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打擊「右派」
一九五七年，一個讓中國知識份子刻骨銘心的年代。多少年輕有為、風華正茂的知識份子，一代精英，滿腔報國志，響應中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在中共「言者無罪」、「絕不秋後算賬」的承諾下，提意見、提建議，全是為了國家好。結果被打成右派，或被投入大牢，或被下放農村管制。官方說是五十五萬，根據二零零五年解密的反右運動檔案，實際是三百一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還另有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打為「中右」。對反右，中共的結論是：「反右是正確的，只是擴大化了」。那麼，事實真相又是如何呢？
這是一個讓人不忍再提的話題。一場反右，一場無妄之災，長達二十多年，毀掉了多少家庭，多少青年才俊！就在中共剛剛建政不過才七年，國家建設最需要知識最需要人才的時候！一九五七年的所謂「右派」中，知識份子、技術人員、專家佔60%以上，不少單位甚至高達80%。據郭沫若一九五六年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的發言透露，當時，中國6億人口中，知識份子384萬，其中高級知識份子才10萬多人，包括7499位教授、副教授，3.1萬位工程師。他們本是共產黨建設工業化、現代化的主要依靠力量。右派份子一人罹難，全家遭殃，家人所受之罪甚至還要甚於其本人。特別是年幼的子女，不得不忍受來自四面八方的蔑視和欺侮，經歷無盡的屈辱和苦難。長期被壓制在社會的最底層，遙遙無期，沒有希望，叫人心痛到麻木，不忍去想，不忍去說。
簡舉一例。地處祁連山下、荒漠戈壁之中的甘肅省夾邊溝勞改農場，風大沙多，自然環境極其惡劣，只能養活四五百名勞改人員，但一九五七年甘肅當局卻將兩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斷地押送至此。結果只是三年半的時間，右派們在饑荒中，吃盡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東西，包括已死的右派屍體，方圓幾里內寸草不留，最後超過一千五百人成了餓殍！傅作義的堂弟傅作恭是留學美國的博士，水利專家。由當水利部長的傅作義寫信從美國叫回來報效祖國，安排到水利部工作。反右運動中，別人開的玩笑話「引洮工程是銀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沒有治出來，共產黨能治出來嗎？」硬栽到他頭上，被打成極右份子，開除公職，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改造。當年冬天，傅作恭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倒下了，幾天後才被人發現。生前他曾經給哥哥傅作義寫信求救，但傅作義無法相信他信中的描述而沒有郵寄錢物。二零零零年七月，作家楊顯惠以夾邊溝故事為原型的小說《上海女人》在《上海文學》雜誌發表，此後，每月一篇，連續12篇「夾邊溝紀事」系列小說，在讀者中引起了強烈震動。一位死難者的兒子，偶然讀到了以自己的父親為原型的小說，哭倒在地，把雜誌供在桌上，長跪着，一頁一頁地讀，一次一次地哭。他對朋友說，父親去世時他還小，只知道父親死在夾邊溝，但不知道父親死得這樣慘。在甘肅臨洮縣，從夾邊溝死裏逃生的82歲高齡的裴天宇老人說，他用了半個月的時間才讀完四篇小說。他說：每一次拿起來讀不上十分鐘，就淚流滿面……讀不下去！
有一本專集叫《往事微痕》，記敘了反右運動給這些右派子女帶來的悲慘命運。一個叫尹華春的談到，他父親張紹堯被打成右派後，母親「忍痛和丈夫離婚，這樣可以堵住別人的嘴巴，保護自己和孩子」。但她又一再囑咐子女：「一定要找到父親，重建完整的家。」他們不知道，張紹堯早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就因過度的勞動和飢餓而死去，拋屍荒郊，骸骨無存。後來，子女們千方百計地打聽到父親喪命的地方，二零零七年，七個兄弟姐妹一起到瀋陽凌源縣哈巴氣村的荒野，祭奠父親。七個子女七篇祭文，椎心泣血，傾吐對父親無盡的思念，控訴反右運動的極端罪惡。其中一篇祭文說：「我們雖被壓到生活的最底層，但在我們的偉大母親、你親愛的妻子的教育呵護下，除了二姐英年早逝，其餘的七個兒女全部響噹噹地立足於天地之間！」
多年後，一位滿頭白髮的中學語文教師如是說：「本想給共產黨當條狗，沒想到叫它當狼打了。」一位叫徐瑗的右派子女說：當她在一九七九年看到父親的改正結論，了解了父親當年的所謂「八大罪狀」時，「我不禁仰天長嘆——原來我有這樣一位有膽識、有睿智的父親！原來反右運動是如此荒唐而殘暴地迫害忠良！」
那麼，右派們到底說了些什麼呢？讓我們看一下被毛澤東欽定的大右派儲安平吧。他在題為《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的文章里，如是說：「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這個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地位，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無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份了一點？」
