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 長篇連載 > 正文

專書連載:失去新中國 第七章 橫空出世

—美商在中國的理想與背叛

作者:
廣義上講,在八十年代我們把它當作盟國,允許有限的殺傷武器和民用技術出口給中共,沒有引起太多的麻煩。九十年代,我們開始發現它是個武器擴散國,於是我們開始對敏感的高科技採取控制措施,不過為時已晚,漏洞太多,防不勝防。

廣義上講,在八十年代我們把它當作盟國,允許有限的殺傷武器和民用技術出口給中共,沒有引起太多的麻煩。九十年代,我們開始發現它是個武器擴散國,於是我們開始對敏感的高科技採取控制措施,不過為時已晚,漏洞太多,防不勝防。雖然我們搶先一步制止了洛拉爾公司(Loral)把軍用衛星出口給中共,但他們提供的技術還是改進了中共的火箭性能;瀋陽的波音公司(Boeing)分廠在收到停產命令之前,一直在為蘇-27提供民用航空配件;昇陽計算機公司(Sun Microsystems)想盡辦法向中共出售超級計算機,而中共計算機製造業的老大--聯想集團接着就把這些超級計算機轉手賣給解放軍。中共有個技術採購單子,其中被拒絕的有晶片定製技術和算法(晶片很難仿製)、隱型技術和軍事應用軟件等等。

在北京的美國電訊公司和其它高科技公司的總裁們一般都認為中共不是我們潛在的敵人,他們認為只要不賣導彈的控制導引系統,「正常」商業交往不會傷害美國利益。另外,中共信息系統的技術協議必須要基本符合美國標準,否則,全球商業通訊會是一團糟。在這個階層中,至少有兩位專家另有主張。他們都願意見我,但同時又像布萊克那樣要求身分嚴格保密。我暫時稱他們為『懷特』(White)(若干跨國電訊公司的顧問)和『格雷』(Grey)(技術和互聯網分析家)。

懷特認為現代軍事技術正經歷一場革命,而這場革命完全取決於互聯網的發展:「中共致力發展信息領域的優勢將對美國構成最大的威脅。」他指出,中共一年可產生一百萬工程師,他們輕而易舉的打下了基礎。信息加密技術「相當於太空領域的科技角逐」,中共享五年時間已從零數字發展到二百五十六數字加密。他對美國技術公司普遍存在的傲慢頗有看法,他說,那種以為我們技術革新的速度快得使中共無法採用商業辦法複製微處理器的想法荒唐可笑。(儘管按美國標準是很慢,中共最近還是搞出了他們自己的第一個微處理器,龍芯。他們聲稱研製花費一百三十萬美元。令人好奇的是,英特爾(Intel)公司去年為中共高等院校的贊助費用也是這個數字。)懷特說,「一涉及互聯網,軍用和民用之間就很難劃分。美國軍方直接使用剛下貨架的膝上計算機,所以中共的資金花在哪裏最上算?在鋼鐵上呢?還是在信息戰上呢?…中共能承受多少個登月計劃和曼哈頓工程呢?只能承受幾個,但他們能做成。」

懷特分析了中共的具體作法。獲取尖端技術的一個作法是從以色列等國購買。吉拉特(Gilat)公司向中共出售了加密性能上乘的計算機、先進算法、軟件、晶片、聲音擾頻器和所謂的「可設定地址的加密」技術。加拿大是另一個薄弱環節,溫哥華高幹子弟的關係網提供了許多可乘之機。另一個作法叫作螞蟻啃大象。有超級計算機最好,如果沒有,可以串聯許多計算機來處理大型計算項目,這種事在中共那裏就方便多了。

中共的信息產業部廣撒大網,充分利用處在美國安全機構監視之下的眾多超小型公司來運作。對此,布雷赫特別加以證明,他說,「中共為購買這些技術,做出巨大努力。儘管購買清單隨時間不斷變化,中共主導的採購行動從沒有放鬆。赴美訪問團體數目不斷上升,大部分團體是美國公司贊助的,可優先拿到簽證。…駐北京公司的代表忙着改善公司形象,發出邀請的美國公司並沒有賣任何東西,但提供了接洽管道。這些中共人士一旦拉上了關係,他們會另找合適的公司來訂購相關技術產品。」

