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28日第7期
總第四十七期
2008年9月13日創刊
匯聚研究成果 提供學術資訊 建立交流平台 推動文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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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說明：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現名北京實驗中學）在文革前是北京乃至全國聞名的女子中學。文革中，該校發生了兩個標誌性事件，一是1966年8月5日副校長卞仲耘被本校學生（全系花季少女）群毆致死；二是十三天後的8月18日該校高三學生宋彬彬上了天安門給毛澤東獻紅衛兵袖章。這兩個事件關涉史實，關涉歷史研究方法，更關涉到文革前的教育方針。為了求索真相，探討十七年教育的成敗優劣。本刊決定以北京市中學為切入點，以女附中為先，北京四中隨後。如果這一舉措能夠引起國人對中小學文革及十七年教育的關注，《記憶》幸甚。
故紙堆
卞案研究
訪談
驀然回首
閒讀偶記
編讀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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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紙堆】
編者按：
十年浩劫之後，許多黨政機關將這類平反昭雪的文件送交千家萬戶，它是生者的福音，是死者的慰藉，是億萬國人感恩戴德的物證。除了這些功能外，它還以自身的荒謬承受着歷史永久的嘲弄。下面的《昭雪決定》為我們提供了生動的例證：
卞仲耘死於1966年8月5日，這時候劉、鄧仍在台上，中共中央正在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討論即將公佈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林彪尚未參加對文革運動的領導，此時正在大連療養並稱病請假未出席全會（次日才被毛澤東下令專機接回，並安排為毛的接班人），「四人幫」此時更是遠未形成。而這昭雪文件卻把卞仲耘的慘死歸咎於「林彪、『四人幫』的顛倒敵我，縱容、支持壞人。」實際上，那些「瘋狂摧殘黨的老幹部」的「壞人」恰恰是黨所依靠和培養的「紅五類」，而那些「壞人」的後台，至今仍得不到來自官方的哪怕是道德的譴責。
更為弔詭的是，那些「非刑毒打」師長的人，竟是死者生前熱愛和悉心培養的學生。《昭雪決定》中特別指出了死難者的政績：她在擔任學校領導期間「堅決貫徹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認真執行黨的教育方針。」而悖論亦由此產生——這些學生正是在毛的教育路線、「黨的教育方針」的哺育下成長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
在這矛盾抵忤的《昭雪決定》面前，我們不能不產生這樣的疑問：如果在上述路線、方針下成長起來的女生們成了「瘋狂的壞人」，那麼，這是什麼路線？這是什麼方針？這路線、方針是以什麼方式貫徹到教學中去的？那時的學生從教科書和各種課外活動中學到了什麼？教育工作者（包括慘死的卞校長在內）又是怎樣在平時的教學中言傳身教的？他們對這種培養出「瘋狂的壞人」的方針、政策的「堅決貫徹」、「認真執行」到底是功還是過？……
如果說，在文革剛結束的時候，我們的所思所慮不及於此尚情有可原的話，那麼，在文革結束30多年後的今天，仍舊對這一路線、方針不聞不問，仍然只滿足於把一切罪過都推給「林彪、『四人幫』」，則是不能原諒的。它意味着理性的喪失，責任的缺席。它表明新時期的教育仍舊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正是基於此，我們說，這個《昭雪決定》為「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兒女」提供了新解。它是張冠李戴之典範，推辭責任之拙作，歪曲歷史、混淆是非之樣板。卞仲耘校長泉下有知，相信會為我們這一遲到的認識感到欣慰。
1916年6月19日——1966年8月5日
卞仲耘同志，女，安徽無為人。生於一九一六年六月十九日，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學生。文化程度大學畢業。一九三八年春參加革命，一九四一年三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中教行政一級。
卞仲耘同志從小學開始接受黨的教育，一九三八年春在長沙參加革命。同年秋，在漢口參加戰地服務團，到大別山區國民黨軍隊中做我黨的地下工作。在皖南事變後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在陝西城固參加地下黨。從一九四〇年春至一九四五年秋，先後在陝西城固西北大學，四川成都燕京大學、齊魯大學，積極參加我黨領導的學運工作。卞仲耘同志在艱苦的地下鬥爭中，堅定不移，對黨忠誠，為我黨領導的國民黨統治區的學生運動做出了貢獻。
一九四五年冬至一九四九年春，卞仲耘同志在晉冀魯豫邊區和華北解放區，先後在新華社晉冀魯豫總分社、《人民日報》編輯部、新華社陝北廣播電台編輯部任助理編輯、編輯。她工作勤勤懇懇，認真完成黨交給的各項任務。
卞仲耘同志早年在安徽無為和四川成都，曾先後擔任過小學和中學教員。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後，調北京師大女附中工作，歷任教員、教導員、副教導主任、教導主任，黨總支副書記、書記。文化大革命前任師大女附中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在師大女附中擔任領導工作的十七年間，卞仲耘同志堅決貫徹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認真執行黨的教育方針和知識分子政策，注意全面提高教育質量。她愛校如家，關心教師，熱愛學生；工作認真負責，任勞任怨，經常帶病堅持工作，作風樸實，密切聯繫群眾，善於做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堅持黨的原則，按政策辦事；敢於對資產階級的醜惡思想和行為作鬥爭。十七年來，卞仲耘同志為辦好師大女附中這所重點中學，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作出了貢獻。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卞仲耘同志立場堅定，敵我分明。對黨和群眾始終堅持正確態度，表現了自我犧牲精神。對別有用心分子的破壞活動，及時進行了揭發和鬥爭，堅貞不屈。由於林彪、「四人幫」顛倒敵我，縱容、支持壞人，瘋狂摧殘黨的老幹部，卞仲耘同志橫遭誣陷迫害、非刑毒打，不幸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壯烈犧牲。
卞仲耘同志歷史清白，參加革命二十八年來，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區戰爭、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鬥爭的考驗。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她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人民的好幹部。卞仲耘同志的犧牲，是我黨教育事業的一個損失。
中共北京市西城區委員會
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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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紙堆】
（摘要）
1966.07.05
規劃怎樣？（註：指「師大女附中文化大革命運動規劃」）卞仲耘，胡××校長兩個了。（註：指師大女附中開會批判過的當權派）胡××是沒有戴帽子的右派？胡××都有些什麼問題？
這種人算什麼派？（註：指師大女附中語文教師×××，工作組在匯報胡××的問題時，講到×××曾反對過胡××舉辦周學敏教學展覽會。）
不是所有保皇派都要保到底的。不要那麼簡單，反覆一點沒有壞處，可能有的保皇派會變成真左派。她（註：指×××）對這個問題（註：指胡××舉辦周學敏教學法展覽會）提的意見對的麼。
這樣的人（註：指×××）革命委員會應訂個標準，究竟算什麼派？變色龍，有變好，變壞、比較好，比較壞的。不叫變不好，對變好，變得比較好的就要鼓勵。除你們二、三十人（註：指學生代表會的骨幹）以外，共他一千多人（註：指全校師生員工）都是變色龍，變好的應當歡迎。……
卞仲耘呢？（註：指卞仲耘問題）研究一下這兩個人。（註：指師大女附中×××、×××兩個特級教師。在匯報卞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捧上了天的問題時，舉了卞對待他們兩人的例子。）究竟教得好不好呢？如果真有學問，還要團結他們。至於提級的問題，那不是他們（註：指卞、胡）的責任，中央也提倡過。中學教師名譽地位不高，教學有成績，這種人要團結。要實事求是了解這些人究竟好不好？（回答：她倆教學還不錯）她教學不錯，是資產階級世界觀，要逐步解決。
師大女附中數學物理都不錯。好的學校熱火朝天、名氣大，有一套。你們學校幹部子弟多，左派力量大。運動搞起來，搞的快，另外一方面也要看看突出的是什麼東西。如果沒有好教師，也就教不出好學生。老師問題要慎重了解一下。如一些新老師，學生最不歡迎，因為他們沒有經驗，要教幾年才會積累經驗。老師是真好，還是專門捧資產階級權威？每件事都要分析一下，要善於分析，不要只被一般衝動，沖啊！要學會戰略、戰術、政策、策略。工作組要教育幫助學生提高水平、沖容易，沖得好就不容易。每弄一條錯誤時，都要加以分析。如真有本事（註：指×××和×××）就不要弄一條了（註：指對卞）……
意志衰退（註：指卞）…… 卞仲耘只給我寄了一個信，承認她執行了前北京市委修正主義路線，說學校運動六月十三日以前正常，以後就不正常了，主要是提出兩件事：一貼了男女關係大字報，二打人了。說×××是個資本家女兒，領着學生到她家貼大字報。你們查×××怎麼回事？本身不是好人，作出適當處理。學生里注意，不要被×××領導。
不讀書了？你們（註：指高三學生）要畢業了，毛毛（指他的孩子）還要讀書。讀書是學生自學？數學、物理、化學都自己讀？不要老師？半工半讀還沒有個半讀，業餘學校也要有教員……
