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線電視（MTV）戰爭
接下來的星期一是個陽光明媚的日子，妻子已經從緊張的狀態中擺脫出來。使館區的示威事件簡直佔據了我們的整個周末，與每一個中國人接觸的過程中都使我們有血債血償的感覺。妻子是一個性格堅強的女人，但那天她竟然懇求我不要去上班。我只好安慰她：只要我跨上那輛破舊不堪的自行車，人們都會認為我只是一個在北京打工的外國人，而不是一個在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地點出現的美帝國主義者；我的墨鏡將會遮擋我那惶恐不安四下張望的眼睛；我會非常小心保護自己的。雖然如此，她還是把幾張寫有「深表遺憾」和「一場意外」等漢字的卡片放進我的衣服口袋裏，以備不時之需。
推自行車時，我想到了魏，我所在的電視製作公司的老闆。她前不久住進了遠在北京北郊的醫院，動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手術。她對大使館事件知道多少？她看過電視報導嗎？突然，我意識到我在中美雙方的這場爭端中是多麼的微不足道。在中國，很少有人像魏這樣關注中美關係的良好發展。當我騎着車在小巷子裏穿梭時，我想她肯定感到很孤獨。此時我遇見了一個行色匆匆的中國人，他轉過頭來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吃了一驚，立刻把魏給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上班的途中我有些失望。我曾經期待自己會遭遇具有東方特色的義和團起義般的場景：尖叫的老婦人、從窗戶里潑出的污水、留着辮子的民眾拿着雙節棍在追打我，直至我把他們遠遠地甩在身後的胡同里。然而恰恰相反，當我騎車沿着簋街（北京北面最熱鬧的一條飲食街）向東行進時，只聽到了幾聲無法想像發自女人的噓聲。魏的電視製作公司位於富華大廈，一座具有新古典風格的建築大樓。當我到達那兒，所見所聞讓我的情緒變得更糟糕了。在大廈入口旁有一家美式咖啡屋，裏面員工的眼神已經沒有了昔日的友善，那首曾經被反覆播放的「加州賓館」也已經被中國歌曲和哀樂所替代。
當我踏入公司時，接待員（我的密友，一向喜歡透露魏的情緒變化）和魏的秘書就好像沒看見我似的。我逕自走進我的辦公室，一屁股坐在皮椅上，我彷佛成了最不受歡迎的人了！就在這個時候，電話鈴響了。
電話是魏打過來的。經過手術治療後，她的聲音有些虛弱。我還未來得及問候，她就向我發出連珠炮式的提問：你怎麼樣？你妻子怎麼樣了？你們有沒有受到傷害？有辦法照常上班嗎？我坦白地回答她，我和妻子一切都好，並開始數落中國傳媒對事實的歪曲報導。
「聽着，」她的語氣好像在暗示我的想法是多麼的幼稚。
「你在辦公室遇上什麼麻煩了嗎？」
「沒人理我。」我回答。
「別擔心，」她說：「我會擺平一切的。」
魏掛了電話。十五分鐘後，接待員把我領到了會議室。公司所有的員工都在裏面坐着，當我進去的時候，大家的眼睛都一齊看着我，讓我感到有些尷尬。為了緩和氣氛，我本能地把手放在腦袋的兩側做出模仿鳥兒扑打翅膀的動作，並發出淘氣的叫聲。一下、兩下，會議室里先是一陣沉默，接着發出一片爆笑聲（多虧上帝保佑這種中國式的幽默）。魏的辦公室經理（據傳是公司里的中共代表）開始講話，她對員工說，他們憤怒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伊森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我們不可能要求他對美國政府的所作所為負責」。所有在場的人對她的一番話點頭表示贊同。反過來也一樣，每個中國人也不需要為中國政府的所作所為負責。
會議結束後，大家開始忙各自的工作。那天剪輯的是公司準備送給電視台播出的一部關於電影節的片子。我路過編輯室時往裏瞥了一眼，原先關於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的片段被換成了描寫塞爾維亞戰爭的老片子。
魏的秘書，因為當天跟我一起到公司附近的川味餐館吃午飯，遭到辦公室經理的口頭警告，理由是與外國人來往過密。吃完午飯回到公司，我遇到了財務部經理，一個戴着厚厚的近視眼鏡的大嗓門女人，她當時正在接待處主持一場批判美帝國主義的集會。這個反美帝國主義集會的第一個決議居然是立即關掉我的空調機－－實際上是一台簡易排氣扇。
由於腦子裏一直盤算着如何湊錢買飛機票回家，我無暇搞清楚事態的發展對魏和她的公司意味着什麼。第二天，我在公司接待處接到她從醫院打來的電話。她的想法讓我有點琢磨不透，她居然決定將數周前我們就開始合作策劃的一個中美聯合脫口秀節目－－「同走一條街」繼續運作下去。正當我們在電話里熱烈地談論這個節目前所未有的現實意義時，我注意到了接待處的電視屏幕。
電視播放的一般都是受政府控制的中央電視台和北京電視台的節目，但現在出現的並不是這個時段應該播出的節目，取而代之的是一連串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館舍殘骸的畫面。傷感的音樂逐漸響起，屏幕出現的是一個中國男子的慢動作播放畫面，他在抽泣着，將女兒的血衣緊緊揣在胸前。接着畫面上出現了黑壓壓的戴着頭盔的美國大兵、正在起飛的美軍轟炸機、衣衫襤褸的塞族難民，然後是哭泣的中國兒童。屏幕變成了白色背景，襯托出一個大大的納粹標誌。標誌被慢慢放大，顯示組成標誌的是被燒焦的屍首以及美國自韓戰以來在世界各地犯下的暴行。鏡頭繼續推向標誌的中間部分，背景音樂逐漸加強，緊接着屏幕上出現了這樣的圖像：留着希特拉式小鬍鬚的柯林頓總統。
這並不是我首次看到這樣的節目。一個月前，魏的電視公司為了製作一部促進中美兩國合作和相互理解的片子，曾經與一個北京電視台的新聞攝製組舉行過茶會，探討在這個項目上進行合作的可能性。對方私下讓我們觀看了他們最新製作的短片。故事以新聞報導的形式開頭，一個戴着像賽馬選手的護目鏡般眼鏡的主持人敘述主題：柯林頓轟炸伊拉克系列。片中有一個簡介，主要是介紹波灣戰爭的背景，以及美帝國主義在科索沃和世界各地暴行的內在關聯，並指出這一切都是為了經濟利益；然後是兩分鐘的動畫，配上同樣傷感的背景音樂：美軍轟炸機、黑壓壓的美國大兵、驚恐萬分的伊拉克兒童，以及哭泣的中國兒童。這種風馬牛不相及的剪輯方式好像是中央電視台一貫的手法。他們甚至給這部短片起了一個我在中國電視台系統中首次聽到的名字：「在線電視戰爭」。
最終我會如何看待「在線電視戰爭」這部片子呢？當然，這與我對中國和魏的了解多少有些關係。
我第一次遇見魏是在一年前，在紐約上東區的一個街道拐彎處；那天刮着大風。當時我只知道她是一位來自中國的喜歡與美國人合作的獨立電視製片人。第一次的見面頗富戲劇性：在我去地鐵站的途中，當時我剛看完「紅色角落」這部電影，這是李察．基爾（Richard Gere）關於新冷戰的作品，描述的是一名在華的美國電視集團高級行政人員遭受黑暗的中國司法制度陷害的故事。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影片的播放地點在亞洲學會，一家由於親中態度而聞名的研究機構。為了顯示該學會沒有受到台灣資金的操控，一名穿着入時的學會職員在放映前上台對該片做簡要介紹，以便我們對影片能有更好的理解。他不厭其煩地向在座的人士解釋，大約有二十五名紐約文學家和影評人認為該片是一部敵視中國政府的影片，出自於與中國為敵的人士之手（暗示這些人包括達賴喇嘛的追隨者以及李察．基爾）。
