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血腥的器官摘取》
2009年11月，加拿大Seraphim Editions出版社了發行了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的新書《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該書是調查報告的第三版，收集了52種不同的證據。大衛‧喬高強調指出，每一類證據無法單獨證明這些罪行存在，但綜合所有這些證據，幾乎是無可辯駁的證明，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現象在大陸長期普遍存在。他們提供的證據還包括以病人家屬的身份向中國很多醫院的器官移植科打諮詢電話，詢問醫院能否搞到法輪功學員的器官。調查結果進一步證實了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真實存在。
大衛‧喬高和大衛‧麥塔斯公開了他們的調查員與廣西民族醫院醫生廬國平對話的電話錄音，在電話錄音中，盧國平多次親口承認移植的供體來自於法輪功學員。他說，「有些是法輪功，有些是家屬捐獻的。」
對話片斷：
調查員：那你的同學有沒有跟你說過，他們做的都是這種法輪功的，是不是啊?
盧醫生：有些是法輪功的，有些是家屬捐獻的。
調查員：喔。那現在就是說，我想找這種，給我的孩子找這種法輪功的，你估計他能幫我找到嗎?
盧醫生：肯定能夠找得到。
調查員：你們以前用的，是從哪裏找的?是從看守所，還是到那個監獄哪?
盧醫生：從監獄裏面找的。
調查員：監獄裏啊。他那種都是那種健康的法輪功是吧?
盧醫生：對對對。肯定是選好的，才能夠做吧。因為這種東西做了要保證質量。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到大衛設立的專門網站(www.organharvestinvestigation.net)上查閱上述的電話錄音和對話全文，以及更多的其他調查電話錄音。
器官移植成暴利行業
各大醫院的收費標準可能不一樣，但是昂貴的程度從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國際移植(中國)網絡支援中心的費用表中可見一斑。
(大紀元資料)
腎移植6萬多美元(約合40多萬人民幣)，肝移植10萬美元(約和70萬人民幣)，肺和心臟器官更貴，要15萬美元以上。【12】
據《鳳凰周刊》2006年報導，隨着國外患者與日俱增，移植手術費用也逐漸上漲。2004年初，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臟移植手術費用為3.2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5萬元)左右，到2005年，治療費用已經超過了4萬美元(約合人民幣33萬元)。【13】
據《南方周末》報導，「急劇膨脹的業務，讓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獲得巨額營收。據此前媒體報導，僅肝移植一項，一年即可為中心帶來至少1億元的收入。」2006年9月，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新大樓啟用，這棟投資1.3億、擁有500張病床，總「病床年周轉率」可達上萬次，外科手術中心可同時進行九台肝移植及八台腎移植手術，成為亞洲規模最大的器官綜合立體移植中心。
當器官移植變成了暴利行業，後果是嚴重的。一方面有錢人願意花大錢買器官，另一方面，巨大的暴利就會推動醫院為追求經濟效益而不顧一切地去開闢新的器官來源。那麼，在特定的政治氣候下，某些群體就會成為這個器官來源的犧牲品。
「死刑犯」撐不起中國器官移植市場上的蘑菇雲
中共否認盜用死刑犯器官的態度過去一直很明確。中共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2005年11月出席菲律賓馬尼拉WHO會議時，第一次公開提到供體主要來自死刑犯。【14】不過，中共在後來又予以否認。
2006年3月，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記者會上聲稱，「有關中國存在從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進行器官移植的情況，完全是謊言」，「蓄意捏造，欺騙輿論」。
2006年4月10日，中共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否認海外傳媒報導大陸隨意摘取死刑犯器官進行移植的說法。他稱，大陸移植的器官來源，主要來源於公民在去世時候的自願捐贈。
