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日報 十元店妓女調查：視接客為種田

「在中國許多隱蔽而又隨處可見的角落裏，性交易以一種不可思議的低成本在規模運作。嚴厲的刑罰和運動式打擊，並沒有讓「十元店」消失，疾病、暴力犯罪等問題，在陰暗的角落裏滋長……」

　　地下室里黑魆魆的，沒有窗戶，更像個潮濕的洞穴。唯一的光源是床頭的電燈泡，拖着長長的電線吊在頭頂。

　　吳獻芳用一個揉皺的紅色膠袋裹住燈泡，粗糙的光線於是變成一片紅色柔光。據說這種光線下的女人皮膚最好，看上去沒有皺紋。


　　吳獻芳48歲了，體型發胖，背面看直發烏黑，沒人看得出是白頭髮染的。單人席夢思床佔去了房間一半面積。她整天在床上躺着或坐着，等客人來。
　　這棟舊時騎樓改造的小旅社裏，住着三四十個吳獻芳的「姐妹」，年齡最大的有62歲了。年過四旬的農村母親，構成了這群性工作者的主體。

　　當地人把這樣的地方稱作「十元店」。客人往往是本地老頭子，或者中年的外地農民工。

　　每次的交易價10元到30元不等，微薄收入之下，這些貧困性工作者同樣面臨被處罰、疾病、暴力、歧視的風險。

　　「有病沒病看得出來的」

　　吳獻芳所在的縣城，人口逾百萬，涉及性服務的洗浴城有三四家，休閒按摩房四五十家，旅社15家左右。

　　有業界人士把性工作者歸為四檔：最貴的如夜總會「天上人間」;賓館和洗浴中心的「叮噹公主」次之;第三是按摩店、休閒店和髮廊，收費過百;第四如站街女，約六十元。而十元店，幾乎是低到塵埃里，屬於性產業中的「大排檔」。

　　吳獻芳所在的旅社入口在一條細長的巷子裏，背朝繁華的商業街。一進門就見不到光了，有一股柴禾熏過的氣味。樓共三層，每層9個單間，每間房比乒乓台稍微大些，木板隔開，透風的地方，靠玻璃加色情海報遮擋。

　　毋須身份證，也毋須押金，只用15元，女人開一個房間即可營業。有姿色的，再趕上好運氣，一天能流水線似的接十幾個客人，每月掙兩千來塊不是問題。也有一整天開不了張的。總體看來這裏生意不錯，老闆把地下室也利用起來，樓頂也搭了簡易的房子。

　　姐妹們達成的共識是：來的客都是一群長期壓抑的人，外出務工的，沒老婆的，憋久了才來，平均5分鐘完事。

　　2012年4月14日，中午，一個白背心的老頭子摸着閣樓的扶手上樓了，背後還破了兩個小洞，頭頂是「地中海」，背過手慢慢踱着步子，看到門開着的，就一間一間屋子來回打量，他似乎相中了一個躺在床上吹風扇的大媽，開始討價還價，「多少錢?」「沒病吧?」

　　忽然老闆一嗓子，「打水了!」

　　正在犯困的姐妹拎着大號塑料桶集體「出洞」了，樓道里吵吵嚷嚷。這是一天最熱鬧的時候。這裏每層樓只有一個廁所，熱水也是限時供應。每天兩次：上午八九點，下午兩點。

　　開放完畢後，老闆把水龍頭鎖上。

　　四處都黏煳黏煳的，牆，地下，床上。

　　吳獻芳打好水回到房間，用一層硬塑料紙封在桶口，這樣可以溫吞吞地用大半天。好些姐妹不怎麼收拾，頭髮亂糟糟的，吳獻芳算愛乾淨的了，屋子裏有條有理，她捨不得花錢買洗液，清潔工作也就指望這桶水兌點鹽巴——鹽裝在一個可口可樂冰露的空瓶子裏，放在房間裏潮濕的牆角，旁邊還有一個裝藥酒的娃哈哈飲料瓶，她一胃痛就拎起來喝兩口。一個黑罈子裝米，說是「怕被老鼠咬」。她在地下室里自己煮飯，燒的是老闆從隔壁垃圾場撿來的木頭塊，空氣不流通，一生火就咳得不行。