運動每發展一步都要排隊，最後，看是真革命還是假革命，是左派還是中間派，還是右派。
他們不辯，（註：指和李××、梁××、王××等同學辯論）你們自己辯，缺席辯論也可以。目的是為了大家懂得道理，受教育。他不在也可以辯論、講道理。
不要人家一來就講變色龍，假的也要歡迎，慢慢看，開始轉過來，為什麼不好？看不出他真左、假左，真變、假變，就沒有政策了。怎麼能爭取？要注意運動開始轉的，不一定都是最好的，也許遲一點轉的更好。
黨員應當開會，黨員在黨內可以批判。黨團組織要過生活。總支書記工作組代理。黨團生活要恢復起來。把黨搞垮怎麼行，把團搞垮怎麼行。如運動把共產黨、共青團都打倒是勝利麼？總是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麼。
恢復黨的作用是逐步的，最後要保證黨的領導、團的助手。要在運動中恢復黨團作用。恢復生活不等於恢復作用，最後目的恢復黨的領導作用，團的助手作用。
革命委員會要好好討論運動的目的，方針和政策。老師、學生要結合起來，沒有運動領導的統一語言怎麼行……
大紅人、有本事的，就是資產階級世界觀也要保護，因為他們教課教得好麼。
（附註是原有的——編者）
原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6年版。文中「卞仲耘」均錯為「卞仲雲」，本刊轉載時作了改正。關於這次談話的背景及有關情況，可參見本期馮敬蘭對劉進、宋彬彬等的訪談中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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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案研究】
貴刊登載了一篇美國哈里斯先生關於原北京師大女附中卞仲耘老師之死的文章，文中點了我的名，我覺得應該有所回應。
卞校長之死，是文革初期的一起駭人聽聞的暴力事件。該事件由於其發生的時間、地點，施暴者的性別、年齡，特別是施暴者與被害人的（師生）關係，在當年就震驚京城。多年過去了，文革中絕大多數暴力死亡事件逐漸淡出公眾視野，但卞仲耘之死，卻日益凸顯出來。近年來不斷有關於卞之死的電影和書籍、文章面世，最近又由校友們集資，在實驗中學（原女附中）里為卞校長立了一座紀念銅像。為文革中死於非命的師長塑像，這應是開了先例。很多很多年以後，當文革成為遙遠的歷史，在眾多文革受難者中，一個叫卞仲耘的名字大概會流傳下來。她曾是北京一所最好女校的領導，在該校工作了17年。1966年8月5號，她遭受自己學生的毒打折磨，不治身亡。她是全北京和全中國第一個遇難的中學教育工作者。她之後，又倒下了一大批中學教職員工，使這個群體死於非命的人數在文革受難者中觸目驚心，她的名字應該被歷史記住。
（右圖：卞仲耘銅像。實驗中學東樓一層會議室。原北京師大女附中部分學生敬立。2009年11月18日）
作為原女附中的學生，我感謝所有提醒我們不忘記卞校長之死的人，包括哈里斯先生。一個人不必學過「法律」，也不必是「檢察官」，更不必為自己不是中國人卻關心中國事而解釋。文革是20世紀世界史上的一場大罪惡，但目前在中國卻公然遭到抹煞和遺忘，天底下關注它的人越多越好。
這是我對哈里斯先生文章的基本態度。
我曾經寫過一篇題為《卞仲耘之死》的學術論文（白芳《卞仲耘之死》，見「二閒堂」網站：www.edubridge.com; 原文為英文，中譯文不包括原文中大量注釋）。在最近出版的中文書籍中，我也對我校「八五事件」進行了敘述（葉維麗《動盪的青春：紅色大院的女兒們》，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第三章）。寫出來，就是希望大家評頭品足，我非常歡迎批評。
哈里斯先生的文章沒有對我的具體觀點進行評論，也沒有對具體事實提出非議，卻質疑我在卞仲耘之死的問題上基本的是非立場。我願明確地對哈里斯先生說，對這樣的批評，我不能接受。我的文章和書籍都不難找到，請大家不妨自己去作評判。
《記憶》在推介哈里斯先生的文章時，將它稱為對女附中八五事件的「調查」。但嚴格地說，哈里斯先生做的不能算是調查。他在北京逗留期間用了25個小時與7人談話，這7人中，大多數人與女附中無關。如此草率匆忙，他的文章中有若干處事實上的硬傷就毫不奇怪了。
從哈里斯文中，不難看出他對八五事件敘述的基本脈絡：那一天，女附中「紅衛兵」肇事，殘忍批鬥校領導，導致卞仲耘死亡。當時紅衛兵的負責人是宋彬彬。13天後的八一八，宋登上天安門，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毛對宋說，「要武嘛」，由是表明毛批准「紅色恐怖」。哈里斯先生認為，卞仲耘之死一案也因此而獲得了「歷史意義」。
因為做關於卞校長之死的調查，我查閱了很多材料，對這個敘述脈絡十分熟悉。哈里斯先生在文中幾次提到的王友琴女士，就是照這個脈絡講述卞仲耘之死的。看起來，哈里斯先生受到王友琴女士很大影響。我和王女士都是當年女附中的學生，王上高一，我上初三，我們兩人近年來都為卞校長之死寫過文章。在關於八五事件的敘述上，我們在一些關鍵處有不同說法，在一定意義上，提供了有關該事件的兩個版本。哈里斯先生對我的批評，也與這兩個版本的不同有關。我想，與其回應對女附中文革所知實在有限的哈里斯先生，不如借《記憶》的版面，直接與王友琴女士對話。這裏所引用的，全部來自《文革受難者》中的卞仲耘篇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香港：開放雜誌出版社，2004）。所以想公開地討論問題，不僅因為卞仲耘之死是極具影響的文革案例，值得一絲不苟地對待；也因為從我和王友琴女士的分歧中，或許能反映出文革研究中一些帶有普遍性的傾向。
在向王女士請教之前，我想先說，我對王女士多年來擔當「歷史義工」、為文革中慘死的「小人物」們伸張正義的作法十分敬佩，這個意思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有表達。這裏具體涉及的，僅與卞校長之死一案有關。
如果沒記錯，我和王友琴是見過面的，但沒有真正交流過。今天，我就藉此機會向老校友請教吧。說實話，有些問題在我心裏已經存了很久。這裏會涉及到當年事件的一些重要細節，希望大家能夠耐心地讀下去。有個英諺說，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或許可以翻譯成「真相在細節中」。作為一個歷史工作者，我不相信歷史能夠被「還原」，但我相信，經過努力，包括對細節的認真挖掘，可以儘量接近歷史真實。
我向王友琴女士請教五個問題：
一．8月5號時，女附中處在一個怎樣的形勢？是否存在一個名分明確、有職有權的「權力當局」？
王女士的說法是，7月底工作組被撤銷後，「控制學校的是紅衛兵組織以及工作組建立的『革命師生代表會』」；又說，卞死後的當晚，「女附中的權力當局」接見了她的丈夫王晶垚。即是說，王認為工作組撤走後存在着一個立即接管學校的「權力當局」，這個權力當局由紅衛兵組織和革命師生代表會共同組成。
根據我的調查和當年的記憶，7月底突然撤銷工作組後的一段時間裏，女附中陷入混亂、失序和相當無政府的狀態，並不存在王女士所說的那樣一個權力當局。這個問題是我和王友琴的一個重要分歧。
8月5號被打的五位校領導之一、副校長胡志濤在多年後的回憶文章中提到，8月4號下午她和卞仲耘在辦公室已遭到一些學生毒打，為此她曾不顧自己「黑幫」身份，在4號晚上和5號上午分別去西城區委和北京市委向有關部門呼救，說明「生命不保」的危急形勢，但無人理睬（胡志濤《八五祭》，收入胡志濤、丁丁著《生活教育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4號晚上回家後，她丈夫看到她的傷痕，問道，怎麼打得這麼狠？胡回答說，工作組不在了，沒人管了。「沒人管了」是胡志濤眼中女附中在工作組突然撤離後的狀況，而胡志濤在區委和市委的遭遇，說明當時區、市兩級權威機構在領導文革的問題上的不作為、甚至癱瘓的狀態。
但說女附中完全「沒人管了」，似乎也不盡然。這裏需要提及由工作組建立的「革命師生代表會」。卞死前在醫院的搶救、死後向上級報告及第二天向全校公佈消息，都是由代表會負責人員做的，可見事情到了一定的地步，還是得由代表會出面張羅維持。但工作組撤離後代表會的身份變得尷尬，也是一個基本事實，否則就沒有必要在8月8號，由代表會學生成員中的基本骨幹發起，成立了一個叫「籌委會」的機構。改名換姓就是為了脫離和工作組的關係，「重打鼓、另開張」，「名正言順 」地管理學校事務。
因此，我的看法是，8月5號時的師生代表會，由於它的權力來源「工作組」轟然倒台，使它「名分」不清，「餘威」猶存，更像一個「維持會」或「留守處」。據我了解，此時有一些學生（「反工作組」的學生）已不承認它的權威；代表會的個別原負責人，也認為自己因追隨工作組而「犯了錯誤」，不再任事。同時，工作組的突然撤離和毛澤東對派工作組做法的嚴厲批評給代表會的主要成員帶來極大困惑。8月5號當天她們在開會，議題是：工作組走了，文革怎麼幹？
其實，在歷史的這一刻，不要說中學生們，就連「老革命」們，從北京市負責人李雪峰、吳德到中央的劉少奇、鄧小平，都連呼不知怎麼幹了，從上到下一片混亂，胡志濤在西城區和北京市上訪無門就是明證。不誇張地說，整個北京都亂了套。有人認為，此時的京城正在發生由毛澤東發動的「十級政治大地震」。在這種嚴重失序和複雜詭譎的形勢下，說女附中仍然存在一個按部就班運作的「權力當局」，實在是無視風雲突變的大局對一所中學可以產生的劇烈影響。何況這所學校集中了中共黨政軍高層幹部子女，對時局的變化應該比一般學校更為敏感。
我在寫作關於卞之死的學術論文時遇到的一個挑戰，是如何向今天的讀者解說當年那個非常的時刻。為此，我下了相當的功夫，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看我的文章。在這裏，我只想簡要地說，研究卞仲耘之死離不開對當時文革形勢突變大局的把握。在我看來，這是理解該案的鑰匙。
1966年7月下旬8月中上旬，毛澤東自南方返京後，親臨第一線，再次發動文革（我對這一時間段文革史的理解，受到王年一先生《大動亂的年代》的啟發，該書198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這輪發動的關鍵詞是毛7月份給江青信上寫的「天下大亂」。這時的女附中，由於工作組的突然撤離和「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橫空出世，處在一種亢奮、困惑、恐懼的混亂氛圍中（往往由於「出身」不同而感受不同）。來自「上面」的信息是，學生們應該「踢開工作組，自己鬧革命」、「自己解放自己」。沒有了工作組的約束，唯一的權威就是「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成為當時最流行的語錄和對「革命」最權威的詮釋。要革命，就不能「溫良恭儉讓」，這是當時的信條。可以說，8月初的女附中達到了最高領袖所希望的「亂」，而「亂」和暴力如影隨形，這是中共歷次運動所證明了的。暴力有通過威懾打開局面的重要功能。在這一輪發動中，毛似乎有意藉助暴力。（我在論文中對暴力的功能有探討，不贅述。）卞的死恰恰發生在這個節骨眼上。無獨有偶的是，8月5號當天，正在主持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毛澤東撤銷了此前劉少奇關於反對「亂鬥」的指示。在女附中校園發生的正是失控下沒有節制的亂鬥。
