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加拿大天主教在士嘉堡專門設立了中國傳教學院，培訓前往中國傳教的傳教士，地點就在如今峭壁公園（Bluff's Park）。過去近100年來，有55名傳教士從那裏走向中國，並把這個世界上最為神秘的國度介紹給加拿大人，其中有一人是來自中國的華人，他也是唯一一個生死不明的傳教士。
《加拿大都市報》記者在採訪傳教團總監蘇孟仁(Fr. Brian Swords)的時候，獲贈一本介紹加拿大天主教傳教士在中國浙江傳教的書，名為《中國任務在浙江》。作者是加拿大自由撰稿人Grant Maxwell，出版時間在1981年。作者在寫作該書時，有許多去過中國的傳教士還健在，因此書中比較詳盡地介紹了那段鮮為華人所知的歷史，從中不但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回看中國的過去，也可以了解長達百年的中加文化交流的故事。
原來中國人有自己的宗教
根據蘇孟仁回憶，士嘉堡中國傳教學院的開設，目的是為了到中國傳教，沒想到100年後，中國成了全世界唯一的孤島，任何傳教士都無法抵達的孤島。因此學院的名稱只好改成士嘉堡傳教學院，其服務地點遍佈全球但獨獨不能去中國。
1978年，蘇孟仁以英語教師的身份回到改革開放的中國，他在那裏前後呆了20年。並利用周末前往各地教會實地考察。回想幾十年來的努力，中國依然是水潑不進，蘇孟仁感慨道：以往西方傳教士的觀點是中國人需要拯救，不信上帝的話將來就會下地獄。因此，他們肩負使命前往中國傳教，但後來發現中國有自己的宗教，其宗旨也差不多，東西方都有各自的生存之道，雙方需要取長補短和相互融合。他堅信天主教有一天還會重返中國。
的確，根據該書記載當年西方傳教士前往中國，完全是效仿歐洲傳教士發現北美大陸時，以宗教洗禮北美土着居民並大獲成功的案例。當他們得知擁有4億人口的中國，每天有3.3萬人死去的時候。深感若不去中國傳教，每天就會眼睜睜看着這3.3萬人下地獄，因此緊迫感和使命感倍增。在無神論者的眼裏這種理論有點荒誕，但是他們真的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
神父Lawrence Beal寫道，為什麼選擇中國？因為到了中國你才發現有多奇怪，他們以大米為主食，一年吃不上幾次豬肉，平時肉類主要吃蛇和肥胖的老鼠。
當然加拿大傳教士並非到中國傳教的先驅，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導致許多歐洲法語系的傳教士回國參戰，因此需要大量加拿大傳教士來彌補這一空缺。1918 年成立的加拿大天主教中國傳教學院，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先後有55名畢業生前往中國，他們拋棄了加拿大人的正常生活，也遠離了現代文明和物質享受，實踐了一場被稱之為「加拿大特色的冒險」行動。
尋找華裔傳教士Paul Kam
首任院長John Mary Fraser在1902年首次抵達中國，1918年他返回加拿大創辦中國傳教學院的時候，帶回了一個年輕的華人弟子：Paul Kam。Paul（1897年─1959年）在士嘉堡傳教團的歷史上是唯一的一個華人傳教士，也是唯一的一個下落不明的人。
圖：傳教士在練習使用筷子，右1是Venadam。
1918年11月9日中國傳教學院在渥太華附近的Almonte小鎮成立，除了創始人Fraser神父之外，就只有Paul Kam和另外一個西班牙裔牧師Michael Caralt。Fraser在香港遇到Michael，並把他帶到多倫多學習英文，成為該校第一位神學老師。中國傳教學院就是由校長、教師和學生三人組成的學校開始的，第一位學生就是一位華人。
