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仔細地考察，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文精神的主要載體是散文，而散文的產生是當時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的藝術反映，以《尚書》為例，這是我國目前最早的散文結集，它客觀地記敘了虞、夏、商、周四代的社會發展狀況，上起原始社會末期的唐堯，下至春秋時的秦穆公。《尚書》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史書，也是古代世界著名的歷史典籍之一。《尚書》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尚書》，它噎是很成熟的散文著作了。此後的儒家經典《十三經》，除了其中的《詩經》和《爾雅》兩部著作，其餘的均是非常優秀的散文著作。所以，有理由認為，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文精神是在散文這種文體裏得到傳承和發展的，這是其他文體所不能勝任的。

　　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文精神高地的守護，文學與現實的聯繫，散文功不可沒。即使在今天，在流行的大眾文化借重影視、網絡、甚至於小說等，通過媒介渠道，高唱着享樂至上、欲望人生，消解現實的嚴酷性與人文的理想主義精神之時，散文依然固守着比較高潔的人文精神情操。散文擔負着時代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建設的重要責任。我們現在要做的工作是，發掘古典優秀散文的藝術特質，為當代散文的發展提供有益的美學借鑑，抵抗現代工業化進程中虛浮的泡沫的並且不負責任的消解、顛覆高尚的文化和人文精神的低俗的東西，重新建構社會文明，這是研究古典散文的意義所在。

　　從甲骨文、青銅器上的銘文開始，到先秦戰國時代及以後的各個歷史時期，散文是我國正統的文學主流，具體來說，中國古典散文的發展，沿着兩條線索前進，一條是「文以載道」的散文線索，一條是張揚個性的抒情散文的線索。比較起來，前者是中國古典散文的主流。從先秦諸子到明清散文，產生了不少傑出的散文家，孔子、孟子、荀子、韓非子、墨子等，到韓愈及其歐陽修、王安石所謂的「唐宋八大家」，再到明代的諸位散文家，都是始終貫徹着「文以載道」的散文思想。而張揚個性的抒情的散文，則在中國散文的發展過程中不是十分發達的，但也不能說沒有發展，今天，我着重論述的是第二個發展線索。

　　先秦的諸子中，最講究散文抒情藝術的是莊子。莊子的散文，汪洋大海一般，想像的張力很大，比喻十分新鮮。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綱要》中指出，莊子屬於「文辭之美富者」。而著名學者聞一多則認為莊子堪稱先秦諸子中唯一的文學家：「如果你要的是純粹的文學，在莊子那素淨的說理文的背景上，也有着你看不完的花團錦簇的點綴——斷素，零紈，珠光，劍氣，鳥語，花香——詩，賦，傳奇，小說，種種的原料，盡夠你欣賞的，採擷的。這可以證明如果莊子高興做一個文學家，他不是不能。」同時，聞一多認為，莊子具備了一個傑出文學家和詩人的基本素質：「他那嬰兒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惆悵，聖睿的憧憬，無邊無際的企慕，無崖際的艷羨，便使他成為最真實的詩人。」又說，「南華的文辭是千真萬確的文學，人人都承認。可是《莊子》的文學價值還不只是在文辭上。實在連他的哲學都不像尋常那一種矜嚴的、峻刻的、料峭的一味皺眉頭，絞腦子的東西；他的思想本身便是一首絕妙的詩。」莊子的散文主要結集在《莊子》中，共約 33篇。《莊子》的意義在於它是先秦散文成熟的標誌，也是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魯迅說：「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莊子》開闢了古典抒情散文的道路，其藝術特色是：用鮮明的藝術形象來闡明哲學道理，想像奇特瑰麗，富有強烈的抒情色彩，形之於語言上，則是氣勢磅礴，句式變化無常，長短參差，詞彙豐富，有很強的藝術表現力。莊子是中國抒情散文的第一家。