「紅色角落」是李察．基爾根據個人的喜好而創作的電影，他試圖通過對中國黑暗制度的描寫來製造轟動的娛樂效應，並以此支持西藏獨立運動。李察．基爾在片中扮演一個精明的週遊世界的美國商人，代表美國一家大娛樂集團來中國大陸做商務談判。他在談判結束後與一名中國美女共度春宵，隔日一早卻發現她橫屍身旁，中國警方指控他蓄意謀殺，令他百口難辯。但最後在他的中國律師的努力下，終於揭露真正的兇手原來是女郎的高幹男友。白靈在這場戲中扮演法院指派為李察．基爾辯護的漂亮律師。
李察．基爾的表演十分誇張，在劇中多次出現他拍桌和聲嘶力竭地申訴自己權利的場面，而反觀白靈則對自己扮演的角色有獨到的詮釋，令人折服。身為律師，對正義的執着使她敢於挑戰中國武斷的司法制度，但也因此而斷送了她的政治和專業前程。她顯露了那種中國人所固有的自豪感。劇中有一段她拉二胡的演出（這是荷里活對中國傳統文化簡明的表現方式）；而在另一個場景中，她列舉了美國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來反駁李察．基爾對中國警察的指責。最後終於真相大白，罪惡的高幹被繩之以法，李察．基爾重獲自由。在機場臨別一幕中，李察．基爾和白靈都向對方表露了心中強烈的愛慕和依依不捨之情。悠揚的東方背景音樂響起，白靈強忍着眼淚，告訴李察．基爾她愛上了他，但是她別無選擇，必須留在中國繼續為正義抗爭。
故事的結局令人感動，但亦不能免於俗套。影片結束五分鐘後，在前往地鐵的路上我遇見了魏，使我感到驚訝的是她的臉上掛滿了淚珠。她的個頭嬌小，約莫只有五英尺，有着可愛的臉蛋，一雙細小卻有神的眼睛，稍微有些扁平的翹鼻子，櫻桃小嘴，雖算不上漂亮，卻給人一種聰明伶俐，對周圍的事物充滿興趣的感覺。
「你還好吧？喜歡這部電影嗎？」我問道。
她很有禮貌地對我笑了笑，用帶有中國北方口音的英語回答：「是的，我非常喜歡。」
在交談中我告訴她，我很快會去中國。於是她遞給我一張她的名片。初冬的寒風在我倆身邊呼嘯着，陪着魏的還有一位看起來像電影製作人，態度和藹的美國老年男子，他們好像還有事情要做，所以我只好與她匆匆道別。
那次的相遇絕非偶然。我之前就得到消息，她將在亞洲學會出現，而我非常需要與她見上一面。事實上，我已經陷入了困難的境地，在經濟上亮起了紅燈：雖然我磨了幾個月的嘴皮子，那部關於中國的紀錄片在資金籌措上還是遇到了麻煩。美國廣播公司一位高級資深記者以「我們有非常多關於這方面的素材」回絕了我，美國公共電視台也不例外。美國有線新聞網一位曾在北京記者站任職的記者看了我一眼後說：「我想，你根本就做不了這件事情。」也許他是對的，我既沒有資金，也沒有靠山，對如何推動這個項目更是毫無頭緒。甚至連李察．基爾也不給我回信。
但我還是在紐約的街角上遇見了我的救星。作為電視製作人，魏所具備的優勢之一是在與中方保持密切關係的同時仍保有獨立性，而且對美國比較友善。把我引見給魏的是一家左傾傳媒「環球視野」（Global Vision）的創辦人兼執行製片－－丹尼．謝特（Danny Schechter）。謝特對我大加讚揚了一番，他告訴他的老朋友魏，說我是美國數一數二的編劇和製作人。就在與魏結識後，我突然感到一股難以言喻的興奮－－我又有了新發現，而且我非常確定，魏是一名對美國持不同政見的中國人。
我曾經在哥倫比亞大學碰到過幾個天安門運動的流亡領袖。他們被媒體寵壞了，經常帶着冷漠的表情，優雅地談論如何才能榮歸故里，就像一群被遺忘的沒落皇族，完全忽略中國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無視當前中國所面臨的實際問題，只會漫無邊際的談論。
我忽然覺得魏與眾不同，她比較腳踏實地、積極進取，在紐約街頭很自然地為中國公民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感到悲傷。我將會與她攜手製作電視節目，當我把這個消息告訴我的朋友泰瑞時，他詼諧地說：「如果我幸運的話，甚至可以與魏被關進監獄的同一個牢房！」
我從來不去問魏為什麼這部片子對她有這麼大的影響，直到後來我逐漸對她有所了解後，才意識到她真是一個有趣的中國新一代，「紅色角落」中讓她落淚的並非與中國政府鬥爭的艱辛，或是那些貧苦的受迫害的中國老百姓，而是影片中白靈飾演的女律師。在這個角色中，魏彷佛看到了自己理想的化身：自信、積極進取、充滿理想且具有堅定的信念，在制度所允許的框架內為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中國而奮鬥；雖然事業還未成功，但是個人相當獨立；能與美國保持密切的聯繫，同時又不為這種關系所左右。
我開始為魏工作。一段時間後，我們成為了朋友，她向我講述她的故事。六十年代初期，魏出生在南京，她是一個地主資產階級或「黑五類」家庭的第一個孩子。她的祖母來自地主家庭，而祖父則擁有數間紡織工廠、貨倉，甚至兩個妻子。因此，魏出身富貴，享有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但就在她四歲的時候，這些優越的條件在文化大革命浪潮的衝擊下變成了沉重的負擔，壓得她喘不過氣來。魏的父母被批鬥，魏也被送給親戚撫養。
就像其它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一樣，魏積極地投身共產主義理論，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想以此洗刷烙在自己身上的印記。她自豪地回憶起曾經有一次，她代表自己的學校獨唱了一首「東方紅」。但是，她始終未能擺脫「黑五類」的身分，無法享受進一步學習的權利，所有的機遇都向她關上了大門。當她還是少女的時候，她被送到山東南部偏遠的農村，與農民一起勞動，接受「再教育」。
魏靠着自身的努力克服了常人難以忍受的困難，身子弱小的她賣命地工作，博得了周圍人們好感。在某種意義上，她既吸收了毛澤東的集體主義思想，又接受了農村勞動的磨練，但仍未放棄個人的抱負。在她的回憶中，有一件事情令我感到非常諷刺。那是在一九七六年，當時她與朋友走在路上，公社的廣播公佈了毛澤東的死訊，魏一下子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起來，彷佛自己的苦難到了盡頭。顯然，她的第一個機會開始向她敞開雙臂；四人幫被打倒後，大專院校恢復招收學生。她努力爭取這個應得的平等權利，為能進入大學而奮鬥。
魏終於如願以償地成為了一名大學生，在校園裏觀看了生平第一部令她激動不已的美國電視節目「海洋世界」。當時還有一位住校任教的美國教授，她逐漸成為美國教授的常客。就像所有在文革中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一樣，她變成了理想主義者和嚮往美國式自由以及公平的人。同時，魏早已學會了如何適應現存的制度。曾經有人說過，只有加入這個制度才能改變它，魏直到現在都還堅信這一點。
