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 口述 米鶴都 整理
1963年，我考上了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就給中央寫過一封信，反映農村幹部的腐敗情況。那時，我看見和我所接受的政治觀念不相符的、不公平的事，總想發表意見。文革前，我當過學校的基幹民兵連連長。另外，我特別喜歡寫文章投稿，當時投稿主要是給清華的校廣播台，後來就被他們看中了，把我調到校廣播台工作，還當了編輯組組長。全校所有交來的稿子都要經過我審，我審完以後拿給一個團委副書記簽字，才能廣播。程序是這樣的，權力還不小。我在學校里的各種事情中都喜歡出頭露面，感覺是能量發揮不完。
我那時的思想意識確實比較激進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過程中，經常發表些"左"的言論。我會經常批判同學的"資產階級"思想，顯得自己非常革命的樣子。中共中央"九評蘇共公開信"發表以後，我寫了學習"九評"的文章，題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覺改造》。文章登在《新清華》頭版上。《新清華》是清華大學校黨委辦的周刊，在校內影響很大。文章就是說階級鬥爭怎麼尖銳，不小心的話就會被階級敵人腐蝕了。那篇文章也暴露了我很多"左"的東西，現在看很可笑。但那時就是那麼一種思想基礎，文革中很自然地就更"左"了。不過我總體還是願意與人為善的，跟同學的關係處得很好。我們班後來等於就一派，包括反對我的。
積極投身文革
文革前，清華在政治方面就抓得比較緊，有那麼一種革命氣氛。我比較佩服校長蔣南翔，他在清華一直貫徹培養所謂業務、政治雙肩挑的幹部，一進學校就灌輸這些。文革初始，我對清華黨委和蔣南翔是保的。大概1966年6月3、4號，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就出去了，旗幟很鮮明，是保蔣南翔的，題目叫《捍衛清華黨委，就是捍衛黨的領導；捍衛清華方向，就是捍衛社會主義》。不過我很快就感覺自己不對頭了。當時研究《解放軍報》社論、《人民日報》社論啊，左一篇右一篇連篇累牘，說資產階級統治教育領域……修正主義分子就在我們身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後來，我們班的同學孟家駒和我商量，說我們這種態度對不對啊？萬一校黨委真有問題怎麼辦？應該抱着對革命負責任的態度，考驗考驗清華黨委吧。
我們的立場很快就轉變了，寫了"也向校長質疑"的大字報，提了幾個問題，肯定是質疑的態度了。當時我在清華廣播台工作嘛，在給校黨委貼了大字報以後，廣播台的台長就通知我：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參加文化革命吧。就把我趕出廣播台了。
很快，工作組就來了，他們一入校就表明反對校黨委。校黨委"靠邊站了"。不過蔣南翔對給他扣的帽子一直不認賬，毛主席不是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嘛，他就不同意。他說，文化革命前清華大學也是毛澤東思想佔主導，怎麼能是黑的呢？不可能黑！你得佩服蔣南翔在清華搞得特別好。比如北大吧，起來反黨委的、貼反陸平大字報的聶元梓，就是校黨委委員、系黨總支書記，這在清華絕對不可能。工作組進校之前，清華沒有一個黨支部書記，更不要說總支書記起來造反了。蔣南翔以前就提倡做"永不漏氣的發動機"，那真正是做到了一點氣不漏。清華絕對是鐵板一塊，內部沒有反的。後來，工作組進校，大家抵擋不住才垮的。
工作組開始對我還是挺好的。工作組來了我特得意，就殺回廣播台去了。到廣播台我臨時寫了一個稿子，歡迎黨派工作組來清華大學。後來，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來"那首歌，非常歡欣鼓舞，非常擁護工作組。
6月13號左右，北京新市委來人到清華，宣佈由工作組代替清華黨委行使職權。但是工作組他們的做法，和我們理解的毛主席放手發動群眾的做法差得比較遠。他們強調領導，強調秩序。工作組的個別幹部還發表了一些言論，說"群眾是一群烏合之眾，像一群羊一樣"，說群眾運動不能這樣搞、不能那樣搞。我感覺不像毛主席說的那樣要相信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我當時是我們班的文革小組組長，我就認為工作組對群眾運動的理解和態度不對。6月16日，我和孟家駒就貼了張大字報，題目是《工作組往哪裏去？》。很多同學都在那兒看。大約是6月19日，薄一波到清華來看我那張大字報。當時誰也不認識薄一波，只是看他像個當官的。他問，這張大字報誰寫的？正好我就在旁邊。有同學多事，就說：蒯大富寫的，唉，就是他，就是他。他就問我，你叫什麼名字啊？我說我叫蒯大富。他說：大富？這個名字不好。我說：這個名字有什麼不好啊？他說：大富？你想發家致富啊？我說：不對，大富是國家發家致富，是國家富強的意思，資本主義是小富，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大富。我問他叫什麼名字，他不告訴我。我說，這就不平等了，我告訴你了，你怎麼不告訴我啊？他說我走了以後，你們就知道了。他說能問問你是什麼派嗎？我說，自己怎麼能給自己劃派？他說，別謙虛嘛，你認為你是哪一派嘛？我說，那我認為我是革命左派。他用手比劃着說：這個左派啊，左的太過火了，就跑到這（右）邊了。我們都笑了。