　　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是中國古典抒情散文的第二大家。司馬遷在史學上的貢獻，具有開創性，而在散文藝術上的貢獻也具有開創性。司馬遷是一個極富情感的散文家，讀他的《報任安書》，你會感到他的文章「操縱起落，俱挾浩氣流行，如怒馬奔馳，不可羈勒」，「直寫胸臆，發揮又發揮，惟恐傾吐不盡，讀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噓欲絕，真是大有力量文字。」司馬遷寫史，以雅潔稱世，班氏父子因此稱其為有「良史」之才，但是讀司馬遷的史傳散文，感覺其文並未因雅潔而喪失了情感的力量，有人這樣評價司馬遷，「他的文辭，筆力勁拔。在他發痛憤的地方，文情如火如荼，悲哀之處又非常淒絕，極盡文章的能事」。他的愛憎情感，往往在敘述的語言中見出。於他所敬愛的人，他常以無限深情的敬語敘其娓娓事跡，如對戰國四君子，司馬遷獨愛信陵君，故其他三君子之傳記分別為《孟嘗君列傳》、《平原君列傳》、《春申君列傳》，而信陵君傳獨稱《魏公子列傳》，只此一稱呼，就已見司馬遷對信陵君的愛賞親昵之情。文中敘寫信陵君屈交貧賤、仗義救趙、低節趙客，處處彰顯魏公子的高尚情操和慧眼識才，彰顯他的虛心待客、真心愛才，字裏行間，都是對信陵君的愛重之意。再如《李將軍列傳》。對於漢之飛將軍李廣，司馬遷異常欣賞。在他看來，李廣身上有無數值得嘆賞之處：驍勇善戰，勇武無雙；輕財愛士，憐惜士卒；沉着冷靜，遇事不慌；帶兵有素，指揮有方；威名遠震，聲播四方，但就是這樣一個令匈奴人聞之喪膽的英雄將領，卻終生不得封侯，最終因不願復對刀筆吏而自殺身亡。司馬遷同情李廣的遭遇，又不能解釋或不敢解釋其中真實的原因，於是只好以「數奇」概括李廣的一生，其所傳達的，是對李廣命運的不平之慨。司馬遷的敘述語言就是這樣，語語傳情，字字達意，喜歡也罷，尊重也罷，厭惡也罷，憎恨也罷，情感傾向極其明朗，絕少掩飾和隱藏，因而，讀司馬遷的散文，極容易為他散文敘述語言的情感力量所趨動，跟他一起喜，隨他一起憂，而這，正是司馬遷散文的動人之處。魯迅說司馬遷的《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裏的韻，應該是指《史記》中散發出來的濃厚的感情色彩。

　　中國古典抒情散文發展過程中，第三個人物是南北朝的陶淵明。陶淵明留存下來的散文、辭賦總共只有十多篇，但幾乎每一篇都很出色。其主要藝術特點，與詩歌一致，也有個別幾篇，風格不盡相同。散文中《桃花源記》最為著名。這篇散文實際近於小說，所以又被收錄在據傳是陶淵明著的志怪小說集《搜神後記》中。文中虛構的「世外桃源」，既有儒家幻想的上古之世的淳樸，也有老子宣揚的「小國寡民」社會模式的影子，其中鄉村景象的描繪，又同作者的田園詩意境相似。可以說，它既是作者依據他的社會理想所作的美好想像，也代表了那個動亂時代的廣大民眾對太平社會的嚮往。文章的語言優美而樸素。如寫武陵漁人初入桃源的一節：「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 寫桃花源中風光：「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這種文筆，使語言、意境、主題達到高度的統一。《五柳先生傳》是作者自況，也是一篇奇文。全篇只百餘字，以一「不」字貫通始終。開頭便是「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既而又是「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結束「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意義還是一個「不」。大量使用這個否定詞，意蘊在於表示自己對世間的一切無所措意、無所執着，只是任情率真地生活。不但世俗的榮名毫無價值，就連一個人的姓名也是外加的東西，可有可無。這就是所謂「自然」的人生哲學。用語淺而含蘊深，是這篇短文的顯著特點。辭賦以《歸去來辭》最為著名。此篇作於陶淵明在彭澤令任上決心辭官歸隱之際。文中關于歸途景象和還鄉以後生活的描寫，均出於想像。在古代各種文體中，辭賦的基本特點就是華美，而陶淵明這篇賦卻寫得相當樸素，語言清新流利。它的抒情色彩濃厚，富有詩意，同時又充滿了哲理的內涵。「舟超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想像歸途中的自由無羈、輕鬆愉悅，令人心曠神怡。「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等寫景之筆，非常形象地體現了自然界自生自化、充足自由的靈韻。正因為這些描繪所反映的不僅僅是客觀對象，也包括作者自身的人生情趣，才特別地美好動人。上述幾篇，情調都比較平和。而《感士不遇賦》着重抒發懷才不遇、政治理想無法實現的苦悶，就顯得比較激烈；《祭程氏妹文》悼念胞妹，則真情流瀉，悽惻感人。