需要再次說明的是，魏的故事其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很多中國人都從文革的經歷中學到了許多不同的教訓。有些人對當局失去了信心，成了革命分子或抱持不同政見，其中相當多的人離開了這個制度。有些人則是不斷掩飾心中的無助，成了拜金主義者或性解放主義者。這些在文革中倖存下來的人可能都有一個共同點：常年沒有安全感，無論說話還是做事都小心翼翼。而魏把自己所面對的問題處理得很好，甚至保持了非常積極進取的心態，她總結出的教訓是：要想成功，就必須做最壞的打算。這意味着要不斷地發掘多餘的可供選擇的新計劃，要像松鼠收集堅果那樣不斷地更新自己的商業運作網絡，營造有利於自己的氛圍，就像守衛在帝王陵墓入口的武士雕塑，將爭鬥、肅反和羞辱隔擋在外。
就在她第一次接觸美國文化後，魏決定逐步離開中國。為了通過托福考試，她在冰天雪地里騎着自行車去英語補習班上課。為了拿到美國的學生簽證，她來到北京，在美國大使館前排了好幾天的隊。八十年代中期來到美國後，她沒有費力在有關美國學術研究或資本主義體制方面發展，而是把自己變成了罕有的美國電視紀錄片領域的中國專家，最初是在「西北太平洋」，然後是紐約市。在有關中國的作品中涉及的通常是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主題，比如人權狀況和天安門事件等。相應地，魏有了新的轉變，也就是在看完「紅色角落」後，我從她身上發現的轉變，她抱持的是不同的政見。魏在電視紀錄片這個行業中獲得了許多榮譽（特別是關於天安門屠殺事件的作品），在這當中她與天安門事件的流亡者、美國學者以及中國政治家都建立了關係。但這還遠遠不夠，她還有更遠大的目標，那就是重新回到中國，創立一個獨立的最終主導中國電視業的電視製作集團。
一九九四年，她搭飛機回到了中國，住進了酒店，開始到處打電話應徵中國電視業執行主管的職位。她發現在自己離開後，北京有了很大的變化，成了創業的熱土，在索尼和其它一些企圖在中國市場佔有一席之地的企業的大力贊助下，中國的傳播業在技術設備的更新上有了很大進步。被允許在電視上播出的作品反映的卻是另外一種主題，在獵獵飄揚的五星紅旗下，沿着黨的政策前進，不斷進取，節目的內容沒有任何創意。滿足容易使人不思進取；因此，魏決定再次調整她的人生定位，她不再是一個持不同政見的勇於揭露真相的電視紀錄片製作人，而是一個純粹的美國電視娛樂節目製片人。
當時，中國政府並不鼓勵獨立的電視製作公司，傳播業是禁止引入國外資金的；因此，魏只能悄悄地進行運作。魏認識一個交遊廣闊但毫無商業頭腦的高幹子弟，他擁有一家瀕臨破產的製作公司和允許外國人為中國電視行業製作電視節目的特許經營牌照。魏想辦法接下了這間公司並取得特許經營牌照。有了這個平台後，她很快就與中央電視台簽下合約，獲得幾個體育節目的製作權和一場包括西方電影在內的電視雜誌展覽會的舉辦權。
魏所採取的方法是，帶着一群年輕的北京僱員到歐美舉辦的電影節進行採訪。在當地的拍攝過程中，她會攔住一個美國的影視明星，直截了當地問他的收入是多少，並追問確切的數字，因為這是財迷心竅的中國觀眾所關心的話題，而不是去追問他的政治態度或是性生活的細節。中國觀眾欣賞魏的那種帶有東方特色的美國式的冒險舉動。她逐漸成了下一代中國人模仿的偶像。
但是，魏還是經常感覺到文革的回潮。一九九六年的夏天，有消息謠傳她實際上是為美國和台灣工作的雙面間諜，她因此被中國官方電視台列入黑名單。相對於廣告和電影業，電視節目製作公司在中國的唯一真正客戶就是中國官方電視台。對魏而言，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指控，雖然大家都知道她同情那些參與天安門運動的改革人士。在當時旅居國外的中國人，又有誰不是跟魏抱持同樣的觀點呢？只要你現在遵照黨的遊戲規則做事情，那麼無論你是身處國內還是國外，都會得到人民的赦免。從這點來看，魏正是被這個規則狠狠地戲弄了一番。
她告訴我，對她的打擊源自於某些人對她迅速成功的嫉妒。當國家安全部門對她的過去展開調查時，讓她公司的五十多名員工陷入經濟上沒有保障的狀態，公司損失近二百五十萬美元。魏對調查行動非常配合，甚至主動提供所需的材料；但她同時告訴我，這是一次她從未碰到過的，了解新中國如何運作的絕佳的學習機會。
雖然魏持有美國綠卡，但她還是拒絕了朋友讓她返回美國的建議。她通過認真思考鄧小平在官場上的三起三落來安慰自己，並不知疲倦地經營她的人際脈絡，巴結一切她能接觸到的中國官員。最後，魏給人們塑造了另外一種形象：愛國者，黨和人民的朋友。
一九九七年，江澤民應柯林頓總統的邀請，準備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魏知道，在中國她不可能對江澤民進行貼身追蹤採訪，但在美國則相對容易得多。難道美國會阻止一名英語比中央電視台攝製組成員還要流利得多的中國獨立製片人對訪問活動進行攝影嗎？很顯然，美國方面不會這樣做，所拍的帶子也沒有給人一種需要特別許可的感覺。甚至在主要的會議大廳里，電影膠片的效果通常是用攜帶型攝影機拍攝出來的，有躲躲閃閃的鏡頭，就像在搖滾音樂會非法出售被禁止的酒類似的。在剪輯的片段中，經常插入一些中國的美國朋友對新中國，以及江澤民發展與柯林頓總統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大加讚賞等諸如此類阿諛奉承的字幕。江澤民這次的訪問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從在中國和台灣的兩岸關係上起關鍵作用的美國方面取得一些支持。在採訪活動的拍攝過程中，魏遇到了她的白馬王子。
中國中央電視台決定不播出魏拍攝的有關江澤民對美國進行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訪問，在做出這個決定的依據上，相信政治方面的考慮遠遠大於作品質量方面的考慮。因此，魏這次一分錢都沒有賺到。雖然如此，魏還是宣稱紀錄片的拍攝恢復了她的政治聲譽。這樣做部分原因出於宣傳考慮，魏的公司創作了一則當時風靡北京的宣傳畫，一個特別具有中國色彩的作品：江澤民和柯林頓並排站在一起，但江澤民要稍微靠前一些（以彌補他個頭矮的不足，但也同時暗示着中國盡全力追趕超級大國的決心）；在兩位領導人的上方是一隻巨大的笨拙地拍着翅膀的白鴿；微笑的美國學生、商人和快樂的人群的小尺寸照片，用中文和英文書寫着：「他很酷！」
我來到北京的第三天，一九九八年的聖誕節才剛剛結束，當我跨進魏的辦公室時就看到了這幅宣傳畫。那天下午她展示在我面前的是她的雙重身分－－中國的愛國者和美國電視製作人。走道兩旁擺放着中美兩國的國旗（只不過中國國旗略微高出一些）。掛在牆上的是過去一些老作品的宣傳畫和出自旅居中國的外國攝影家之手的中國當代照片，這類照片我在絕大部分的中國辦公室里都沒有見到過。也許最栩栩如生的是年輕的安迪．沃荷（Andy Warho）身處一個電影拍攝場面的照片，那是自由派藝術的代表作。
魏非常熱情地招呼我，承諾給我辦公室，過了幾天後，她才告訴我她的真實想法。隨着她政治聲譽的恢復，她正在着手準備到美國去拍攝一部名為「同走一條街」的影片，這是第一部將在中國官方電視台中播出的中美脫口秀節目。影片的創意很簡單，找來一些中國專家和美國專家，讓他們坐在一起，在聽眾面前對熱門事件的預設話題發表他們的見解，並假設他們最終會找到共通之處。魏很真誠地相信，通過如此這般的交流可以增進雙方彼此的了解，甚至可以確實有效地推動中美雙方的關係向前發展。但是，這個節目能否在中國播出，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而能否在美國播出，則可能多少會有一些麻煩。
