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最後的日子:體弱多病鬱悶 感到不公平不公正

中國知名政論雜誌《炎黃春秋》在最新一期發表胡耀邦政治秘書劉崇文的文章披露，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在去世前思想極度鬱悶，在體弱多病的情況下，伴隨着對「生活會」上的許多不實之詞和無理責難，感到不公平不公正；對當時的時局感到憂心忡忡；雖然保留了他的政治局委員職務，卻不給他任何實際工作。

　　《炎黃春秋》在2011年第12期發表的這篇文章全文如下：

　　胡耀邦去世前的最後一段日子，是在思想極度鬱悶的狀態下度過的。一是對「生活會」上的許多不實之詞和無理責難，感到不公平、不公正。二是對當時的時局感到憂心忡忡，政治、經濟形勢嚴峻，社會動盪，人心不穩。三是先後得了兩場病，身體衰弱，食不甘味，寢不安枕，體重不斷下降。而更為苦惱的是，雖然保留了他的政治局委員，卻不給他任何實際工作。凡是比較了解胡耀邦的人都知道，他是以工作為生命的，只要能為黨、為國家、為人民做事情，他的生命之花就會綻放，什麼思想的苦惱、身體的病痛都會拋到九霄雲外。而一旦失去了工作，他的生命之花就將枯萎、凋謝。同時，胡耀邦又是一個歷史感、時代感、責任感、使命感很強的人，他無時無刻不在憂國憂民，他的腦子幾乎永不停頓地思考着各種為國為民、利國利民的問題。現在心還在跳動，腦子也沒有停歇，思想的閘門無法關閉，可話不能說，意不能達，教他怎麼不憋悶？

　　工作就是生命 不善排遣愁閒

　　為了排遣這種鬱悶和愁閒，他每天除了讀讀書、看看文件、寫寫字、會會客之外，就是打橋牌。自從在長沙生了一場大病，到南寧後就很少出去參觀、遊覽。一般是上午讀書、看文件，下午玩牌。耀邦是個最不善於排遣煩悶的人。他沒有多少業餘愛好，基本上不看戲、看電影，看電影就看一些科教片，為的是了解科技發展成果，增加科技知識。對戲曲也只是翻閱一些著名的劇本，以吸取其中精彩的情節、典故和文詞，用來生動地說明某些現實問題。他偶爾也逛逛商店，目的是了解市場情況，但從不買東西，因為他根本不會用錢。他的全部工資和全部家用一直都是由勤務員管理，自己從未花過一分錢，也不認識人民幣。記得在「文革」期間，秘書、警衛員都撤銷了，我去看他（剛「解放」回北京），他從街上回來，買了一包米花糖，像小孩似的天真地笑着對我說，我買了一包芝麻糖，你嘗嘗。他把米花糖當成了芝麻糖，還為自己會買東西感到有些得意。大約是1958年，我曾陪他逛過一次王府井，他饒有興趣地一個商店一個商店參觀，回來後還對我說，逛逛市場，看看商店裏琳琅滿目的商品，也是一件令人開心和高興的事。這說明他不是不喜歡逛市場，而是沒有那麼多閒暇的時間。他偶爾也去劃划船，那是在完成一件滿意的任務之後，他要高興高興。他對划船也是很有興致的，但他沒有那麼多的空閒，他不願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這些事情上。他有讀不完的書，看不完的文件，思考不完的問題，還要走遍全國所有的縣，作調查研究。

　　正因為耀邦幾乎把全部生活都關注在工作和事業上，他沒有多少兒女情長，也無暇顧及天倫之樂。他的老母親同他住在前後院，有時顫巍巍地從前院走到後面他的屋子（辦公室、書房兼臥室），想和他說說話，他總是很快就把她打發走。耀邦對老母親很有感情，「文革」他被關在「牛棚」時，老母親突發心臟病去世，他回家後痛心疾首，大哭不已。他夫人李昭，一直擔任北京市紡織局的領導，工作忙，任務重，平常吃住都在機關，一般每周只回家兩次，而且是頭天晚上回來，第二天一早就走。