「我們要求終止一黨專政。這種一黨專政的終止，決不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終止，必須同時是一種精神上的終止。一黨專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徵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種基本公民權利沒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權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職業自由、財產自由、宗教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及結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們所以要求上述各種基本的公民權利，僅僅是因為只有人民能獲得上述的基本民權，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體的能力，始能作充份優性的發展，以充實國家的生命，培養社會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進文化的進步；從而產生合理的政治活動和安定的社會秩序。」雖然直言不諱，但一位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光明日報》的總編，他會冒推翻中共之大不韙嗎？儲安平是中共顯示其反右正確的一個例證，他的右派結論到現在也未改變，是五個國家級未平反的右派之一。那麼，從他的言論看，儲安平錯在哪裏了？只能說錯在他說實話了。
反右之外，儲安平還曾經如此批評過國民黨政府：「若從歷史的眼光看，這個前後統治了中國二十年的政府，實實在在耽誤了中國的國運，它阻礙了中國的進步。而其一切過失之中，本文作者認為現政權最大最不能寬恕的罪惡，就是由於它的缺德的統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國人民道德的墮落。在這個政府的作風和統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沒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潔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這個政府的作風和治理下，除了極少數堅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們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數人都已趨於取巧、投機、幸進、不守信用、不負責任、不講公道、強凶霸道、為劣作惡。在這種混亂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標，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結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會的風氣愈來愈壞。」這一切，不正是今天中共治下的真實寫照嗎？
另一位五個不予平凡的大右派之一的時任中央民盟委員、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員的彭文應如是說：「社會主義社會中，官多了，官僚主義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義？只有民主！」
山東青島市民盟成員曲北韋在市政協會議上發問：「我十分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呢，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共產黨？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呢，還是人民為共產黨服務？共產黨是人民的勤務員呢，還是人民的統治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奴隸？」（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
「解放後這幾年來是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僅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連資本主義國家的假民主也沒有，憲法成了一紙空文，黨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有民主選舉，有統戰政策，有黨外人士做領導工作，實際上是一黨專政，是黨中央少數人獨裁，黨外人士做領導工作的有職無權，只是執行決議的義務，沒有參與實際決策的實際可能。黨是太上皇，是威武神聖的，一手抱着馬列主義的聖經，一手仗着國家政權的寶劍，誰敢提異議，不是被扣上反馬列主義的鐵帽，就是被戴上莫須有罪名的手拷，選舉只是變相得任命，代表只代表個人，誰也不知道自己所選的人是怎樣的，他代表自己說了些什麼？至於集會、結社、出版等都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不能越雷池一步，怎樣能體現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是對人權的侵犯，嚴重的破壞法制，必須改變。」張百生、黃振旅：《馬克思主義與國家政權》1957年6月16日《人民日報》轉載
清華大學一個共產黨員，署名「一個清華人」，張貼了一份題為《我控訴、我抗議》的大字報，矛頭直指毛澤東：「我抗議毛主席最近在團中央所說的……。皇上喲！秦始皇與你相比，也只能是個無名小卒了，無怪乎你說：「昔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你在鎮壓人民的這方面，是勝過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這樣，從一九四九年以後殺了七十多萬人民！（這還不算一些自殺的呢）殺吧！把中國人殺絕吧！」
「人民政府死要糧，共產黨好是好，三頓稀飯吃不牢；蔣介石壞是壞，三頓白飯不用憂」。（浙江平湖縣幹部）
「馬克思社會主義是歷史學家永遠的疑團，這種無邏輯、愚呆的主義，何以能在民眾的心理上發生如此有力且深遠的影響，並且籍由民眾所受的影響而反過來影響歷史自身？」（羅隆基）
「由於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於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才使斯大林的後期可以膽大妄為，犯出一切錯誤。……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於個人，還是自稱為一貫光榮正確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群眾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險!」(《原上草》)這齣自五十多年前的北京大學學生對中共的評價，今天看來不是十分清醒、極其中肯嗎？！
