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比較緊張，周恩來一開始就和我拉拉家常，問你家在什麼地方？我說，老家是江蘇的，濱海縣，屬於鹽城地區的。周恩來問得很仔細，他說：你們家在江蘇啊，我們是老鄉啊，我家在淮安。其實我13歲以後才搬到浙江去。他又問，父親母親幹什麼的？我說父親母親都是農民，政治面目都是中共黨員。我父親是1944年入黨的，母親是1945年的黨員。周恩來就說，你們家是革命家庭嘛，鹽城是我們新四軍總部所在地。
周恩來很親切，我就放鬆下來了。周恩來接着就說：我受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委託，今晚找你談話。請你把6月1號到今天，正好兩個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聽到的，原原本本、詳詳細細地跟我講來，我保證聽你講完最後一句話。他一開始就這麼講的。我也一開始就保證：我向總理報告，我下面所講的都是自己的真實想法，所看到、聽到的也都是真實的。我坐在總理的對面就開始講了。周恩來自己掏出來一個小本子，也拿了一支筆，他有時也記一點，但記得不多。主要是孫岳同志在旁邊做記錄。有時他也問一兩句，或者我沒講清楚的，他想再聽一遍的時候，他就讓我重複一下。基本過程都是我在講，他聽。
談話中間，賀鵬飛兩次敲門進來。進來後，他不叫總理，他說：周伯伯，我們也想聽聽蒯大富談話。總理說，不行，我今天來就跟蒯大富一個人說話。然後，賀就出去了。過了20來分鐘，他又敲門進來了。總理生氣了，說：我今天就跟蒯大富一個人說話，你不要再進來了。後來他不敢再敲門了。我猜測嘛，這很可能是王光美他們知道周恩來找我談話，那意味着我肯定是要告狀了。他們一個是想知道我告什麼狀，另外一個他們在旁邊的話，我就可能有顧忌，講不了什麼了。
我一直講到天亮，大約到早上五六點了，因為是夏天，天已經亮了。總理說，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裏，我知道你還沒有說完，但是我上午還有會，今天下午派車來接你去，到人民大會堂繼續說。還有呢，就是你曾經被關起來20來天，所以對外面的情況也並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兩個或三個沒有被關起來的、或者說你信得過的同學，讓他們協助你談，你只要提出來，我都接受。
為毛澤東提供"彈藥"
那天白天，我就找了三個同學。一個是劉才堂，一個是劉泉，還有一個是沈台平。他們和我一起去的人民大會堂。晚上7點不到吧，我們就坐清華的車到了人民大會堂，後來知道那是河北廳。我們坐下來有一刻鐘，周恩來就到了，還帶着兩個人。見面後大家握手，周恩來說，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同志，這位是你們江蘇的省委書記江渭清同志，我帶他們兩位來聽你講話，你不會反對吧？一個總理，兩個第一書記，我說，哪敢呢，我向首長們匯報。總理說，你們幾位隨時可以補充，因為蒯大富同志不知道外面的情況，你們在外邊知道的就可以補充嘛。
後來我們四個人，就輪流給總理匯報。我們從7點多講到10點多，又講了三個小時。我講完之後，又向總理保證了我所講的這些話的真實性。周恩來說，謝謝你啊，我馬上向主席報告。然後他站起來，說，我請大會堂的工作人員帶你們吃夜宵，吃完你們再回去。後來一個穿白大褂的服務人員，帶我們到旁邊的小屋子，一人一碗雞絲湯麵，我們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學校了。
