惜的是大部分百姓還支持這種「愛國行為」。幾千年的教育把百姓徹底洗了腦,以至於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是什麼。各國百姓之間無冤無仇,怎麼會有互相殘殺的戰爭?就是那些喜歡惹是非,製造事端的政治家們挑動的。結果是世界和平依然遙遠。說不定還有一場浩劫等着中國。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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