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寶山是一個在中共刑偵史上有坐標地位的殺人犯。他於1996年3月至1997年8月持槍先後殺害軍人、警察和無辜群眾15人，搶錢140餘萬元，並在獄中先後殺害2人，手段之殘忍令人髮指。他雖只上過三年學，但犯罪智商極高，具有高超的反偵查手段與射擊技術。
此案被公安部列為1996年1號案件。
案被公安部列為1997年中國十大案件之首。
此案被國際刑警組織列為1997世界第三要案。
此案轟動了北京，轟動了新疆，轟動了警界軍界，震動了國務院、中南海，影響遠達海外。
73歲的王鳳英右手一直拿着一個紅色打火機。
她抽過濾嘴香煙，說起大兒子白寶山，總強調「我那大小子是個老實人」。她和老伴住在北京市石景山區模式口的一個小區里，二樓一套50平方米左右的兩室一廳，老夫妻與三兒子、媳婦和小孫子一起住，一家全是首鋼工人。1957年出生的白寶山幾乎沒住過這間房子，他的親生父親去世早，王鳳英一人靠工資養活他的兩個姐姐、他和剛9個月的二弟，還有在河北老家的姥姥。「一天9毛錢工資，養活6口人，早起打草賣錢，連續4年我都沒睡過整覺，連醬油都沒吃過。」因生活艱難，王鳳英改嫁給同在首鋼工作的工人老梁，之後又生了一個兒子。
家裏條件差，白寶山從小送到河北農村，13歲才回北京上小學。在白寶山的繼父老梁眼中，那時的白寶山老實，「給他5斤糧票都不知道怎麼用」。 13歲的白寶山個子高，與比自己小五六歲的孩子坐在同一教室里上一年級，自尊心受到很大傷害，三年級就輟學。王鳳英則對此愧疚，「那時太窮了，幾個孩子每天早上都要跟我去打草賣錢，他力氣大又肯干，主要幫我幹活了」。三年級時，16歲的白寶山退學到街道的醬菜廠做雜工。1976年，他18歲，正式被石景山區第一電碳廠錄用，成為裝卸工。那時他已長成一個1.8米的大個子。
白寶山不大識字，在電碳廠工作時從不多話。一件小事改變了他的命運：廠里舉行的射擊訓練，第一次拿槍的白寶山三槍全中靶心，得到了生平第一個優秀。白寶山於是借來***，黑夜裏打老鼠，或者去林中打鳥，根據後來他在監獄中的描述，達到了15至20米內，槍槍命中。從此一向孤僻的白寶山身邊漸漸聚集了一些閒散人，後來人們才知道，他開始從鄰居家小偷小摸，也從廠里偷些原材料賣掉。1981年，23歲的白寶山通過自由戀愛與本廠白姓女工結婚，一年後，他們生下一雙龍鳳胎兒女。
監獄13年
白寶山1983年進了監獄。罪行包括：與人合偷鄰居曬的衣服，偷盜廠里價值數千元的原材料，以及鄰居家的兩書包玉米，被判處4年徒刑。1983 年開展「嚴打」，白寶山在獄中始終認為對自己量刑過重。在白家人眼裏，白寶山後來犯的案子是「沒話說，該槍斃」，但第一次入獄是「冤枉的」。「是廠里的司機騙他去搬東西，誰知道是偷。」王鳳英始終將情緒停留在兒子犯罪的起點，一直說把兒子引入歧途的那個司機 「最該槍斃」。
但白寶山被關得更長，1985年被北京宣武區人民法院以搶劫、盜竊罪加判有期徒刑11年，兩罪合併，執行有期徒刑14年。這些後來追加的餘罪，不僅包括了偷盜電視機等更多財物，還有人供出，白寶山偷玉米時被主人發現，他就用棍子打主人買部，造成「線性骨折」。曾專門花半年時間調查過白寶山所有案卷的作家牛伯成說，這樣的暴力行為成為界定「搶劫」的關鍵。「我只是想偷點苞米餵鴿子。」白寶山在此後反覆強調，這一次加判後，他對社會產生了巨大的仇恨。1991年，白寶山被遣送到新疆石河子新安監獄服刑，他收到獄外女兒的來信，知道妻子改嫁後，兒女們過得並不好，後來都上了技校成為社會底層。白寶山在獄中被女兒的信深深刺激，他的獄友們聽過他發願「要讓女兒上最好的學校，掙很多錢給孩子」，面對現實，他又說「如果再判長些，等我老了，就出去殺幼兒園的孩子」。