　　他倆在戰爭年代就是聚少離多。「文革」期間，耀邦關「牛棚」、下「幹校」，李昭受審查，更是彼此隔絕，不能相顧。幾個孩子一直由外婆（李昭的母親）照顧。耀邦根本無暇顧及他們。只是在「文革」他賦閒在家時，正好喜添孫女，才難得有空抱抱孫女，同孫女親熱親熱、逗逗樂，以消除愁悶，享受這不易的天倫之樂。粉碎「四人幫」他復出之後，就又全身心撲在工作上，特別是擔任黨中央主席和總書記後，更是夙夜匪懈，宵衣旰食，住在中南海勤政殿，很少回家。正是由於這種長期的工作、生活習慣，在當他受到挫折、打擊和傷害後，不願意也不習慣把痛苦同家人傾吐，愁苦不易抒發，鬱悶難以釋放。胡耀邦又是個極其率真的人，他耿直、善良、厚道，胸無城府，沒有心計，不懂韜晦，不會權變，常常是喜怒哀樂溢於言表，不加掩飾。正因如此，他難於委曲求全、忍辱負重，不善於在逆境中保護和調整自己。這顯示了他光明磊落、寧折不彎的偉大人格，但也釀成了他皎皎易污、橈橈易折的人生悲劇。

　　打橋牌 見性格

　　如果說耀邦有什麼業餘愛好的話，那就是打橋牌。早在上世紀50年代，他就經常陪鄧小平打橋牌。據說他們誰輸了，還要在臉上掛紙條，甚至鑽桌子。我在他那裏工作時，出差在火車上、工作任務完成後，只要有條件（必須四個人），就要打橋牌。1958年在江西瑞金召開共青團四省百縣會議，會議結束那天，我們連夜趕寫通訊報道，準備第二天見報。那次會議開得很成功，大家都很高興。通訊稿寫好後，已過半夜。耀邦和我們都感到了完成任務後的輕鬆。這時他不是去睡覺，而是提議打橋牌，直打到天亮。吃完早飯後，就驅車奔赴南昌，然後坐在車上睡覺。我曾多次陪他打過橋牌。「文革」後期，他「解放」後，賦閒在家時，生病在305醫院住院時；從總書記崗位下來後，1987年在天津休養時；1988年在長沙休養時；1989年在南寧休養時；從南寧回到北京後，也還不時打電話找我去家裏打牌。他的二兒媳王楊子也會打橋牌，在北京常是楊子和他的兄弟，我和耀邦四人對陣。他性子較急，一副牌沒打好或輸了，他就着急。這時只有楊子能據情據理說服和寬慰他。在天津時，他把團中央幾個會打橋牌的同志輪流找去，與他做搭檔，同天津市橋牌協會的同志打牌。人家是專業牌手，我們當然打不過他們，他輸了就着急。後來工作人員告訴我，說馮若賜怕他老輸急壞了身子，就事先做好一些牌，因此他在同馮若賜搭檔時就贏得多些。可他不知道，還高興地對周圍的人說，馮若賜的牌打得比較好。在南寧，由自治區橋協主席何忌陪他打牌。何忌是個老同志，在延安時期就擔任建委主任，延安大禮堂就是他負責修建的。建國後在廣西長期擔任建委主任，離休後任橋協主席。這位老同志雖然已屆耄耋之年，但思想比較活躍，觀念比較開放，他對耀邦十分敬佩。2007年他出了本詩文集，其中收入了一篇短文，說毛澤東想學唐宗宋祖，但卻沒有唐宗宋祖的氣度；胡耀邦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後被當局發現，責令他把文集收回。最終還是將這篇短文撤去，才讓重新發行。耀邦在任總書記期間，他的橋牌搭檔主要是聶衛平。他曾對我說，聶的牌打得很好，記憶力也很強。中央領導人打牌，在叫完牌坐莊時，都要交換看對方的牌。有時由耀邦坐莊，聶看一眼他的牌後就全記住了，然後在關鍵處由聶指點他打牌。耀邦說自己叫牌比較好，聶坐莊打牌比他強。另外他還讚賞聶的為人。他下台後，不想連累別人，也不找聶打牌了，但聶還照常來看他，耀邦很感謝，但要他不要再來了。

