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

註:對於西安事變我們在小時候學歷史是怎麼教的大家都有印象,歷史需要多角度的表述,旁觀者像是一個法官,既要聽原告的表述,也要聽被告的表述,還要聽雙方辯護律師的表述,然後再通過自己的大腦以及法律知識來判斷。

關於西安事變的這段歷史,胡適有相關的文章,我們權當是蔣介石方的辯護表述。特別是文章的最後一段,屬於國民政府時期的一位高級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見解,或許看了會顛覆你對當時那段歷史的看法。為什麼當時蔣介石不打日本,原來南邊有土匪搗亂,中原有軍閥割據,國民政府集中不起來力量。

我看了以後就覺得,難怪有人對知識分子又恨又怕,忙不迭地把學了點文化的年輕人發配到農村去,關閉高校,把中國的教育弄得一塌糊塗。人一旦有知識以後就難以被欺騙了,建議將近代史帶着自己的思考,帶着批判的眼光再讀一遍台灣的版本。

「愛國」的真義—西安事變的「英雄」都成了漢奸說明了什麼

以下來自《胡適文集》

我剛從海外回來。我在國外,眼看見美國的輿論對中國的態度在最近幾個月之中逐漸好轉。到10月以後國家的統一形態更顯明了,對強鄰的態度更強硬了。 11月9日美聯社的社長何華德先生(RoyHoward)從馬尼拉發出一個長電,對新興的中國表示驚異的讚嘆。他說:"對這更生的,統一的中國,歐美人的評判必須改變修正了。向來外國人認為不可能的統一,今天已是一件無疑的事實了。"

我自己也抱着這樣的樂觀回來,萬不料回國剛剛十二天,就遇着了張學良在西安叛變劫持統帥的惡消息!我個人精神上的大打擊自不消說;全世界的震驚,我們的國家民族在國際的地位驟然低落,只有我們剛從國外回來的人才能充分感覺到。我們又要許多時不能抬頭看人,不能開口說響話了!

張學良和他的部下這一次的舉動,是背叛國家,是破壞統一,是毀壞國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國家民族的進步,--這是毫無疑義的,最奇怪的是今日還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於張學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國家,必是無知無識。居心危害國家的人,唯恐國家不亂,因為只有紛亂的狀態之下他們可以在渾水裏摸魚,達到他們危害國家的目的。那種人我們可以撇開不談,因為他們的頭腦早已硬化了,什麼話都聽不進去。至於知識幼稚的青年,他們本是抱着愛國血誠的,只因為情緒太興奮,忍耐力太薄弱,不明了事實,總感到政府對外太軟弱,總疑心到政府的領袖有對不住國家的心思。這種錯誤的感覺到現在應該可以消除了。五年的忍辱不戰,所求的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齊整的步伐,充實的力量。性急的青年雖然看不到這一點,我們的強鄰可早明白了。去年9月24日出現的所謂"多田宣言"就很明白的說:要之,蔣介石及其一黨與日本帝國之關係,帝國屈伏乎?抑帝國打倒彼輩乎?

我們的青年人應該仔細想想這幾句話的涵義。我們的強鄰早已認清蔣介石先生領導之下的政府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他們處心積慮要打倒那個力量。所以凡危害那個力量的行為,都是自壞我們國家民族的抗拒力量,都是危害我們自己的國家,戕賊我們自己的民族,--都是叛國禍國。

特別是在這個綏遠前防已開始作戰的時期!全國的人民應該明白:這回綏遠的作戰是第一次由統一的中央政府主持領導的戰爭。中央的部隊已到了前線,軍政部次長陳誠已受命指揮綏東國軍各部隊了。這回作戰的第一步計劃當然包括三個子目:第一是綏北綏東的肅清,第二是察北察東的收復,第三是冀東的收復。正在這第一子目還沒有做完的時候,正在陳誠次長受命指揮的第二天,張學良忽然造反了,把一個關係全國安危的領袖蔣院長拘留了,把前一天受命指揮綏東國軍的陳誠次長和別的幾位重要官吏與將領也拘留了!說這是為的要"抗日",這豈不是把天下人都當作瞎子傻瓜!