　　為了保證客源，這裏的女人大多數不使用安全套——何況這玩意還可能成為賣淫嫖娼的證據。吳獻芳有時用，有時不用，用她的話說，「有病沒病看得出來的」，她這套樸素的檢測標準是：外表乾淨的應該沒病，衣服破的舊的一定要防範。

　　吳獻芳從來沒有做過婦科檢查。婦檢的價格三十塊，那是她冒三次被抓的風險，接三個客人才能掙到的。身體異樣的時候，她坐車到鄉下打一種叫「消炎針」的吊瓶，二十多塊錢，說是青黴素，消腫以後立即開工。

　　「天塌了，也要把孩子帶大」

　　五六年過去，吳獻芳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生活。她很勤快，「營業時間」從早上8點持續到晚上9點半，除了逢事回家，全年無休。久而久之也就習慣了，疲沓了，幹這檔子事，「跟下地種田一樣」。

　　做這行之前，苦活累活吳獻芳沒少干。她出生在貴州一個偏遠山坳里，方圓只有9戶人家。女娃子沒書讀，她至今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認得。後來她結婚生子，老公又賭又嫖還打人，她被男人傷透了，拖着兩個兒子走了——沒離婚，反正結婚證也沒領過。

　　在異地他鄉，她餵過豬，進過編織袋廠，還上工地，把石灰漿從一樓扛到四樓，每個月掙百來塊，怎麼都餵不飽兩個兒子的口。難捱的時候她想過：實在活不下去就投江，帶兒子一起死。

　　就這麼扛到了三十來歲。有一天，一個女性老鄉來找吳獻芳，神神秘秘地對她說：「跟我走，保你掙大錢。」於是，吳獻芳被帶到廣西這個風塵僕僕的小縣城裏。直到被扔進小旅社，她才明白是幹這個來了。

　　開始吳獻芳說什麼也不肯，也不跟人說話，悶房間裏呆了一個星期。找不到工作，又心疼住宿費和車費。這時來了一個鄉鎮幹部，肯為她出60塊的「高價」，天天來，單守着她。第三天，吳獻芳從了。

　　認為自己「走投無路」，幾乎是這一群女人共同的烙印：

　　209房的「桂圓」不怎麼抬眼，也不肯和陌生人多說話。有人說她老公死了，也有人說她老公又賭又嫖。女兒跟着她住縣城，念小學四年級，從小就自己做家務。女兒越乖，桂圓越覺得自己對不起她;

　　王菊花有三個小孩，她老公是游醫，醫死了人要坐十年牢，老公在監獄裏叮囑：「天塌了，也要把孩子帶大」;

　　袁麗蓉快六十了，生意也寡淡，總是哭喪着臉。她老公跟別人好上了，不離婚，還把她往死里打，左眼至今落着疤，有家不敢回。

　　這是一群來自農村的傳統而貧困的女人，對她們，命運如一杆悶棍：家庭暴力、死老公、坐牢……家庭壓力排山倒海而來：小孩子上學要錢，農村蓋房子要錢，家裏人生病住院也要錢。

　　沒有學歷、技術、年齡限制，這個幾乎零門檻的「工種」接納了她們。

　　吳獻芳不識字，怕被偷，隔三差五，攢的錢都托老鄉存到卡上，寄回家裏。兒子是她最大的盼頭。這些年，大兒子當了司機，倒插門嫁到了天津農村。二兒子最教人操心，有一陣天天要錢，後來才知道他「滾傳銷頭去了」。

　　她白天照常上班，得空就在電話里對着二兒子哭，愁得整夜睡不着覺，總有個爛盆子在腦袋裏敲，時間一長就拼命掉頭髮，直到禿頭。為了不嚇到客人，她又花了80多塊錢買藥吃。不曾想，吃了藥長出來的全是白頭髮，從那之後，她開始把頭髮染得烏黑。