大約6月21號，我又在其他同學的大字報上寫了這麼一段批語："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裏，我們和他們鬥，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裏，那我們每一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句話，後來工作組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說蒯大富想奪權。我覺得，那時我對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論吃得比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權嘛。政權問題是首要問題，學校里是資產階級專政，中央有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分子，就這兩個思路。這個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發動文革的思路。
激辯工作組
我的大字報引起了工作組的重視。也是6月21號，管我們班的工作組成員曹欣通知我說，今天下午王光美同志要參加你們班的座談會，你們準備一下。王光美同志參加我們的會，豈不是天大的事。後來才知道，當時王光美是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顧問，化名小何，秘密地住在清華的甲所。他們本來想創造一個新的"清華經驗"，像指導"四清"運動的"桃園經驗"一樣，來指導全國的文化大革命。當時王光美在我們心中威望很高，我們對她也很信任。我就趕緊發動同學把屋子打掃乾淨，準備好開水。但是下午會議開始的時候，來了一個女的。大家並不認識王光美，她也沒介紹，就坐下參加座談會。因為我們班對工作組意見很大嘛，就提了好多意見。會議結束，她臨走的時候說：我是工作組的，我姓崔。什麼也沒解釋，然後就走了。當時同學都很氣憤，不是說王光美同志來嗎，工作組其實是想騙我們啊，摸情況、摸材料來了？
我就又貼了張大字報，題目是《葉林同志，這是怎麼一回事？》，葉林是工作組組長。這件事一公佈出去就轟動了，因為工作組騙人嘛，它就沒威信了。第三天，就是6月24號那天，校革委會就派了幾個同學，到處圍攻我。我說你有什麼事情講，就貼大字報吧。他們不答應，然後好多人圍着我，說一定要辯論，不辯我就走不了。我說，辯就辯，反正我有理。後來就約晚上開大會辯論。
6月24號的會在清華文革當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這邊找了兩個同學，孟家駒和鮑長康，那一邊也是三個同學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會議的是校文革的主任賀鵬飛注1。當時辯論還是比較講道理的。我上台講了：工作組通知王光美來，但又沒來；我們對此質疑，去工作組要個說法，但工作組態度非常惡劣地對待我們。因此我們不能接受，於是寫了大字報這麼一個過程……工作組當時很心虛，根本不想辯論這個事情，反過來就說蒯大富想奪工作組的權，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下面的同學們就莫名其妙啦，怎麼提意見成了奪工作組的權了？同學們就喝倒彩，後來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問的問題，工作組根本答不出來。
那次辯論的時候，有專線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當時能聽到我們現場的辯論。因為我一上來念了好多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語錄，她聽到後說：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紅旗反紅旗，要把他的氣焰壓下去。所以後來工作組幾個副組長如楊天放、周赤萍分別上台，想把我壓住。周赤萍好像是個中將，他講：我們是代表黨的，我們是代表毛澤東思想的，等等。我們就說，你怎麼能代表毛澤東思想呢？
他們根本壓不住台，最後葉林親自上台。葉林說，蒯大富想奪工作組的權，我們工作組是新市委派來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同學們哄起來，硬把他哄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