二○○二年十一月,據報導,證交所僱員詹美玲(Mylene Chan)被迫辭職。這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女士把她經手的一些公司為證交所撰寫的秘密報告轉交給中共,其中不乏涉及國防和情報領域的承包商。但證交所一直沒有把此事上報給聯邦調查局,令人懷疑好像在掩蓋什麼。

這條消息出現後,我在北京一些新聞界的朋友對此嘲笑不已。主要是因為最先報導的記者是《華盛頓時報》的比爾•格茨(Bill Gertz)(被認作是專找中共麻煩的記者),其次是因為報導使用了「間諜」一詞,他們認為這個詞有些過時。不過我想既然這些秘密報告涉及保密項目和公司財政狀況,這些不正是國家安全部想知道的情況嗎?在一次與布萊克的會面,他立即證實了這件事,並指出這件事恰巧反映了中共的興趣所在。

道瓊指數低於一萬點時,正是中共尋找受傷動物的時候,即那些混不下去而又有先進軍事軟件的小型高科技公司。接觸他們的公司往往看起來與中共軍方沒有任何瓜葛。

格雷證實了布萊克的說法並補充說,「中共挑選的不只是小公司,那些願意幫助中共的大公司一樣受青睞。北電網絡(Notel)和朗訊(Locent)一落千丈時,中共成了他們的救星。中共希望他們支撐下去。」最有價值的民用技術應用到國防領域一直在悄悄進行;或者直接轉換門庭,或者通過仿製的方式,這些從未見諸報端。特別是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中共相關部委有許多推波助瀾的機會。

但好處是雙向的。格雷認為,「科技公司的總裁受到的歡迎程度會遠遠超過中小國家首腦來訪的待遇。」這些公司得到的回報不僅是招攬到投資和引發股票在華爾街上漲,還包括技術轉讓。這是由於中國缺乏透明度和沒有證交所這樣的機構造成的。懷特問我,有辦法制止嗎?什麼辦法也沒有。不許出售?在這樣的市場潮流下不許出售?現在的問題不是不許出售,而是如何出售。如果洛拉爾倚仗同政府的密切關係可以出售,那還能制止誰呢?

我們已經看到摩托羅拉在一九九五年用於賄賂的款項一年高達六千萬美元,約佔預算的百分之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從那時起中共官員越來越貪得無厭。美國公司正努力應付這種挑戰,不過他們用於賄賂的數目畢竟沒有他們在當地為中共建立研發機構的開銷大。

例如,中共官方喉舌新華社曾在二○○三年報導:「摩托羅拉軟件集團為擴大它在南京的軟件中心再傾入一千萬美元。」但這只是摩托羅拉在大陸建立的十八個軟件中心的其中之一。據報導,另有七個工廠正在施工,這些都不是小廠。摩托羅拉在蘇州的工廠有七十位高級半導體專業人士。SARS高峰期間,摩托羅拉(因為媒體對於它臨時關閉了在北京公司總部的報導,覺得有失顏面)宣佈計劃追加投資九千萬美元,用於在北京的研發設施,並在未來五年之間再投資五億美元。摩托羅拉還計劃把它在華投資總額提高到二○○六年的一百億美元。屆時從業的研究人員和工程師的總數可達五千人。

然而數字反映的內容很有限。據觀察家和專業人士介紹,摩托羅拉在華設立的研發基地都是一流的設施,與摩托羅拉在美國本土的設施不分上下;唯一的區別是有些研製項目的目標來自中共軍方。許多美國公司都曾表示要在中國開闢研發中心,不過尚未付諸行動,仍處在公關階段。而摩托羅拉的研發中心早已參與了科技部863工程的尖端項目:第四代無線通訊,使用每秒千萬位組的傳輸速度、可同時用於商業和國防的移動通訊技術、半導體和生物工程……這些都是軍民兩用技術。摩托羅拉在華的許多經理都是美籍華人,各自出於不同原因,回到出生地中國工作;當地僱員至少佔百分之八十,公司多次證實絕不會對中國工程師作背景調查。

