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君本名潘希真，乳名小春。浙江省永嘉縣瞿溪鄉人，出生於1917年。她一歲的時候，父親就過世了，四歲那年生母也去世了，生母彌留的時候，把一兒一女託孤給伯母，琦君此後就由伯父伯母撫養長大。幾十年來，琦君散文中感動了無數讀者的爸爸、媽媽，其實是她的伯父、伯母。她的父親潘國綱，民國初年在浙江、福建一帶擔任師長，潘老先生本身允文允武，家教也十分嚴厲，琦君小時候要背詩、背詞、背古文，背不出來往往要挨打。一直到晚年，她還記得，有一次，先總統蔣公蔣介石先生到家裏來，孩子不能出去見客，她就躲在門縫裏偷看，看着那派威嚴，恨不得跑出去跟當然還很年輕的蔣先生握手。想到家裏規矩那麼多，琦君心裏有氣，想着要把這些都記下來。
初中時代，琦君就讀教會學校，學校重視英文，她也喜歡英文，當時她在心裏盤算，將來我要用英文來寫童年往事，寫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有多受罪！為了這個奇特的，出一口氣的理由，讓一個十歲剛出頭的淘氣女孩，後來成為當代文壇深具影響力的作家。
琦君大學就讀於杭州之江大學中國文學系，1943年大學畢業後回到故鄉，在永嘉縣的中學教書，1949年渡海來台，當時身上只有一張大學文憑和七塊銀元。在台灣，她先後擔任過高等法院書記官、司法行政部科長和大學兼任教授，1969年退休，1977年赴美國居住，2004年又回到台灣，定居在台北市近郊的淡水。琦君童年時代雖然對嚴厲的家教十分不適應，長大以後，吃苦的童年，卻成為琦君最甘醇雋永的回憶，她也真的提筆寫下童年的種種，由於天性純真樸質，琦君得以用孩子純淨靈慧的眼光看人看事，讓中國傳統社會中那種樸實敦厚、細膩柔和的情韻，藉着她的散文，溫暖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心。因此，有學者認為：琦君的童年是她自己的，也是鋪陳給廣大讀者的。她的散文作品多半是懷舊的童年往事，煙愁、琴心、紅紗燈、三更有夢書當枕、千里懷人月在峰等都是名著，她的作品多次選入大、中、小學課本，曾經獲得中山學術基金會文藝創作散文獎、新聞局優良著作金鼎獎、國家文藝獎散文獎等重要獎項，是當代最受歡迎的散文作家之一。
作品欣賞:
說明：
「 髻」是琦君最著名的散文作品之一，和琦君很多作品一樣，內容是描寫父親、母親和姨娘之間的感情糾葛。「髻」從母親和姨娘兩個人的頭髮寫起，寫母親雖然擁有美麗的秀髮，卻只梳保守老氣的髻，年輕的姨娘卻總把如雲的秀髮打點得風情萬種，做為吸引父親的手段。作者用極為高明的技巧寫出母親的無助無奈和姨娘的爭強好勝。現在，就請您欣賞琦君用細膩的文筆，把原本沒有生命的髻寫得靈活動人的文學手法。
原文：
母親年輕的時候，一把青絲梳一條又粗又長的辮子，白天盤成了一個螺絲似的尖髻兒，高高地翹起在後腦，晚上就放下來掛在背後。我睡覺時挨着母親的肩膀，手指頭繞着她的長髮梢玩兒，雙妹牌生髮油的香氣混和着油垢味直薰我的鼻子。有點兒難聞，卻有一份母親陪伴着我的安全感，我就呼呼地睡着了。
