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動身去中國之前並沒有寫書計劃。在北京時這個念頭在心中一閃而過。回到了美國之後，才開始認真考慮這個想法。所以我把這個謝辭內容劃分成三個階段：去中國前、在中國期間和離開中國後。第一、二個階段對本書做出重要貢獻的朋友們當時並不知道他們正在幫忙我。

廣義上講，在八十年代我們把它當作盟國，允許有限的殺傷武器和民用技術出口給中共，沒有引起太多的麻煩。九十年代，我們開始發現它是個武器擴散國，於是我們開始對敏感的高科技採取控制措施，不過為時已晚，漏洞太多，防不勝防。

那架轟炸機朝跑道下滑時發出的噪音震耳欲聾。這是一九九九年八月初的某一天，地點在北京郊外的一個空軍基地。透過灌木叢，看到一架我現在認為是ＦＢＣ－１式的飛機，人們稱作「飛豹」，或者說得好聽點兒叫做「空中長城」的軍用飛機。站在三十米外打量它，我不得不裝成好像在抽煙歇息片刻的樣子，意識到我可能是第一個近距離看它飛行的美國人。

二○○二年五月三十日，思科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收到一位名為劉雅雅（Ann Lau）的女子提出的股東提案（shareholder resolution）。劉雅雅是一位來自香港的人權活動家，現居住在南加州。劉在異議人士中作為網絡代理人。這個股東提案是從環保人士那裏學來的。理論上講，一旦某家公司在公眾面前蒙受羞辱，它會採取行動補救的。

以上事件不是孤立的，對中國異議組織網站不斷增加的攻擊可能只是一種演練。中國大陸每年舉行的針對台灣的軍事演習都是以「信息戰」開始的。集結來自各大軍區的特種作戰單位，發起針對台灣通訊系統的大規模攻擊。例如，駐紮在上海的信息戰部隊將負責攻擊台灣的無線通訊網絡和雙重編碼口令。

當中國大陸互聯網之父可不是件容易事。孩子們跑來跑去，船槳拍打着湖面，空氣中瀰漫着烤羊肉的味道；而麥克．羅賓遜這位年輕的美國計算機工程師，僵硬地坐在什剎海前的岸邊，面對空無一人的咖啡館，低聲說着中國大陸互聯網受到管制的事：「哪個更好呢？極權監控式的互聯網？還是根本就沒有互聯網？」

在中國很容易結交朋友。那是一個寒冷的冬日，我在北京城的西北部遇見了艾德。

清晨時分的北京國際俱樂部飯店，初升的太陽把光線灑在可以供二十人就餐的大宴會桌上。當中國服務生端着盛滿水果和糕點的大盤子小心翼翼地來回穿梭時，客人們開始魚貫入座，他們都是一些屈指可數的美國各大公司駐華首席商務代表，諸如波音、大通曼哈頓，也許還有福特，以及美國國會代表團的所有成員。

接下來的星期一是個陽光明媚的日子，妻子已經從緊張的狀態中擺脫出來。使館區的示威事件簡直佔據了我們的整個周末，與每一個中國人接觸的過程中都使我們有血債血償的感覺。

我經常被描述成「中國批評者」。雖然我不認為這個角色定位是正確的，但是我的確在這本書中針對中共領導人和支持其作法的人們提出許多評述。

國際接軌改變不了中共張清溪在這個號稱「信息爆炸」的時代，威脅要以「非和平手段」對付台灣的那個自稱「和平崛起」的中國，卻以舉國之力「封鎖信息」，讓人性貪、惡的一面在黑暗中得到滋養與掩護，產生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新」中國。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在這裏，有權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