「這為他們提供了最佳的培訓場所,」布萊克談到這些實驗室時這樣表示,「這像一種賄賂,一種已寫成劇本的賄賂。我們對此沒有任何辦法。」我問他誰能進去呢?包括黨員嗎?包括解放軍的鼴鼠嗎?有沒有保護公司專利的防護措施呢?「沒有措施,所有技術直接拱手送出。」

摩托羅拉只是眾多美國公司在中國開設研發中心的一個。最初,懷特解釋說,這種作法被認定為公司的一種慈善表現,可促進與中國政府發展關係,「是的,我們願出資七億五千萬美元用於研發,但我們還沒有找到地方。」在過去兩三年中,不知在哪裏發生了變化,它從公司的公關手段變成了那些期望在中國市場佔有一席之地的所有公司爭先效法的模式。IBM的主要研發中心設在北京清華大學內,英特爾的研發中心在它旁邊;蜂井(Honeywell)在天津設立了研發中心;微軟(Microsoft)投資一億三千萬分別在蘇州、上海和北京建立了研發中心,同時允許中方「有限度接觸」它的原始碼。通用電器(GE)在上海的研發中心據說是它在世界上第三大研發中心;朗訊建立了四個研發中心,並保證再投資五千萬美元用於研發。阿爾卡特公司(Alcatel)正在為中國航天技術研究院開發第一顆大容量衛星,它正在建立的研發中心將僱用三千五百名工程師。(阿爾卡特公司有一句口號,叫做:「立足中國,放眼世界。」)

我問布萊克為什麼美國公司要走這條路?他回答,在華的美國公司(還有外國公司)都在下賭注。他們轉讓技術的速度已超過了他們發明創造的速度。建立一流的研發設施一方面為了與中國政府拉好關係,另一方面為了建立中國政府對公司的技術依賴,儘管這種依賴非常短暫。對於這些公司而言,由於中國工程師相對便宜,這種投資看起來還算值得。然而,在中國嚴守工業秘密常被視為愚腐之舉;儘管摩托羅拉在矽谷也會發現這類泄密事件,但加州根本無法與國家安全部相比。

即使回到九十年代初期,外國公司因為中共血洗天安門而裹足不前,中共領導層那時已經意識到美國公司的圓滑特徵。到一九九三年,中共領導人採取了憑藉密切的經貿關係,來影響美國政府和國會放鬆對華的技術轉讓,即以「貿易手段處理貿易議題」(這個政策後來又用來對付台灣)。替中共遊說的美國公關顧問們為了充分利用這個新政策,在他們的宣傳中毫不臉紅地把這些目標稱之為「中國關於區域安全議題的先進政策」。

我們注意到,在美國方面這個攻勢集中在如何通過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早先叫做正常貿易關係,更早之前叫做最惠國待遇)。二○○○年辯論是否通過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時,辯論圍繞美國工商業是否會從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獲得商業好處,並以加入世貿組織來取消每年圍繞美中貿易關係展開的辯論。然而,通過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本身就意味着對以往年復一年的就正常貿易關係議題爭鬥的認可,那種爭鬥就好比曠日持久的陣地戰。

美國勞聯—產聯(AFL-CIO)是反對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主要團體。每次辯論,他們都準備周全。一九九四年那次辯論他們帶去了三大箱材料,包括國會聽證紀錄、新聞剪報和雙方的宣傳材料。中共的遊說者那時開始運用我在這本書中提到的論據:中國正在變化;美國商家是促成變化的先驅;美中貿易是雙贏;另外我們究竟要和誰談論人權呢?這些論據最終成了上報國會的標準化材料,只不過每年稍有變化而已。反對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一方包括工會左派和政界的保守人士,他們總希望有所突破;一年圍繞中共監獄產品出口,另一年是關於洛拉爾的醜聞或者賣到美國街頭幫派手中的中共AK-47自動步槍。他們年年在最惠國待遇的投票表決中敗北,到了二○○○年,國會將就永久正常貿易關係進行一次關鍵的投票,準備的材料不到一箱,好像雙方已失去了興趣。如果你問工會活動家他們敗下陣的原因,他們會翻翻眼睛說,「鮑比•柯白(Bob Kapp)。」