所以用了這麼長的篇幅來談這個問題，是想說明，在對女附中當時是否存在通常意義上的「權力當局」上，我和王友琴有不同看法；而不同看法的背後，是對當時文革大背景的把握。我的主要觀點是，毛澤東「大亂」的指導思路，直接導致女附中校園相當程度的失序和無政府，暴力在這個背景下發生。（關於工作組撤離後的師生代表會的地位和狀況，以及代表會負責人在八五事件中的表現，我在署名「白芳」的論文中曾用了相當篇幅討論，在本期的女附中五人座談會中也有探討，在此不贅述。）
二．女附中當時是否已出現紅衛兵組織? 該組織是否應對八五事件負責？
對這兩個問題，王友琴女士在多處做了肯定的回答。
我調查的結果是，7月31號，女附中成立了一個叫「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主義兵」）的組織，主要由「反工作組」的高中學生組成。8月5號那天打人沒有她們的事。「主義兵」始終是少數派，從未在學校掌過權。
女附中還有一個叫「紅衛兵」的組織，參加的人數較眾。這是一個一哄而起、較為鬆散的「組織」。沒有證據證明這個組織在8月5號已經存在。這兩個紅衛兵是有明顯區別的，作為當年女附中的學生，王女士不應將二者混淆。
澄清是否存在「紅衛兵」的問題，是為了在事實上力求準確，也是為了從一個重要的方面反映當時的氛圍：個別班級的一些學生有資格、也有能力在全校發起鬥爭校領導，這只能是在一個極度混亂、相當無政府的非常時期才可能發生。不僅如此，自發的行動正是毛澤東倡導的，學生們起事的資格來自最高領袖對「自己解放自己」的鼓勵。因為是「正當時令」的「革命行動」，無人敢質疑其合法性，頂多是像師生代表會的一些負責人那樣，在事件進行的過程中做些無濟於事的勸阻。
需要指出的是，在血統論無比猖獗的8月份，「革命」是要有資格的。發起鬥爭校領導的學生應以「紅五類」幹部子女為主，紅衛兵在女附中出現後，她們很有可能是紅衛兵，但八五那天她們不是以紅衛兵身份發起鬥爭校領導的。
三．王女士是否知道8月5號那天發起鬥爭校領導的始作俑者，就是女士同班高一3班的某些學生？
高一3班在那天所起的關鍵性作用，是當年女附中很多人都知道的。我在調查中，訪問了班主任艾老師和若干位原高一3班學生，她（他）們都非常坦率地說到這個基本事實。老實說，對那天鬥人時，誰格外活躍，大家也都心中有數。事過多年後，艾老師仍然不理解，一個文革前「不起眼」的班級怎麼會在文革後突然瘋狂。
我的遺憾是，沒能找到當年的「活躍分子」，直接和她們交談，了解她們當時的心態和今天的想法。據說，多年來高一3班從未有過全班聚會，一些人的蹤跡已難以找尋。
在提及八五事件發起人時，王女士僅用「高一年級的紅衛兵」做為主語。很難想像，作為高一3班的一員，王女士不知道她同班同學的關鍵作用。在當時和後來，王女士都有其他班級的人所沒有的優勢，來了解批鬥校領導的活動到底是如何策劃發起的，誰是主要的組織者，以及她們事先是否知會師生代表會。今天，所有這些重要信息都已模糊不清（據原師生代表會的負責人說，她們事先並不知道。其實，她們即使知道，也只能支持學生自發的「革命行動」）。在這些關鍵問題上，王女士並沒有給我們提供任何幫助。如果王女士明明清楚是本班同學發起的，但出於種種原因希望模糊淡化這一事實，我可以理解。我不理解的是，為什麼王女士總在突出和強調宋彬彬的作用？這是我下一個問題。
四．為什麼多年來王友琴女士一直將矛頭指向既沒有發起鬥爭校領導、也沒有參與打人的宋彬彬？
有關宋彬彬的問題，因為涉及到我認為非常重要的文革研究中帶有普遍性的傾向，我會在後面做比較詳細的討論，這裏僅僅提出問題。
五．王友琴女士在關於卞仲耘之死的調查中，提到一份包括宋彬彬在內的七人名單。學「法律」的哈里斯先生將此名單認定為宋彬彬等紅衛兵應對卞之死負責的「證據」。由王友琴女士做顧問的胡杰影片《我雖死去》也給人以這份名單的重要性非同小可的印象，可見這份名單在王女士敘事版本中舉足輕重的分量。請問王女士是否對該名單做過認真調查？是否知道這個名單是誰的筆跡？當時做什麼用途？
（下圖：七人名單）
關於這份名單，王女士是這樣說的：王晶垚先生在卞去世後趕到醫院，因為不認識在場的人，王先生請求「女附中權力當局」寫下他們的名字，事後他保留了這份有七人名字的紙片。王女士說，「這七人中有六人是紅衛兵，名單的第一個名字是宋彬彬，該校高三的學生，紅衛兵負責人」。
據我了解，這份名單是李松文老師寫的，他豎着寫了七個人的名字。閱讀豎排字的通常順序是從右到左（而非王女士的從左到右）。名單中第一名是李老師本人，也是七人中唯一的教師，最後一名是宋彬彬。六個學生中，三名高二學生，三名高三學生。當時的情況是，8月5號傍晚7點多鐘卞校長終於被送到郵電醫院，師生代表會教師代表李松文老師和其他幾位教師、師生代表會主席劉進、副主席宋彬彬和其他一些學生，都參與了送卞仲耘入院的過程。到了醫院後，起初院方不願救治，要求出示學校證明，因一時無法做到，而時間不等人，李松文老師簽名作為擔保，並徵得學生同意，寫下了在場他認識的六個人的姓名，共同承擔責任，這樣醫院才進行了搶救。（多年後還有原女附中老師說，很佩服李松文當年的膽量。）當然，這時的搶救已經無效。關於這份名單，最近有原女附中學生做了詳盡的調查。我希望這個調查能夠和大家見面，這裏僅作簡要說明。
這份名單後來到了王晶垚先生手中。看起來，王先生對它的記憶有誤差。事隔多年，有誤差不奇怪。作為研究者，王女士應調查核實，起碼該找找健在的李松文老師。
上述五個方面涉及了女附中八五事件的一些核心問題。我和王友琴女士對該事件敘述的基本不同，或曰我們兩個「版本」的基本區別，在這五個方面有清晰的反映。
現在，我想再回到第四個問題上，集中談談與宋彬彬有關的「事兒」。
坦白地說，我在寫作關於卞仲耘之死的學術論文時，並不願意涉及宋彬彬，原因在於，我沒有找到任何宋在8月5號參與組織游鬥卞仲耘或其他校領導的證據。如果說，我以前不想糾纏宋彬彬的問題，是認為這與嚴肅的學術討論無關，現在我願意認真地對待它。所以這樣做，是因為王友琴女士不斷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宋彬彬，也因為關於宋彬彬/「宋要武」與八五事件有關的說法，不自王女士始，而是流傳了幾十年，長盛不衰，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歷史工作者注意的有趣現象。
仔細閱讀王友琴女士關於卞仲耘之死的調查，不難看出她時時將注意力鎖定在宋彬彬身上，但關於宋與八五事件的關係卻又語焉不詳。王女士沒有提供任何證據證明宋參與策劃發起游鬥校領導的行動，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宋具體參與了對包括卞仲耘在內的校領導的言語辱罵和人身傷害。但同時，宋彬彬又是王女士文中唯一被點名的人，她的名字反覆出現在王女士的敘述中。她與八五事件到底是什麼關係？在這最關鍵的問題上，讀者似乎得順着王女士的敘述邏輯，得出自己的推論：八五事件是紅衛兵的行動→宋彬彬是紅衛兵負責人→作為負責人，宋彬彬應該負責任。
不僅在八五事件上王友琴女士突出了莫須有的「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的作用，就是6月初文革開始以來女附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第一張大字報」，師生代表會的成立，和向鄧小平匯報，宋彬彬都是唯一有名有姓的學生，其他人都成了她後面的「等」。
文革開始以來，宋彬彬確實是主要的學生積極分子之一。但如果一定要在文革初期的女附中找出一個學生「頭兒」，這個頭兒應該是劉進，不是宋彬彬。「第一張大字報」是劉進發起寫的，宋彬彬與另一個學生參與簽名；在師生代表會裏，主席是劉進，宋是四個副主席之一（而並非像王女士所說的，「主任」是工作組長，「宋彬彬等」為「副主任」）。沒有任何證據說明在文革初期骨幹學生群體裏，宋彬彬比劉進更重要。不提劉進，只提宋彬彬，對於熟悉當年女附中情況的人來說，是有些奇怪的。
但認真一想，又並不奇怪。是「宋要武」害了宋彬彬，是「八一八」改寫了「八五」，也改寫了文革初期以來的女附中歷史。
自從八一八宋彬彬上天安門給毛澤東戴紅衛兵袖章，成了紅衛兵的「臉」，宋彬彬就不再屬於她自己，甚至連叫什麼名字都無法做主了。（這裏加一句：在得到上天安門的通知後，是劉進決定由宋彬彬帶領四十名女附中學生上天安門，劉本人和多數學生留在廣場。）因為毛澤東一句「要武嘛」，宋彬彬在全國人民心中變成了欽定的「宋要武」。八一八後局勢的迅猛發展，使北京成為「紅色恐怖」的無底深淵，「紅衛兵」成了無法無天、草菅人命的代名詞。還有什麼比「要武」二字更能精煉地概括暴力橫行天下的恐怖？而這個「宋要武」正好來自剛剛打死校長的學校，還有什麼能比這更說明問題！「宋要武」頓時成了一個鮮明的符號，一個濃縮的象徵，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它代表的是以幹部子女為主體的「紅衛兵」的蠻橫、暴虐，對生命的極端漠視，和對法制的任意踐踏。不要忽略宋彬彬是東北局書記宋任窮女兒的家庭背景，這一背景也是王女士刻意提醒讀者的：一個來自打死校長的學校的高官的女兒。不經意中，19歲的宋彬彬背負了沉重的歷史和政治的十字架。
「宋要武」迅速地成為了傳說，在大江南北不脛而走。1966年10月我和我的同學們在南方串聯，看到一份到處張貼的傳單，上面說宋要武打死了多少人，印象中有六七個人之多。記得我們看後一笑置之，覺得編得太離譜。
但既然是「宋要武」，怎能與發生在她自己學校打死校長之事無染？她必得有染才是宋要武，她必得殺人如麻才是宋要武。於是就有了上面提到的1966年秋天的傳單。
令人遺憾的是，事隔多年後，王友琴女士仍然沒有脫離「宋要武傳說」的窠臼，所以才在她的敘述中，出現了女附中在8月初即存在紅衛兵、紅衛兵打死了校長、宋要武是紅衛兵負責人等一系列說法，也才有了宋彬彬在文革之初即為女附中造反學生第一人的指認。如此，才能圓「宋要武傳說」，成全一個有頭有尾、「順理成章」的「故事」。也只有頭尾連貫，才使得女附中八五事件在哈里斯先生眼裏獲得「歷史意義」。宋彬彬成為賦予八五事件歷史意義的關鍵人物，連接了8月5號的女附中校園和八一八的天安門大舞台，因此，就註定了她在八五那天不能因工作組的撤離而心感迷茫，不能在鬥校領導事發後反應乏力、勸阻無效，不能最終出現在將卞仲耘送往醫院的人群中，不能連夜和另外幾個學生一起向上級匯報，而只能做打死校長的「紅衛兵」的「負責人」。
美國有一位叫柯文的中國史學者，在他的題為《歷史三調》的書里，談到歷史書寫時，有這麼一句話：What comes after cannot influence what came before （Paul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Y: Columbia University, 1997, p.62/《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杜繼東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這句話的意思是，後面發生的事情不能倒過來影響已經發生了的事情。我在琢磨「宋要武傳說」到底是怎麼回事兒時，這句話給以我啟迪。我們眼前看到的，是一個典型的「後面發生的事情」影響「已經發生了的事情」的例子。
