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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這個超級城市每天迎接出生和死亡，在這份按天更新的名單里，包括41個死於空氣污染造成的呼吸病患者，和59個死於同樣由骯髒空氣引起的心血管病患者。
◤灰霾本身就像是北京的慢性疾病。北京市的PM10確實有所降低，但更致命的PM2.5卻每年在增加。另一支隊伍接替了沙塵暴，用無人知曉的方式將城市包裹。
◤每天監控空氣指數、研究空氣污染論文、安裝空氣淨化器、種植綠蘿，或者乾脆長途旅行……在PM2.5的陰影下，北京人在頑強抵抗。
南方周末記者 陳鳴 發自北京
2011年12月13日下午，北京。環境科學博士郭松正在北大上課，美國人安雪峰忙於工作上的會面在城裏穿梭，全職媽媽王越在東四環的家中照看孩子，商人貝志城則躲在兩千公里外的三亞曬太陽。
地面上一切如常，但是霧氣又一次聚攏。這是場看不見的巷戰，霧在這個城市裏調兵遣將，它們從每一個街角、屋頂和車底探出頭來，只要時機合適，半天之內就能撒豆成兵。沒有攻城槌和雲梯，但每一場濃霧洗劫之後，有些市民開始咳嗽，嚴重的被送入醫院。
但是多年以來，這個城市的市民過於樂觀，他們錯誤地忽視了這位對手——它更應該被稱作「霾」，一種由大量懸浮微粒形成的渾濁。附帶着病毒和化學物質的微粒每時每刻被呼吸，它們有的被擋在鼻孔，或是停滯在氣管，有的則深入肺部，導致各種炎症和更嚴重的疾病。
這個超級大城市裏每天迎接出生和死亡，在這份按天更新的名單里，有些人本不應該出現，其中包括41個死於空氣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統疾病患者，還有59個死於同樣由骯髒空氣引起的心血管疾病患者。
這是國家環保部環境規劃院的學者2008年就給出的數據，但是直到PM2.5這個概念在微博上被廣泛討論之後，渾渾噩噩多年的市民們才終於醒悟，原來自己和這個城市已身陷重圍。
潛伏
在北京人對更清潔的空氣寄予厚望之時，另一支隊伍接替了沙塵暴，用無人知曉的方式將城市包裹
九年前，當時還是北京大學環境學院大二學生的郭松第一次走進了實驗室，從那之後，他就開始研究「霾」。如今他是大氣環境化學的博士，PM2.5對他來說已經不是什麼陌生詞。
九年來，他和課題組的其他夥伴一直在收集並分析形成霾的可吸入顆粒，他們慢慢部分地掌握了它的來源、行軍路徑、陣形演變和對人體的最終殺傷力。而就在郭松研究PM2.5的時候，這種直徑小於或等於2.5微米的顆粒物正沿着他的鼻腔進入氣管，進入肺葉。它熟悉他每一個肺泡的輪廓。在這個城市如臨大敵之前，他們彼此早已熟識。
郭松所在課題組的工作是通過研究給政府部門提出治理空氣污染的建議，根本而言，科研工作者和可吸入顆粒物是一對死敵。但是這個實驗室的人外出從來不戴口罩，他們完全允許這種顆粒物自由出入自己的肺，溶進血液，每當知道第二天空氣污染會比較嚴重的時候，郭松和他的同學第一反應是「趕緊去室外把設備架起來」。
如果只是把這解釋為理科生的偏執，或者是對科學的獻身精神，並不完全正確。
「如果一個口罩能過濾PM2.5，那基本上使用者也會呼吸困難。我比其他人更清楚顆粒物危害，但是我不可能不呼吸、不出門，我的生活還要繼續。」指針指向2011年12月13日的夜裏20點50分，郭松在堆滿了儀器的實驗室里淡定地說。
十年前，也是在12月13日這天，北京奧組委成立，標誌着一場重大賽事正式開始籌備。在它主持下的奧運會曾被市民們寄予厚望，諸多未來城市的藍圖以此為軸心展開。城市建設專家說那是一個北京城市建設改善的好機會，其中包括更便捷的交通和更清潔的空氣。這意味着XXXL碼的北京不僅可以不再修改腰圍，而且還能實現從老邁到年輕的城市肌體代謝。