魏已經為這部系列影片的前四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在維吉尼亞海灘攝影棚拍攝，為邀請上節目的專家出機票錢，還聘請了一位美國主持人。奇怪的是美國人好像才是魏真正的麻煩。美國主持人馬克．索茲門（Mark Salzman）是小說《鐵與絲》的作者，該書是所有描寫中國的現實生活和武術方面最暢銷的小說。在八十年代，當中美關係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時，馬克．索茲門曾經在中國偏遠省份的一所大學受過中國教育的薰陶；因此，在魏的節目中，馬克的主持風格是避免介入爭執，保持中立，在討論中無論聽到什麼始終面帶愉快的微笑（就連一些中國製片人都覺得馬克的態度經常是模稜兩可，非常曖昧；因此，在第一次試看樣片的時候他就被劇組刷掉了）。其它的美國專家都是經過挑選的，因為他們在某些方面是中國的朋友，在節目中都能保持中立，而不是純粹以西方的價值觀念來評價中國，或是陷入一些無休止的爭論之中。
在一集有關政治的節目中反映的是兩位退休的大使如何尊重對方。但最後節目搞砸了：美國大使不停地批評美國虛偽的人道主義，還隨口提到發生在中國的工人騷動事件，由於這個禁忌的主題而沒能通過中國官方電視台的審查。關於環境保護的節目中，一位中國教授批評政府當局破壞環境的言論過於激進，這顯然不利於他的學術生涯。而來自美國環境保護署的一位專家只做了純技術上的演示，並沒有直接提到中國的環境惡化情況。關於電影娛樂界方面，專家們一致認為，中美兩國的電影有不同之處，但各有特色。來自教育界的專家們則表示，中國兒童討人喜歡。
當魏和她的攝製組從維吉尼亞海灘回到北京後，我簡直看不出那些按照美國標準剪輯出來的片子有多少是用得着的。難道魏不明白叫座的電視節目的組成要素是什麼嗎？既沒有觀點的交鋒，也沒有文明和理念的衝突（隨後發生的事情證明，我遺忘了一點，從中國人觀察事物的角度來看，魏非常好地利用了這次機會）。
我開始在魏的公司里表現自己。魏以前通常會僱用旅居中國的外國人，主要工作是為他們寫簽證申請和教導公司的記者使用標準英語。但美國人相當不滿意她安排的工作內容；這時候，我那部關於在中國經商的美國人的紀錄片就成了魏的選擇。於是我以外籍主管的身分進入公司，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儼然成了公司里不可缺少的人物，我為「同走一條街」編寫了時髦的廣告腳本，與中國同事的合作也顯得親密無間。我還對節目提出了改進意見：更具爭議性些，以特殊新聞報導形式包裝具有高度誘惑力的話題。
在我的印象中，某種程度上，那是我在公司的黃金時期。那時的中國還是嶄新的。雖然我的那部紀錄片還是未能完成，但是在魏的公司里總有能夠變通的地方。我白天努力工作，夜晚則在餐廳的桌子上狂歡。與中國同行共進午餐，我告訴他們我要寫一本關於他們的書，名字就叫「富華大廈的陰影」。大家對我的計劃表示驚喜，但並不抱太多的期待。那是五月七日，一個星期五的下午，我看到了「同走一條街」的海報，我的名字就排在魏的下面。那段日子她身體不太舒服需要住院檢查，所以我無法當面向她表示感謝。但這都不要緊，我終於成功了，我將事情告訴妻子，希望得到她的讚揚。然而，世間的萬事萬物好像都是預先安排好似的，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發生了。
現在，轟炸事件過去一個星期了，我還要繼續工作，我不想辜負魏對我的期望。表面上我還是「同走一條街」的執行製片人，我們被明確地要求製作一部我曾經推掉的「非敏感」的片子：「離婚－－中美兩國風格之比較」。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裏，北京市的離婚率就翻了一倍，達到了百分之二十五（這是法律鬆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可預見的結果），但人們並不認真看待這個問題。美國的離婚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每個人都願意探討在婚姻生活中究竟出了什麼岔子。中國人在這方面也許比美國人有優越感，因此，出於政治因素的考慮，這樣的節目可以被接受，美國人也有可供中國人借鑑的地方。瞧，這就體現了文化的交流。
北京電視網絡集團的執行負責人一開始就接受了這個主題，同意先在國內進行一系列的拍攝報導，並安排美國方面的專家在節目中出現。但魏很快從醫院回來，她直截了當告訴我，由於受轟炸大使館事件的影響，電視節目上不允許出現任何美國人和北約同盟國的畫面；這是上面下達的命令。中國的朋友所剩不多了，江澤民已經宣佈瑞士不再是中國人民的朋友，因為近幾次的人權示威活動離他訪問瑞士的外交團隊太近。澳大利亞的安保條約有模仿北約的痕跡。菲律賓軍隊在南沙群島居然向「手無寸鐵的中國漁民開火」；被認定為發展中國家的以色列卻出奇的富有；中國竟然還比不上一個正在沉淪之中的俄羅斯帝國；剩下的還有哪個國家呢，噢，瑞典！
我不斷地提醒公司，我們已經好幾個星期沒有節目可做了，原定播出的日子也越來越近，終於，北京電視網絡集團的高層允許魏的公司到美國拍攝節目，但條件是要儘量模糊一些。「你們能說是在加拿大攝製的嗎？」魏問道。最後我們決定使用「在西方國家攝製」的說法。
去到美國後，我先前的所有疑慮都消失了，我被告知我們是轟炸大使館事件後第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攝製組。但是攝製組的工作受到時間和金錢的限制，我們曾準備就家庭價值觀念進行一場高水平的辯論，原計劃邀請的是華盛頓的專家，後來改成了洛杉磯的，到最後卻變成了西雅圖的專家。但是，麻煩還遠遠不止這些。北京電視台那部關於轟炸伊拉克的短片「在線電視戰爭」的主持人也是攝製組的成員之一，我稱呼他為「毛」，有時候我覺得他像一名替身演員。他戴着一副大墨鏡，不苟言笑，行為舉止非常刻板。我想，他可能是我的麻煩。
我獨自搭飛機到西雅圖，並立即開始透過電話進行相關的聯繫，包括一些對離婚有研究的學者；探討離婚與科特．寇班（Kurt Cobain）自殺的關聯；關係惡化的夫婦等。毛在第二天也到了西雅圖，他想立即展開採訪工作。那天，我安排採訪一位退役海軍陸戰隊員，他創辦了一個提供離婚父親協助的組織，採訪地點就在他簡陋的辦公室；總之，他是一個可靠且能提供幫助的好人。
毛帶着攝製組的其它成員闖了進來，開始他的第一個問題：為什麼相較於中國，美國的離婚率會如此之高？我們的美國老兵巧妙地回答，這是因為法律的健全，並試圖將話題轉移到他的工作上，例如，如何幫助那些離婚的男人與他們的孩子建立密切的關係。但毛打斷了他，「既然離婚已經發生了，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呢？」老兵試圖再次將討論的內容轉移到談心治療小組、失去父愛關懷的美國黑人少年等問題上，毛再次打斷了他的話，「你了解中國嗎？」老兵表示他對中國幾乎沒有什麼了解。毛笑了笑，打出他致命的一擊，「比較美國與中國，哪個好一些？」看得出來，老兵在竭力控制自己，儘量保持彬彬有禮的儀態，他有些結巴地回答，中國有優良的東方價值觀和家庭觀念，兩者維繫着家庭的和諧。毛對攝影師咧嘴笑着用中國話說：「採訪結束。」