　　第四位是唐代大詩人柳宗元。柳宗元名列「唐宋八大家」，他散文藝術成就在於山水散文，其實也是很漂亮的抒情散文，很少學究氣，是從心靈里自然流瀉出來的。柳宗元山水遊記的著名代表作是「永州八記」。這「八記」並非單純的景物描摹，而是往往在景物中托意遙遠，抒寫胸中種種不平，使得山水也帶有了人的性格。他的散文語言簡煉生動，常運用虛實結合、夾敘夾議方法謀篇佈局，使得文章意趣橫生。此外，柳宗元在文中多用短句，節奏明快而富於變化，這是他汲取駢文之長所形成的。抒情散文最關鍵的是張揚作者的個性，通過對自然景色的描寫，反映出自己內心的情感，或者幽怨，或者樂觀。使自然景色投射出濃厚的思想感情，具有了人的性格特徵。

　　第五位是宋代偉大的文學家蘇東坡。蘇東坡的散文種類很多，其史議政的論文，包括奏議、進策、史論等，大都是同蘇軾政治生活有密切聯繫的作品。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無當帶有濃厚的制科氣外，確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頗具識見的優秀篇章。如《進策》、《思治論》、《留侯論》等，見解新穎，不落窠臼，雄辯滔滔，筆勢縱橫，善於騰挪變化，體現出《孟子》、《戰國策》等散文的影響。而敘事紀游的散文在蘇文中藝術價值最高，有不少廣為傳誦的名作。記人物的碑傳文，如《潮州韓文公廟碑》，記樓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記》。其寫景的遊記，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見長，如《石鐘山記》、前後《赤壁賦》，即地興感，借景寓理，達到詩情畫意和理趣的和諧統一。蘇軾的記敘體散文，常常熔議論、描寫和抒情於一爐，在文體上，不拘常格，勇於創新；在風格上，因物賦形，汪洋恣肆；更能體現出《莊子》和禪宗文字的影響。書札、題記、敘跋等雜文，在東坡集中也佔有重要地位，所寫書札尺牘如《上梅直講書》、《與李公擇書》等，大都隨筆揮灑，不假雕飾，使人洞見肺腑，最能顯現出作者坦率、開朗、風趣的個性。蘇軾寫了不少題記、序跋、雜着，品詩評畫，談論書法，總結創作經驗。如《南行前集敘》、《書吳道子畫後》、《文與可篔鱔谷偃竹記》等。此外，蘇軾還有一些記述治學心得的雜文，如《日喻》、《稼說》等，寫法上能就近取譬，深入淺出，內容上也有不少獨得之見。蘇軾還有流傳較廣的筆記文《東坡志林》，此書東坡生前已提及，但未完成，今傳本實後人編輯。《稗海》所收《志林》，內容較多，史論而外，還有不少隨筆、雜感、瑣記，寫人記事，言簡而明，信筆揮灑，頗饒情致，隨手拈來，即有意境和性情。蘇東坡自論道：「某平生無快意事，唯做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作文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映生」。這說明了，蘇東坡的胸中經常翻卷着一股浩蕩的「氣」，這種「氣」就是濃烈的情感。情感就像秋水那樣浩淼，不論平原高山，遇之則橫溢，橫溢則有充滿着主觀情感色彩的大文章。所以，蘇東坡的散文，眼界寬闊，骨骼高尚，情感真切，是至情文章，張揚着個體生命意識，是中國古典抒情散文的高峰！