37歲的北京人貝志城先生曾經是個軟件商，現在更多的人知道的是他的網絡身份「一毛不拔大師」——那個在網絡上和潘石屹、鄭淵潔一起向PM2.5開戰、家裏裝滿十幾台空氣淨化器的傢伙。即使是像他這樣對空氣質素激烈批評的人也會承認，奧運會也確實帶來了某種環境的改善，比如在他小的時候，北京冬季和春季的天空經常是腥紅色的，那是沙塵暴的大軍正在城市上空肆虐，如今這支大軍早已威力大減。
但是當「腥紅」悄然換成「灰霾」的時候，貝志城和其他市民一樣最近兩年才逐漸地通過Twitter等渠道了解了PM2.5的存在，當他查看論文的時候發現，北京市的PM10確實有所降低，但更致命的PM2.5卻每年在增加。另一支隊伍接替了沙塵暴，用無人知曉的方式將城市包裹，令人插翅難逃。
不過其實在科研領域，PM2.5的大軍從來就沒有逃出過雷達範圍。在郭松所在的北大環境學院長達四十年的研究工作里，PM2.5一直是研究熱點之一。中國環境監測中心大氣室技術人員此前也曾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自2007年起，直轄市和奧運城市就開始設置灰霾和臭氧試點，均配備了監測PM2.5的試驗儀器，京滬津甚至還配備了監測PM1的試驗儀器。問題是監測數據和公眾之間一直處於脫鈎狀態。
在奧運結束後兩年，灰霾依然不時在北京潛伏逡巡，它本身就像是北京的慢性疾病，一到冬天就容易病發。終於在12月4日，濃霧籠罩下的北京抱頭猝然倒下。
這一天全城大部分地方能見度不足500米，建築隱身，乃至有人給北京十八景製作圖片的時候採用的是同一張白茫茫的照片。首都機場航班大量延誤，位於北京南郊的南苑機場則完全關閉。
當日，霧氣緊貼地面，四處橫行。看不清路面的司機們開始互相碰撞，事後城市的急救中心統計，48小時內車禍次數增長了百分之十七。此外呼吸系統急救比上一周增長了四分之一以上，心血管系統急救增長了百分十二。
頑抗
每天監控空氣指數、研究空氣污染論文、安裝空氣淨化器、種植綠蘿，或者乾脆長途旅行……
郭松在實驗室里着手研究PM2.5的同一年，貝志城開始往新買的房子裏裝空氣淨化器，這一舉動當時被朋友嘲笑為「嬌貴」。
但其實貝志城很早就對空氣質素有所觀察。20年前，他母親每次從國外回北京的時候都會鼻炎發作。8年前，他夜裏在北京的南山滑雪場還能看到銀河，而如今他住在順義晴天也只能看到零散的星星，「這說明PM2.5更糟了」。
和郭松這樣完全放棄防護的「豪放派」不同，貝志城相信在灰霾大軍包圍之下依然有險可守，前提是用科技武裝到牙齒。在這個大霧圍城的冬天，原先嘲笑貝志城的朋友們也紛紛表示支撐不住的時候，貝先生開始大量閱讀空氣污染的研究論文，進一步升級了防護設備，他花了1萬多元安裝了新風系統，一口氣買了7台空氣淨化器，分別放在家裏、車裏和辦公室里。當PM2.5指數超過300，他就不再出門會朋友，取消健身運動，縮回網上，進入沒有PM2.5的比特世界裏。
抵抗派們從來相信有事可做，全職媽媽王越的思路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她的防守策略主要圍繞她一個一歲半的兒子構建。每天早上，她從種着一棵160厘米高的綠蘿的家中醒來，先帶着家裏的寵物狗到樓下散步，檢驗當天的空氣質素，主要採用目測和鼻嗅，形成初步判斷——通常來說，空氣里總有一股子煙熏味， 「有朋友從深圳來，一下飛機就問，北京在燒什麼東西。」王越說。
回到家中，坐到吊蘭和仙人掌旁，她開始上微博瀏覽鄭淵潔、潘石屹和一毛不拔大師等人轉達的空氣信息，如果遇到好天氣她就開着車帶兒子到幾公里外的公園裏曬太陽，而「如果空氣很差，大家在微博上就會熱烈討論起來，我就決定不出門」。
