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盛頓郵報》女專欄作家安妮.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2003年出版的專著《古拉格：一部歷史》(Gulag：A History)曾獲普立茲獎，受到高度評價。美國《新聞周刊》稱它是〝出自西方作家的最權威、最全面的共產蘇聯記錄。〞英國《經濟學人》說〝它應成為20世紀那種最邪惡的東西的標準歷史。〞倫敦《金融時報》說其價值〝無論在俄語或其他語言中都沒有過，應被廣泛閱讀。〞《洛杉磯時報》說該書〝應放在任何讀者的書架上〞。
這本近700頁的重要著作今年終於有了中譯本(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譯者戴大洪)。這是中文讀者的慶幸，因為此書的作者、內容、結論等三方面都具獨特性。
阿普爾鮑姆1964年出生於華盛頓，畢業於耶魯大學。早期曾是英國《經濟學人》駐波蘭記者，後加盟《華盛頓郵報》，還曾成為該報〝社論編委會〞成員。她在1992年嫁給現任波蘭外交部長的西科爾斯基(Radoslaw Sikorski)，後去華沙居住，2013年加入波蘭國籍。
在美國的左右派光譜中，阿普爾鮑姆雖然長期給左翼的《華盛頓郵報》寫專欄(現每月兩篇)，但思想傾向於保守派，這可能與她長期關注研究蘇聯及東歐的共產主義邪惡有關，她發現了西方左派和共產主義的內在理念連結性。
她的丈夫也是一位保守派，青年時代就支持華里沙領導的反抗共產主義的波蘭團結工會運動，後在英國留學時申請政治庇護獲准;在劍橋和牛津大學期間，就跟現任英國保守黨首相卡梅倫、保守黨倫敦市長約翰遜等成為思想的朋友，共同參與保守派學生聯盟。
《古拉格》一書被譯成全球20多種主要文字，是研究共產主義集中營制度的重要著作，並獲得美國最重要的新聞獎〝普立茲獎〞。雖然美國有很多〝蘇聯問題專家〞，但大報專欄作家中，像阿普爾鮑姆這樣致力研究東歐和蘇聯，寫出專著並獲獎，很可能是唯一的——這是〝作者的獨特性〞。
里程碑式的巨著
這本書的內容更有不同凡響之處。談到古拉格，人們自然想起索贊尼辛的那本幾乎同名的巨著。但兩書有很大不同。索氏的《古拉格群島》當然是撕開共產鐵幕(集中營)的開山之作，具獨特地位和作用。但當年索氏是政治犯，能接觸的資料有限，而且他的書是〝報告文學〞方式(索氏自稱〝文藝性調查〞)，那麼哪些是〝調查〞(真實)，哪些是〝文藝〞(虛構)?在西方，〝紀實〞和〝虛構〞兩大類界限很清楚。阿普爾鮑姆這本書則完全是紀實作品。由於蘇聯解體，作者接觸到很多當年資料，採訪了眾多當事人，有翔實的引證(書尾的注釋索引有91頁，佔全書頁數13%以上)，因而更真實全面。另外在文字上，索贊尼辛的書有很多繁雜報告，文筆也拖沓，不易閱讀。而阿普爾鮑姆是寫報紙專欄出身，文字通俗流暢，在資料和歷史背景上也取捨精煉，因而更具可讀性。
阿普爾鮑姆寫出了《古拉格》的本質變遷：它設立的初衷跟希特拉殺害猶太人的奧斯威辛是一樣的，只不過列寧、斯大林把鎮壓對像定為〝階級敵人〞。布爾什維克掌權後發明一種理論，認為革命自然帶來反對者，它是一種新型罪犯，這種〝階級敵人〞是難以改造的，只能被〝消滅〞。所以在西伯利亞等寒冷偏遠之地建造了集中營，讓關押在那裏的〝階級敵人〞自然死掉。
這當然比奧斯威辛毒氣室殺人過程緩慢，被認為浪費蘇維埃的資源;於是犯人被強迫勞動。高潮時蘇聯有476個性質不同的勞改企業，從土木建築、農牧養殖，到飛機大炮的設計。阿普爾鮑姆拿到的統計是，總共有2870萬人被強制勞動，從1929到1953年的斯大林時代，囚犯死亡達275萬，等於平均每月死近一萬，連續24年(四分之一世紀)!
逃犯把活人當〝食物〞
該書很多細節驚心動魄。篇幅所限，僅舉三例：一是溫度。我出生在中國北部最寒冷的黑龍江，深知嚴寒之苦(至今恐懼和痛恨冬天)。但記憶中最冷也就是攝氏零下40多度。而在古拉格，這種溫度仍要戶外勞動，只有超過攝氏零下50度，才可停工。有一年停工15天，有一年只有三天，不是天氣變暖，而是因為當局需要更多勞動定額，他們把溫度表改了!