在一九九四年,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聘請了著名中國問題學者鮑比•柯白作為主席。中共遊說團體終於找到了他們的理想人物:「天安門之後,時至今日,一張照片一直在我身邊,上面身着白襯衫深色褲子的男子面對一長串坦克。這一幕將永遠銘記我們心中。這一幕將不會因為我們的疏忽導致重演……中國的經濟發展對參與世界經濟起重要作用,也是我們見證中國社會進化到更人道和更寬容的政治環境的最好希望。」

完美且認真,大膽並欣然,持反中共立場的慷慨激昂就這樣被剔除了(甚至借用天安門屠殺來冠冕堂皇地支持正常貿易關係)。 

柯白把美國商會、柯林頓政府、學術團體、智庫、非政府組織和工商領袖組織到一起。一九九六年他們以「工業草根倡議」的方式影響國會通過中共的最惠國待遇。波音、洛克威爾、摩托羅拉、通用電器、TRW、通用汽車、福特、伊士曼化工(Eastman Chemical)、耐克等參與中國投資的大公司分別負責向所在州的國會議員遊說。季辛吉(Kissinger)和斯考特羅夫特(Scowcroft)等政治元老坐着輪椅出去為他們畢生的使命-打開中國-作最後的宣傳(鑑於季辛吉的顧問公司豐厚的盈利,他此舉也是在為他的生存作宣傳)連駐華大使詹姆士•薩瑟(James Sasser)也在督促美國公司總裁們去遊說國會支持最惠國待遇:「由國會議員所在州或選區的總裁前來問候或打來的電話對議員最有影響力。」

在這場精心組織的遊說給最惠國待遇的「敲門」活動中,北京美國商會的代表準備談話提綱時,甚至考慮到可能出現更嚴重鎮壓法輪功而造成的更尷尬局面。為了確保北京主辦二○○八年奧運會,工商領袖們靜悄悄地傳播他們的奇想,奧運會可把台灣海峽和平局面至少再維持八年。他們甚至從華盛頓發公報給北京的中共領導人,督促中共暫時收斂對台灣採取任何恐嚇行動,先以國會投票為重。到二○○○年,在表決前的最後幾天,「商業圓桌」這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重要支持團體顯然有足夠鈔票可燒,出資在華盛頓街頭散發免費十分鐘的電話卡,上面印有「正確的呼喚:請支持永久正常貿易關係」。

那天晚上,柯白因勾劃出樂觀的前景而獲勝:改變了的中國與更富有的美國並存。(註:柯白成功的另一個關鍵是他沒有忽略反對派,不管其如何微不足道。二○○一年,我給《亞洲華爾街日報》寫了一篇短文,批評美國商界在中國的介入。柯白被文章內容某些地方「激怒」,曾試圖要求在華盛頓的公司總部解僱我。我近水樓台,率先得到柯白派駐北京代表的口信:我在「咬那隻養活我的手」。公司最終站到我一邊(儘管升遷或平調其它地方的機會不復存在),這是因為公司一個擔任過國會議員的高級主管請柯白出去吃早餐,緩和關係,情況才好轉。為此,我專門飛回華盛頓,親自向這位臉繃得緊緊的前國會議員表示歉意。)他沒有明確提及,但他卻藉助美國人普遍的看法,即中國問題實質是共產主義問題;中國每偏離共產主義一步,就更接近自由市場,這就是商業戰略成功的證據。反對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一派似乎只能提供灰暗的選擇,好像是孤立主義的東西(柯白這樣評論他們)或者像那個年輕人面對一串坦克的那種悲慘的場面。