但即使縮在家裏，何時通風何時關窗都有講究。王越2010年底買了一台新筆記本電腦，三個月後，風扇就不斷報警無法工作，拿到維修點拆開一看，一團由毛絮和灰塵組成的髒東西卡在其中。「那以後我就不敢隨便開窗戶，遇到灰霾天屋子裏就用精油熏，加濕器開負離子檔。」
一些民間的NGO環保組織也開始了行動，達爾問自然求知社招聘了一些志願者開始自己監測PM2.5的數值，他們大部分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普通市民，有的人像王越一樣開始着手把家裏改造成小型植物園，有的走的則是貝志城的科技路線。
更徹底的防守方法也許是撤出「戰場」，王越考慮的是移民，但那既昂貴且遙遠。大霧籠罩京城的幾天，貝志城首先行動了，他決定離開北京外出旅遊。由於首都機場航班起飛受到影響，12月6日貝志城先坐火車到杭州，計劃再從那裏轉去目的地三亞。結果第二天他發現原訂的國航飛機頭天晚上根本沒能從北京飛過來。
在經常性的四處旅遊之後，貝志城依然要回到順義的家中。「即使是移民也不是辦法，」貝志城說，「外面空氣再好，也只是別人的國家。我還是希望看着自己的國家一點點好起來。」
在眾多逃出北京又最終回來的人群裏面，美國人安雪峰就是比較特別的一個。這個普林斯頓大學的地球科學學者「再也受不了北京」已經三次。但他最終每次又回到北京，這一次他還利用周末的時間，在達爾問組織的講座上和大家分享他的研究結果。
開場白的第一句就是：「今天的空氣對北京來說還可以，但事實上很糟。」
「過敏」
當PM2.5終於在公眾視野中原形畢露，霾再一次在這個城市集結，一場濃霧，就像一次示威
「有人會酒精過敏，有人會花粉過敏，我的朋友們發明了個詞是『北京過敏』。」安雪峰說。有一次，他在洛杉磯，全美空氣最差的城市，當天正好附近的森林發生火災，「我查一查數值，空氣污染指標放在北京依然可以達到優。」
事實上最早引發國內公眾對PM2.5關注的正是這些「嬌嫩」的外國人。美國大使館從2008年春季起在東三環自家院內架起一台空氣監測儀，每隔一小時在推特發佈一次空氣質素指數。
很長一段時間裏，該數據僅在推特的小圈子裏流傳，直到2011年10月22日，地產商潘石屹在微博上轉發了該國使館的數據，在700多萬粉絲的近5000次轉發下，PM2.5的概念才在微博上迅速流傳開來。
比這更早，2006年安雪峰就開始關注並着手研究北京空氣污染，2008年他公佈了一項調查，他發現：北京市政府關閉了當時兩個空氣污染最嚴重的監測站，將新的監測站設在六環以外。這樣使得平均出來的污染數字減少，藍天數增加。
但北京市環保局副局長杜少中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辯解，從總量上來說北京的監測站從8個增加到了27個。
安雪峰又拿出了來自官方檔案的證據：自1998年至2005年末，北京環保局計算每年藍天數以及污染物年均濃度所使用的污染物每日平均濃度一直是基於7個監測站的監測結果。但到2006年，就不再使用前門和車公莊這兩個污染最嚴重站點的數據，這兩個點雖然仍有監測，卻實質上相當於廢棄了。同時，北京環保局增設了3個遠離繁忙車道的新監測站點。2008年，官方從每日空氣質素報告中剔除了這2個站點的數據，並在空氣質素更好的郊區新設了3個監測點。
這項調查簡單易行，全部依賴中國的公開信息，只是誰也沒有留意，後來《科學》和《自然》雜誌紛紛引用了安雪峰的文章。不過上一次他顯然沒有這麼多把這事兒當真的聽眾。
時間接近年底，國內媒體終於針對北京的空氣集中發言，像三聚氰胺、蘇丹紅、瘦肉精等專業名詞一樣，PM2.5這一次登上了大眾的詞彙學習表。毫不例外，當人們認識之時，這個「新事物」已經與我們一起親密生活了很久。環保部日前表態：將很快把PM2.5納入到《環境空氣質素標準》的徵求意見稿中，並可能提出實行限定的標準。
