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突尼斯開始燃燒的自由民主之火，終於燃燒到非洲與中東地區。中共政府利用其對媒體嫻熟的控制手法，在有關埃及的報道上，主要突出中共政府派專機接回遠在埃及的中國人，以示中共政府對本國子民的關心。（阿波羅網附參考：憤怒網友曝：中共埃及撤僑一人要8500 沒錢不讓上）再用中國新年的各種喜慶祥和的鏡頭暗示中國離埃及的騷亂是多麼遙遠。於是北非中東那讓世界興奮不已的革命，在情況相類的中國卻波瀾不驚，只在海外的中文網上成為新聞題目，推特圈內成為話題。
我相信這場革命會使中國執政者調整國內外戰略。任何國家在制定戰略時，通常要考慮到來自兩方面的壓力，首先是國內各種「壓力集團」和輿論的要求，來自勢力較大的壓力集團的遊說與壓力是影響執政者決策的重要因素。其次則是來自國際政治局勢的影響，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或突發的大的國際事件等。但中國在政府的刻意壓制之下，並無什麼有獨立利益訴求的壓力集團存在，因此國際政治局勢反而成了主要因素。2005年，格魯吉亞、烏克蘭、以及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爆發的顏色革命，中共政府的反應是通過上海合作組織與其他幾個成員國簽署《阿斯塔納元首宣言》，強調反對外力干涉主權國家的內政，落實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三股勢力」，防止顏色革命。從此宣稱各種外國NGO為外國勢力策動顏色革命的工具。開始整肅各種NGO。
按中共政府一貫的政治邏輯，這次非洲中東的革命必然會成為中共政府調整國內外戰略的重要考量因素。目前《人民日報》與《求是》雜誌還未就此發佈專論，但我相信，非洲革命的高潮過後，中國必然會象2005年總結前蘇聯國家顏色革命經驗一樣，堵絕一切對中共統治構成威脅的可能因素。對於埃及，中國總結經驗的重要之點肯定還包括：埃及的秘密警察系統為何未能有效控制局面？因為在這8000萬人的國度里，秘密警察高達100多萬人，與中國的秘密警察統治屬於同類。
關於中國民眾為何不能起而反抗，我在一篇「組織化：埃及革命所有，中國六四所無」（《中國人權雙周刊》2月10日）當中已經詳細分析過。本文只重點分析中共政府將如何構造新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
按照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黃平的理論，毛澤東解決了挨打的問題，鄧小平解決了挨餓的問題，而現在主要解決「挨罵」問題。但中共要堅持的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被其實踐證明是反民主自由與剝奪人權的惡劣制度，在普世價值的觀照下，不可能不受批評指責。於是中國部分智囊想出的辦法是要在國際社會中爭奪所謂「話語霸權」，而爭奪話語霸權的核心在於「概念定義權」。中國要通過這種「概念定義權」來掌控輿論，征服人心，與西方世界打一場「意識形態戰爭」。參與這場意識形態建構的智囊與准智囊，理論水平最高、最能迷惑西方世界的是用新左派話語系統包裝的中國新左派。
新左派強調，西方希望的中國改革當然不是改良，不是改善行政體制。對西方而言，「改革」就是從頭再來，就是拆房子，拆政體。對西方大國的這種企圖不能採取鴕鳥政策，而是要有勇氣應戰，要有能力去爭奪論戰的主動權，在歷史、文化等主要戰線發動進攻，而且戰而勝之。採取的策略一個是破，破國際性的霸權話語系統，解構所謂西方制度，說破這是「皇帝的新衣」，揭穿民主制度這個藥方包醫百病的荒唐；一個是立，在知識界確立對本國生存方式的自覺，「要實事求是地總結中華民族的生存方式，給出關於『中國道路』或者『中國模式』的讓知識界信服的闡述和理論解釋」。
上述中共鞏固一黨專制模式的理論任務，早在2005年之後陸續提出並完善。與此同時，還有紅色革命文化的重塑，其主將是薄熙來，已經被行將接班的第五代領導核心習近平予以肯定。這次突尼斯、埃及革命發生之後，我相信中國共產黨會三管齊下，將破解西方文化、重塑以孔子為代表的中華文化及毛澤東為代表的紅色文化作為建構中共新意識形態的主要元素。
這種意識形態的重構，不在於重構出的意識形態能否說服西方，而在於找到一種抵抗方式，擺出一種防禦姿態，並將其灌輸給本國人民。儘管中國可能會因此維持一段統治者眼中的「和諧」，但在世界獨裁統治政權相繼倒台的勢態下，中國卻可能從亞細亞孤兒變為世界孤兒。但那不是 「世界各國不肯和中國玩平等的遊戲」，而是中國統治者劫持本國人民，自外於世界普適價值體系之外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