其實，柯文說的這一歷史書寫中的傾向，古今中外都不罕見；在中國文革史的書寫中，這個現象可以說比比皆是。不說別的，就說對林彪的研究，一個「九一三事件」，就抹煞了歷史上的林彪和他的戰功，明明會打仗也成了不會打仗。在中國二十世紀其它時期的歷史研究中，這種例子也不乏見，使歷史喪失了公信力。在這個意義上，女附中的例子不是孤立的個案，而有相當的代表性。
在《歷史三調》中，柯文討論了「神話」（myth）現象，認為這是人們和「過去」發生聯繫的一個重要方式，而且往往比嚴肅的歷史書寫更容易深入人心。我馬上想到的一個例子，就是《三國演義》比《三國志》更為人們熟知。一提起曹操，就是《三國演義》裏的大奸雄，而對歷史人物曹操，既沒有多少人了解，也沒有多少人感興趣。拿宋彬彬和曹操相比，極不恰當，但人們對「宋要武」的興趣遠遠超過真實生活中的宋彬彬，卻是實情。Myth（神話）所以能夠流傳久遠，是因為它往往表達了人們心中受到壓抑的訴求，甚至可以成為人們對現實批判的一種方式，因而有深厚的「群眾基礎」。有時myth甚至可以成為一些人堅守的「信仰」，觸犯它會激起「眾怒」。
我的感覺，經過多年「發酵」，「宋要武傳說」已具備這個特點，質疑它會激起人們強烈的情緒反應。我署名「白芳」的文章在網上發表後，我對此已有領教。有意思的是，對「宋要武傳說「不但在中國、在外國也有人「追捧」，哈里斯先生就是個例子；不但普通百姓，嚴肅的學者也無法「免俗」。就在最近，一位在國內頗受尊重的學者仍在一份很有影響的雜誌上重複此說。柯文說，myth雖然偏離歷史真實，但對了解人們的心理、精神和情緒有重要價值，具有心靈史上的意義。學者也是人，胸中也有塊壘，有時也要借題發揮，而對某一說法是否有事實根據未必總那麼在意。應該承認，「宋要武傳說」是個「好故事」，對今天的中國頗有寓意。但好故事未必是好歷史，事實上，好故事往往不是好歷史。作為一個歷史工作者，我別無選擇，只能有一說一，有二說二。哈里斯先生說我是「宋彬彬和劉進的朋友」，我最初的反應是不值一駁，但又一想，覺得這背後的思維方式很成問題。對不同意見，不是就事實和觀點進行辯論，而是對我和宋劉二人的關係進行主觀臆測，這不夠高明。至於要解釋「宋要武傳說」是如何形成的，為什麼幾十年來長盛不衰，值得認真寫一篇論文，在這裏無法展開。但說到底，與文革從未得到過徹底清算，與人們對中國現實的種種不滿，應該有密切的關聯。這就是為什麼我對王友琴女士其實有「同情的理解」。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再次翻看了王女士的《文革受難者》，再次被女士挺身為文革中遇難的「小人物」代言而感動。我們雖然在關於女附中八五事件的敘述上有諸多分歧，但我們用自己的心血，提醒人們不忘人類歷史上無比殘暴血腥的一頁的目標是一致的。我們兩人均在海外，有很多國內沒有的便利條件。目前，文革研究在國內幾成禁區。在這種情況下，有條件做文革研究的人，就更有責任力求在事實上準確嚴謹，切記道德評判不能代替事實考證，政治正確不能代替事實準確，這樣才能在歷史上站住腳。我欣賞胡適的一句話：「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願與王友琴女士共勉。
最後，我想對哈里斯先生說，你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誰之責？哈里斯先生不滿意將一切責任都推給毛澤東，我也不滿意。和哈里斯先生不同的是，我不認為卞仲耘之死的慘劇是個易於審理的法律問題。法律不是全能的，特別是應用於由最高領袖有意製造的「天下大亂」的非常時期。在一度出現「你一下、我一下」眾人參與打人的混亂情形下，到底誰是「兇手」？在「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成為很多人最高信條的時代，如何判斷個人還剩下多少「自由意志」和「是非標準」？這樣說，絕不是否認個人應負的責任，而是說，事情不像哈里斯先生想的那樣簡單明了、黑白分明。但同時我也認為，即使在那樣一個癲狂的時代，不管怎麼有限，仍然存在一定的個人選擇空間。我曾自問，如果當時我在場，會怎麼做？我知道，我會嚇壞了，我甚至會在心裏譴責眼前的暴力，但我絕不會有膽量上前阻攔，我不具備那樣的道德勇氣，我所受的教育不足以使我那樣去做。
我想，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要做的不是去「抓兇手」，而是每個人面對自己的良知。我們都已鬢髮灰白，夜深人靜時，我們是否曾捫心自問？就像當時選擇怎麼做是要經過每個人的大腦一樣，今天的反省也只能是個人的。在調查了解卞校長之死的過程中，我發現我和我很多校友們共同的問題是：
為什麼當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的學生，會做出如此傷天害理的事情？
我們都在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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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主持人 / 執筆：
l 馮敬蘭 原北京師大女附中1966屆/初三3班學生
受訪者：
l 劉 進 原北京師大女附中1966屆/高三3班學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組駐校期間任學生代表會主席
l 宋彬彬 原北京師大女附中1966屆/高三3班學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組駐校期間為學生代表會副主席之一
l 於 羚 原北京師大女附中1966屆/中五2班（五年制實驗班）學生
l 葉維麗 原北京師大女附中1966屆/初三3班學生
主持人開場白
兩年前，我去拜訪一位著名科學家。談話間，老人提起一件事：「我聽說有個附中，文革初期紅衛兵打死了女校長，那個頭頭後來上了天安門，受到毛的接見，他父親後來還升了官。聽說這個事情後我非常氣憤。」我問：「您說的是不是師大女附中？」老人連說對對，就是這個學校。我說我正是這個學校的學生，據我了解，事情不是這麼簡單。隨後，我講了自己知道的一些情況。老人說：「你為什麼不寫出來？大家都不說，文革的歷史會更混亂。」
或許正是這位老人的話，促成了我要做的這次訪談。
師大女附中建校於1917年，曾為平津、華北地區的一所著名女中。1949年5月9日，國立北平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與解放區來的華北育才中學（女生部）合併，同年6月28日接管私立文華女中，9月27日正名為「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六十年來，該校因擁有優質的教育資源，成為社會上層家庭的女孩首選的中學之一。在歷屆學生中，黨政軍高級幹部、高級統戰人士、高級知識分子及社會名流的女兒占較大的比例。不過，普通家庭出身的學生也不在少數。我出身不好，幼年喪父（在運動中自殺），由寡母艱難帶大，沒有任何背景，完全是憑分數考進這所學校的。我們班45個學生，幹部之女不及三分之一。
文革初期，紅衛兵運動發起在海淀區的清華附中、北大附中，高潮時期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四、六、八中這樣的男校。為什麼波瀾不驚的師大女附中反而成為四十年間文革話題的一個中心呢？因為當年學校發生了兩個事件，一個是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長在學生批鬥中死於非命，一個是8月18日高三學生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了紅衛兵袖章，她又恰恰來自高幹家庭（其父宋任窮，時任東北局第一書記）。這兩個被認為具有標誌性的事件，頻頻出現在文革研究者和公共知識分子言說之中。
卞校長遇難已經44年，當年親歷那個慘痛事件的在校生，年紀最小的也年近花甲，高年級學生已六十開外。我相信，經歷過那一天的師生們，沒有誰會忘記當時的狂熱、混亂、恐怖、震驚和慘痛。卞校長的遺屬王晶垚先生，多年來執着地堅守着控訴的權利，胡杰製作的電影《我雖死去》集中展示了王先生苦心收集的物證和資料，當我看到幾個孩子跪在母親遺體旁的照片時，禁不住淚流滿面。
近年來，師大女附中畢業生就「八五事件」寫的文章中，最有份量的是兩篇同名的《卞仲耘之死》。作者之一是1968屆高中生，高一3班學生王友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博士，現為美國芝加哥大學中文高級講師）。她在《文革受難者》（2004年出版）一書中，將《卞仲耘之死》置於首篇。該文以很長的篇幅描寫了卞校長遇難的前前後後，文章強烈的批判色彩、明確的指控對象給人印象至深。我注意到，目前海內外研究文革的專家、學者主要採信的是此文提供的資料和觀點。另一篇同名文章的作者是1966屆初中生、初三3班學生葉維麗（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美國馬薩諸塞州州立大學終身教授）。她於2006年7月在美國發表了英文版的學術性文章《卞仲耘之死》，中文版未有機會在國內公開發表，僅在博客網站「二閒堂」上貼出。此文有100多個注釋，中文沒有譯出。上述兩個版本的《卞仲耘之死》，從各自披露的細節到最後結論，均有重大的不同和分歧。
葉維麗從2002年開始調查。幾年來，她每年兩次回北京進行調研，以期尋找更多的目擊者與親歷者，包括當年工作組進校後的學生代表會主席劉進和多年來一直被有關輿論窮追猛打的宋彬彬。
實際上，劉進也在2002年開始了她的調查，2007年退休後更是全力以赴。作為第一張大字報的發起人、工作組期間的學生代表會主席、「八五事件」後部分學生自發組織的文革「籌委會」的負責人，她獨自或與宋彬彬（2003年回國）一道，走訪了當年在校的老師、同學共110人，其中包括「八五事件」的暴力受害者、至今健在的校領導。她做了大量的筆錄和筆記，並將一份詳盡的回憶與調查，交給學校存檔。
於羚曾經幫助王晶垚先生整理過大量資料，可以說是間接的知情者。我於1996年發表散文《記憶的瘡疤》，反思與追問「八五事件」，從2007年秋天開始介入調查工作。我們五個人從2008年1月24日第一次會面至今，已就同一話題多次聚談，不斷地理清脈絡、提出質疑、矯正記憶、交換觀點。
作為女附中的學生，卞校長之死是我們心中永遠的痛。理清歷史事件，讓親歷者反思，讓後人知曉，讓歷史銘記，是我們的責任。下面，圍繞「八五事件」我對四位校友做的訪談中，將向社會披露我們多年來的調查結果，向學界坦陳我們對「八五事件」的初步思考。同時，宋彬彬、劉進也將首次公開講述她們在文革中的經歷。