白寶山在監獄裏看了很多法律書，要弄懂自己的量刑是否有問題。因為不是重刑犯，白寶山作為「零星犯」，分配在監獄的草場內放牧，有自由和時間可以和獄友交流，服役的獄友教會他各種槍械理論知識。「在武器方面，白寶山的求知慾特別強。」由於新疆特殊的地理環境，白寶山不僅有機會接觸到遊牧民，甚至還能搞到彈藥。他把牧民跑進監獄領地的羊扣押，要求牧民用彈藥交換。
白寶山在監獄裏第一次殺人，殺死了經常挑釁的獄友。他用鐵錘砸死對方將屍體埋入牛棚，獄警們居然沒發現，按照越獄處理了這個犯人的失蹤。第二次獄中殺人如出一轍，儘管有人看見牆上有血跡，看見白寶山焚燒東西，但沒有屍體還是無法追究。牛棚下的兩具屍體直到白寶山被捕後供出才挖掘出來。
戶口：一個機會
1996年3 月，白寶山從新疆石河子監獄刑滿釋放，回到闊別13年的家中。他叫出了正在做作業的侄女的名字，這是白寶山在北辛安的兩間平房，現在這裏由二弟白兵夫婦帶着小侄女居住。白寶山在父母模式口的屋子裏支了張摺疊床，因為暫時沒有工作，母親每個月給他100塊錢，大弟白軍也經常偷偷給哥哥錢。白寶山急於把戶口和身份證辦下來，他曾說，「我想找個開車或者什麼活，和父母好好過日子」。白寶山改嫁的妻子此時已再次離婚，希望與他複合。白寶山一開始想好好掙錢讓一雙兒女過上好日子，還專門召集二弟白軍和三弟梁江開過會，討論對老人的贍養。兩年後的1998年3月，當白寶山站在法庭上做他的最後陳述時說：「我出來並沒想重新犯罪，我給自己設計了兩條道路，如果我能夠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搶。」
回到北京白寶山就帶着釋放證去辦理戶口，但是負責戶籍的片警卻給了他一瓢冷水。根據白寶山的講述，當時片警忙其他事情，白寶山等了一會兒，片警說：「戶口馬上辦可辦不了，起碼要等半年。」白寶山結巴着頂撞了一句：「我有釋放證，為什麼還要再等半年?」片警則慢悠悠地說：「你要是這樣講話，那就再等兩年。」
白寶山批發了剃鬚刀在西單、香山、八大處等地擺攤銷售，成本100多塊錢，總是被城管懲罰、沒收。白寶山通常是自己找上門去把貨要回來。以他原型編劇的電視劇《末路》的導演陳國軍在開拍前曾做過調查，他告訴記者：「白寶山做小生意受到的打擊很大，曾經被城管當眾打過耳光、掛牌罰站。」這樣的日子持續了不到1個月。
白寶山在被捕後反覆強調，是戶口問題使他對社會產生了最大的仇恨。「要搶槍來殺掉那個片警。」4月，白寶山在河北和北京先後搶劫了電廠的衛兵、裝甲兵司令部的留守處和八一射擊場的哨所，搶劫到「五六」式步槍1支後，白寶山不再想殺片警。他在從裝甲兵司令部逃走時，碰上了防暴警察6人小組開着防暴巡邏車，白寶山抬手就射擊，一共射出9發子彈，將4人打倒，巡邏車竟沒開出一槍就讓白逃走了，防暴警察只看到一個一邊開槍一邊向後方跳躍的身影，「姿勢絕對是專業而迅速的」。在北京搶劫殺害軍人和警察引起高層震動，對白寶山的身份和目的有很多複雜的猜測。而白寶山除了到處藏槍，還在12月一天的中午12點半，在德勝門煙酒市場打死煙販搶劫6萬元，依然沒有留下任何線索。白寶山先將埋槍的地方找好，他不帶着搶來的物品逃跑，甚至還換衣服再去市場買了些襪子。
愛情或同謀
復婚失敗後，白寶山的弟媳李伊帶回了在同一個商場做生意的四川人謝玉敏。謝玉敏與白寶山同歲，丈夫和女兒都在四川老家，自己來北京打工。王鳳英眼裏的小謝， 「特別能幹，個子不高，說話細聲細氣的」，「全家都把她當家裏人看，這個人實實在在的」。2000年，陳國軍曾在開拍《末路》前專門帶演員去新疆女子監獄與謝玉敏談過。據他回憶，當時***、劇組和監獄方面不少人都在，「一位女同志問謝玉敏，白寶山和四川的丈夫兩個人中，你愛哪一個?眾目睽睽下，謝玉敏沉默了很長時間說，愛白寶山。」
