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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一個電話 陳希同將「他」逐出北京!圖

因為這些事情,王光美對我非常反感。我刑滿後,有一年調到北京工作,當時全家都已經來北京了。據說王光美知道後,給陳希同打電話,說我對老同志有刺激。陳希同就下令,把我驅逐出北京······本文摘自《炎黃春秋》2013年第3期,口述:蒯大富,整理:米鶴都,原題:《清華批鬥王光美始末》,本文系節選。

到了1967年4月,那時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已經發表了,正式點了劉少奇的名。4月3日和4日,中央文革接見我們。會上我寫了個條子遞給總理:「總理,清華大學同學強烈要求批鬥王光美。」總理把我的條子拿給江青、康生看了看,就對我點頭說:行,你們訂個計劃,我同意你們批鬥。這樣,我們就定在4月10號再次批鬥王光美。

社會上傳言那次給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項鍊是江青的授意,這不準確。要是說那次跟江青有什麼關係,江青確實說過一句:王光美當時去印度尼西亞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丟盡了中國人民的臉。這是江青在接見我們後閒扯的時候說的,項鍊的事她沒說。戚本禹當時在場。我當時就覺得應當讓王光美穿旗袍。戴項鍊是「捉鬼隊」的主意。當時由「捉鬼隊」到中南海把王光美揪出來的。他們開一個大轎車去,到中南海領人。到了劉少奇家,他們就問:你上印度尼西亞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說我也不知道哪裏去了,就把一把鑰匙扔過來了。她家的衣箱特別多,那些同學也挺聰明,很快就找到那個箱子,把那身衣服找出來了。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如果裏面穿毛衣,再套到身上就非常困難,但是也勉強穿上了。那項鍊就是普通的項鍊,太小了,下面根本瞅都瞅不見。也不知道誰靈機一動想起來,就用乒乓球拴上一長串,所以就搞了兩串乒乓球。那也是「捉鬼隊」的同學的惡作劇,確實帶有侮辱人的意思,很不好。

因為這些事情,王光美對我非常反感。我刑滿後,有一年調到北京工作,當時全家都已經來北京了。據說王光美知道後,給陳希同打電話,說我對老同志有刺激。陳希同就下令,把蒯大富驅逐出北京。

出生至文革前

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江蘇省濱海縣,祖父是新四軍的戰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黨員。

1953年,剛剛滿八歲的蒯大富上學了。蒯大富的父親對於孩子的教育是十分重視的。他送蒯大富上小學前,對蒯大富也是千叮嚀萬囑咐,講了不少道理,讓蒯大富上學後,一定要好好學習,將來成為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蒯大富記着父親的話,上學後,學習十分用功,在他們村子的小學裏,蒯大富是學習比較刻苦,成績優秀的一個。蒯大富小學畢業後,順利考上了中學。蒯大富學習成績好,也使他父母十分高興。在他初中畢業後,又決定讓他繼續讀高中。這樣,蒯大富在1960年即進入濱海縣八灘中學讀書了。

蒯大富雖然讀書刻苦,學習成績好,但他並不是一個書呆子。在初中讀書時,蒯大富就積極參加學校組織的各種活動,並且成為學生骨幹分子。

蒯大富父母都是共產黨員,蒯大富在這樣的家庭里長大,對政治活動表現出很高的興趣,也表現出了很強的組織能力。蒯大富從上初中開始,就離開家到學校過住校的生活。很早就獨立生活,使他小小年紀就比較成熟了,並養成了遇事有主見,自理能力強的特點。與同學們在一起過集體生活,也使蒯大富養成了善於與人相處,能夠把同學組織起來的特點。

高中時期,蒯大富當上了學生幹部,蒯大富不光是學校組織的各種活動的積極參加者了,也是學生活動的組織者之一了。蒯大富在學校政治上表現好,學習成績也好,是學校的好學生。學校對蒯大富是很看重的,在蒯大富進入高中不久,學校團組織便吸收他加入了共青團。當年加入共青團可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那時團員並不多,加入共青團,就是青年先鋒了,也是共產黨的後備軍之一了。

1963年,蒯大富高中畢業參加高考,他報的是清華大學,當年9月,被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錄取。