訪談要點
1、第一張大字報
2、工作組期間（運動的形式、學生反對工作組、批鬥校領導、鄧小平的指示、多數派犯了方向路線錯誤）
3、後工作組時期（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成立、血統論橫行、學生鬥學生）
4、八五事件（卞校長遇難、向吳德匯報、成立文革籌委會）
5、紅衛兵和「八一八」
6、關於宋彬彬
1、第一張大字報
主持人：女附中的文革是從1966年6月2日開始的，印象里是教室的小喇叭突然在課間響了，然後就是夏青在播送一個社論，我的感覺好像戰爭發生了，立即心跳加速頭皮發緊。下課後，就在校園裏看見了大字報。大字報前人頭攢動，劉進，是你們寫的大字報，打破了校園平靜的空氣。為什麼你會成為第一個？
劉進：也許和我個人的成長經歷有關吧。三年困難時期，我父親（劉仰嶠，時任河南省委書記）在河南工作，那裏是重災區。正上初中的我，親身感受了大饑荒，親眼看見了什麼是一窮二白，也開始懂得什麼是責任。1964年春，我隨父母調動（劉仰嶠調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轉學到女附中，插班在高一年級。乍來到北京，又是上了一個女校，我覺得自己和學校的風氣有點格格不入，別人覺得我像農村來的，很土氣，而我覺得學校缺乏勞動教育，很多同學身在福中不知福，有明顯的「驕嬌二氣」，尤其是一些幹部之女，特殊化嚴重。高一時我曾寫過評論幹部子女「驕嬌二氣」的作文，高二、高三還在課堂上和老師辯論過，被老師批評為思想偏激。那時，我一方面反對幹部子女特殊化，另一方面又有捨我其誰的自來紅思想。我崇拜英雄，一心嚮往革命，要為人民服務，要做一顆黨的螺絲釘，有一種渴望戰鬥的強烈要求，這些在我身上表現得非常突出。
主持人：聽說你對自己有一種清教徒式的嚴酷要求，每天早起要做一套啞鈴操，在高教部家屬大院跑三圈，沖冷水澡後，6點多到校，再帶領同學長跑、做60個仰臥起坐、掌上壓。每年11月入冬前從不穿襪子，下鄉勞動同學們挑50斤，你卻挑100斤等等，這都是直接針對「驕嬌二氣」的吧？
劉進：是這樣，當時很多學生都以自覺鍛煉、自找苦吃為榮，我也一直堅持這樣做，並於1965年年底入黨。我在黨支部會上也給學校的教育提過意見。 1966年上半年，黨報不斷發表批判文章，號召大家積極參加文化革命，特別是毛主席關於「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的指示，更讓我感到事態的嚴重性，一種不讓「江山變色、國家變修」的責任感和緊迫感得到了強化。我們曾為沒有趕上戰爭年代，不能像父輩那樣投身革命、獻身革命遺憾，後來又為學校不像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均為著名男校）那樣開展「四清」運動而遺憾。當時，我們學生黨支部多次在一起分析形勢，覺得終於有機會革命了。1966年5月，宋碩（時任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副部長）有個報告，我們認為是壓製革命的，和社論講的精神不一樣。黨支部的老師說，我們應該按照黨的安排去做，要服從黨的組織紀律，所以儘管有意見，我們還是在黨內提出和討論。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6月2日早6點，我在鍛煉時聽到早間的新聞正在廣播聶元梓的大字報，特別激動。現在黨中央發出號召，支持我們了，說明我們的意見是對的。看來在黨支部內提出的問題和意見，也可以用大字報來公開表達。結果我連廣播都沒聽完，就跑去找住在同院的馬德秀，她是高三（6）班的學生黨員。我說：「現在黨號召了，咱們的意見可以說出來了，你願意寫大字報嗎？」她說願意。我倆又跑到學校去找我的同班同學宋彬彬，她是住校生（1966年4月入的黨），她也支持我寫大字報。時間還早，很多學生都沒有到校呢，我們就開始寫大字報了。因為這些意見都爛熟於心，用不着打草稿，你一言我一語，我用毛筆直接寫在報紙上，署名劉進、宋彬彬、馬德秀，然後貼了出去。過了這麼多年，大字報的題目和內容我已經記不清了，印象里是對學校不讓我們參加革命有意見，對宋碩的報告有意見，說學校教育路線上有問題，但沒有針對具體的對象。據一些同學回憶，大字報的題目是：「校領導把我們引向何處？」內容以問話為主，頭一句話就是「外界革命形勢轟轟烈烈，而學校卻是死水一潭，學校一心想引導的是讓我們進行高考複習……」胡志濤校長（女）在《生活教育論》一書的《「八五」祭》裏提到過我們的大字報，她說「矛頭指向還很模糊，有指向北京市委的，有指向北大彭珮雲的。」
本來以為把意見提出來想辦法解決就行了，沒想到大字報貼出後，學校秩序大亂，同學都無心上課了，這和想像中的革命不一樣。我們也慌了，不知道該怎麼辦。黨支部擔心影響擴大，當天就把我們三人隔離到階梯教室，告誡我們這麼做很危險，將要滑到右派學生的泥潭。他們苦口婆心地幫助我們認識問題的嚴重性，希望我們認清形勢檢討錯誤。我們對此很不理解，廣播裏都肯定了大字報，說明這就是黨的號召，為什麼我們給學校貼大字報就成反黨行為了？那天在階梯教室內外始終圍着很多老師和學生，可以說是群情激憤，既有指責也有同情。
2、工作組進校期間
主持人：我記得你們受到了「圍攻」，我有深刻印象。接着就是工作組進校，動作很快，應該和鄧榕有關吧，學校出了這麼大的事，她回家一說，立即會引起她父親的關注。
劉進：我想是這樣。6月3日晚飯後，胡啟立（時任團中央候補書記）帶領團中央幹部張世棟、馬嫻華來到學校，被一個同學直接帶到階梯教室。他們當場宣佈說我們的行動是革命的，表示了支持，讓我們的心情特別激動。6月4日一早，工作組正式進校，張世棟是工作組組長，馬嫻華是副組長，胡啟立是西城區中學運動的負責人。歡迎大會上，胡啟立、張世棟、胡志濤校長都講了話，胡校長還傳達了前一天李雪峰關於改組北京市委的報告。6月6日，工作組主持成立了革命師生代表會，教師代表二人，數學老師李松文和生物老師陳大文，學生代表五人，我、宋彬彬、馬德秀、耿麗蘭、尹斐，前四人為高三學生，尹斐是高二學生。我是學生代表會主席，其他四人為副主席。當天宣佈複課，恢復正常秩序。所謂複課，就是學生每天在教室里讀報紙、學社論，上下課鈴照常響。老師不教課了，組織起來也是學社論。工作組的指導思想是讓運動有序進行，先揭發，再慢慢梳理，找出問題的重點。
由於時間久遠，我也沒有留下文字記錄，對很多事情的具體時間和內容都記不清了。幸運的是，在近年的調查過程中，我得到了許多同學的幫助。特別是高二2班一位同學把她當時的一本筆記借給了我，筆記從1965年一直記到1966年工作組撤走，記的基本是學校的事情，包括校領導和工作組在全校的講話，非常珍貴。後面我要講到的很多具體情況，依據的均是這本筆記。
主持人：工作組進校後，建立了新秩序。各班的團支部、班委會被廢除，班主任靠邊站，取而代之的是班核心小組。不知道核心小組怎樣來的，同學們私下議論，我也說了「應該選舉、不能自封」之類的話，成為後來我在班裏被孤立被鬥爭的罪行之一。工作組——師生代表會——班核心小組，成為學校新的三級組織。
劉進：這種按部就班學習討論的情況沒有維持多久，6月17日，高三4班李黎黎等13個人貼出了大字報，題目是 「工作組把我們引向何方？」認為工作組開展運動的方式和《人民日報》社論的精神不一樣，阻礙了運動。面對學生「為什麼還不召開揭批校領導大會」的質問，工作組組長張世棟老師在當天的廣播中說，「現在轉入重點批判的條件還不成熟……仍要進行廣泛的、普遍的揭發」，同時他檢討了自己有「怕亂」思想，「還不夠放手」，表示歡迎繼續提意見。
大字報貼出後，引起了全校各班的辯論，當晚學生自發聚在大操場宿舍樓的高台前辯論，我班同學梁二同上台支持了13人，說工作組壓制了革命師生的積極性，把學校運動搞得很冷清。工作組希望同學們不要再辯論了，辯論非但沒有停止，又出現了學生鬥學生。一是批判圍攻反工作組的少數派學生，二是鬥爭所謂出身不好、有問題的學生。譬如高二2班6月18日貼出一張大字報，點名12個同學，分別給帶上各種「帽子」，羞辱、體罰她們。6月20日全校開會，我代表學生代表會講話，講了三點意見（抄自高二2班那位同學的筆記）：「1、要按照黨的政策辦事，不能過早下結論。2、反對在學生當中開鬥爭會。3、堅決不打、不罵、不圍、不哄，堅決貫徹黨的政策。」 張世棟老師做了補充，向全校提出了「邊學、邊議、邊揭、邊批」的要求，說現在不適宜把重點集中在某一個校領導身上，還需要廣泛的揭發、批判和集中材料。6月21日上午，工作組在全校大會上做了進校18天的小結，提出「從今天開始轉入重點揭發批判」，並安排當日下午召開揭發卞仲耘的大會。
6月21日下午兩點半，第一次揭批會在大操場召開。當時卞校長一個人站在台上，副校長胡志濤（女）、劉致平，教導處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樹民四個人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組的13個人被單獨安置在學生隊伍後面，有學生持木槍站在她們身後。6月22日揭批會繼續開，兩次大會都有針對校領導的暴力行為發生，卞校長挨打最多。
葉維麗：在6月21日工作組主持召開的批鬥會上，袁淑娥（女，大連工學院俄語教師，師大女附中英語教員丁某前妻）的表現引人注目。在這個會上卞校長被打得很厲害，這應該和袁淑娥的煽動有直接關係。卞仲耘後來給上級寫信，詳細地講了當天挨打的情況。那時還有地方「伸冤」，信息的傳遞也是暢通的。8月初就不再是這個情況了。卞寫的信鄧小平看到了，在7月初接見工作組的時候還提到這封信。
文化革命以前，卞主管黨的工作，日常教學工作由胡志濤副校長主持，普通學生對卞不是很了解。袁淑娥起的作用就是把學生的注意力集中在卞身上，特別是集中到「生活作風」上，使大家在情緒上對她反感。
劉進：其實文革開始後不久，袁淑娥就經常來學校活動了。批鬥會前她曾找過工作組要求參加大會，工作組不同意，可她還是帶着兒子和母親來沖了會場。她手裏還拿着一張照片，粗看是卞校長和她前夫的一張合影，實際上是卞校長夫婦和袁淑娥夫婦四個人的合影，剪去兩邊的人，就成了卞、丁的合影。她拿這個當證據，說卞校長生活作風有問題，破壞了她的家庭，在台上哭訴，學生立即群情激憤，喊起了口號，場面一度失控。會場安排出身貧下中農家庭的學生拿着練體操的木槍押着校領導。袁一哭訴，這些學生就你一槍、我一槍把卞校長捅倒了，卞校長當時就發生了嘔吐。袁的發言大概前後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其間一直有對校領導的過激行為。還有一位管過人事的老師發言也很有震撼力，之前她曾在校園貼過一張小字報，揭發卞校長是劉仁介紹入黨的假黨員。一個說卞有生活作風問題，一個說卞是假黨員，好像兩顆重磅炸彈，在學生中激起的憤怒可想而知。
面對突發的暴力行為，工作組進行了勸阻，指出「今後注意不用打她，因為揭發就可以打倒她」。高二2同學的筆記上，記着在會議快結束時，工作組宣佈：「我們請示了上級，決定從現在起停她（卞仲耘）的職」。揭批會後，卞校長又回北京飯店開會，並向上級反映過有關情況。7月3日，她又分別給鄧小平、李雪峰等領導寫信，附文是關於袁淑娥破壞女附中文革的情況，希望上級派人調查、處理。袁淑娥此後一直在學生中間活動，包括學生去卞校長家貼大字報，都是她領的路，「八五」那天有人見到她也在場。