在那扭曲荒唐的時代，所謂右派不一定就是有什麼「右」的言論、「右」的表現。有一個單位被分了一個右派指標，必須落實到人頭。大家在一起開會，主題很明確，任務也很簡單，但會議開了三個小時，無論領導怎麼動員，大家就是不說話。領導也有妙算，不說話就不散會，反正我得完成任務。終於，一個倒霉蛋堅持不住跑了趟廁所。等他回來，會散了，會場上空無一人，領導面無表情的通知他，大家都同意你是右派。二十多年後，終於熬到平反，他去落實政策。可管事的告訴他，沒有他的檔案，他沒有右派言論，不存在平反！
打右給人帶來的痛苦是刻骨銘心的，不僅是肉體上，更是精神上的。山東省有個會書法的省委書記叫舒同，曾創造了「舒同體」，上世紀九十年代其家鄉江西省東鄉縣派人北上濟南去找山東省委，要在濟南給舒同辦書法展。消息傳開，一群老人齊聚山東省委門前，群情激奮，堅決反對，最後書法展只好流產。為什麼？原來一九五七年正是舒同主政山東，山東是打右的重災區，單是一個菏澤地區的右派就超過了相鄰的河南省的總和！
對於反右，包括黨內黨外的太多的人表示不理解，孫中山夫人宋慶齡一九五七年寫信給中共中央：「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份子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多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麼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面？要推翻共產黨？」
當有人悲憤的指出這個中共建政來最大的群體冤案是陰謀時，毛澤東得意的說，「這不是陰謀，這是陽謀，這叫引蛇出洞」。在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八大二次會議的講話中還說過，「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史界稱秦皇暴政如狼似虎，他卻自稱超過秦皇一百倍。這就是直到今天還被一些人認可的所謂「偉大領袖毛主席」！活脫脫一個「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形象。學者唐德剛在《新中國三十年》中，把毛澤東定義為上下五千年最大的屠夫，「桀紂不如，其實大躍進也好，都是為了鞏固他的權力」。
打右對人的精神人格的扭曲無以復加。束星北是中國最著名的天才物理教授之一，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先生在浙江大學時最敬重的老師。在一九五七年五月的「鳴放」中，束星北響應中共的號召，作過著名的在中國必須具備「法治精神」養成「守法風氣」的演說，因此被打成右派。在長期的思想改造中，這位中國物理界的天才寫了許多檢討和認罪書，痛批自己的「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思想」，甚至還寫出了自我改造的規劃——《申請長期洗涮（刷）茅房》！
打右毀掉的不僅僅是人才，更是中國知識份子「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理性和敢說真話的良知與精神。對一個民族來說，這才是最要命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知識份子整體被閹。從此，「家事、國事、天下事」，皆不能管；「風聲、雨聲、讀書聲」，儘管入耳。從此，中國失去了講真話的氛圍，人們被逼着學說假話，假、大、空開始在全國泛濫，直到「大躍進」的登峰造極。
二零零七年，反右運動50周年之際，北京、上海、浙江、重慶、山東、成都、新疆等十幾個省市（區）的近千名存世的右派老人，以真名集體上書中共中央，要求中共認錯改錯、賠禮道歉，開放言禁，賠償經濟損失，總結歷史教訓。但共產黨未作任何回應。黨內主持正義的元老胡啟立先後兩次上書中央政治局，要求徹底否定反右，否定「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只是犯了擴大化錯誤」的結論；二零零六年，中共六中全會前夕，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錢偉長、丁石孫、吳階平、孫起孟、董寅初等知名人士上書中共中央，要求糾正對反右運動的政治結論，對被錯劃為右派份子的健在人士，對因家庭父母親屬被劃為右派份子而在政治上、精神上、工作上等受到牽連的人士及其親屬，作出必要的政治上、物質上的補償。但是，標榜「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執政為民」的江胡兩任都拒不接受。
關於「反右」，鄧小平「文革」後講了三句話：「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沒有錯。問題是隨着運動的發展，擴大化了，打擊面寬了，打擊的份量也太重。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份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鄧小平不僅是總書記，更是反右派五人領導小組組長。所以為了證明當年的反右是正確的，只是被嚴重擴大化了，全國留了96個不予改正的右派，其中包括五個中央級的大右派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等。以中共承認的55萬右派來算，96個不改正的只佔總數的不到1%。退一步說，即使有意留下的1%算你中共搞對了，難道你就為了這不到1%的對，把另外的99.9%都錯打嗎？這不是「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漏掉一個」嗎？從1%擴大到99%，有這麼擴大的嗎？99.9%都錯了，你還說沒有錯，天下有這等道理嗎？！而且，反右是徹頭徹尾的冤假錯案，共產黨給與他們的不應是什麼改正，而應該是徹底的平反！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