我以上廁所為藉口離開老兵辦公室所在的大樓。站在租來的汽車旁，一臉鐵青等待着攝製組其它成員出來。我戴着太陽眼鏡，一言不發地開着車把他們送回旅館。他們注意到我的沉默，彼此之間的氣氛有些緊張。
當我們從車裏出來的時候，毛站在路旁瞪着我說：「我們需要談談。」
「可以，就今天晚上吧。」我拍拍他的肩膀說道，「非關個人。」
毛緩緩地點點頭，轉身走進旅館的大廳。
回到旅館房間後，我開始認真反省自己。我究竟在做什麼？為他們骯髒的工作提供服務，為中國做違背事實的令人作惡的宣傳，難道僅僅是因為二億中國觀眾對我太具有誘惑力了嗎？還是我太自以為是了？不管怎麼說，這成為我難以逾越的障礙。脫離攝製組，按照我自己的風格繼續節目的製作，把魏的中國僱員拋在一旁不加理會，這樣做好像是我唯一的選擇。
魏在大使館事件發生後還每天打電話給我，難道她對我的人身安全不關心嗎？難道魏對已經預見到現在發生的麻煩沒有請求我在拍攝過程中保持冷靜嗎？我對中國人忍無可忍而大發牢騷時，魏難道不是很有耐心地在聆聽嗎？她是真心希望中國能夠變得更加美好，成為一個可以獨立製作電視節目和資本主義的、自由的、取代現有正在腐朽的制度的中國。但北京電視網絡集團的要求卻是：一部反映美國人野蠻、自私和腐爛的木偶戲般的節目。我雙手抱着頭，在床上翻來覆去。毛只不過是一個受人控制的木偶，魏和我都是。
慢慢地，我想出了一個法子。我已經冷靜下來了，攝製組的成員英語都不行，他們也不能在美國開車，因為他們不識路。他們在美國的活動只能聽由我的安排。
這種波將金村戰略與我的職業道德發生強烈牴觸，我事先徵求過他們的意見嗎？我拿起電話撥通了奧卡斯島。我帶了一瓶波本酒到樓上毛的房間。不可思議的是，我一直在不停地喝酒並嚴厲地責備他把我推到了多麼令人難堪的境地，一個美國記者被要求在他的祖國做一些見不得人的勾當！我明白這都是因為大使館事件的原因，但這已經夠了！毛很認真地在聽，他也很難過。他用蹩腳的英語緩緩說道：「我從未想過刻意這麼做。我只是想拍一部好的電視。我要把真相說出來。」
當然，我知道他會這樣說。毛知道我可能會辭職，如果我這樣做的話，他將會失去工作和薪水－－這是來美國前公司立下的規定，公司發給員工的薪水很高，幾乎相當於一個中國普通家庭的十倍收入。所以，他能做的只是坐在那兒不斷地點頭表示同意，用關心和同情的眼神注視着我。很奇怪，我們是不打不相識。我告訴他，我找了一些普通的美國夫婦讓他採訪，不過地點可能要遠一些。他頓時笑逐顏開，我們握了彼此的手。那晚我睡得出奇地好。
奧卡斯島是西北部還未開發的地區，有着雄偉壯觀的峽谷和鬱鬱蔥蔥的森林。它在鏡頭上看起來更加美麗。我的朋友吉蓮．史密斯是一位大美人，她生養的孩子們都非常可愛；她的丈夫蘭迪是一名結他手，平時主要是給來這裏燒烤的遊客提供燃燒的木料。當毛告訴吉蓮接下來的採訪安排時，她很認真地把所有東西都記在本子上。這時，史密斯夫婦的一位朋友出現了，她帶着一個八歲大的孩子，孩子的父親是蘭迪。
毛對這個女人進行攝影採訪時，吉蓮靜靜地站在一旁，臉上帶着微笑。我們誰都不會告訴毛，其實史密斯是應這個女人和她同性愛人的請求才作孩子的父親的。但在那時，每個人都喝了不少的啤酒，這場在鄉村的聚會是如此令人愉快，整個小屋裏蕩漾着親情和友情。
事實上，我一到那兒吉蓮就把我喊到一旁，問我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她聽說北京出現了暴動，但都是一些隻字詞組。當我告訴她事情的經過後，她對此事再也不關心了。吉蓮就是這樣，她也許是個嬉皮士，也許不是，但她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美國人。吉蓮是一個訓練有素的演員，她決定把戲繼續演下去，第二天還請了一些離過婚的朋友到家裏來。在整個採訪過程中，毛終於成功地拍攝到一位婦女哭泣的鏡頭，但是電視上的那對夫婦絕對不是美國人口中的問題家庭；相反的，他們的故事非常吸引人。
同一天，在西雅圖五號州際公路上，一個神經錯亂的離婚人士開槍射殺了好幾個人，但我的中國夥伴們絕對不會看到相關新聞的頭條（我把報紙扔進了垃圾堆並在上面倒滿了咖啡渣）。就在我們打包準備離開美國的那天下午，毛過來找我，他拍着我的肩膀說，整個拍攝過程非常成功。他看到了美國真實的一面，他喜歡這樣。
回到北京後的幾個星期，我們觀摩了節目的播出，一起觀看的還有參與討論的嘉賓和一批中外觀眾。這部片子用了所有能用的噱頭：一位來自美國華盛頓的獨立婦女論壇專家艾米．荷馬斯（Amy Holmes）與伶牙俐齒的中國婦女進行禮貌而熱烈的辯論；觀眾中的北京人士述說他們所經歷的離婚。最後，影片上的字幕說明，拍攝地點在西雅圖。
當輪到毛介紹他的電視節目時，他手拿着麥克風，很隨意地坐在觀眾席上，明確地要求工作室的攝影機對他進行跟拍。他開始緩慢地述說着：「在去美國之前，我認為那是一個人與人之間或者是親人與親人之間都漠不關心的國度，他們關心的只是自己，就像我們在荷里活電影裏看到的一樣。」當他說到這裏的時候，我楞住了，但毛繼續說着，好像在表露心中的真實想法。「但我發現了一個完全與眾不同的地方－－奧卡斯島。在那裏，人與人之間相互關心，男人和女人對婚姻問題都非常嚴肅，希望能夠給予對方和他們的孩子幸福美滿的生活。我發現了真正的美國，在這兩對夫婦中，一對幸福，一對不幸福，你們也會有同感。」
然後，屏幕上出現了吉蓮平靜的臉龐，她抱着自己的孩子，周圍長滿了茂盛的西北太平洋綠色植物。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刻心裏複雜的感情：自豪、欣喜、羞愧，更多的是自我嘲弄，大使館事件造成的後果居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煙消雲散了！中國人都希望像毛那樣當一名記者，他們要敘述真實的故事。他們要在中國的標準下製作一流的電視節目，北京電視網絡集團高層對一切新的關於國際方面的節目都大加讚賞，卻沒有想到裏面有我這樣的反動分子的破壞。
但北京電視網絡集團的某位高層好像注意到了什麼－－美國專家荷馬斯女士「太漂亮了」；還有人揭穿中國專家是假冒的。隨着大使館事件後中國政治環境的改變，魏的政治聲譽再次下滑。就在節目播出一周後的某個早上，魏從她的辦公室走出來，臉上掛滿了憤怒和羞辱的眼淚，她哽咽地告訴我，節目由於含有「反華」內容而被封殺了。
不出幾天，數名身材魁梧的北京電視網絡集團工作人員來到富華大廈，對魏的膠片室進行突擊檢查，把有關「同走一條街」的膠片全數沒收。北京電視網絡集團決定由他們來製作這個節目，花最少的錢且沒有任何政治色彩。