柯白的自由市場世界在我逗留北京期間的確存在,現在也一樣。但是,我可以感覺到一種日漸明顯、充滿敵意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為確保這不是我的憑空想像,我訪問了一個在北京期間頗為熟悉的中國公眾輿論專家。他很願意和我會面,並根據一些未公開的民意測驗資料,證實了所有中國年輕人(十八至三十二歲年齡層)民族主義情緒明顯上漲的趨勢,城市和沿海地區尤為如此。他把這個現象看成是近來所有焦點引發的自然增長所致,這些焦點包括: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獲得奧運會主辦權、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外國到中國投資的浪潮和中國引人矚目的航天項目等等。然而,所有這些自尊並沒有軟化中國處理國際關係的態度,涉及台灣時尤其如此。台灣人被視為「典型的心胸狹隘、吝嗇鬼、周扒皮一類的地主。」但這已不重要了,因為大陸不再是「窮親戚」了。台北現在與上海相比,一副「敗落的模樣」;大陸首輛百萬美元的賓利車(Bentley)剛剛銷售出;越來越強大且繁榮的中國會證實憑藉一切手段收復台灣只是個時間問題。他滔滔不絕地解釋了為什麼英國特意設定目標,吸引中國學生赴英國大學讀書,和德國向中國遊客招手的原因。「我們終於打勝了鴉片戰爭!」他興高采烈地喊叫着。

我也看望了王,就是那個在一九九九年帶領學生到美國大使館前示威抗議的學生。他現在是個專業人士,他急切地向我渲泄民族主義的內心世界:台灣將被收回、民族主義象徵着自尊和自重、我們一定能競爭過美國。「這個國家潛力大的無法控制。誰也控制不了,」他說,「……用不了多久,我們一定能趕上,那時美國人不得不用中國製造的手機,商標可能是『科健』什麼的。」王笑了笑:「也許那時美國消費者會遇到拼寫麻煩……那時衝突就會出現。」

唯利是圖的美國人早已失去了抱怨的權利。畢竟是他們協助給新疆回教徒扣上「恐怖分子」的帽子,王說道:「那是利慾薰心的結果……我想沒幾個美國人真有信仰。他們不在乎理念。他們只看到數字。外國公司也許應該把一些價值、一些經營理念帶進這個市場。但他們投降了。」

王透露,用代理伺服器,他從網絡上下載了一些政治內容的東西。兩個影片對他非常重要。他問我是否想看?頭一個是天安門大屠殺的恐怖錄像。他承認直到他看到之前,他無法理解解放軍究竟如何野蠻地殺戮;第二個錄像是台灣立法院的兩個女立法委員對打耳光,大聲尖叫的場面。播放時,他配上了一段刻薄嘻笑的口白。

王不恨美國。他恨打着民主旗號的虛假空談。事實上,王張口說「民主」一詞時,總顯得有些畏縮。王和其它的中國人都清楚為什麼整個世界都在敲打中國的大門:中國向世界提供了一個市場和一個龐大而廉價的出口平台,誰也不想真的打破現狀。

既然如此,又產生了新問題:超級大國中國會向世界提供什麼呢?鑑於中共恐怖的歷史,毛的大饑荒、文革、天安門、還有其它一系列中共無法處理好的事件,他們又有什麼理念、什麼目標、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的信號可以向世界輸出呢?據報導,一位原政府高級智囊人士曾這樣表示:「我們什麼也代表不了。我們不是民主體制,我們也不是共產主義體制。我們只是大了些。」

這也是柯白的世界:一個政權的初級階段,它的合法性建立在沒有內涵的民族主義、沒有理念的擴張主義和沒有民主體制約束的美國技術之上。中共領導層是一群不負責任且孤立的人物,他們對全球合作前景做不出什麼保證;當自己的使館受到轟炸後,他們居然拒絕通過熱線回話;當海南軍隊指揮中心向他們匯報一架蘇-27戰鬥機遭到蠢笨的EP-3偵察機攻擊時,他們居然串通一氣搞欺騙。中共領導人公開聲稱台灣是他們主要的領土訴求,但是收回台灣卻與德國對蘇台德區的訴求相似,可能是個試金石。正如布萊克所說,「中共領導人不突破美國的保護領地,是不可能擴大其影響力的。下一個落腳點就是關島。」