主持人：袁淑娥為什麼這樣恨卞校長，她們的關係很複雜嗎？於羚，你曾幫助王晶垚先生整理過大量資料，也見過袁寫的「萬言書」，請給我們講講。
於羚：袁淑娥是大連工學院的俄語老師，1959年與卞校長同住一所醫院時相識。1963年女附中缺英語教師，袁的丈夫丁某當時在北京空軍，也有轉業到女附中的意願，經卞校長介紹，學校領導討論通過，丁某調入女附中教英語。這期間，袁、丁夫婦經常爭吵，卞校長從中做過一些調解，袁、丁最終離了婚。袁多次向女附中領導提出要求，希望扣丁的工資補貼她的家用，卞校長認為應該按照法院判決書執行，沒有答應她。於是，她開始向有關方面控告。1966年5月，她將上萬言的揭發信，複寫多份，給毛主席、團中央、北京師範大學黨委等寄去。揭發信捏造事實、斷章取義，把個人的所有怨恨都上綱上線到政治高度。
文革開始後，袁淑娥的控告信轉到工作組手上。工作組原本對卞校長的態度比較溫和，認為批鬥卞的材料還不夠充分。後來，在6月21日、22日的批鬥會上，工作組的態度有了轉變，沒有阻止袁上台哭訴、煽動學生的行為。胡志濤校長對袁淑娥參加學校的批鬥會十分不滿，為此還質問過工作組。她曾表示，卞仲耘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生活作風上沒有問題。
1979年，袁淑娥被西城分局以挾嫌報復罪逮捕，後西城區檢查院認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實、誹謗他人，已構成誹謗罪，但已過追訴時效，決定不予起訴。王晶垚先生不服，多方奔走申訴，同時也獲得很多支持，但始終沒有結果。
主持人：當時，全社會都處於喪失理智的瘋狂中，任何人想挾私報復他人，只要他有「資格」，譬如紅五類出身或符合別的什麼流行要素，他就能得逞。
劉進：幾年前我在胡杰的電影裏看見了貼在卞家的大字報，語言粗暴惡毒，畫的不堪入目。我找同學了解情況，證實是袁領着學生去卞家乾的。
兩天鬥爭會後學校恢復常態，繼續維持着原來的運動節奏，寫大字報揭批。6月27日，以我班同學梁二同為首的18人貼出了第二張反工作組的大字報，題目是「把無產階級大革命進行到底」，內容涉及雖多，卻不再具有轟動效應。她們多數時間不到學校，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形勢，或去海淀區的中學活動。梁的父親在空軍任職，支持她們的行動，因而她們更加堅定，不怕被孤立，覺得很光榮。18人全部是高中學生，有我班四、五個同學。7月初，她們成立了女附中最早的學生組織「紅旗」。清華附中卜大華記得，在7月19日軍訓前，女附中「紅旗」去過他們學校多次。
6•27大字報貼出後，工作組分別找參與的同學談心，如果是幹部之女或者軍隊幹部之女，就通過組織找家長，讓家長做女兒的工作。6月底，兩個高一學生上交了蒯大富給她們的信，信里分析了形勢，反覆說如果工作組是不革命的、拖後腿的，革命左派就可以奪他們的權，把他們趕走。
主持人：海淀區以清華附中、北大附中為代表，反校領導的學生，後來又反工作組，一路造反下去，並有「理論建樹」，一論再論三論什麼的，思路很清晰，方向很明確。你們反了校領導卻成為工作組的依靠對象，而工作組對校領導的態度起初是曖昧的，後來是猶豫不決的。你們回歸「主流」，成為反工作組同學的對立面及多數派的代表，這種異常是否與鄧小平的支持有關？請你們談談去鄧家匯報的情況。
劉進：7月5日上午，工作組胡啟立、張世棟帶我和宋彬彬去中南海向鄧小平匯報學校的運動情況，是在鄧小平家裏，在場的只有鄧和夫人卓琳，主要由張世棟匯報，胡啟立補充。
主持人：為什麼要帶你們兩個學生而不是別人去鄧家匯報？
劉進：是鄧點的名。由於工作關係，他和我們的父母很熟。那天鄧一看見我，就對我說：「劉仰嶠是個好同志。」6月初高教部部長蔣南翔停職後，由我父親主持工作，一周後的6月15日，父親也成為黑幫被停職了。因此，鄧的這句話讓我特別激動，胡啟立、張世棟他們怎樣開始匯報的，我都沒有聽進去。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鄧的兩次插話，一次是張匯報6月21日揭批會袁淑娥沖會場的情況，鄧小平問這是什麼人，張說是外校的一個老師，沒通知她，她自己來的，鄧說這是個壞人。另一次是張匯報到17日、27日兩次反工作組的情況時，鄧說應該組織辯論。我和宋彬彬很不解，說同學們對這個已經不感興趣了，反正那些同學也不常來學校，呆在學校的都是擁護工作組的學生。鄧說辯論是有意義的，可以讓大家懂得道理，受到教育，缺席辯論也可以。鄧還講了在學生中間是分左、中、右的，運動後期都要排隊。
最後，鄧小平講了三條，第一條是不允許在學生中成立黨團以外的組織。那會兒海淀區中學已經有了紅衛兵這種學生組織，處於地下狀態。鄧強調一定要由黨、團組織來取代類似紅衛兵這樣的非法學生組織，要把學校里學習好、思想好，有威望和組織能力強的學生，吸引到團委或學生會裏面，讓他們（非法學生組織）沒有領頭人，沒有市場，他們就鬧不起來。第二條是要儘快恢復黨組織的正常工作，要依靠學校的黨組織，不能離開黨組織。第三條講的是女附中的教師情況，說老師是有真本事的，要儘快解放他們，讓他們出來工作。還說到王明夏、張玉壽（均為該校特級數學教員）這些老師非常優秀。
宋彬彬：鄧小平還說了一條，對於學校的走資派批一兩個就可以了，不要牽扯的面太廣。他說要不然欠下的債太多，我們還不起。由於張世棟他們匯報了卞仲耘、胡志濤等有些什麼問題，所以他就說一、兩個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後來他又說到老師們都是好的，說哪裏有那麼多修正主義呀？若有那麼多，我們十七年的人才是如何培養出來的？！毛主席的女兒不也是女附中培養的嘛！難道都是壞老師教的？
原來聽說文化大革命半年就要結束，聽了鄧的講話覺得他想儘快結束。
葉維麗：實際上，師大女附中是鄧小平的一個點，師大一附中是劉少奇的一個點，他們通過兩所中學了解運動情況。劉鄧領導文革的方式可以說是四清加反右，整幹部用給幹部分類的四清的辦法，卞仲耘就給定成「四類幹部」；整「反動學生」用反右的辦法，那些「反工作組」的學生就面臨可能成為「右派學生」的下場。
劉進：7月5日下午，張世棟召開全校大會，動員和部署大辯論，主題是「運動要不要工作組的領導」，7月6日準備，7月7日、8日、9日三個半天開辯論會，可以「缺席辯論」。辯論對象主要是李黎黎、梁二同、王南芬等人。梁二同不到學校，沒有參加辯論。
主持人：記得當時上升到了「反奪權」的高度。我原本在班裏很不起眼，也沒有反工作組，可是7月15日那天突然被揪出來揭發批判。我的主要問題是，想奪權（說了核心小組是自封的）、仇視幹部子弟（背後議論說過壞話）、仇視黨的階級路線。運動積極分子還可「火線入團」。看樣子都是工作組執行鄧小平指示的具體行動。
劉進：連續三次辯論會後，學校開始部署下一個任務：老師集訓和學生軍訓。把大多數學生集中起來赴邢台軍訓，把全體老師集中起來在「馬神廟小學」集訓，同時還把不符合軍訓條件的少數「有問題」的學生送到郊區勞動。然後就準備複課了。胡校長在《「八五」祭》中寫了集訓的情況：「7月20日左右，工作組把校領導和全體教職員弄到白堆子馬神廟小學集中學習，不許回家。由學生代表主持會議，讓每人準備『洗澡、下樓』，實際是人人過關。」7月28日集訓結束，7月29日集訓人員返回學校。
葉維麗：當時是「兵分三路」：少數骨幹學生參與在馬神廟對教師的集訓，少數「有問題」的學生去郊區勞動，大部分學生去邢台軍訓。軍訓是突然結束的，為慶祝八一建軍節開的聯歡會臨時改成了歡送會。軍訓期間受的是「正面教育」，班長關心學生，沒有人因為出身問題受歧視。突然結束軍訓，說走就走，同學們都很驚訝，有的人還哭了。
劉進：帶隊軍訓的工作組副組長王潤芝老師也很驚訝，她說是7月31日突然通知回北京的，連她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學生代表會副主席尹斐也去軍訓了，在回北京的火車上，她想不出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心裏惴惴不安。軍訓的大隊伍8月1日回到北京，王潤芝老師領着學生從火車站走回學校，一看校門口、校園裏，到處亂七八糟貼着對聯，王老師完全懵了，不知道怎麼回事。
葉維麗：我們是從永定門火車站走回學校的，當年這麼走路很平常。到了學校一看，我們離開還不到十天，整個校園面目皆非了。大字報主要是鼓吹對聯的，「老子英雄兒好漢」，對聯給人的衝擊太大了。和工作組有關的大字報似乎並不多。從火車站一回到學校，就有人向我們宣佈工作組撤消的消息，我記憶中有工作組王老師滿臉錯愕的表情。對聯加上撤工作組的消息真把人給震懵了。
主持人：我們「壞學生」下鄉勞動比軍訓的大隊人馬回來得早。學校的氣氛已經有些恐怖和驚悚了，這是我的感覺，因為心虛。當時宿舍樓大門口貼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 / 老子反動兒混蛋 / 橫批：歷來如此）特別醒目，看一眼就心跳半天。大字報也是「自來紅們站起來」之類，宿舍樓還貼了一長溜譚力夫的講話，通篇是講解那個對聯，我一直以為對聯是他發明的，後來看印紅標的書，才知道最早出於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
葉維麗：從毛澤東的部署來看，對聯的出現大概給他攪了局，我想他的本意是想將火力集中在上層劉鄧等人的路線上。但對聯在學生群體中，特別是中學生中產生的影響怎麼估計也不過分。它不但動員了出身「紅五類」（即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貧下中農）家庭的人，讓他們覺得自己是當仁不讓的革命後代，「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導致了一些人在後來的肆無忌憚、為所欲為，並且嚴重地分化了學生群體，讓大多數非「紅五類」的人噤口，而出身「黑五類」（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家庭的同學更是人人自危。這樣一種狀況對理解「八五」當天不同「身份」學生的表現至為重要。
劉進：在軍訓同學回來之前，開了兩個大會。7月29日在人大會堂召開撤工作組的大會，毛主席一出來，掌聲雷動。劉鄧說老革命遇見新問題就是那一次。究竟發生了什麼？誰都弄不清楚。毛主席說工作組是消防隊，壓制群眾起來革命，派工作組是方向路線的錯誤。7月30日下午，工作組召開校會，把7月29日的領導講話錄音放了一遍，隨後就宣佈工作組撤出師大女附中，讓學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來革命。
主持人：學校三級組織的最高一級——工作組因方向路線錯誤被撤消了，師生代表會因此也失去了繼續存在的合法性。看來學校再次產生了「權力真空」，這是最危險的時期。
3、後工作組時期
主持人：從工作組撤走到「八五」之前這個禮拜，對聯出現，讓血統論登峰造極，成為最矚目的事。學生分成了「紅五類」和「黑五類」，處於兩者之間的，也沒什麼光彩。還有什麼事發生？