一年後，我在中國世界貿易中心的席琳．狄翁（Celine Dion）商店旁遇見了毛和他的妻子。毛現在是「同走一條街」的主持人，但他看起來很沮喪，稱那是一個「多麼愚蠢的節目」。毛的妻子認為這只是暫時現象，過一段時間，關於美國和中國獨立電視製作方面的禁令終會解除的。其它的電視製作人偷偷告訴我，中國人永遠不會忘記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暴行。直到那時侯，電視上播放的都是「在線電視戰爭」。突擊檢查後不久，魏的辦公室進行了重新調整。首先是縮小公司規模：一天之內，所有製作人員把她的另外一間辦公室騰出，把編輯器材和膠片統統放到那間小房間裏。一些負責行政和打掃衛生的非重要職員在同一時間內全部被解僱。一些以前和我親如兄弟的製作人員，現在彷佛在夢遊一般，在公司的剪輯台上做着顛三倒四的工作。與此同時，辦公室的政治風水得到了加強，掛上了一幅放大的魏挽着朱鎔基手臂的照片，那是魏跟隨一個中國官方高級豪華團出訪美國時拍攝的。每當從過道上經過時，就能看到掛在魏辦公室的這幅照片，彷佛是魏在絕望之餘發出的企圖挽回她政治聲譽的信仰聲明。
魏的性格也有了轉變，她的做事風格突然變成典型的北京式：說話粗聲粗氣，行事武斷。每天似乎都有新的點子。有一天，公司製作了一個給美國人做智力問答的節目，但提出的問題都是關於中國的：中國的首都在哪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多久了？衛冕者得到的獎勵是環遊中國。
魏的設想越來越宏偉。一天下午，魏把我請到她的辦公室，告訴我她要在網絡上建立一個全中國的娛樂頻道。當時，我們的計算機用的都是盜版軟件，到處充斥着計算機病毒，上網速度就像烏龜爬行那麼慢。我從窗戶向外望去，把注意力從魏那裏移開。富華大廈沐浴在一片金色的陽光中，對面矗立着三座高聳的框架建築。打從我到北京的第一天我就注意到這堆廢物般的鋼材。一些開發商打好了地基，並支起了鋼架，然後很快就花完所有的開發資金，或者是從前依靠的關係不復存在。沒有人知道其中的真正原因。在北京被污染的環境下，這些鋼架鏽跡斑斑，總有一天它們會轟然倒塌。在富華大廈的前面是一棟鑲着褐色瓷磚的軍隊司令部大樓。大樓看起來維修得很好，有重兵駐守。一些胡同的遺蹟逃過推土機的鐵鏟而遺留着，一隊解放軍士兵正在胡同的廢墟上演練空手搏擊。
魏在實施一項擴展中國網絡的計劃。項目的前提假設是網絡比中國電視具有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它所蘊涵的活力將會對舊的傳媒帶來巨大的衝擊。魏認為，在未來短短几年內，中國百姓無論是看電視還是在網上看節目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節目的內容，而她將提供這一切。
「為什麼不從一些小項目做起呢？」我問道。「我的意思是，在你向投資商推銷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網絡節目前，可以先舉行一場小的網絡節目展示會。」
魏的視線也跟着我轉移到了窗外。「你看到那個簡陋的小屋子了嗎？」她問。我順着她的視線向外張望。停車場的管理員用一些廢棄的塑料和建材搭起一個小屋棚，供他們遮擋嚴酷的天氣（也可以在裏面稍事休息）。
「是的，我看見了。」
「搭建那樣的屋棚也需要花費工夫。但是既然我有能力建立富華大廈，又何必去搭起這樣的小屋棚呢？」
富華大廈是利用外資建立起來的，雖然這樣，魏還是不停地譏諷美國商人在投資上過于謹慎，她說話的聲音越來越像一個中國的皮條客。她說，美國人都是傻子，他們只會像中國人一樣，把禮品都進貢給政府官員。魏說話的口氣彷佛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在教我如何顛覆父親愚蠢的管理規則。就在魏大放厥詞時，我能理解她遭受到的痛苦和羞辱，甚至在北京這般惡劣的環境下，她也曾經建立自己的王國，也許與富華大廈相比規模要小得多，但畢竟也堅持了一段時間。現在她的王國崩潰了，她需要來自美國的資金，但並不欣賞美國的財會制度。
魏精於算計的性格可以追溯到大使館事件發生前的一個月，她和一個出身名門的美籍華裔男子結婚的計劃出了差錯。因為，她未來的公公是江澤民的顧問和私人朋友，婚禮被設計成魏以及她在新中國的事業獲得成功的加冕儀式。她訂下了北京最大的天主教堂（當然是受國家控制的）。周圍高牆環繞，現場佈置雖然有些中規中矩，但仍不失可愛：完全西式的大教堂，裏面披掛和擺放着一些中國的對象和飾品，活脫是一間為外國人準備的中國兒童房。大批的中國影視紅星和著名製作人將出席婚禮。魏穿着一襲白色的婚紗，坐着豪華轎車，拿着行動電話，而她手下的僱員則穿着高貴的中國傳統紅色和金色相間的綢緞衣服。在為婚禮助興的演員中，魏特意請了一位具有「異國風味」的西藏歌手，在擺喜酒的長城大飯店宴會廳上唱歌。
那天北京的天空特別晴朗，吹着輕柔的微風。然而那些容易被豪華場面吸引，無所不在的中國狗仔隊卻一個也沒有出現。當我和魏的一名頂級製作人兼好友小福一起站在教堂石獅前沐浴着燦爛的陽光時，我想着，為什麼傳媒界的記者一個都沒有出現？小福壓着嗓子告訴我：「今天一大早我就聽說中南海那聚集了好多人。」當小福告訴我這件事情的時候，我的反應有些遲鈍，因為中南海是中國領導人辦公所在地，就在紫禁城的西邊。那兒的道路都實施了交通管制，警衛森嚴。
「為什麼？」我問，「他們是些什麼人？學生嗎？」
「不，」她回答，「不是學生。他們可能是從鄉下來的。沒有人知道為什麼。也許他們現在還在那兒。可能攝影記者都到那兒去了。」
在中南海前面聚集的是法輪功學員（中國大陸通常稱之為法輪大法）。剛開始的時候，我認為法輪功是一種中國宗教形式。他的創始人是李洪志，他曾經是郵政局的工作人員。李洪志將孔子的道德倫理以及西方宗教的部分元素與氣功糅合到一起創立了法輪大法，據說僅在中國大陸就有一億名追隨者。在這之前我也見過一些煉法輪大法的人，那是一年冬天中最寒冷的日子，當時我與妻子正在攀爬北京大學裏的小山包，尋找一些我們感興趣的物品。我簡直快被凍僵了，為了不讓妻子因寒冷而放慢腳步，我像一名中士那樣喊着口令，一、二、三、走！這時候我們碰上了一群學生和教員，大概有五十多人，他們閉着眼睛，雙手放置於頭上做冥想狀，只穿着襯衫、長褲和膠底布鞋，就像置身於溫暖的活動室內。我停止了吶喊，同時感到自己有點愚蠢。這就是神秘的東方，我想，然後就匆匆離開了。
因此，在魏舉行婚禮那天發生的沉默的示威活動，因為參加人數眾多，對中國領導人來說，簡直就是晴天霹靂。超過上萬名法輪功學員在幾個拿着行動電話的組織者的指揮下，悄悄地、不露聲色地把中南海一帶圍了個水泄不通。這是自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以來發生在中國的第一次如此高調的示威活動（這場示威活動在表面上是為了響應政府出版的一本把法輪功說成是迷信的刊物）。我的一個朋友，《南華早報》駐北京辦事處的主任約瑟．伯貝克（Jasper Becker）承認，他和其它一些駐北京的記者對法輪功學員到中南海請願事前毫不知情。中國政府的領導人也是一樣，據幾個在中共中央內部有消息管道的記者宣稱，示威活動大大激怒（或是嚇壞）了江澤民。那天，魏的婚禮快結束時，一場鎮壓開始了。
但法輪功是一個非傳統目標。大部分的學員都是來自偏遠的貧瘠農村的老人，他們往往一貧如洗。國家安全部門非常仔細地拍下整個示威過程，把示威隊伍中拿着行動電話的人（所謂的「頭目」）叫出來進行問話。而當時李洪志大師正住在紐約市。與一九八九年發生的示威活動不同，天安門運動中的學生們是一個有組織的階級（這裏借用馬克思的理論）並相對集中在北京北部一塊較小的地域（或者是天安門廣場），而法輪功是隨意性的，是通過口頭、電話和網絡傳播的（任何人都可以在網上免費下載李洪志寫的書）。