事後諸葛沒有任何意義。我們不可能抓住柯白這樣的人不放,讓他對失敗的社會實驗負責。中共商業遊說者許諾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會帶來中國的政治改革,提議聽起來頗有道理,尤其在九十年代初;然而,現在我們必須自食其果,未來十年我們被迫要把中國視為軍事競爭對手。我們不得不繼續就武器擴散到伊朗(甚至可能包括「基地」這樣的組織團體)(註:中共向伊朗提供過防空系統,並且看起來好像途經基輔把一套雷達偵測儀運往伊朗。美國情報顯示中共還向塔利班提供過裝備:蘇制SA-7地對空導彈(根據印度情報,他們還提供了火箭炮和防空炮),而中共的公司還為卡布爾建造了通訊系統。儘管如此,當中共口頭表示中方情報機構將向美國領導的反恐戰爭給予協助時,美國國務院官員仍然表示讚揚,稱這一舉動是朝着成為值得信賴的世界公民的方向又前進了一步,同時美方同意中共把新疆回教分離主義分子定為「恐怖分子。」中共加入反恐活動的主要效果似乎是對回教處以死刑的人數持續上漲。)與中共較量。我們還要面對一個擁有美軍戰場通訊技術、航天技術和表面說的過去的核武恐嚇以及有能力對上述各種技術不斷更新替代的軍隊。

「我們無法制止。」布萊克雙手插在一起,放在桌子上,暗示該說的都說了,會面到此結束。旅店咖啡廳已經沒幾個人了,我們也喝到第三杯,與第一次不同的是,這次我們周圍沒有衣冠楚楚的中國人全神貫注地聽我們談話。布萊克漫不經心地擺弄着最後的幾個細節;有什麼例外?也許加密技術算個例外。在民用商業方面,偷盜盛行。但他們在一些科研機構搞了一些高水平的開發。一百二十八位,我們就去搞一千零二十四位,底線是突破他們的加密。我們能否把技術轉讓的限制與我們的突破能力掛鈎?他承認,限制不住。這是個防洪閘門:「情報機構深陷困境之中。設定的難題太大,太隱密。要解決開銷太大。」

布萊克告訴我,現在的所有作法,如出口限制,媒體對勞洛爾、波音和摩托羅拉的調查,國會各委員會和小組的聽證,政府甚至對中國北方工業的懲罰等等,好比隔靴搔癢,無濟於事。

倒轉回那個空軍基地。拆散「橫空出世」電影棚之後,我搭車回北京,坐在運送食物卡車的後面。與我同行的是位政府宣傳機構的筆桿子,對這部片子貢獻很大。人很精明也很健談。我們先就使館轟炸一事唇槍舌箭一番,這已經成為約定俗成的話題,也是他趁機衡量對方是否態度認真或是另一個唯唯諾諾的外國僑民的時機。

放鬆之後,他變得口無遮攔。卡車疾駛,把遍佈北京西郊的摩天大樓迅速拋到後面,腳下豆腐筒不停地發出液體晃動的響聲。他告訴我中國現在問題非常嚴重;領導人的子女腐敗墮落,巧取豪奪,而政府卻勒索百姓填補虧空的國庫,已沒有什麼安全感可言。工人和農民沒有任何改善自身狀況的機會,只有失業和落魄。完了,整個制度破產了;唯一的出路是立即和全面的改革,或發動毛澤東式的革命。

「毛澤東式的革命?」我問到,車子在加速,我眼睛注視着前面變換的車道。「你說的是什麼意思?」「毛澤東式的革命是指暴力革命,」他說。「沒有別的選擇。」奇怪的是,他膽大包天,居然說出了僑居此地的外國商人想說卻不敢說的話。這種無名的怕冒犯中國人的恐懼牢牢地封住外國僑民的口。使館裏不敢說,辦公室里不敢說,在僑民東倒西歪的酒吧不敢說,大概在沒有限制的家裏也同樣不敢說。

也許我應該就革命或中國經濟發展或如何避免重蹈恐怖事件的覆轍爭辯一下。但我沒這樣做,因為我的一部分思想同意他的觀點。他扮演官方的喉舌,我扮演一個馬克思主義教授。不久之後,我又要扮演商業投資顧問的角色。無論喜不喜歡,我們都在橫空出世。

 

責任編輯: 宋雲  來源:博大出版社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hk.aboluowang.com/2010/1122/1867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