到了1921年11月，中國傳教學院以3.5萬的價格購買了位於士嘉堡的Guild Inn作為新宿舍，而新校址就在現在傳教團的現址。這個宿舍地比較偏遠，當時主要靠公車通行，站牌為Kingston Road 40號，下了車還要走1英里左右。因此雖說這裏環境優美，但還是扛不住每天要長途跋涉，最終在1923年搬遷到學校附近。
7年之後的1925年6月，Paul Kam學成畢業，他在1926年返回中國傳教，成為第一個中國本土到加拿大天主教學院留學並回流的傳教士。書中對Paul Kam的記載並不多，他在1952年與最後一個離開中國的加拿大天主教傳教士Venadam一同被捕，但是以後就杳無音訊。但以其反革命的身份終究難逃一死，他的生命停止於1959年，沒有詳細資料介紹他的死因。
《加拿大都市報》記者在另外一個美國空軍飛虎隊的回憶錄中再次找到了他的身影：
1944年9月16日，卡普曼少校（Philip G．Chapman）在他的522號P－51戰鬥機被擊毀後跳傘，地點是在浙江省的諸暨西南十哩處。當地百姓發現了他並予以收留，可惜村莊裏沒人會講英語。 卡普曼回憶說：「第二天早晨，我被一個講英語的人叫醒了。他是一個姓關（Paul Kam）的天主教牧師，是連夜由另外一個村莊趕來的。後來幾天每到一處，我都被當地的中國人民敬為上賓，都會有一大堆人圍過來看我。這顯然是由於關牧師噎告訴他們，我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已作了重大的貢獻之故。總之，因此我才會受到最崇高的敬重。在後來所到的另一個區中，我也同樣受到十分隆重的禮遇。」
「在這次的旅行中，我在所有的地方受到的中國人民的熱情而隆重的接待，簡直不是言語之所能形容的。我可以試以關先生為例，他曾在加拿大住過許多年，在那裏成為一個天主教的傳教士。在我所遇到的人中，他可以說是一個最有學問的人。在與我同行的期間內，不論大事小事，他都為我安排得非常周到。當他聽說游擊隊噎救起來一個美國空軍時，他半夜中從床上爬起來，在黑暗的夜裏步行通過了七公里之遙的崎嶇山路，跑來幫助我，並為我擔任譯員。他的熱誠真使我感動到極點，以至於在告別時，我感到非常難過。他的住址是中國的浙江省，麗水縣，天主教堂。」
原來中國人是這樣生活的
傳教士Harvey Steele在1938年從上海坐船到溫州，再坐船前往教區所在地的麗水，他回憶說：船就像一個移動的家，所有的家禽都在船上，雞鴨豬狗，還有讓人醒來的床虱子。1940年抵達中國的傳教士John McGoey曾記錄說，與乾淨整潔的多倫多相比，中國到處瀰漫着一種味道。
浙江炎熱的天氣也是這些來自加拿大寒區的傳教士們最為頭疼的事情，他們回憶道，為了趕在酷暑前做彌撒，他們通常在早上六點或更早就起來。因為天一大亮就酷熱難當，他們什麼也幹不了，但是那些中國人卻照常生活，繼續在田地里幹活或者購物，傳教士們對此很是不解。
而一旦到了冬季，這裏也沒有取暖設備，連教堂里也沒有，因此感覺異常寒冷。神父Alex MacIntosh在回憶一次出診時經歷寫道：那次要到一個村莊出急診，但是自行車沒氣了，於是就搭乘一輛搖搖晃晃的班車，由於時間太晚不能返城。他請求病人家收留他一夜， 病人家也沒有什麼米，男主人就跑到山上挖了一些竹筍給他吃。然後在屋裏騰出一小塊地方讓他休息，他一整晚合衣而眠，然而卻凍得難以入睡，真難以想像他們怎麼可以這樣生活。