劉進： 7月31日，學校貼出來一張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大字報，前身是「紅旗」。因為她們堅決反對工作組，成為學生中的革命左派。
當時校園裏除了對聯還有批判工作組的大字報。工作組撤走才兩三天，就有學生跑到團中央去揪鬥工作組的張世棟、馬嫻華，把他們押回學校關了十幾天，要求他們揭發問題。據王潤芝老師回憶，8月5日當天，還有學生對張世棟和馬嫻華說：「不老實交待，卞仲耘就是你們的下場！」也有現場目擊的同學證實，揪鬥校領導的過程中，張世棟也被勒令旁觀，說你不老實交待，也是這個下場。
主持人：我班也有同學證實，在「八五」現場張世棟、馬嫻華受到威嚇。
「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成立宣言，我親眼看到，紅紙黑字，很顯眼，貼在大食堂旁邊的板報欄上，題目就叫「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成立宣言」，不僅綱領明確，還有幾條組織原則，強調堅持黨的「有成分論、但不唯成分，重在階級表現」的路線，非紅五類家庭出身只要表現好，也可以申請加入。在對聯的氣勢壓倒一切時，我對這個印象特別深，心裏有瞬間一熱的感覺。當時校園裏比較冷清，大批去軍訓的同學還沒回來。
劉進：工作組撤走後，多數學生還是習慣性地每天來學校，看大字報、寫大字報、抄大字報，主要內容是批判工作組的錯誤和辯論對聯。各班在辯論對聯的過程中，出身不好的同學已經失去了話語權。也有不少同學想來就來，不來就到別的學校去串聯。
主持人：失去話語權的不僅僅是出身不好的同學，而是除了「紅五類」以外的大多數。班裏的核心小組——最基層的權力單位並沒散夥，因為她們都是紅五類，對聯讓她們增強了自信心和凝聚力。別的班不了解，我班還保持一定的秩序，8月4號核心小組通知，第二天必須全體到校開班會。我以為又要鬥爭我呢，5號就躲在家裏沒去學校。午後兩個出身「紅五類」的同學到家裏找我，問我為什麼逃學？我假裝頭疼，後來跟着她們去了學校。那天上午我們班在「辯論」對聯的班會上，不少同學因為家庭出身受到了羞辱。
葉維麗：馮敬蘭關於核心小組的提醒很重要。她在這個問題上很敏感，因為作為「有問題」的學生，她直接感到它的權威。班核心小組不像校一級的師生代表會，不是工作組直接建立的。66年7月底工作組突然撤離後，班核心小組沒有受影響，反倒因為「對聯」而鼓了氣；又因為校級師生代表會有些「吃癟」，更在事實上加強了班核心小組的權威。當時許多班級以辯論對聯為名鬥出身不好的同學，恐怕都與核心小組有關。8月5號高一3班鬥校領導的動議，不知核心小組起了什麼作用？
劉進：因為我們不在班裏，不了解各班的具體情況。我和宋彬彬每天還在學校，總被一些同學圍着問下一步怎麼辦。到底怎麼辦？我也不知道。我想不通為什麼滿腔熱情地投身革命，卻犯下方向、路線的錯誤，很迷惘。犯了錯誤跌倒了，可以爬起來再干，但是方向在哪裏？具體幹什麼？無所適從。學生代表會的人，當時的態度已不一樣。
胡校長在《「八五」祭》裏寫到8月4日下午學生打老師的行為，當時我一點也沒聽說。她在文章中說，幾個校領導正集中在辦公室學習，突然闖進來七、八個學生，罵罵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帶，狠狠地抽打我們……」晚上，她愛人（在教育部工作）看到她身上的傷痕說：「你們學校怎麼這樣亂？！」她說：「工作組走了，沒有人管，有什麼辦法？！」「明天你暫時不去學校。」「我是校長，不去學校怎麼行？」但是，胡校長直到去世也沒有公開說出那七、八個學生的名字。卞校長回家後的情況也有一些文字記載。總之，她們都覺得生命已沒有保障了。
主持人：這幾天學校里發生的主要變化，一是「主義兵「成立，二是血統論造成學生中深刻的分裂，三是無政府狀態下校領導面臨的危險迫近。
4、八五事件
劉進：《「八五」祭》裏，胡校長寫了8月5日上午，她先去北京市委找分管文教口的幹部，說了學校頭天打人的問題，強調基層領導幹部的人身安全已經沒有保障。那位幹部只是勸說她先回學校，並無任何對策。後來胡又找到西城區委，也沒有得到明確的答覆。5日下午1點半左右，她走進校門，覺得學校「異樣地寂靜」，預感不祥，就拿起掃帚裝着打掃女廁所，以便觀察動靜。教導處副主任梅樹民老師認為當天的鬥爭會是事前準備好的，據他回憶上午就有學生通知讓他們下午兩點鐘集合。關於「八五」的文字，除了胡校長寫過文章，初一的唐伏生、初三的馮敬蘭、葉維麗、高一的王友琴、高三的劉沂倫等也都有文字記述。最近我聽劉沂倫（1966屆高中生/高三1班學生）說到一個新情況，她印象中校領導是從禮堂押出來，圍着大操場游鬥的。
主持人：當時你在哪裏，什麼時候知道外面正在游鬥校領導？
劉進：當時我和一些同學在東樓史地政教研室里，就是原來工作組的辦公室。前面說過，我們每天都聚在一塊兒議論，尋找方向，基本就是清談。那天下午兩點多，幾個初中同學急急忙忙跑進來，說大操場上打人了。其中初三的一個同學近年回憶說，8月5日下午，她和幾個同學在東樓原來總務處的辦公室睡覺，石油附中一男生來找她，一進屋就說：「你們女校的學生怎麼比男生還厲害，正在操場打人呢！」她聽後趕快跑去找我們。聽她一說，我和宋彬彬等人急忙下樓，跑到大操場上，看見校領導正在遊街，都拿着簸箕，有的老師頭上扣着紙簍，胡校長身上特別髒。現場以高一學生為主，也有其他年級的同學圍觀。我們讓她們停止打人，她們說這是鬥黑幫，我們說鬥黑幫也不能打人啊，有大方向還有黨的政策呢。她們理直氣壯地說工作組在時不讓鬥，現在可以鬥了。我們說你們該鬥鬥，該游游，但不能打人。那些同學沒有再表示異議，我們讓大家都散開，看到許多圍觀的同學陸續離開後，我們也走了。
過了一段時間，又有低年級的同學跑來說，後操場正在打人。我們趕緊又跑到那裏，現場已聚了不少學生，各年級都有。校領導正在抬土，有的同學手裏拿着木棍子在旁邊監督。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教導主任汪玉冰老師，她有些癱軟了，還哭了，只要同學沖她一嚷嚷，她就嚇得不行。筐挺大，她們確實抬不動。我們說了一些「勞動可以，不要打人」的話，呆了一會兒，看到沒有人再打人才離開。
直到黃昏，有個同學來說卞校長快不行了，人在後院呢，我和宋彬彬等同學急忙跑下樓去。在後操場，我看到卞校長躺在一個手推車上，臉色特別難看，嘴裏吐着白沫，身上也有異味，一看就不行了。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場面，感覺天塌了一樣，第一反應就是趕快送醫院搶救。當時那裏沒幾個人，後來人多了，場面變得很亂。學校的後門平時上鎖，我讓身邊的同學去找工友拿鑰匙，工友王永海來開了後門。還叫人給卞校長家打電話（事後知道是黨辦趙桂英老師通知家屬的）。高三1班劉沂倫證實說，是宋彬彬和高三2班朱姓同學等幾人去醫院找的大夫。朱同學事後告訴劉沂倫，醫生一聽說是黑幫就不願來，宋彬彬和他當場吵了起來，說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俘虜還得優待呢。當時來了一個年輕的男大夫，一個年長的女護士，給卞校長打了強心針。不過，這些具體細節我和宋彬彬都不記得了，當時我們完全懵了。
我推着車，好幾個同學在旁邊幫着推，把卞校長送到了郵電醫院。記憶中不少同學、老師都跟着往醫院跑。大夫不敢救，我們之間發生了爭吵。在場的數學老師李松文，是工作組期間教師代表會兩成員之一，也是臨時黨支部的負責人，他老實本分、不善言談，這時也急了，讓醫院趕快救人。經過一番爭論才開始搶救，大約9點左右，卞校長就去世了。隨後，卞校長的丈夫王先生來了，他情緒激動，當時哭得很厲害。
主持人：離開醫院你們去了哪裏？
劉進：卞校長去世後，我們覺得情況嚴重，應該儘快向上級匯報。當時知道中央在北京飯店開會，到那兒一定能找到領導。我們幾個從學校一路走到北京飯店時，已經半夜了。起初我們想見新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李不見，只好找第二書記吳德。吳德秘書出來勸我們回去，說有事明天再來，現在首長已經休息了。我們說不行，事關重大，我們必須見到領導。看我們不走，他最後終於同意讓我們見了。我記不清是幾個人進去的，但我和宋彬彬肯定進去了。吳德聽完我們的匯報，半天沒有說話，後來才慢慢說：這麼大的運動，難免發生這樣那樣的問題，人死不能復生，死了就死了。還說：你們不要擔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擴大影響等等。
走回學校，我們一直坐到天亮，誰都沒有合眼。校長死了，學校出了這麼大的事，我們認為應該讓全校同學們知道。由誰來說？有同學說你當過學生代表會主席，還得由你來說。其實我也猶豫，覺得很難開口，但自己不說讓誰說呀？是我們把卞校長送醫院的，是我們向市委書記匯報的。我作為黨員應該出面向同學們說。於是，8月6日早上，我在廣播裏通報了校長去世的消息和向吳德匯報的情況。
主持人：我讀過現居海外的作家胡平寫的一篇文章，全文抄錄了那天早晨的廣播稿，大約百十來字，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文本，覺得很新鮮，但不知來歷。你們事先寫過稿子嗎？
劉進：沒有啊，我也是第一次聽說。事隔多年，我已不記得自己的原話了，但確實沒有寫過稿子。很多同學和老師都有不同的記憶，同一個班的學生因為處境不同，記憶也大不相同。2006年拜訪梅樹民老師，他回憶說，當時他們在校辦工廠勞改，他和劉致平副校長在一起聽廣播，廣播中說再不許打人了，他們心裏才有了安全感。有人記得，我說卞仲耘昨天被鬥死了，這是違犯黨的政策的，以後不許再打人了。有人記得，我說過要注意保密，不要擴大影響。一些同學就記住了一句：「死了就死了」。
我們覺得不能再這樣亂下去了。8月8日，我和一些同學商量（多數是保工作組的，也有高三4班反工作組的），說這樣下去不行，咱們成立一個組織吧。因為上邊沒有領導，這個自發成立的組織就叫「文化大革命籌備委員會」（簡稱「籌委會」），我當了主任，有十幾個副主任，各班還有聯絡員。我認為這是8月5日事件直接導致的結果。
主持人：可以這樣認為嗎？是高一3班部分學生發起、組織了游鬥校領導，事先並沒有人向你們透露消息。
劉進：是的。除了受害人、目擊者指認，我也找過高一3班的老師、同學核實。一個同學（為敘述方便，以下稱A同學）對我講了當時班裏少數同學發起揪鬥校領導的過程。A同學說帶頭的是幾個住在西邊大院（即三軍總部大院）的同學。她們在班裏說，現在「主義兵」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經發出號召，我們也要革命，也要鬥黑幫。她們讓人把校領導集中起來，拉到操場去游鬥。當時全班同學都坐在教室里，出身不好的，家裏有問題的學生都集中坐在一邊，領頭的同學讓大家必須都出去看。A同學說，她初中就在女附中，很關心胡校長，自己也想出去看看。全班學生跟出去以後，有不少同學都打人了，包括出身不好的一個同學，她打的是胡校長，就是想表現革命。胡校長一直很強硬，挨打挨得最多。A同學還特別說到該班某同學（很多目擊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厲害的人，但她是名人，文革前的優秀學生，只要動了手肯定別人會記得很清楚。打人厲害的幾個，初中都是在外校上的。初中就在女附中的同學對老師有感情，下手不如她們那麼厲害，也不是沒打，下手可能輕一些。A同學還說，打老師的行為，讓人不能容忍，但我們只能看着。卞校長死後，誰都不說話了。