這時離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只剩一兩天了。現在看就很清楚了，就是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毛澤東決定整劉少奇。可能他感覺材料還不夠充分，所以讓周恩來到清華，來找劉少奇鎮壓學生運動的材料。當時中央全會的預備會議已經開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都到北京了，所以當天晚上江渭清和譚啟龍也來了。周總理帶兩位第一書記一起來，現在看，也許是讓他們起個旁證的作用吧。我呢，主要談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組怎麼整我們，怎麼把我們關起來，然後大會鬥、小會鬥的情況，等於切切實實地告了一狀。因為都是剛剛發生的事情，我記得特別清楚。第二次談話和第一次在清華談是一樣的，基本上光讓我講，他們只是聽。總理就問了工作組怎麼對待你們的？就是說把你們的情況詳詳細細地跟我們說。這兩次談話當中，他都沒有任何傾向性的誘導，可以說是很公正地聽我們的陳述。
沒幾天，8月5號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就出來了，毛澤東說："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這其實就是等於公開號召要打倒劉少奇了。我自己體會，這些和我之前向周恩來的匯報，有很直接的關係，其實就是為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提供材料。
創建清華井岡山
8月4號晚上，在清華大學東大操場召開了萬人大會。這實際是中央全會的一個現場會，當時參加中央全會的那些中央委員，除了幾個去北大的，其餘的都到清華來了。周恩來在那個會上，宣佈為我平反。他說：對蒯大富同學，還有劉泉同學，還有劉才堂同學，我是主張平反的。"蒯大富"後來怎麼那麼出名呢，就因為是周恩來宣佈平反的，這就出了大名了。
不過，我當時已經讓工作組批得太臭了，雖然周總理給我平反了，但是那次平反在學校其實並沒起到太大作用。後來我想成立組織、拉隊伍非常困難，因為沒人敢跟我干，也沒多少人敢接近我，我在學校里可以說沒有什麼影響力。因此，平反後的一段時間，我和外校的學生來往比較多些。這就要說到"三司"了，其實三司不是我成立的，我也不是什麼司令。因為一司、二司都已經成立了，後來地質學院的朱成昭就說要成立三司。三司1966年9月6號成立，是朱成昭拉了一幫當時各大學叫"東方紅"的組織，聯合起來成立的，基本上都是被工作組迫害過的一派，是當時的少數派。三司成立的時候，我們清華井岡山還沒有成立，它也沒有中央文革的背景。
但是很快，中央文革就支持三司了，這和它的主體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組而被迫害的背景有關。中央文革讓我專門找三司各參加單位的學生，從9月17號到20號吧，在中宣部小禮堂，就是老北大紅樓那兒，接見我們，召開所謂"少數派座談會"，前後在那兒談了四天。注2中央文革是以張春橋為首，還有王力、關鋒、劉志堅等幾個人。這是三司和中央文革關係密切的開始。
之後，朱成昭、韓愛晶他們就鼓勵我成立一個組織，說你幹革命沒有組織怎麼行？我說我在清華被整得太臭了，學校里沒人敢跟我跑。他們就說，我們支持你。我聽了他們的鼓動，動員了一些人參加了我的組織。9月23號，我們宣佈成立清華"井岡山"。成立大會在清華的禮堂召開，也就幾十個人。不過，地院來了幾百人，北航也拉來幾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來壯聲勢。
進入10月以後，形勢變了。《紅旗》雜誌第13期社論，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三司立刻發起一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誓師大會。當時開這個誓師大會，並沒有中央文革的授意，只是緊跟形勢，關鍵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非常對我的路子，就是批判工作組壓迫群眾，我們這派都是被工作組壓迫的少數派嘛，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鳴。大會籌備的時候，給中央領導人――周恩來、陳伯達、陶鑄、江青、康生等都發出了邀請。注3以總理為首的中央領導都出席了這個大會，表示對我們的支持。大會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哪。
