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晚，也就是當年我們宣佈絕食之後第二天，絕食和聲援的學生佔據了整個廣場，子夜時分，我提出學生轉移至歷史博物館方面，讓出半個廣場，給政府辦第二天迎接戈爾巴喬夫的歡迎儀式。我的說法是：學生不能在愛國這個話題上被政府扣帽子，被人民誤解。經過激烈的辯論，主張讓出廣場的意見以微弱多數佔上風，深夜，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整隊起立移動，天安門廣場靠近人民大會堂這一塊不再有絕食靜坐的學生。第二天，戈爾巴喬夫的歡迎儀式在首都機場進行，我們這一出讓廣場的善意舉動沒有看出任何政治結果，而且也很快被淹沒在緊接着的那些天每天走到街頭聲援學生的幾百萬人的熱情之中，變成了學運中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插曲。
流亡海外這二十多年，我對於廣場五十天的反思從未停止，當然這個事件也是我認真檢視思考的事件之一。思考的結果：當時我們能夠在悲情激情衝擊之下，仍然能夠注意社會觀感，這是冷靜的體現，但對於愛國這個主題的思考，顯然不夠深入。同時，八九學生運動是不是愛國主義運動，與我們心中對國家的情感多麼熾烈並沒有直接關係。
八九年的學生運動，學生當然是愛國的，但政府也可宣稱堅持共產黨的專制統治才是最符合國家利益，因此支持政府才是愛國的，甚至開槍殺人的士兵，我相信他們也是愛國的。在此，我們與政府之間的衝突點根本不是誰更愛國，而是要民主還是要專制。青年人在出現內憂外患時，走上街頭，承擔匹夫之責是知識分子應有的特質，外患時這種表現叫作愛國，內憂時，叫作社會責任。八九年，我們出於對這個國家的愛，走上街頭爭取民主，呼喚自由，所以說，八九年的學生運動是個民主運動。
中共政府為鞏固其統治，想把愛國和支持政府劃上等號。原本這樣的欺騙並不容易得逞，但靠着限制國人對國事的參與，靠着言論和媒體的控制，並把因為中共政府未能接受世界公認的自由、人權以及公平原則，而導致中國未能得到更廣泛的國際尊重與認可這個應由政府承擔的責任，推給一個虛擬的「處心積慮仇視中國的帝國主義集團」，就成功地在一些充滿熱情而冷靜思考不足的年輕人頭腦之中建立起一個——愛國就等於反美反日，就等於支持政府，就等於反對所有政府所反對的人——這樣的一個公式。謹此提醒國內所有熱愛國家的年輕人：愛國的熱血要沸騰，但頭腦要冷靜，否則就和踢足球輸了就向場內丟汽水瓶的行為沒有差別。
國內前幾天很多人走上街頭為釣魚島事件抗議，當然這是出於愛國，但這不該必然變成支持政府，更不應該以愛國的名義忽略了追究政府在捍衛主權方面失職的責任。國內外的民主運動者們，通過這一事件批判政府未能捍衛國家主權，批判政府限制公民遊行，尖銳地指出政府只有在不挑戰他的權威和統治利益時才准許公民遊行，其它一律嚴厲鎮壓，我們的這種作為是我們承擔社會責任的體現，也正是因為我們熱愛這個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