這回的西安事變,是叛國禍國,毫無可疑。一個政府有勘平叛亂的當然責任,也毫無可疑。政府得到西安叛變的確報之後(十二夜),立即舉行中央常務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委員會的聯席會議,議決行政院由孔副院長負責,軍事委員會由馮副委員長及常務委員負責,指揮調動軍隊由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並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張學良免職嚴辦的國府命令是十二夜下的,到16日國府才下討伐張學良的命令。政府的討伐令所以遲到四天之後才下,大概是因為蔣院長等被困在西安。政府不能不存"投鼠忌器"的疑慮。現在討伐令已毅然發表了,我們當然贊成政府的處置。12夜政府的決議是健全政府本身在非常時期的組織;16日的討伐令是全國的要求,我們都認為很正當,很得體的處置。我們現在只希望政府堅持這個立場,不遲疑的,迅速的出兵,在勘定叛亂的工作之中做到營救蔣陳諸先生的目的。這不是不顧蔣陳諸先生的安全。我們要徹底明白,凡奸人劫質綁票,正是要人"投鼠忌器",只要堅持不受要挾不贖票的決心,方才可以使他們所挾劫質的全歸無用。一切遲疑顧忌,都正是奸人所期望的!

蔣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國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說的"無可比擬的重要"。西安叛變的突然發生,使全國愛護國家的人們格外感覺到這個領袖的重要。在這幾天之中,我見着了至少兩三百個來客,有的是白髮的學者,有的是青年的學生,有的是平日愛護蔣先生的,有些是時常批評他的,--但是在這個時候,這些人都是異口同聲的關切蔣先生的安全,都是愁苦焦急的到處探聽可靠的消息。一切政見的異同都丟在腦後了,大家只感覺這一個有能力有辦法的領袖是一身系國家的安危的。我看見一個北大一年級的學生在十三的早晨真是焦急的要發瘋;我知道兩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真急的大哭。這種現象在這個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裏,真是最難得的奇蹟。這樣愛護的熱心,不是宣傳的力量造成的,也不是武力威權招致的,是最近兩三年堅忍苦幹的事實逐漸得國人明了認識的自然效果。在他患難之中,全國人對他表示的敬愛與關懷,那才是最真誠的表示,是利祿與威權買不來的好意。

我們在此刻所能確信的消息是端納(Donald)先生曾飛到西安,親見蔣先生平安無恙。我們祝他平安出險。我們深信他的平安出險是毫無疑問的。

最後我們要談談最近一年來共產黨高唱的所謂"聯合戰線"。西安的叛變最明白的告訴我們,這個聯合戰線是絕對不可能的。此番的事變至少證明了這幾點:第一,向來抱着國際主義的共產黨是絕對不能一變就成為愛國主義者的,他們近來高唱的民族主義戰線,只是他們在武裝叛亂失敗時的一種策略。第二,他們談的抗日作戰,只是一種無恥的欺騙,因為決沒有真正抗日的人們願意劫持危害那主持國防建設並且正開始抗敵戰爭的最高領袖的。打倒蔣介石而擁戴張學良,這是抗日作戰的方略嗎!第三,他們的行為沒有蘇聯的同情,也決不能得着蘇聯得援助,這是近日莫斯科的言論早已明白表示的。如果蘇俄願意在遠東得着一個有力的幫手,她決不會拋棄了整個中國民族的同情和統一的力量而戀愛一群殘破無力的土匪和腐敗無戰鬥力的張學良部隊。這三點都是最近西安事變昭告我們的鐵的事實。從今以後,我們應該更覺悟了,欺騙的口號應該再哄不動有常識的人們了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