另一個是吃人。西伯利亞沒有人煙，出逃沒食物就得餓死。古拉格也關押很多刑事犯，他們逃脫時總要帶一個人，沒食物時就吃掉他。這個將成為食品的人被稱為〝行走的供應〞(walking supply)。被帶走的人首選是廚師，因他們不那麼骨瘦如柴，比較有肉。有時還帶小孩，更容易被殺掉。其中最殘忍的一幕，是獄中一對好友結伴出逃，他們帶了個〝行走的供應〞。但把那個人吃完了，還沒見人煙，兩人都動心思殺死對方。晚上兩人都不敢睡，硬挺着假裝聊天。最後一方終於瞌睡，另一個就割斷他的喉嚨。這個逃犯被抓獲時，身上還背着幾塊〝肉〞。
再一個是洗腦。斯大林死時，有囚犯不僅悲傷，還把家裏送來的一點錢捐給了當局(建紀念碑)。這場面讓人想起奧威爾《1984》中那個革命者史密斯，被老大哥(當局)抓獲、拷打、洗腦後，不僅真真實實地把四個指頭看成了五個，被槍斃時還帶着感激老大哥的微笑……。古拉格簡直比奧斯威辛更可怕，因為被毒死的猶太人還沒有感激希特拉的。
荷里活導演朝拜卡斯特羅
德國有學者說，〝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可是有了古拉格之後呢?但阿普爾鮑姆卻給出這樣的結論：古拉格肯定會再次發生!
作者的理由是：在當今俄國，沒多少人願意談論和記憶古拉格，對她採訪這個事，人們都很煩，甚至圍攻她，指責西方記者總是對俄羅斯的陰暗面感興趣。更根本的原因是普京當局不僅沒有清算古拉格，並有意迴避。當然了，俄國總統是前克格勃，這個國家怎麼可能清理那段血腥歷史?
阿普爾鮑姆還特別提到西方因素。她說，所以寫這本書，最初的刺激是看到布拉格大街有人出售蘇聯的軍用物品：軍帽，鐮刀斧頭勳章，還有列寧、勃列日涅夫像章等(當年我到捷克採訪時也看到過)，而〝購買的大部分是美國人和西歐人〞。阿普爾鮑姆說，如果這是納粹徽章，美國人和西歐人就不會買，〝所有人都會對佩戴卐字徽章的想法深惡痛絕。〞但為什麼西方對希特拉和斯大林〝雙重標準〞?阿普爾鮑姆認為，主要因為主導西方主流媒體輿論的左派知識分子們，不少人至今仍把蘇聯共產主義視為〝理想〞。
大名鼎鼎的法國哲學家薩特當年讚美斯大林，歌頌卡斯特羅、毛澤東，但〝名聲卻沒有受到絲毫損害〞(因左派媒體護着他)。在斯大林把成千上萬名無辜的蘇共黨員關進勞改營時，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竟對美國哲學家悉尼.胡克說，〝越是無辜，他們越應該去死〞(這可能是胡克這位紐約大學的左派教授後來轉向反共的原因之一)。
即使人類進入21世紀時，倫敦的左派工黨市長肯.利文斯頓還跟阿普爾鮑姆解釋兩者之間的區別。不錯，納粹是〝惡魔〞，他說，而蘇聯則是被〝醜化〞了。
荷里活曾拍出了《辛德勒的名單》、《索菲的抉擇》等揭露納粹邪惡的電影，也拍了日本集中營的《太陽帝國》，但對拍古拉格的片子卻沒有興趣，因為這〝不符合荷里活(一路傾心共產主義)的口味〞。史匹堡導演出《辛德勒的名單》這樣的片子之後，竟還去共產古巴朝拜卡斯特羅，兩人從晚上談到凌晨，一氣談了八小時，左翼理念的〝心有靈犀〞使他們一〝談〞如故。
〝淺紅〞不願批評〝大紅〞
阿普爾鮑姆在《古拉格》中不僅歷數蘇聯集中營的殘酷、黑暗，並在前言中特別提出，為什麼西方左派對此視而不見，甚至還為蘇聯制度辯護?包括美國荷里活的左傾們，為何排斥揭露共產邪惡的作品?這中間的原因是什麼?
也許阿普爾鮑姆〝發現〞了西方左派與共產主義的內在思想連結：那就是〝淺紅(西方左派)〞不願批評(蘇聯的)〝大紅〞，因為它們的本質都是〝紅色〞，思想根基都是群體主義(collectivism)，即熱衷以意識形態的名義(人民的名義，公眾利益等)剝奪個人權利，摧毀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均貧富和要平等的背後，是要建立消滅差異和不同的集權社會。
也許正由於這位美國學者看穿了這一切，她才在書的結尾寫道，她〝寫這本書並不像陳詞濫調常說的那樣，為的是使這種事情不再發生，寫這本書是因為幾乎可以肯定，這種事情還會再次發生。〞
古拉格還會再次發生，共產主義會捲土重來!這是這位美國學者的預言和警告，因為她看到共產主義的根基仍然存在，包括在西方左派的理念之中。所以這本書在中國翻譯出版，不僅對當今仍勞改營遍佈的中國具有意義，它本身的警告，對西方和整個世界，都具有特別意義。
——原載台灣《看》雜誌2013年12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