幾天後，一場更大膽但規模較小的抗議活動再次在中南海前面發生。示威抗議活動被西方傳媒廣泛報導，但中國媒體卻噤若寒蟬，並把上次發生的示威活動稱為「集會」。那天下午我很晚才離開辦公室，我在自行車的筐里放了北京地圖、北京指南和星巴克的一些咖啡用品（當我被北京警察盤問時，可以充分證明我是一個迷了路的外國遊客）。我騎着自行車不慌不忙地經過警察設置的路障，轉到中南海的入口處。我看到整個事件的最後一幕：大約有二十多輛大公共汽車，上面塞滿了年老的中國農民，大部分是婦女，他們將被帶往秘密的地點進行審問，成群結隊的警察坐在路旁吃着已經涼了的午餐飯盒。整個現場都是垃圾，但又帶有一些喜慶的味道，那情景有點像中國新年剛結束的廟會。警察們看起來很累，但他們肯定很輕鬆，因為任務完成了，他們把吃剩的骨頭隨意吐到大街上並大聲說笑。現場沒有血跡，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裏曾經失控，但我感覺明天還會有更多的事情發生。中國領導人已經從天安門事件的錯誤中吸取了教訓：在事件還未造成廣泛影響和獲得有組織的支持之前，要毫不手軟地進行打壓。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官方關於法輪功報導的限制解除了。魏的幾個工作人員衝進了我的辦公室喊道：「伊森，電視上在報導關於法輪功的事情！」我趕緊到接待處，看到中央電視台做的緊急新聞報導。節目主持人很不自然地瞪着大眼睛，用高了幾度音階的聲音嚴正指出，法輪功是非法的。中國公民禁止在公共場合或者是自己家裏煉法輪功。正當我們盯着屏幕時，窗外傳來大功率廣播車的高音喇叭宣傳。富華大廈和整個北京城到處都充斥着這種聲音，宣佈法輪功是一個非法組織。魏的幾個女職員開始神經質地笑着，雙手捧着她們的臉，嘟噥着說，自從文革結束後就再沒有看到這樣的事情。
中國中央電視台的主持人繼續下一個節目：一項關於揭露法輪功如何毒害中國人民的特別報導。當報導出現在屏幕上時，我們十分清楚，這是專門針對法輪功的指控，有着電影大片般的背景聲音和巧妙的故事情節。這是關於法輪功學員生活的系列影片－－他們是如何沉迷於法輪功的；他們是如何發瘋的和對家人失去關愛的。最後，他們走上自殘－－生病不吃藥，在幾個故事中，他們甚至瘋狂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們活着的配偶在屏幕上述說着事情的經過，每個片段中都有泣不成聲的鏡頭（當迫於政治上的壓力時，許多上了年紀的老人都可以擠出眼淚來，這也算是文革的一項副產品吧）。
中共中央電視台的故事充滿了李洪志和法輪功運動古怪的預言：飛旋的法輪、世界末日和大毀滅。回到電視屏幕上，換了一位女主持人：法輪功是邪惡的－－因為它連自己的學員也要殘害，法輪功不是真、善、忍的－－因為它容不得別人對它的教義有任何的質疑。法輪功是不誠實的－－因為它的領導人已經藏匿起來了。事實上，他躲到美國不是偶然的，這是帝國主義企圖顛覆中國的又一個陰謀。女主持人把發言權交給了男主持人，他又開始重複剛才說過的話。
展示在我們面前的是中共成熟老練的宣傳手法，精心選擇的用語，屍體和葬禮的精細畫面，以及天衣無縫的有關李洪志講話的剪輯和他那些狂熱的追隨者，所有這些都是為了把法輪功描寫成吃人的迷信活動。外面大功率廣播車傳來的聲音，表明一個更殘酷的特務機構被重新調動起來，以防暴政機器的機制萎縮。無論如何，中國領導人最終會發起聲勢浩大的宣傳運動和大規模的逮捕和殘酷鎮壓行動。
我不知道魏是怎麼看待法輪功的。我只知道她在艱苦地掙扎着，等待新的專案。幾個星期後，出於私人方面的原因，我和魏在短短數天內先後飛到了紐約。出乎意料的是，「環球視野」的丹尼．謝特做了一個獨家新聞。丹尼以前在人權問題上做過廣泛的報導，他與蓋爾．拉林關係非常密切，而蓋爾是一名法輪功修煉者，也是法輪功在美國的首席發言人。自從中國領導人宣佈法輪功為邪教後，丹尼是在這個世界上唯一有條件接觸李洪志的電視節目製片人。中國政府要求將李洪志引渡回國接受公開審判，當時還謠傳中國間諜已經追到了紐約，因此，丹尼只帶了一個很小的攝製組到李洪志住的地方。在採訪中，李洪志要求與中國政府進行對話並將他的追隨者無罪釋放。採訪時間雖然不長，但它是唯一關於李洪志對發生在中國這場危機的反應的電視節目。換句話說，這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紀錄片。
一到紐約，我就直接朝位於百老匯大街四十九號的環球視野辦公室奔去。在丹尼那雜亂不堪的辦公室里，我們開始考慮如何製作一部以李洪志為主題的採訪紀錄片，資金和時間，這都是我們需要的。據說美國公共電視台對此感興趣。魏抵達紐約數日後，我們三人開始籌劃這個項目。但從魏的舉動來看，她好像有所保留。魏這次帶來了中央電視台關於對法輪功做調查報告的任務，我和丹尼對此非常感興趣，但是魏似乎被丹尼關於李洪志的採訪深深吸引了。她說，她想複製一卷那次採訪的膠片以便帶回家好好觀賞。丹尼很堅決地告訴她，只能在他的工作室里看，不可以複製。
我對丹尼的態度有點擔心，魏是一個很自負的女人，如果沒有魏的全力協助，我們是不可能拍出包括有關中國方面的紀錄片的。當我和魏單獨相處時，我問她對關於法輪功的調查任務有什麼想法。她承認自己的情感有點複雜。她對這個組織並不熟悉，她認為他們不是改革者，不像天安門運動中的學生，他們缺乏知識分子的支持。我發現自己在某種程度上同意她的看法，並希望她的見解能給予丹尼在人權報導方面一種更加尖銳的角度。但魏說，她只是需要一些啟動資金就可以度過難關。
與此同時，丹尼讓我對紐約和華盛頓的法輪功修煉者做一些初步的拍攝工作。這使我有機會接近該組織的一些負責人（包括蓋爾．拉林，我還在她的家裏做了採訪）。當我在國會山對支持法輪功的示威者進行採訪拍攝時，我發現我開始同情他們了，可能是出於中國政府對他們的監視的不滿－－一名中年的中國男子，身上穿着中國大陸間諜自以為「很自然」的美國服裝，在示威者旁邊溜達，並企圖混入隊伍中。因此，我對法輪功進行採訪的態度逐漸變得友善起來，他們後來幾乎把我也當成了他們其中的一分子。最後，一小群穿着考究的法輪功學員向我走來。絕大部分的示威者要遊行到白宮（在那，傑西．傑克遜（Jesse Jackson）將加入遊行隊伍），但是我面前的這幾位法輪功學員中的精英人物正打算進入國會大廈，對參議員和眾議員進行遊說。但是，他們在這方面毫無經驗，他們對華盛頓和美國政治的了解還不如我。他們該遊說哪位議員呢？
「你們有沒有想過去找參議員泰德．甘乃迪（Ted Kennedy）？」我問道。
「我們為什麼要去找他？」
「因為他是一位很有影響力的議員，是支持人權運動的傑出代表。」
「好的，謝謝你，那很好。還有其它的議員嗎？」
「嗯，你們有沒有想過去找參議員傑西．赫爾姆斯（Jesse Helms，男）？」
「他是誰？我們為什麼要去找他？」
「他是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是支持宗教自由運動的傑出代表。他對中國的態度很強硬，中國領導人都怕他。去找他吧！」
他們顯得很高興，對我說：「太謝謝你了，先生！」
我對他們其中一位看起來像是組織者的人說道：「你們是否介意在進去之前接受我的採訪？」他是一位年輕英俊的中國男子，身上穿着絲質的雙排扣套裝，打着一條深紅色的領帶。他說着一口流利的英語，十足像一個國會遊說者。他對我的要求沒有表示反對。