10月6號的大會我參加了，韓愛晶把我推上去念那個大會誓詞。這次會上，張春橋看見我說：蒯大富，過來過來。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邊，介紹給江青，說：江青同志，這就是蒯大富。江青說：你就是蒯大富啊？這是第一次見江青，也沒說什麼話，等於打一個招呼。
從那以後吧，三司在社會上就聲名鵲起，我也成了風頭人物，一度是三司三人召集小組的成員，於是社會上開始稱呼我"蒯司令"。我們清華"井岡山"在學校裏面就逐漸抬起頭了，好多人參加了，井岡山迅速壯大。在校內，賀鵬飛和我們沒形成對立的兩派。他們在我們心目中是很神秘的，有高幹子弟的背景，而且還是那麼高的位置，我們也不大接觸他們。他們早期一直掌權，在我們開始成立組織時，還是賀鵬飛在領導清華。10月份陳伯達講話，提出高幹子弟不要當群眾組織的領導，所以他們就自我罷官了。有段時間清華大學就沒人管了，處於無政府狀態。清華大學沒有出現奪權，也沒形成正面衝突，等於他們退出清華運動了。我們在校內則逐漸得勢。
對於原來的校黨委，我們沒有過多關注。蔣南翔當時已經被打倒了，在我們那時的眼裏，就等於"死狗"吧。他也沒什麼活動，感覺上好像他們根本不在話下，不把他們當回事了。我上台後也沒有直接鬥蔣南翔，當然，這和我心裏對他一直比較佩服也有關係，當時我也曾經當着好多人的面說過這個話。三司成立以後，有些人開始介入了批鬥老幹部。但我當時對這事並不明確，沒怎麼介入。我和其他老幹部沒有什麼關係，只是和劉少奇、王光美有關係。
騙鬥王光美
1967年1月，清華大學"井岡山"發生了騙鬥王光美的事件。此前，因為我們要求王光美回清華做檢查，周恩來批評了我。他說，主席指示：不同意王光美回清華面對面做檢查，要背靠背地寫檢查。我們也不敢再提出這個問題，只能等中央部署了。
騙鬥王光美具體的策划過程，我並不知道。我們學校電機系二年級為主的幾十個同學，成立了一個"捉鬼隊"，為首的叫李振言。他們策劃了一個很詳細的計劃，開始沒跟我講。那次是1月6號行動的，李振言是在6號白天才告訴我，說我們想把王光美從中南海揪出來。我當時真認為是一群孩子胡鬧，根本不相信他們能幹成。他們說：老蒯，你給我們幾輛車，我們就能把王光美騙出來。我說你做夢呢，劉少奇搞白區工作的，那麼多年的地下工作經驗，你想騙就騙了？他們就說，你給我車吧。我說給車沒問題，因為清華當時在我們手下有幾十輛車。他要一個吉普，要一個卡車，要一個小車，我都給他了。他說要試試。我說，那你試吧，我也不指望你試成。結果"捉鬼隊"騙王光美，沒想到真騙出來了。
他們搞這個也是很周密的。你不由得一定會上當的。他們先找師大一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兒劉平平控制下來，不讓她回到中南海，還扣留了在師大女附中的二女兒劉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兒子劉源。然後他們先冒充交警，就是西單那個交通中隊，給王光美打電話，說你女兒劉平平出車禍受傷了，送到北大醫院了。接着又冒充北大醫院醫生給王光美打電話。在假冒醫生和王光美通話的時候，還讓劉婷婷出來說了一句話："媽媽，姐姐受傷了。"這就沒法不相信了，先是公安機關，又是醫院，還有自己女兒打電話。所以那個簡直是不能不相信了。就這樣子，他們冒充交警、冒充醫院打的電話，全是冒充的。但因為劉婷婷被說服了，站在我們這邊了，跟我們一起騙她媽呢，不由得王光美不相信。後來劉婷婷在《魯豫有約》的節目中談這個事，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
當時劉少奇也去了醫院，我們的人都看到了，他們沒敢抓。雖然大街上批判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字報很多，而劉少奇真到跟前的時候你也不敢抓。誰知道水有多深啊？毛澤東假如不同意，那我們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嘛。但是，他們還是把王光美帶回來了。他們回來後，在化學館給我打電話說：老蒯，王光美被我們抓回來了。我開始還不相信呢。他們說真的，在化學館呢。我一聽就說，好，告訴廣播台，馬上通知批鬥嘛。