每年的七月初七，母親才痛痛快快地洗一次頭。鄉下人的規矩，平常日子可不能洗頭。如洗了頭，髒水流到陰間，閻王要把它儲存起來，等你死以後去喝，只有七月初七洗的頭，髒水才流向東海去。所以一到七月七，家家戶戶的女人都要有一大半天披頭散髮。有的女人披着頭髮美得跟葡萄仙子一樣，有的卻像醜八怪。比如我的五叔婆吧，她既矮小又乾癟，頭髮掉了一大半，卻用墨炭畫出一個四四方方的額角，又把樹皮似的頭頂全抹黑了。洗過頭以後，墨炭全沒有了，亮着半個光禿禿的頭頂，只剩後腦勺一小撮頭髮，飄在背上，在廚房裏搖來去幫我母親做飯，我連看都不敢沖她看一眼。可是母親烏油油的柔發卻像一匹緞子似的垂在肩頭，微風吹來，一綹綹的短髮不時拂着她白嫩的面頰。她眯起眼睛，用手背攏一下，一會兒又飄過來了。她是近視眼，眯縫眼兒的時候格外的俏麗。我心裏在想，如果爸爸在家，看見媽媽這一頭烏亮的好發，一定會上街買一對亮晶晶的水鑽髮夾給她，要她戴上。媽媽一定是戴上了一會兒就不好意思地摘下來。那麼這一對水鑽夾子，不久就會變成我扮新娘的「頭面」了。
父親不久回來了，沒有買水鑽髮夾，卻帶回一位姨娘。她的皮膚好細好白，一頭如雲的柔發比母親的還要烏，還要亮。兩鬢像蟬翼似的遮住一半耳朵，梳向後面，挽一個大大的橫愛司髻，像一隻大蝙蝠撲蓋着她後半個頭。她送母親一對翡翠耳環。母親只把它收在抽屜里從來不戴，也不讓我玩，我想大概是她捨不得戴吧。
我們全家搬到杭州以後，母親不必忙廚房，而且許多時候，父親要她出來招呼客人，她那尖尖的螺絲髻兒實在不像樣，所以父親一定要她改梳一個式樣。母親就請她的朋友張伯母給她梳了個鮑魚頭。在當時，鮑魚頭是老太太梳的，母親才過三十歲，卻要打扮成老太太，姨娘看了只是抿嘴兒笑，父親就直皺眉頭。我悄悄地問她：「媽，你為什麼不也梳個橫愛司髻，戴上姨娘送你的翡翠耳環呢？」母親沉着臉說：「你媽是鄉下人，那兒配梳那種摩登的頭，戴那講究的耳環呢？」
姨娘洗頭從不揀七月初七。一個月里都洗好多次頭。洗完後，一個小頭在旁邊用一把粉紅色大羽毛扇輕輕地扇着，輕柔的髮絲飄散開來，飄得人起一股軟綿綿的感覺。父親坐在紫檀木榻床上，端着水煙筒噗噗地抽着，不時偏過頭來看她，眼神里全是笑。姨娘抹上三花牌髮油，香風四溢，然後坐正身子，對着鏡子盤上一個油光閃亮的愛司髻，我站在邊上都看呆了。姨娘遞給我一瓶三花牌髮油，叫我拿給母親，母親卻把它高高擱在櫥背上，說：「這種新式的頭油，我聞了就泛胃。」
母親不能常常麻煩張伯母，自己梳出來的鮑魚頭緊的，跟原先的螺絲髻相差有限，別說父親，連我看了都不順眼。那時姨娘已請了個包梳頭劉嫂。劉嫂頭上插一根大紅簽子，一雙大腳鴨子，托着個又矮又胖的身體，走起路來氣喘呼呼的。她每天早上十點鐘來，給姨娘梳各式各樣的頭，什麼鳳凰髻、羽扇髻、同心髻、燕尾髻，常常換樣子，襯托着姨娘細潔的肌膚，裊裊婷婷的水蛇腰兒，越發引得父親笑眯了眼。劉嫂勸母親說：「大太太，你也梳個時髦點的式樣嘛。」母親搖搖頭，響也不響，她噘起厚嘴唇走了。母親不久也由張伯母介紹了一個包梳頭陳嫂。她年紀比劉嫂大，一張黃黃的大扁臉，嘴裏兩顆閃亮的金牙老露在外面，一看就是個愛說話的女人。她一邊梳一邊嘰哩呱啦地從趙老太爺的大少奶奶，說到李參謀長的三姨太，母親像個悶葫蘆似的一句也不搭腔，我卻聽得津津有味。有時劉嫂與陳嫂一起來了，母親和姨娘就在廊前背對着背同時梳頭。只聽姨娘和劉嫂有說有笑，這邊母親只是閉目養神。陳嫂越梳越沒勁兒，不久就辭工不來了。我還清清楚楚地聽見她對劉嫂說：「這麼老古董的鄉下太太，梳什麼包梳頭呢？」我都氣哭了，可是不敢告訴母親。