　　聶說沒什麼，我們不就是打橋牌的關係嗎？

　　在長沙和南寧時，耀邦一般每天上午看文件，下午或晚上打橋牌。電視節目除看新聞外，主要看體育頻道，特別愛看足球比賽。記得當時正在舉行世界盃足球賽，他幾乎天天要看。這就不由使我想起1957年在莫斯科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時，蘇聯共青團請他去觀看由蘇聯和另一國舉行的足球決賽，還沒看完他就不耐煩，提前退場。蘇陪同人員無可奈何，但在回住所的路上，汽車裏一直廣播着比賽實況，當聽到蘇聯隊最後取得勝利時，車隊停了下來，所有蘇聯陪同人員都下車互相熱烈擁抱慶賀。當時我們看了還難以理解，覺得有些好笑。可現在耀邦自己也變成了足球迷。其實這就是他的性格，他是一個特別爭強好勝、不願服輸的人，因此很欣賞競技運動，而且就是要贏，不能輸。他愛好打橋牌，有時也打打麻將，下下象棋。誰跟他下棋，他要不贏是絕不罷休的。1958年武昌會議和1959年上海會議期間，休息時，他和陶鑄等幾位領導同志就在一起打麻將，並都不服輸，每次打牌結束，勝負成績，都要留下「紀要」。他打橋牌也是不取勝不甘心，因此有時就難免急躁冒進。在長沙有一副牌，成功作成了小滿貫，他高興得像個小孩一樣，可實際這是一副冒叫的牌。有人說，冒險後得到的勝利，才是最令人難忘的。

　　在他擔任總書記期間，中國橋協每年年終都舉行一次中央一些領導人參加的「運籌和健康」橋牌賽，小平同志和他每年都參加，而且輪流名列冠軍。就在他下台前的年終那次橋牌賽，他對自己即將被免職下台的前途和命運竟毫不知覺，還興高采烈地對周圍的人說，今年該是我的冠軍了吧！就在這次橋牌賽後不久，中央召開了批評他的「生活會」，他被迫辭去了總書記的職務。

　　「生活會」之後，小平同志還曾找他去打橋牌。頭一次他不好拒絕，但可想而知，那時他同小平打牌該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和滋味。後來小平再找他時，他就託詞推謝了。

　　最後墨寶　抒發心聲

　　除了打橋牌，那段時間，他就是作詩和寫字。1988年他寫了不少詩，主要是題贈知交故舊、親朋好友的。他的詩立意新，格調高，有韻味，但請教專家，說不合格律，因此後來也就不寫了。寫字是他休息的一種方式。在南寧，小客廳里就設有一張案桌，上面鋪着宣紙，擺着毛筆、硯台和墨汁，準備他隨時揮毫寫字。

　　1989年3月12日，也就是離開南寧回北京的頭一天，我正在西園飯店房間編審《劉少奇研究論文集》的稿子，齊東然參謀忽然來叫我，說有事情，要我馬上到耀邦同志那裏去。我跑過去一看，屋子裏圍着許多人，原來是西園飯店的經理正在請耀邦為飯店寫幾個字。本來，耀邦已謝絕給任何人題字。他對一些老同志、老幹部、很親近的朋友知交要求寫字，甚至有的同志把宣紙送來了，他都很風趣地說：等二十年以後我再給你寫，現在我的字寫得不好。但對西園飯店的職工他無法拒絕，他曾幾次住在這裏，同他們朝夕相處。他是為了感謝他們，為了感謝西園飯店上上下下為他服務、和他相處了幾個月的普普通通的人們。耀邦鋪開了宣紙，手握毛筆，正在徵求大家寫幾個什麼字，大家都一下想不出好詞來，就來找我。可我因為沒有思想準備，一下也無言以對，同時覺得耀邦寫的話，過於俗套和一般化也不行。我想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但當時就被自己否定了。經過幾分鐘的沉默，最後還是按齊參謀的意見寫了「第一流服務」幾個字。當時，我真覺得自己怎麼那麼不中用，平常還有那麼點「才思敏捷」的味道，這當着眾人竟瞠目結舌了。

　　後來忽然想到「賓至如歸」幾個字，覺得是否比「第一流服務」好一點，但現在想起來也不一定。

　　這時，耀邦寫字的意興正濃，他要勤務員小杜再拿宣紙，說我再寫兩幅。接着他就寫了兩首詩。一首是唐詩，王昌齡的《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另一首是他贈蕭克將軍的詩：「寂寞沙場百戰身，青史盛傳李廣名。夜讀將軍羅霄曲，清香伴我到天明。」第一首他未落款，寫完第二首，我請他落了款，並寫上己巳年春，還是專門到日曆上查的。第一首上的「度」字，我說缺了一點，他又重寫了一遍。我當時覺得這兩幅字寫得都很好，他自己也滿意。我感覺到他想把這兩幅字送給我，因為前不久在長沙時，我曾經請耀邦為我寫幾個字，他也答應過，說等我的字練好些再給你寫。於是，我就大膽提出想要這兩幅字，他笑着說，你看着好就拿去作紀念吧。