傳教士到中國前對華人印象，僅局限於多倫多洗衣房和餐館角落裏的打工仔。而到了中國才發現，華人也有千差萬別，比如矮小的南方人，高大的北方人，也有個性非常可愛的人，如果你對他好一點，他就會願意為你做一切。他們也非常開朗，好像任何事情都能讓他們發出笑聲。他們也非常有禮貌，你可以無拘無束地在他們中間穿行。農村的生活非常簡單，人們的生活非常接近自然，依順生死自然的輪迴。大部分中國人的生活非常艱難，他們看上去接受發生的一切，遇到難以克服的困耐只有哭泣。他們控制自己的欲望，凡事很講哲理，他們必須要那樣生活。
一旦夜色降臨，人們便生活在恐懼之中，常年的戰亂匪禍四起，晚上有人叫門都會讓他們膽戰心驚。農村人則生活在由鹿砦圍欄保護的村莊內，每天早出晚歸地在田裏幹活，天黑就上床休息，生活非常單調。那裏衛生條件很差，一定是世界上最髒的農村。
同時他們也不相信傳教士都是獨身者，認為傳教士腦子有問題。傳教士們沒有女人洗衣做飯打掃房間 ，為了避嫌，女性信徒懺悔時連懺悔室都不能關上。其他誤解還包括，大部分中國人會認為這些傳教士是百萬富翁，中國人自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而傳教士們則不得不容忍他們這種自大的想法。
韓戰爆發成噩夢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海外傳教士們經歷了中國內戰、抗日戰爭之後面臨新的挑戰。起初的和平過渡對傳教士們影響並不大，解放軍非常有禮貌，只不過傳教工作受到影響，城市之間不能走動。
神父McGettigan記載道，解放軍進城之後借用他的吉普車開了10天，還給他的時候還把車擦得乾乾淨淨，也加滿了汽油，但是不允許他駕車出去傳教，幾個城市的傳教士幾個月都無法聯繫上。與此同時教會內也住進了工作組，負責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
韓戰的爆發使中國軍隊和加拿大軍隊首次兵戎相見，也直接影響到在中國的加拿大傳教士和修女們，加拿大人噎是中國的敵人了。傳教士在中國的噩夢開始了，他們在此遭受的恐懼超過世界任何一個地方。
修女Mary Catherine（修女來自加拿大其他機構）是1929年到麗水傳教的，主要負責女校和教會醫院。她回憶說，1950年4月幾名紅軍士兵到教會拘捕了她，還未經審判就持槍壓着她遊街示眾。原因是她允許並為一個臨死的婦女做洗禮。但是政府又無法決定怎麼處置她，就把她放了。
然後兩年內就不斷騷擾折磨她，威脅她隨時都可以治她的罪，並最終把她驅逐出境。
1952年7月8日，神父Arthur Venadam和Paul Kam在麗水被捕，理由是非法傳教，充當美國總統杜魯門、蔣介石的間諜和反革命罪。他們被關進麗水監獄，親友一周可以送一次食物但不能探監。Arthur Venadam是最後一個離開中國大陸的加拿大天主教傳教士。
Arthur Venadam在回憶中寫道，被關押的最初六個月一直戴着手銬，晚上從不讓睡覺，白天則遊街示眾，每天審訊3到5個小時不等。審訊期間他可以坐在椅子上，或者站着或者坐在地上。審訊人員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坦白從寬放你走。中國政府指控他向英美政府提供秘密情報、利用教會信件傳遞特殊信息、煽動百姓反對政府等。
在開庭審判時，一名居住在麗水40英里以外的證人出庭時作證神父並不是反革命分子，結果被法庭勒令閉口坐下。他還被指出對農民分田運動有意見，稱之為「土匪行徑」，這被政府認為是很嚴重的罪行。Venadam承認說過這句話，但是不認為有什麼不對。
隨後他被轉送到杭州監獄，被關進一個空空牢房內，只有一些稻草供他睡覺之用，大概一個月左右。在此期間他被迫交代在中國24年來的所有所作所為，當局都要予以一一核實審查，而他也非常驚訝地發現，當局對他的了解遠遠超過自己。