12月13日傍晚，安雪峰，這個為PM2.5進入中國公眾視野努力過的老外，望着窗外華燈初上的二環路，解下口罩時的表情仍有些無奈。他說，在他去過的五十多個國家裏，只有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的空氣跟北京差不多糟——那個地方靠近撒哈拉沙漠。
但每次逃走之後他又會糾結地回到北京。他被中國深深吸引，他喜歡到後海聽流行音樂，騎自行車到郊區，或者是在鼓樓附近跑步，2006年他和一位中國女子相愛並結婚，從此就打算安家北京。他能說出很多熱愛北京的理由，但當你問他最受不了北京什麼的時候，答案總是同一個：「空氣！」
說這話的時候，霾再次完成了在這個城市的集結，二環路已經若隱若現。此前一天的深夜，濃霧就悄然從城市的南邊潛入，並迅速佔領國貿三期第80層的天空，就像是一次示威。
暫時如此
在連續幾天的大霧之後，「北風所到之處，霧氣將四下逃離」——至少暫時如此
這個城市的市民對PM2.5的激烈反應讓郭松有些驚訝，因為根據北大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的獨立研究數據，起碼九年來北京的空氣質素每年都有提高。「當然前提是把2008年作為特殊年份排除在外。」郭松說。
儘管更認可美國大使館測量數據反映空氣污染度的可靠性，但安雪峰實際上也並未完全採信美國大使館的說法，他說：「美國環境保護署核准的PM2.5評估方法是基於24小時平均值的，因此美國駐華使館每小時一次的數據發佈其實存在着誇大北京污染嚴重程度之嫌。」
不論是認為北京空氣質素逐年改善，還是逐漸惡化，雙方起碼在一個前提上並沒有分歧：北京市的空氣質素依然糟糕透頂。北京市環保局副局長杜少中在接受《財經網》採訪時坦承，北京PM10的年日均濃度就從來沒達過標。
12月13日，大霧再次逼近北京城的時候，貝志城正在三亞曬着太陽，在那兒起碼能暫時不受慢性鼻炎、咽炎和結膜炎的折磨。儘管他並不抽煙，卻「從眼睛到鼻子現在都有問題」，這是在這個城市居住的代價。同一天王越呆在家裏，門窗緊閉，她告訴記者，她、她的愛人、母親一家都患有咽炎。
在二環邊上，安雪峰迴憶起他在埃塞俄比亞的時候住的一條名叫海勒·格布雷塞拉西的街道，街道的名字來自於一位長跑名將。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時候，因為哮喘的原因，格布雷塞拉西放棄了參賽。安雪峰是個晨跑愛好者，但這個冬天他大部分時間在家裏做完熱身運動之後，望着窗外霧霧的一片就放棄了。
他的女兒6個月大了，以後北京的空氣是不是會改善，這成為全家人是否繼續留在北京的理由。
在多年的地球環境研究之後，他一度發現很多時候環境的改善不是科學問題，而是法律問題。不論在美國，還是在日本，PM2.5監測標準的設立和提高，都是通過行政訴訟的方式實現的。於是他又到UCLA攻讀下來成為法學博士。安雪峰正在醞釀一項計劃，他將狀告一些在中國不重視環境保護的美國企業。不過接下來，他可能會繼續發現，環境改善也不僅僅是一個法律問題，還會是一個政治問題。
在到北大讀書之前，郭松生活在瀋陽，那是一個重工業環繞的城市，空氣更加混濁不堪。不過在北京他依然堅持去戶外鍛煉，哪怕是重污染的天氣。其實並非完全不在意，他和同學在實驗室里擺了兩盆植物，寬葉的，可以吸收一些顆粒物，「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除非戴專業防毒面具。」這可能是郭松在這間實驗室的最後時光，來年2月，他就要到國外讀書，「聽那裏的師兄說，PM2.5隻有個位數。」
根據這個城市的氣象預報，12月13日這一天的夜裏到次日凌晨，一股4到5級的冷風將把霾擊退，「北風所到之處，霧氣將四下逃離」——至少暫時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