謝玉敏曾經對一位探訪過她的記者說，她的丈夫是倒插門來自己家，雖然生了兩個女兒，她卻一心想出來闖蕩。白寶山長得高，白淨，說話果斷做事堅決，謝玉敏說她一見就傾心於他男子漢的外表。「白寶山除了殺人，別的都好，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牌、不去歌廳、不泡小姐，坐公交從來都給老人讓座。」即使是在從新疆到石河子的路上，遇到一場車禍，「也是白寶山組織大家把受傷的孩子從車底下救出來，送到醫院搶救」。白寶山因為後來不斷搶劫，埋藏***，經常來往於河北和北京，謝玉敏很快就知道了白寶山的作為。她曾說：「我勸白寶山把槍扔了，我做生意可以養活他。但他卻非常生氣。我一有要離開他的想法，他就會打我，還威脅要殺我全家。」謝玉敏受到感情和生命的雙重控制，卻依然聽從白的每個吩咐，幫他縫製槍套，和他一起把槍藏在身上到各地去躲藏，用身份證登記住處，還幫白寶山留意作案機會。
在新疆，白寶山為了搶槍和車，零星殺了幾個人，謝玉敏參與策劃的是「邊疆賓館」大劫。由於邊疆賓館地處中國和俄羅斯、東歐各國的最大邊界貿易口岸，現金流很大。白寶山與另一個以前在新疆的獄友一起，拿槍到賓館看見兩個蹲在路邊數錢的維族人，舉槍就打，附近的目擊者也被打死打傷，兩個人包里加起來一共140多萬元。這個數目讓白寶山終於滿意，他果斷殺掉了同夥，給了謝11萬元，讓謝玉敏回了四川，自己哪裏也沒去，又回到了母親在模式口的家。此次搶劫在1997年8月31日，搶了100多萬元回到北京的白寶山依然「沒有任何反常」，直到9月5日被抓前的這段時間，白寶山也不怎麼花錢。白寶山的弟媳李伊回憶，當時家裏沒有洗浴間，想建又沒錢，大夏天全家只好到首鋼的公共浴室洗，「就是這樣，他也沒說出來自己有錢。」
更多人的結局
白寶山剛被捕時的反應是，謝玉敏背叛了。當得知謝後來也被抓，白寶山說，一切以謝玉敏的供述為準，「怕害了她。」白寶山說自己脅迫謝玉敏在身邊靜忙，還打算除掉她，也為她在石景山挖好了屍坑。但幾次他想激怒謝，都被謝的百依百順弄得下不了手。這個屍坑後來被北京警方找到了。
白寶山被捕時正是他戶口批下來的那天。片警與刑警們計劃好，以辦戶口為名敲開了白家的門。那天晚上王風英原本打算出去打牌，在門口和鄰居們聊了會兒天后回家想喝點水，「就看到幾個警察在這個房間和我大小子說話，說是戶口辦下來了就跟他們走了。」這時，白家人「以為他一直和小謝在外面做生意」，並不知道白寶山出了事。白寶山在後來的交代材料里說：「我本來想拿槍打死他們，可是，我母親進來了，我就不能打了。我不忍心當着我母親的面殺人，我做不到……」現在去白家，旁邊半人高的柜子上擺着一台1989年買的舊彩電，柜子底下有個上了暗鎖的櫃門——10 年前，正是王鳳英應兒子的要求騰空了這個柜子並給了他一把鑰匙，白寶山就在這個柜子里鎖上了他搶來的「五四」式手槍和100多萬元現金。「做了那麼缺德的事，死幾回都沒什麼可說。」王鳳英沒法理解，「不明不白的二小子也關了3年。說他窩藏錢，可他根本不知道啊!」「二小子現在給人開車，有糖尿病、高血壓，經常要住院。」
2005年謝玉敏已經刑滿釋放。白寶山臨刑前唯一的要求，是與謝照一張合影。謝玉敏同意了，她說：「有我的照片。在那個世界也管着他，讓他不能做壞事。」謝玉敏的兩個女兒現在還留在四川老家農村，但她們都不知道母親的去向。據她女兒說，母親去了浙江嘉興打工，但是她們從來沒有主動聯繫過母親， 「都是她給我們打電話，幾個月打一次。上一次是4個月前打的，我們吵了幾句，她就不見了，我還曾經去嘉興找過幾天，沒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