　　第六位是明代的袁宏道。袁宏道的散文以遊記和尺牘為主。遊記寫得與柳宗元不同，只注重遊玩的趣味，而不及人生感悟。寫景是個好手，算得上清新細膩。如「時方春仲，晚梅未盡謝，花片沾衣，香霧霏霏，瀰漫十餘里，一望皓白，若殘雪在枝。奇石艷卉，間一點綴，青篁翠柏，參差而出。」（《天池》）頗為可讀。寫飛來峰「渴虎奔猊，不足為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為其怪也；秋水暮煙，不足為其色也；顛書吳畫，不足為其變換詰曲也」更是飛來神筆。尺牘中以牢騷為上品。牢騷多是「吳令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斷，項欲落」；「錢穀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風影，過客積如蚊蟲，官長尊如閣老」；「令所對者，鶉衣百結之糧長，篁口利舌之刁民，及虱蟣滿身之囚徒耳」。以上不過是說自己的勤苦，至於描摹自己的醜態，更是刻薄的近於毒辣——「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制錢穀則倉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 熱中人冷眼自嘲，竟然鞭鞭見血。總的說來袁中郎文字屬於抒發情感，很少方巾習氣。只是游不過西湖、虎丘；牢騷不過苦令。使人覺得他的散文題材很是狹窄。但是，袁中郎的散文，是對「文以載道」散文傳統的反動，在整個明代散文園地里，吹來一股清新的風，令人耳目為之一新，抒發的情感也平淡天然，原來散文還有貼近人的性靈的特性，也是袁中郎在古典抒情散文上的貢獻了。

　　第七位是明末的張岱。張岱在自己的詩文集《一卷冰雪文》中說：「至於余所選文，獨取冰雪。」認為 「文之冰雪，在骨在神」。也就是說，張岱的散文是有自己的精神追求的。

　　表現在張岱散文上，這種精神便具有了鮮活靈動的藝術情韻。他的《湖心亭看雪》是描寫西湖雪景的絕唱，最為人稱道的是下面一段：「霧淞沆碭，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在天地一片蒼茫之際轉寫湖上影子，以傳神生動的量詞給西湖雪景傳神寫照，觸摸到了山水的生命脈搏。張岱還善於運用洗鍊而傳神的白描。寫人物，以凝鍊整飭的詩化語言直入人的性情之中，如寫魯雲谷的潔癖：「性極好潔，負米顛之癖，恨煙恨酒，恨人擷花，尤恨人唾穢地。聞喀痰聲，索之不得，幾學倪迂，欲將梧桐斫盡。故非解人韻士，不得與之久交。」這樣寥寥幾筆，人物性情毫髮畢現，其中作者自己的愛與憎也和盤托出。張岱的山水散文或者記事寫人的散文，都有着強烈的抒情色彩，是中國古典抒情散文的最後一個壓軸作家。

　　以上的七位抒古典情散文家，他們的共同特徵是：他們的散文在一定意義上擺脫了社會附加在散文上的現實政治色彩，大都從個體的情感體驗出發，具有強烈的抒情性；創作了具有語言美、意境美、情感美的氣韻生動的藝術散文；創造或者保持了傳統優秀的文化和人文精神；對後世的散文發展特別是對中國的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起到了積極的建設作用；經歷了千百年嚴酷的歷史的淘汰仍然煥發出旺盛的藝術生命。這就是評判他們是中國古典抒情散文家的原因和理由。更重要的是，在他們的散文中，還具有新異的散文藝術思想。因為，中國古典散文從它誕生的那時候，非常顯著的特徵是「文以載道」，是緊密和現實的政治相聯繫，和道德說教相聯繫，而張揚個性的抒發個人情感的散文則並不發達，以上的七位散文大家，在背叛正統的古典散文道路，走向抒情的審美的散文不同程度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所以，他們是中國古典抒情散文的旗幟。當然，也不排除其他的古典散文大家，例如南北朝時期的王均，他的散文數量不多，僅僅三篇書信，就足以成就他的抒情散文大家的地位，可是，和這六位抒情散文家相比，在開創性和藝術貢獻上就稍微弱一點，因此，中國古典抒情散文藝術大家就不選他們了，這並不影響他們在整個中國散文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