文革期間

1966年6月1日,中央廣播電台全文播出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全國上下興起了造反運動。蒯大富到一些大學看大字報,不久便要求同駐清華大學的工作組負責人進行公開辯論。1966年6月由於率先提出「炮轟」壓制文革的工作組,並要求奪權。工作組認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學生。因絕食以示抗議,被開除團籍並關押18天。7月21日,陳伯達派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來到清華大學看望關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組撤銷。8月4日,陳伯達等人到清華大學參加批判以王光美為首的工作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獲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康生指示從清華大學接蒯大富參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文革積極分子」大會。隨即蒯大富參與創建清華井岡山兵團並成為第一把手(人稱「蒯司令」),當上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又稱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簡稱三司)副司令。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在中南海西門單獨接見蒯大富,聽取了匯報,並佈置了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任務。蒯大富返回清華後,召開了井岡山總部的會議,傳達了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餘人從清華大學赴天安門廣場遊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口號,到達天安門廣場後,召開了「徹底打倒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然後分五路以廣播車開道在王府井、西單、北京站、菜市口等繁華地帶演講、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被稱為「一二·二五大行動」。

「智擒王光美」: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給王光美撥電話,謊稱王光美的女兒劉平平被汽車撞傷,正在人民醫院搶救,需要家長簽字。於是劉少奇、王光美驅車來到醫院,沒有發現女兒,卻看到了作為人質扣留的兒子和另一個女兒。後來王光美被扣留並被紅衛兵帶到清華大學準備批鬥,第二天在周恩來的干預下,才得以返回家中。對於此事,蒯大富曾得意地宣稱:「為革命造謠是光榮的!」也就是從那時起,蒯大富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率先推向了全國。

1967年受中央文革指派參與上海「一月奪權風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

1967年4月10日,清華大學紅衛兵召開萬人大會批鬥王光美,彭真、陸定一薄一波、蔣南翔參加陪鬥。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蒯大富當上了上北京市革委會常委,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副組長。

1967年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組成「揪鬥劉少奇火線指揮部」,圍困中南海,採用喊口號,貼標語,高音喇叭廣播,甚至絕食的方法,勒令劉少奇寫檢查,低頭認罪,接受批鬥。蒯大富和他的井岡山兵團在火線指揮部充當主要角色。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見紅衛兵,蒯大富還登上了天安門。27日,武漢「七二〇」事件後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揮手下貼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標語,28日,清華井岡山兵團的小報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聲明。29日晚上,蒯大富手下一批人抄了徐向前的家。30日,蒯大富在清華井岡山兵團總部召開討論會,會上,蒯大富把二、四方面軍的幹部打成「帶槍的劉鄧路線」,並進一步煽動「打倒徐向前」。主持召開各地紅衛兵參加的「目前形勢分析會」,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口號。

1967年10月17日,蒯大富在《井岡山》報上發表《無產階級大奪權萬歲》,大談「奪權經」。

1968年5月,蒯大富組織了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文攻武衛總指揮部,指揮清華大學兩派武鬥。30日凌晨攻擊反對蒯大富的群眾組織,導致18人死亡,1100多人受傷,30多人終生殘疾,直接經濟損失折合人民幣逾1000萬元。清華的武鬥引起了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的大規模武鬥。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卻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開槍造成5名工宣隊員死亡,七百多人受傷。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澤東召見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和王大賓「五大領袖」,批評了蒯大富。五大領袖返回學校,動員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戰鬥。

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寧夏青銅峽鋁廠(冶金部三〇四廠)任技術員。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義被送到清華大學接受審查,1973年審查結束後,被安排到北京石化總廠東風化工廠(一說北京東方紅煉油廠)監督勞動。

文革後時期

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華大學全校師生大會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佈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殺人罪和誣告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先被關押在北京秦城監獄,後轉移至青海共和縣塘格木監獄。

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釋放,回到青銅峽鋁廠工作。

1988年8月,蒯大富與北京大學78級學生羅曉波在南京登記結婚,後育有一女。

1992年蒯大富偕妻子到山東省蓬萊市登州鎮司家莊振興實業總公司工作,任總工程師。

曾有消息稱,1993年春蒯大富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業之聘到首都任職,但很快驚動了劉少奇遺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層領導,被迫離開北京到江蘇常州,後又到深圳受聘於民辦及中外合資的一家網絡公司。

2011年4月24日,蒯大富回到母校參加清華大學百年校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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