實際上他身邊早就有一個臥底的公安人員，Venada稱之為猶大（Judas）。這個猶大的掩護身份是麗水一名教師，後來受洗並成為一名天主教牧師，平時就在Venadam身邊工作。在信教之前他聲稱不是共產黨員，願意信奉天主。Venadam對他沒有絲毫懷疑之心，也沒有任何證據懷疑他。Venadam 對他悉心栽培並最終受洗成為牧師。1949年麗水被解放軍攻克之後，這名猶大就有地下轉入公開，他以一名公安人員的身份出現在教會裏，並成為 Venadam的主要審訊者之一。
由於稻草潮濕陰冷，Venadam在入獄後不久就開始生病，在獄醫的要求下他被轉送到另一個牢房，那裏有一個床板。但是看管要他只能坐着，不能躺下也不能倚靠任何東西，未經請求就不能動，哪怕動一個指頭也不行，就這樣他一直熬到1954年5月15日被遣送出中國為止。
他還清晰地記得，在輾轉到香港邊界時，英國海關要他出示護照。而他早就不知道護照的去向，不料那個臥底猶大卻從口袋裏掏出Venadam的護照，他一直要把Venadam押送出境才算圓滿完成幾年來的臥底任務。
Venadam進入香港境內之後，回望那位「老教師」一直目送他離境，然後才轉身走入那個充滿「謀殺和陰謀（intrigue）的中國黑夜中」。（本文歷史圖片由士嘉堡傳教學院督導蘇孟仁提供）
各地方言令人頭疼
Tony Fu是傳教士的方言老師，神父Hugh McGettigan描述道，每天早上8點傅老師就此準時來到他的桌前，然後跪在地上背誦《十戒》10到15分鐘。那是一個神奇的畫面，他把神學書籍都學會，然後教我用地方方言表達，我很容易理解和掌握。
幾乎每個傳教士都發現，原來在培訓時學的中文，到了浙江完全不頂用。寫中文噎很難了，浙江方言又完全是一種不同的語言，而且每隔一段距離（百里左右）的百姓講的方言又不相同。傳教士們經常會發現，他們用中文傳教時信徒們往往是一點也不明白，但是很欽佩傳教士們的努力。很多傳教士可以閱讀中文報紙，但遇到各種方言就失去了學習中文的信心。即便如此，不少傳教士還是掌握了很多浙江方言，比如神父Gignac甚至曾經為兩群不同方言的中國人做翻譯。他們還總結一個好辦法，就是走上街頭向小孩子學方言。
保持加國飲食習慣
即便在那樣艱苦的環境下，加拿大傳教士儘量保持接近加拿大的生活方式。神父Craig Strang寫道：我們儘量接近加拿大生活方式，儘管這裏的房間沒水沒電沒有管道，我們把食物送到修女那裏，她們把中國食品按照加拿大式烹飪，如儘量不太油膩。
通常早餐是用前一天的剩米飯做的稀粥、硬麵包、從上海送來的咖啡和奶粉，以及時令水果等。晚餐則是一塊豬肉或者骨瘦如柴的雞肉，外加多一點的米飯，還有胡蘿蔔、紅薯、土豆等，嫩竹筍或者水果做甜點，通常喝綠茶。而有時候會喝一些中國白酒，喝下去可以感覺到酒流到了哪裏，非常的濃烈。
艱苦環境傳教救人
當年傳教士在出國前除了學習神學外，還要接受現代科學和醫學的培訓。他們到中國除了傳教之外，大部分時間用在為窮人看病、開辦教育和醫院上。比如民國時期教會大學共有23所，其中教會大學就佔了20所，其他教會附屬的學校則不計其數。當年的教堂更像是一個教會、學校和醫院的綜合體。
主教Fraser也是經常親自出診為百姓看病，他在回憶中寫道：一次到教會25英里以外的農村出診，接到求救後他就立刻雇了一輛黃包車叫上書童往汽車站趕。不料班車出了故障，租一輛車過去價格奇貴，需要10美元。在生命和金錢之間，他選擇了生命，最終趕到病人家救活了一個4個月大的嬰兒。
20年代，黃包車是市內主要交通工具，大部分傳教活動需要步行，尤其是浙江山區的傳教活動。神父Maurice回憶說，通常兩個傳教點相距25英里，走路需要兩天，因此對體力要求很高。通常會有一個書童相伴幫着挑東西，每到一地都是在教徒家中過夜，他們都是拿出最好的東西來招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