　　當時，他興致很好，西苑飯店的一位服務員把耀邦留下的一套廣西畫冊拿了來，大致有四五十本，請他簽名。他一本一本都給簽上了。我對那位服務員開玩笑說：你這次是大豐收了。這位服務員說：我要作為永久的紀念。

　　在前一天，區黨委鍾家佐秘書長拿來一個簽字簿，請耀邦題字。他對我說：我本來是不給人題詞的，人家拿了本子來，在本子上寫幾個字和寫條幅還不一樣，而且聽說鐘的字寫得也不錯，我給他寫了老子的一句話，你看怎麼樣？於是，我們倆走到隔壁的書桌上，打開題字簿，看見上面寫着「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錄老子語應鐘家佐同志。胡耀邦一九八九年三月」。

　　我覺得字寫得很好，但對題詞的內容一時還不理解。他說：回頭你們把這個本子交給鍾。下來後，我琢磨耀邦寫的老子這句話，越想越覺得意味深長。

　　胡耀邦是「以身許國」的人，他曾題寫林則徐的詩「苟利國家生死以」以明志。從被迫辭職前後到突發心臟病去世，即使身處逆境，他也從不考慮個人的安危得失，一心一意關注國家的興衰，人民的禍福，改革的成敗。其天真無邪，幾乎達到不近情理的程度，令人感嘆不已。

　　十三大前，鄧小平找他談老人退休安排，他對自己不再擔任總書記，毫不介意，並對鄧小平、陳雲等老人退下來，感到由衷高興，認為這是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有利於國家長治久安的好事。

　　準備十三大，人事安排和體制改革，不讓他插手，他也毫不介意，仍盡心竭力為抓好落實六中全會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決議、考慮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處理好學生鬧事而日夜操勞。

　　當趙紫陽得知鄧小平對他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很有意見，勸他找鄧作個交代，他坦然應對，並不在乎。

　　在外面傳出一些對他不利的言論，胡啟立把這些傳言告訴他時，他不僅不以為然，還批評了胡啟立。

　　他在中央「生活會」上被迫作檢討時，為了保護為改革開放立下汗馬功勞的大批幹部，寧可自己受委屈，大包大攬，承擔了不應有的「罪責」。

　　對在「生活會」上所受到的不公正的指責和批評，他希望中央能做出一個正式和公正的結論。他認為，對個人來說，有沒有這樣一個結論也無所謂，但這樣對待一個黨的總書記，違背黨的實事求是的原則，不利於維繫黨心、民心。

　　對自己，他無私無我；對國家、對人民，他赤膽忠心。

　　1988年，由於闖物價改革關，引起通貨膨脹，物價居高不下，人心惶惶，耀邦雖已賦閒在家，但憂心忡忡。

　　李昭告訴我：那段時間，耀邦吃不下飯，睡不好覺，成天發呆，發愁，不說話。他對當時的形勢很是憂慮，先後與三位政治局委員談到，要關心老百姓的日子呵！

　　對一味強調安定團結，忽視實事求是，他深感不安。他認為，改革開放，安定團結自然重要，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更重要。像這樣繼續傷害知識分子，如何求得安定團結？學生總是比較激進的，對學生鬧事，如果沒有一個正確的看法，採取不恰當的處理方針，我們將擔負歷史責任。還是應當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

　　那段時間，蘇聯、東歐風雲變幻，耀邦思想很不平靜。他認為，蘇聯戈爾巴喬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綱領，和對外政策的新思維，像一股巨浪將堤壩沖開了一個大缺口。波蘭的圓桌會議、議會選舉、總統制；匈牙利的政治多元化、多黨制；東德承認反對派「新論壇」為合法，開放東、西柏林邊界，這一系列的政治變革，對社會主義國家衝擊很大。民主是世界性的潮流，勢不可當。我們如何正確、妥善面對，將是一個重大的歷史難題。

　　當時耀邦認為，今後自己是四個字：安度晚年。是否能安？有兩條：一是自己噎70多歲，自然規律，不行了。二是希望黨好起來，但是否可能？他很擔心。他說：「個人事小，全局堪憂。」

　　這就是在南寧題詞時的胡耀邦，就是無私無我「無身」的胡耀邦，就是為國為民「為天下」的胡耀邦。

　　我不知道耀邦從南寧回到北京後又寫字題詞沒有？但這幅題詞至少是他去世前給我們留下的最後墨寶之一，也是他在去世前所抒發的出自肺腑、意味深長的重要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