從那以後，我就墊着矮凳替母親梳頭，梳那最簡單的鮑魚頭。我點起腳尖，從鏡子裏望着母親。她的臉容已不像在鄉下廚房裏忙來忙去時那麼豐潤亮麗了，她的眼睛停在鏡子裏，望着自己出神，不再是眯縫眼兒的笑了。我手中捏着母親的頭髮，一綹綹地梳理，可是我已懂得，一把小小黃楊木梳，再也理不清母親心中的愁緒。因為在走廊的那一邊，不時飄來父親和姨娘琅琅的笑語聲。
我長大出外讀書以後，寒暑假回家，偶然給母親梳頭，頭髮捏在手心，總覺得愈來愈少。想起幼年時，每年七月初七看母親烏亮的柔發飄在兩肩，她臉上快樂的神情，心裏不禁一陣陣酸楚。母親見我回來，愁苦的臉上卻不時展開笑容。無論如何，母女相依的時光總是最最幸福的。
在上海求學時，母親來信說她患了風濕病，手膀抬不起來，連最簡單的螺絲髻兒都盤不成樣，只好把稀稀疏疏的幾根短髮剪去了。我捧着信，坐在寄宿舍窗口淒淡的月光里，寂寞地掉着眼淚。深秋的夜風吹來，我有點冷，披上母親為我織的軟軟的毛衣，渾身又暖和起來。可是母親老了，我卻不能隨侍在她身邊，她剪去了稀疏的短髮，又何嘗剪去滿懷的悲緒呢！
不久，姨娘因事來上海，帶來母親的照片。三年不見，母親已白髮如銀。我呆呆地凝視着照片，滿腔心事，卻無法向眼前的姨娘傾訴。她似乎很體諒我思母之情，絮絮叨叨地和我談着母親的近況。說母親心臟不太好，又有風濕病，所以體力已不大如前。我低頭默默地聽着，想想她就是使我母親一生鬱鬱不樂的人，可是我噎一點都不恨她了。因為自從父親去世以後，母親和姨娘反而成了患難相依的伴侶，母親早已不恨她了。我再仔細看看她，她穿着灰布棉袍，鬢邊戴着一朵白花，頸後垂着的再不是當年多采多姿的鳳凰髻或同心髻，而是一條簡簡單單的香蕉卷。她臉上脂粉不施，顯得十分哀戚，我對她不禁起了無限憐憫。因為她不像我母親是個自甘淡泊的女性，她隨着父親享受了近二十年的富貴榮華，一朝失去了依傍，她的空虛落寞之感，將更甚於我母親吧。
來台灣以後，姨娘已成了我唯一的親人，我們住在一起有好幾年。在日式房屋的長廊里，我看她坐在玻璃窗邊梳頭。她不時用拳頭捶着肩膀說：「手酸得很，真是老了。」老了，她也老了。當年如雲的青絲，如今也漸漸落去，只剩了一小把，且已夾有絲絲白髮。想起在杭州時，她和母親背對着背梳頭，彼此不交一語的仇視日子，轉眼都成過去。人世間，什麼是愛，什麼是恨呢？母親已去世多年，垂垂老去的姨娘，亦終歸走向同一個渺茫不可知的方向，她現在的光陰，比誰都寂寞啊。
我怔怔地望着她，想起她美麗的橫愛司髻，我說：「讓我來替你梳個新的式樣吧。」她愀然一笑說：「我還要那樣時髦幹什麼，那是你們年輕人的事了。」
我能長久年輕嗎？她說這話，一轉眼又是十多年了，我也早已不年輕了。對於人世的愛、憎、貪、痴，已木然無動於衷。母親去我日遠，姨娘的骨灰也已寄存在寂寞的寺院中。這個世界，究竟有什麼是永久的，又有什麼是值得認真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