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雀行動」（英語：Operation Siskin或Operation Yellow Bird），是為1989年六四事件中秘密拯救、運送被通緝民運人士的行動代號。「黃雀行動」在1989年6月中下旬展開，直至1997年前才正式結束，共救出約300人。據悉，黃雀行動的細節極度敏感，迄今為止，許多涉及的人物、細節，一直沒有曝光。
「黃雀行動」
1989年，中共血腥鎮壓民運，「六四事件」後大肆搜捕民運人士。被喻為香港民主派元老的司徒華等人創立的支聯會，發起一個代號名為「黃雀行動」的拯救行動。司徒華生前接受訪談時透露，「黃雀行動」營救的民運人士達數百人，其中他親手所救的就是民運領袖吾爾開希和柴玲，支聯會單單為救前者便用了六十萬元。
司徒華又暗示，能救出這麼多民運人士，其中一個原因是國內官吏貪污，及民運人士得到海內外支持。
「黃雀行動」於1989年6月下旬開始，至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結束，期間共有300多人透過該行動計劃逃離中國大陸，有四人犧牲，兩人被捕。
「每個步驟缺一不可」
1989年6月13日，中共當局公佈通緝以「北高聯」為首的21名民運領袖名單，同時香港也為營救行動開始籌備並開展，吾爾開希、柴玲、封從德、陳一咨、蘇曉康等從翌月起陸續逃離中國境外，行動從沿海城市經香港中轉至其他國家。
至1989年10月，兩名成員黎沛成和李龍慶在湛江執行救援王軍濤和陳子明的行動時，被中方人員逮捕及判刑，其後在陳達鉦等人的營救下獲釋，而陳達鉦後來也淡出黃雀行動。
據稱透過黃雀行動登陸香港的大陸人，除民運人士外，也有解放軍和公安人員，其中一些軍人更身懷武器抵港。2011年，據司徒華自傳《大江東去》所述，「黃雀行動」是一個龐大的行動，由多個部份組成，「要成功拯救民運人士，每個步驟缺一不可」。
時勢造英雄
據港媒《前哨》雜誌披露，其實黃雀行動也很簡單，「六四」學潮時，許多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都手執前往聲援的香港及海外大學生的名片，學運領袖們更多有海外記者、學者及聲援團體人士的名片，這就成了他們的救命符。
各種求救信息匯集於剛成立的支聯會，負責處理此事的岑建勛深感責任重大，能力有限，通過鄧光榮、高世昌找深有同感而又結識不少走私客的六哥陳達釭共襄義舉，支聯會更先後派出朱耀明、劉千石、李偉傑、陳錫錚（陳老闆）等加強陣容，成就了這批頂尖的香港英雄。
這批香港英雄固然有膽識，但並非三頭六臂。在這個金字塔頂尖的下面，是廣大的香港市民、學生、學者、記者、江湖走私客，以及眾多的大陸官員和群眾。他們都是無名英雄。沒有他們，成就不了黃雀行動。
人性在發光
與中共統治的其他時期不同，「六四」前後的中國人主流，已沒有以往的互相出賣，人性在發光。北京學潮期間，政府癱瘓，公安無影，但北京社會井井有條，連小偷也罷工。
至今保持低調的幕後英雄六哥陳達鉗，曾親自到大陸救出七十多人。他謙遜地認為自己並非有多大本事，行動中多次歷險，如有神助，都化險為夷。
例如項小吉通關時，已被公安認出，但公安一轉念，還是放他一條生路。據稱柴玲逃亡數月，穿州過省，曾在軍營藏身，最終能逃到香港，並非黃雀行動的大手筆，而是人性的光輝在發揮作用。
只有人性在發光，黨性在湮滅，中國就有希望。
名稱由來
1991年岑建勛在接受BBC訪問時提到中國成語：「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行動方被稱為「黃雀行動」。此為坊間廣為流傳的一個版本。
2011年1月，黃雀行動策劃人之一陳達鐙，在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病逝後，接受亞洲周刊(阿波羅網編者註：香港龍頭黨媒)訪問時透露，「黃雀行動」是華叔（司徒華）起的名。二十年來，社會上都誤以為「黃雀行動」出於「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陳達鉦作出否認。
據司徒華自傳《大江東去》所述，「黃雀行動」似非出自「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他的解釋是出自曹植詩《野田黃雀行》，詩說一隻黃雀被擒，幸得少年救援，寓意朋友被捕，自己想去拯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