2006年10月10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回應BBC記者傅東飛的報導(報導中提及探訪的醫院醫生說「器官來自於死刑犯」)時再次聲稱，「境外一些媒體報導中國的器官移植時編造假新聞，攻擊中國的司法制度。」
但是，2009年8月26日的《中國日報》代表中共官方首次公開披露，說大部份器官來自死刑犯。國際社會也解讀為中共政府在盜用死刑犯器官上的正式表態，從此以後，中共沒有再就死刑犯是主要供體進行過否認或反駁，而是成為了在各種場合的標準說法。
幾經周折，中共終於承認盜用死刑犯器官，畢竟是一個「進步」。不過，這是在中共被指控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大背景下進行的。今天中共否認活摘器官的態度，就如同它過去否認死刑犯器官一樣，人們怎麼能信得過它呢?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共是在用一個罪惡去掩蓋一個更大的罪惡。
做移植做到着魔
中共的「解放日報」在2005年1月26日發表了一篇題為「乾坤挪移九小時」的文章，講述了上海仁濟醫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強做肝移植上癮着魔的情況。夏強親自開車來回140公里把72歲的病人接到醫院做手術。為什麼對72歲的老人這麼有興趣呢?因為老人身體狀況極差：肝硬化肝癌雙腎結石腎功能衰竭，黃疸500多，腹水5000多，臥床已兩月，需要做肝腎聯合移植。夏強的目的是要衝擊亞洲肝腎聯合移植65歲的高齡記錄。夏強對記者說：「對肝移植我是着了魔的」，「我現在簡直像上癮一樣，一天不到病房看病人，心裏就會不踏實;每周至少做2—5台肝移植，失敗了也不怕，認真總結分析，第二天就會繼續做。」【15】
每周要做數台手術，渴求的就是源源不斷的供體保障。這樣的情況下，有多少人會去關心供體到底是什麼人呢?是死刑犯還是法輪功學員呢?
美國賓夕法利亞大學生物倫理學(Bioethics)中心主任卡普蘭(ArthurCaplan)教授，是一位曾被《發現》(Discover)雜誌譽為科技界最有影響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國際知名專家，2012年3月13日在美國費城醫學院(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Philadelphia)發表了「使用囚犯遺體做器官來源的道德倫理問題(The Ethics of Using Prisoners as Sources of Cadaver Organs)」的學術演講。他說「特別是對器官移植旅遊者，如果你到中國去，要在你停留的三周內完成肝移植手術，這就意味着得安排殺掉一個人，要通過血液和組織配型來找到一個合適的器官供體，然後在你要離開之前殺掉他們。如果你只是乾等有人在監獄裏死去，你不可能在三周內就等到一個肝;而且這個肝還要配得上你的血型和體質。你只能去找合適的供體，然後在器官移植旅客還在的時候把他們殺掉。這就是根據需求來殺人(Kill on Demand)。」【16】
「按需殺人」的器官移植模式所需要的就是一個活着的供體庫。
明慧網曾就此發表過一篇「死刑犯撐不起中國器官移植市場上的蘑菇雲」的綜合分析。【17】該報告收集了大量中共自己的報導和許多相關的內容。從2000年到2008年的器官移植數量來看，2000-2002年和2006-2008年，死刑犯器官來源穩定在6000-6500例，而2002-2006年之間卻有一個飛速的增長，這正是被指控發生大規模活摘器官的時期。報告特別指出了大陸那幾年器官移植高峰期的器官市場的不同尋常的特徵，包括超短的器官等待時間等，這些特徵是死刑犯器官很難解釋的，而又恰恰符合活摘器官的模式。
大量失蹤的法輪功學員，去了哪裏?
中共對上訪學員採取了非常惡劣的株連政策：讓家人下崗，讓單位領導受罰，讓全單位職工都沒有獎金，甚至讓地方政府部門承擔責任，以烏紗帽相威脅。這樣一來，中共實際上就是把學員周圍的一切環境都動員起來參與到對法輪功的迫害中。單位里本來對法輪功學員有同情心的同事，因為獎金被扣，也被煽動起對學員的怨氣，對法輪功的不滿。地方政府部門為了保住官職，從消極狀態變為不顧一切的阻擾法輪功學員去上訪。地方公安被派到北京信訪辦門口去截訪，「駐京辦」變成了各級地方政府在北京抓捕當地大法弟子的派出所。
於是，從2000年左右起，很多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就不報姓名，不報家庭地址。從當時明慧網上的學員交流文章就可以看到，「不報姓名地址」成為了大法弟子抵制株連迫害的一種廣泛流行的做法。這些學員後來怎麼樣了?很多人失蹤了。外界只知道他們很可能被集中起來關押到一些地方。現在回顧起來，這種集中關押就為大規模活摘器官製造了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