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各大媒體進行了聲勢浩大的宣傳，歌頌改革成績，總結改革經驗。但是，對於領導改革開放最卓越的兩位領袖胡耀邦和趙紫陽，前者偶見幾句不得要領，後者不着一字似無其人；對於為全國改革開放探路的四川提及甚少，更見不到時任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的名字，這不能不令四川廣大幹部、群眾感到十分困惑和遺憾。所以，由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出版的紀實性文集《趙紫陽在四川》，就是要再現四川這段波瀾壯闊的改革歷程，還歷史以本來的面目。
讀了這本書我們了解到：趙紫陽是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下旬來到四川。這個時候的「天府之國」，正處在民生凋敝、山川失色的時刻；在經過了自六十年代初開始的十五年饑荒和動盪歲月之後，四川面臨的頭號挑戰是：一億民眾要吃飽肚子。人民公社、「學大寨」、「以糧為綱」、「割資本主義尾巴」，就像一具具制度的、政策的和思想的枷鎖，壓在農民和幹部頭上，人們有腦不能獨立思考，有嘴不能真心說話，有手不能創造性勞動，有腳不能自由遷徒。人還不如動物，怎麼可能滿足自己的衣食等起碼需求？
吳國光在本書的導言部分：解放民眾生命力創造力的「四川模式」中說，兩年之後，僅僅兩年之後，一樣的山川，一樣的天地，一樣的人民，一樣的原野，四川的農業生產就進入了「芝麻開花節節高」的新形勢。這應該算得上人間奇蹟，但它的「秘密」卻稀鬆平常。
本書作者們，異口同聲強調趙紫陽的貢獻。今天已經不被官方媒體提及的舊日民謠，「要吃糧，找紫陽」，在他們的回憶中不僅表現為大量的、切實的事實和數字，並且還在更多的民謠中得到體現和豐富：從「三三見九，不如二五一十」，到「水陸不通走旱路」，趙紫陽沒有點土成糧的魔術棒，我們看到的，是大半時間奔波在鄉間山路、時時駐足傾聽田間老農聲音、看到某地的成功做法馬上連夜召集現場會的這樣一位決不高高在上的官員，是有擔當、也有技巧，敢試驗、也敢拍板，重政策、也重科學的這樣一位兼具政治智慧、道德良心和科學頭腦的平民政治家。最重要的是，他知道，種田的魔術棒，在世世代代耕耘於斯的農民手中。要創造奇蹟，就要在乎、關愛這些農民，而不是在乎上級指示、關愛自己的烏紗，就要尊重、解放這些農民，而不是蔑視、束縛、壓制和盤剝他們。
這就是最初的改革──那個時候，在中國的當代詞典裏，甚至還沒有「改革」這個詞彙。那個時候，創造了人民公社、「學大寨」等這一切踐踏人間常識的偉大「天條」的毛澤東，還昏而未死，死而未僵。在這樣的時候，對一個主政一方的「大員」來說，是敬畏農民那咕咕叫喚的肚子，還是崇拜老毛那胡思亂想的腦袋，這可以決定政治的命運，也就劃開了歷史的分野。沒有打出「民本政治」的動人旗號，也沒有發出「死而後已」的煽情誓言，趙紫陽卻實實在在地實踐了他的平民政治：以滿足平民的需求為目標，以學習平民的智慧為方法，以實踐平民的生活為風格。他知道，政治家的本領不在於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不在於強加給民眾自己的那一套所謂「頂層設計」，甚至也不在於有本事去辦什麽「大事」；民眾自己會創造自己的生活，政治家要容許並且儘可能地幫助小民把他們生活中的小事情一件一件辦好──這在一九七○年代的末期，在那個人們還沒有完全從「領導一切」、「關心國家大事」這樣的噩夢和囈語中醒來的時候，固然是非凡（你也可以讀為「非常平凡」）的智慧和膽識；而就在某黨「代表一切」、中國掘起於世界、中國對於巨大項目的巨大投資讓全球目瞪口呆的這樣一種「盛世」今天，如果還有人意識到中國的無數小民們還有無數小事情需要解決的話，那麽，他恐怕也不能不承認，這依然是中國最為需要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膽略。
吳國光在書中指出，讀罷本書，我們可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中國經濟成功的源頭和秘密，在於民眾從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那一套經濟政治安排中解放出來；民眾能夠得到多少解放，中國就能夠取得多少成功。如果說真的有什麽「中國模式」，這就是「中國模式」的真髓；如果說，有那麽一種「中國模式」，不是要解放民眾的生命力和創造力，而是要在新的財富基礎上，以新的政治包裝和權力設計，來重新創造一套剝奪民眾、壓制民眾、敵視民意的政治經濟制度，那麽，我敢說，無論它今天多麽成功，早晚也要走入死胡同，要被本書所展示的那種旨在解放民眾生命力和創造力的「四川模式」所擊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