　　「接150個客人，才能還清罰款」

　　姐妹們里流行「找個有錢人」，所謂有錢，就是那些每個月肯為自己花上幾百塊的老頭子。事實上，除去吃飯和房租，十元店的性工作者一個月也掙不來幾百塊。房租也漲了，每間13塊、15塊。

　　即便一天24小時都用上，也總會有一種無時不在的風險，讓她們轉眼間一無所有——掃黃。

　　常規檢查時還好，聽說老闆在公安局裏有人，有事就會通個氣。山雨欲來時，老闆總能及時叫姐妹們躲起來，關燈閉門暫停營業，等警察撤退後再開張。

　　「最怕有壞人『點水』。」吳獻芳說。所謂點水，就是別人設套搜集了證據，趕緊打電話點對點舉報，警察一來，人贓並獲，跑也跑不掉。得罪客人、生意太好，這些都可能惹來麻煩。

　　帶進局子裏，第一次拘留15天，第二次勞教一年並通報家人，要麼就罰款3000元。3000元，這對十元店的性工作者意味着——她必須接150個客人，才能還清罰款。

　　兔年年底的一天，一個三十多歲的「姐妹」就出事了。本來她買了當天下午六點回家的火車票，下午洗完頭準備回家，突然來了個客人，她想着順便接一個，結果中招了。三天後她出來了，據說罰了3000元，她收拾東西回老家，沒再露過面。

　　幾乎每個人都出過事。對這些不富裕的性工作者們來說，罰款遠比拘留要可怕。

　　有人咬破手指往內褲上抹，有人索性把命都豁出去了，撞牆要尋死。有時能奏效——一次，王菊花被捉拿在場，瞅准空一腳踩在三樓欄杆上，警察放了她一馬。她特別害怕讀大學的兒子知道這些事。她總是對他說：媽媽在糖果廠打工，好多糖果，吃啊吃啊就長肥了。

　　吳獻芳也被抓過兩回，她性子訥膽子小，趕緊交錢贖身，頭一回600塊，第二次3000元，「怕兒子打不通電話，要擔心」，就當是兩個月的活都白幹了。她曾想不幹了，灰頭土臉回家了。

　　誰也說不準，在某個缺錢的時刻，輪迴又開始了。2011年，吳獻芳又有了新的焦慮：大兒子家沒錢蓋房子，總歸怕親家瞧不起;二兒子脫離傳銷，當了司機，但眼瞅着21歲了，沒錢找不上媳婦可咋辦?她想着想着，又決定回來開工。

　　這時競爭愈發激烈了，要會勾肩搭背，嘴巴甜點也是本事。吳獻芳說自己太本分，年紀大了，也不會說話，就搬到礦井一樣的地下室去了。

　　時運更不濟的是，她跟一位老鄉起了口角，別人心一橫，撿塊磚砸斷了她右手中指。醫藥費花了3000塊。老闆再三溝通，老鄉一分錢也不肯賠。吳獻芳陷入又一個糾結：算了吧，又是兩個月白幹了;報復吧，打官司還得花錢，如果警察反倒把自己抓了怎麼辦?

　　2012年4月，這些天農忙插秧，來的人也少了。袁麗蓉在為她即將結婚的兒子繡十字繡，王菊花找到新的靠山，《愛情買賣》的手機鈴聲總響起來，催她晚上出去喝茶，一些姐妹在天井裏曬太陽。

　　吳獻芳在地下室里乾巴巴地等着生意。雖然搬了磚頭把下水道堵住，惡臭還是湧上來。門口時不時有老頭子經過，探頭來看看貨色。

　　儘管右手永遠地殘廢了，儘管說不清哪天就會被抓走，這時候，吳獻芳臉上掛滿了笑，對南方周末記者說，8月份媳婦家的母豬要下崽，她就要回去餵豬，再不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