採訪組的工作人員很快在他的領帶上固定好無線麥克風，我們開始走向國會山的台階。我花了點時間調整拍攝的角度，力求他和國會山的圓頂能出現在畫面正中間，三分之四的比例，充分曝光等等。我宣佈：「開始。」
「你打算進去找誰？」
他微笑着對我說：「我要去找傑西卡．赫爾姆斯！（Jessica Helms，女）」
我禁不住也笑了笑。我說：「我想你剛才是說要去找傑西．赫爾姆斯，但是你們對政治所知道的不多，是嗎？」
顯然，這個問題使他感到很意外，臉上的笑容褪去。他用有點顫抖的聲音緩慢地回答：「是的，我們對政治了解的並不多。我也不知道要到這裏來找誰訴說，也許沒有任何人會聽我講的話。但是，我一定要試一試。我是一個計算機軟件工程師，昨天晚上才從三藩市搭飛機到華盛頓，來這裏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別無選擇，因為在北京，有的法輪功學員就快要死了！」
他說的並不誇張。從北京傳來了壞消息：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是年老多病者，被趕進了城市的體育場。他們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遮擋八月份毒辣陽光的曝曬，據說，他們被拒絕提供食物和水。隨着中國領導人和警察對這場貞烈的運動逐漸失去耐心，對學員們的審問變得越來越殘酷。
我非常感謝那位接受我採訪的計算機軟件工程師。他對我非常生氣，因為他覺得我是在戲弄他。我試圖讓他平靜下來：「你說的確實沒錯，但更重要的是，在北京，他們說煉法輪功的人都是得到美國資助的，就是說，你們這樣做完全是為了經濟利益。在對你的採訪中，你不能不對此進行反駁。法輪功是一個清貧的組織，它沒有任何的政治野心。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傳媒機構偏向的是受害者，法輪功就是真正的受迫害者。」
但是國會沒幾個人願意聆聽，只是發表了一些不痛不癢的聲明。在返回紐約的途中，我在美國鐵路公司的列車上向參議員阿倫．斯伯克特（Arlen Specter）提起這件事情。他對此表示關注，但卻顯得心不在焉。魏也是如此。當我回到環球視野的辦公室時，我發現出了點問題。魏已經多次要求丹尼把採訪李洪志的片子給她。很明顯，魏感興趣的不是關於對法輪功的採訪活動，正相反，她感興趣的恰恰是丹尼手上的未經剪輯的對李洪志的採訪錄像帶，她要把帶子複製後寄給「某位在香港的人士。」她提出以幾千美元作為交換。
過一、兩天後，我逼問她：「你為什麼想要關於李洪志的採訪錄像帶？」
「香港的某些人需要這個錄像帶。」
「他們要它又是為什麼呢？」
「他們只是對此感興趣，就是這樣。」她笑得很不自然，並且迴避我的目光。
我沒有繼續追根究柢，法輪功採訪計劃擺着吧！不管怎麼說，魏是我的朋友，至少在將來的一段時間內仍然是我的老闆。我們都知道她現在資金上很困難。魏是唯一有機會接觸到丹尼採訪李洪志錄像帶的中國製片人，為了達到目的，她在利用我們之間的友誼，巴結謝特；甚至不惜使用金錢收買。也許她是被逼得沒有辦法了。她自稱為獨立製片人，而現在卻要把錄像帶賣給「在香港的某些人士」（我禁不住開始懷疑，這些在香港的人士莫非就是中國的官方電視台的代理人），但是如果不這麼做，她可能就要完蛋。
一個星期後，我飛回北京。已經很晚了，在菊兒胡同的小公寓整理帶回來的物品，飛行時差讓我感到一陣眩暈，我突然發現，在我帶回來的資料中夾雜着法輪功的傳單和請願書，更糟糕的是我的手提箱裏還有一本李洪志大師寫的書。那些日子裏，在公園裏煉功的人經常被帶回警察局進行盤問。警察已經不止一次在我的住所前逗留，不是來處理噪音投訴就是問我們有沒有在當地派出所做長駐人口登記。誰知道那些鄰居會不會對住在他們隔壁的外國人產生懷疑。妻子已經回美國了，我的北京話沒有她說得好。如果我在門口與當地人交談，警察會毫不猶豫地搜查我的住所。
我把那些小傳單和字條藏在內衣里，帶到廚房後，把它們扔進鐵桶，澆上油，把抽風機打開，然後點火把它們燒掉。我把書撕成兩半，一頁頁地扔進火里。火苗在鐵桶里跳躍着，發出刺鼻的煙味。我想我的鄰居們不會起疑心的，他們肯定以為那個外國人正在弄一種奇怪的燒烤。真、善、忍，那些無助的語句讓我感到眩暈。我聽到有人在外面拉二胡，這是北京特有的，令人感到和悅的聲音。永恆的中國，我尋思着。
我用一把鐵鏟把火灰撥開，以確保全都被燒乾淨了，我開始回憶魏所做事情中存在的疑點。最近有關李洪志的採訪對中國政府來說是無價之寶。他們可以用剪接做出任何想要的片子，例如把李洪志變成魔鬼或者是一隻咩咩叫的羊來炒作兩分鐘的仇恨。中央電視台和北京電視台已經着手準備兩個大型宣傳節目，提供政府採用折磨、曝曬和疏忽等手段導致成百上千名無辜民眾死亡的遮掩和狡辯。節目的最後還播出母親和孩子在天安門廣場喝汽油自焚的鏡頭，但從拍攝的角度來看，讓人不得不懷疑是事先安排的。
我開始回想起第一次在街角遇見魏時她臉上的眼淚。她把自己當成「紅色角落」中為打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中國而奮鬥的律師。當時在她身上有某些與遭受中國司法制度迫害的美國電視集團高級行政人員的相似之處。現在，她開始變得有點像一個國家的奴才。跟中國許多專業團體的人士一樣，魏陷入了她自己的紅色角落。她不同的身分像幻燈片一樣浮現在我的眼前：愛國者、守信用的人、美國製片人、持不同政見者等等。她所有的形象都是為了達到各自不同的目的，都是虛偽的東西。我不由得懷疑，魏在背後收受了國家恐怖主義的好處，簡而言之，她是中國政府的合作者。
而我又是什麼呢？我感覺自己身處一幕家庭鬥爭的醜劇中，這是我一直不願意見到的。當然，我也有屬於自己的秘密。老實說，我不是特別喜歡法輪功，我對製作關於法輪功的調查節目不太感興趣是因為更根本的原因。我害怕，我害怕被審訊，害怕被逐出這個國家，害怕被拘留。我有什麼資格來評論魏的是與非呢？我不願意去想，感覺自己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中共政府的同謀。
我把書和傳單的灰燼掃成一堆，將鐵桶重新放回爐台上，離開了廚房。我瞥了一眼自己在那廉價的中國小電冰箱上的影像。整個人無精打采的，身上滿是汗水和煙灰。那條洗得發白的中國軍用綠色短褲早已失去了彈性，松松垮垮地掛在我的腰間。我的眼睛裏充滿了渴望。是做回美國人的時候了。
作者簡介：伊森．葛特曼,《失去新中國 - 美商在中國的理想與背叛》作者, 哥倫比亞大學人文學士、國際關係碩士及博士學位，80年代在美國着名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擔任外交政策研究員，90年代曾任「美國之聲」電視網絡的首席調查員，現為《亞洲華爾街日報》、《標準周刊》和《投資者日報》撰稿人。他這本書（英文版）出版後榮獲2004年紐約《太陽報》紀實作品年度獎、亞洲公司 2004季度讀書獎、富士比讀書俱樂部2004年推薦作品，其中譯本出版後獲得了2005年度華語作品的「天安門精神獎」和「萬人傑文化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