當時很匆忙，也沒什麼準備。在清華西大操場，體育館那兒有個台子。就把王光美押到那個台子上去了。當時外地來清華串聯的學生很多，大喇叭一嚎，大操場站得滿滿的。1月份北京多冷啊，那麼多人全部站在那。王光美說冷，意思她很冷嘛，她出門的時候也沒穿好衣服，就給她找了一件軍大衣。她說腳也冷，有一個女同學就把棉鞋脫給她穿上了。
批鬥會還沒開始，孫岳秘書就來了。周恩來把自己的車也派來了。孫秘書說：總理聽說這件事後，立刻就派我來找你。我就問他：總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說：同意，但是總理要我告訴你，有幾條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鬥完以後立刻讓我帶走。我說那行，可以。當時我就在會場用大喇叭宣佈，說總理同意我們鬥王光美，但是不能打、不能侮辱。我問王光美：打沒打？王光美說沒打。我說侮辱你沒有？她說沒有。但是第三條鬥完帶走我沒有宣佈。
1月6號鬥王光美那次，因為沒準備，有些同學問什麼問題，王光美也不回答，有的問題或者說回答也就是反駁，根本就鬥不下去，所以後來就不鬥了。會後就把王光美帶到我們的辦公室，逼着王光美寫四條保證。第一條內容是承認清華師生揪鬥她是革命運動，第二條是保證以後每個星期送一份檢查過來，第三條是什麼記不清了，還有一條就是要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生活上揭發劉少奇，要王光美這樣寫。王光美前幾條都接受了，最後一條當中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揭發劉少奇她也都同意了，但是從生活上揭發劉少奇她不同意，她一直不同意，就僵在那裏了。這時候孫岳秘書就在旁邊催我，說趕快讓我們把人帶走。
這個過程中，還發生兩個插曲。先是周恩來親自打電話來。周恩來電話中字斟句酌地說，你們鬥完了沒有？我說鬥完了。他說：鬥完了就讓孫岳同志帶回來。我說馬上就讓孫岳同志帶回去。周總理的電話放下時間不長，江青也親自打電話來了，要找我。江青說：蒯大富啊，聽說王光美給你們揪回去了？我說：是啊，她欠我們清華的賬，我們叫她還。江青在電話里嘎嘎直笑，一直在樂。她說：蒯大富，你不准打啊，不准侮辱啊，還有總理不放心，叫我給你打個電話，讓你趕快把王光美放回來。我說：我一定執行。我和江青就通過這一次電話。
我覺得，總理是怕他打電話，我不聽。他就讓江青再給我打電話。我們的人逼王光美的時候，我沒有露面。接完這兩個電話，我就進去了。大家發現我進來，就讓開一條路。王光美看到我，很陌生的眼光，她把我鬥成那樣其實還根本不認識我。我說，王光美你認識我嗎？她說不認識。我說，好啊，你差點沒把我鬥死，你還不認識我？她說，哦，蒯大富同志。她站起來要和我握手。我沒握，說坐下。她就坐下了。我說群眾批鬥你、讓你寫保證，你為什麼不寫！你趕快寫，寫完回家。讓我唬了一下，當時"生活上"三個字也沒有劃掉，後來她就簽字了。我立刻就讓王光美走了，她很快就上了總理那個車，是輛蘇聯產的吉斯牌老式防彈汽車，和孫岳秘書一起走了。王光美在清華前後也就押了幾個小時。
第二天晚上，周恩來接見七機部"九一六"注4的時候，就批評我。他說，清華的同志把王光美騙去鬥了一下……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光明磊落嘛，我們不搞彭羅陸楊的手法。這就是指我們把王光美騙出來的方法，是彭羅陸楊的手法。
中央文革的馬前卒
總體來講，中央文革這些人的講話我們特別愛聽。他們的講話煽動性比較強，比較直白，不像總理講話政策性比較強。在這之前，9月26號的時候，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召見我們三司頭頭講話的時候說，清華和一些學校，好多大字報把矛頭指向劉少奇同志。少奇同志還是國家主席嘛，我這個總理還是他任命的嘛。那我們就很清楚地意識到，就是不要把矛頭指向劉少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