在游鬥過程中對校領導施加暴力行為的，不僅僅是高一3班的學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的少數學生。那天下午是連續的幾個過程，最初是圍着大操場集中對校領導遊鬥，接着在小操場強迫他們抬土勞動，最後是強迫他們分頭打掃各處的廁所，繼續羞辱、折磨他們。在這個過程中，其他年級也有學生參與游鬥和看押，但多數學生是圍觀，聚聚散散，人數時多時少，這些人成為暴力行為的目擊者。
主持人：你們勸阻了兩次，卻沒有使她們停止游鬥活動。難道因為她們以革命的名義，佔據了「道德制高點」，才讓你們的勸說蒼白無力嗎？
劉進：當時鬥黑幫是革命行動，我們不能理直氣壯地站在對立面上制止她們游鬥校領導，何況自己又是犯了錯誤的人，只能說些不要打人、注意政策的話，事態的發展證明我們說話完全沒用。
從近年的調查中得知，8月5日下午，不少老師和高年級同學都對打人者進行過勸阻。在游鬥中，胡校長爭辯說「我不是黑幫」，一個高個子學生說「我現在就讓你變黑」，拿着一瓶墨汁就潑在胡校長身上。圍觀的一個中五年級（五年制實驗班）同學立即上前阻止，說「鬥黑幫也不能這麼鬥啊！」有個同學勸阻不要體罰打人，立即被回擊說，好久沒有鬥黑幫了，今天鬥黑幫有什麼不對？工作組在校的時候不讓鬥黑幫，現在工作組撤了，黑幫都可神氣了，我們鬥鬥黑幫有什麼不可以？高三4班反過工作組的王亞力、李樂群等同學也勸阻過兩次，一次在廁所附近，一次在校園裏，看到圍觀的低年級同學都散了，她們就走了。她們也沒想到，老師們會被換個地方接着遭受折磨。有的老師勸學生，說他們（校領導）年齡都大了，身體不好，不能幹這麼重的活了。這麼熱的天，他們肯定受不了，會出事兒的。有的學生也這麼勸。這些勸說立即遭到激烈反駁，說你是保工作組的吧？你有什麼資格說這種話？我班有同學看到，梅樹民老師挨了一棍子，血立即從襯衫裏面流了下來。梅老師自己也回憶說，當天他穿了一件新襯衫，學生用帶釘子的桌子腿打在他背上，釘子扎進肉里，拔出後都是血，染紅了襯衫。8月6日那天，王南芬（文革前女附中學生會主席，反工作組成員之一）到校比較晚，8月5日她沒來，聽說卞校長被打死了，她感到非常震驚和氣憤，當天就開始着手調查事情的經過。2006年我曾問過她，她說調查後基本落實到一些人身上，以高一和初二的學生為主。很多人是在表現自己，誰打得凶，誰的階級感情就深，覺悟就高。她還說，我調查了，你們這些學生領袖那天下午在東二樓呆着，沒有人參與這件事情。
在調查中我還了解到，有兩個高二的同學8月6日一早去看胡校長，胡校長當時躺在床上，傷勢很重，見到她們非常高興。同年，她們和四中的幾個同學一起調查了西城區36所中學的打人情況，還寫了調查報告。調查時，胡校長給了很大的幫助。
關於王先生出示的那個名單，我是從胡杰電影裏第一次看到的。名單是豎着寫的，右上是師大女附中，靠下並排寫着李松文 徐岩春 李小琦 馬恬 王滿華 劉進 宋彬彬。後來，2008年在一個博客里再次看到，指控說兇手就在裏面。有同學看見那個名單後，告訴我說是李松文老師寫的字，他教過她們班幾何，很熟悉他的字體。於是我去找李老師，希望得到他的幫助。我把那個複印的名單拿給他，請他回憶一下當時的情況。過了幾天，李老師打電話約我見面，詳細講了名單產生的前因後果。他說，8月5日出事那天他帶孩子看病去了，回到學校已經快6點了，聽說出了事他就跑到後院，有幾個學生堵着不讓他過去，當時他找趙桂英老師又找校醫劉大夫等等，心裏很急。到了醫院，醫生不管救治，在場師生和醫護人員發生了爭執，大夫說要有學校證明才能搶救。當時已經很晚了，到哪裏去開證明、蓋公章？李老師問大夫簽名做證行不行？醫生說，不能讓學生寫條子，學生一畢業就沒法找人了，要寫也是老師寫。於是，李松文老師在一張紙上豎着寫了校名師大女附中，然後寫下自己的名字，當時在場的還有其他老師和很多學生。簽名是要承擔責任的，他就問幾個高年級的學生，我把你們的名字寫上行不行？我們都說行，他就把幾個認得的學生名字寫上了。他當時正在教高二，所以有三個高二學生，李小琦、馬恬、王滿華，我、宋彬彬和徐岩春是高三的。
李松文老師說，這是搶救以前我給大夫寫的名單，不知道怎麼到了王先生手裏，大概是醫院交給他的吧。還說：「那天你把名單給我看的時候，一看是我的字體，我都愣了。回家後仔細回憶，記得是這個過程。卞去世以後，大約9、10點鐘，大多數人都各自回家了，我沒有去北京飯店。」
主持人：那天打人的學生，許多目擊者還能叫出她們的名字。我班有同學看到，劉致平副校長因為謝頂，頭上被貼了一張墨汁塗黑的紙，高一某學生命令他跪着，做舉手投降狀，給他拍了照片。梅主任三十幾歲，算是年輕力壯的人，讓他挑土圍小操場走一圈，再把土倒回原處。胡校長打掃操場附近的廁所，不少同學記得，她的白襯衫被墨汁染成黑色，黑裙子被撕到胯部，露出了粉色的內褲。沒有任何工具，她只好用指甲摳廁所蓋子上的污物。卞校長被押到宿舍樓打掃衛生，我班同學看見卞校長時，她已經晃晃悠悠站立不穩了，被一個初二學生使勁按下頭，逼她喝池子裏的髒水。那個女生皮膚黝黑、身材高大，1967年有一次讓校領導圍着操場遊街，她對胡校長又推又搡，使勁按她的腦袋，胡校長就是不低頭，我清楚記得她的模樣和胡校長當時憤怒的表情。她們毆打和羞辱校領導的手段簡直令人髮指。
葉維麗：可是，卞校長死後至今沒有人站出來承認打過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腦子裏老有兩個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個大胖臉，一個瘦高個兒。這兩個人做的一件事讓我記住了她們。文革開始後有一次工作組組織學生去教工宿舍參觀，看老師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經過教我們語文的王老師家，她不在，保姆正抱着她的小孩在外面，當時我們班走在高一那個班的後面，我看見那兩個人竟然啐那個小孩兒。我當時特別反感，心想即使小孩的媽媽十惡不赦，小孩又有什麼罪？卞校長死後，有人告訴我打人的學生中就有那兩個人，我一下子覺得特別可能。今天回過頭想，正是眾人的沉默助長了她們後來的惡行。
劉進：8月5日的暴力行為使卞校長死於非命，其他校領導身心也受到嚴重傷害，我沒有預想到會發生那樣慘重的後果。出事後我真是後悔死了，沒有果斷地拼全力去制止暴力行為，我感到非常對不起卞校長、胡校長等老師。幾十年過去了，這種悔恨和負疚感絲毫沒有減弱。這也是我和宋彬彬為什麼要在60歲以後克服許多困難、堅持調查學校文革事件的動因。
我曾在文革40周年時，帶着鮮花和葉維麗、於羚去看望王先生。我也幾次登門看望過梅老師。有一次他問我：「我們挨鬥時你們在哪裏？為什麼不來救我？」當時這話對我的震動非常大，我鄭重地給梅老師寫了一封道歉信。經多次溝通，他終於敞開心扉和我談起了8月5日的遭遇。他說：「為什麼你們不能一直呆在那兒，為什麼要走開？如果是你們的父親，你們能走嗎？」我說自己追悔莫及，是我的父親我肯定不會走。他說你們都是學生黨員，是我們最信任的學生，在最關鍵的時候你們在哪裏？我覺得梅老師對我提出的質問，也是大多數老師的質問。我非常感謝梅老師對我的批評，感謝他能告訴我當天的情況和他的感受。
葉維麗：你、我、宋彬彬和於羚咱們四個人一起去看過一次梅老師。我們進門時，我感到梅老師似乎不那麼歡迎我們，老師一般看到學生來都很高興，而他不是。當時我走在後面，宋彬彬說了一句話，「我們當時真的很對不起老師們。」聲音不高，我聽見了。還有一句印象深的話是梅老師說的，他問你（劉進）和宋彬彬，「你們當時在哪兒？」他反覆地問，老圍着這句話說，給我的印象非常深。你們曾是他精心培養的學生，在那天沒有「搭救」他和其他領導讓他心裏受到很深的傷害。我很高興劉進這些年能和梅老師多次溝通，反覆交換意見，傾聽梅老師的心聲。
宋彬彬：那天去看梅老師，一進門看見他滿頭白髮的樣子，我心裏充滿愧疚，就說了對不起老師的話，這是發自內心的、一直想說的話。雖然8月5日事發當天，我們也去勸說、阻止過，但是並沒有預想到事態的極端後果。想到卞校長被學生暴力毆打死於非命，其他校領導老師們身心遭受重創，40多年來我一直非常痛心、愧疚和懊悔。利用這個機會，我想再次表示對他們的歉意和追悔。
葉維麗：在該怎麼看劉進、宋彬彬她們這些師生代表會主要骨幹在「八五」當天表現的問題上，我反覆想過。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放到當時的大背景中去看，不應該不顧歷史的制約去苛求，同時也不能大而化之，而應該很仔細地去考察。這不是非黑即白的事，更何況在8月初極端混亂的狀態下。
我覺得劉進、宋彬彬她們那天參與將卞校長送進醫院，堅持要醫院搶救，並和李松文老師等一道留下姓名做擔保，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十分不容易的，值得充分肯定。她們在卞仲耘去世後連夜向上級匯報，也是負責任的態度。在問題方面，我覺得可以總結為八個字：勸阻無力，反應遲緩。「勸阻無力」是指在游鬥校領導的過程中她們曾幾次出面干預，但在客觀效果上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在當時的大背景下，她們是不可能質疑鬥爭校領導的「革命行動」的，只能說說「鬥爭是可以的，不要打人」之類的話。吳德在他的口述回憶中說，有一位市委大學部的幹部遭到學生圍攻毆打，去解圍的人對學生說，要打死他先打死我，這樣才把人救下來。這種用抗命的方式來阻止打人的做法，在絕大多数斗爭會上是沒有出現的，沒在女附中發生毫不奇怪。遇到當天那種場面，不要說是中學生，就是成年人，沒有相當的政治經驗和擔當精神，也是不可能力挽狂瀾的。
我說的「反應遲緩」，指的是對卞仲耘的搶救行動遲緩。當然，根據卞倒下時的情形，就算及時送醫院也很可能是回天無力了，但這是另外的問題。我的估計是，卞大約在4點多鐘倒下，大約7點左右把她送到近在咫尺的郵電醫院，這中間有至少兩個小時左右的耽擱。為什麼會有這麼長時間的耽擱？我在署名「白芳」的文章中也問了這個問題。工作組倒台後，師生代表會是個「妾身不明」的機構，在阻止打人的問題上，特別是在當時瘋狂革命的氛圍中，她們說話「理不直，氣不壯」，勸阻無力完全可以理解。但一旦事發，在救人的問題上，恐怕只有她們能出面了，你不管沒人管了。耽擱了兩個小時左右才送醫院，不能不說是「反應遲緩」。
我傾向相信劉進說的，你們在聽到人（卞）躺在垃圾車裏奄奄一息的消息時，馬上就行動了。但卞校長在後院躺了兩個小時之久，為什麼你們那麼遲才接到消息？這個問題一直在我腦子裏。長時間的耽擱至少反映了人們的恐懼、退縮和對生命的漠視，因為當時很多人都看見了卞仲耘的慘狀。八五事件是女附中的奇恥大辱，不僅因為校長被少數人折磨致死——我相信參與打人的畢竟是少數，也因為大多數人的表現也會受到今人的指摘和譴責。就算你沒打人，你圍觀了，就是做了看客。
對生命的漠視是一代人的問題，我是這代人的一員，說這些話絕不僅僅是站在外面或高處去指責別人，它還包含着深深的自責。看胡杰的電影時我感到無地自容。第一次見到王晶垚先生時，我給他寫了一句話：「做為女附中的學生，我感到有罪。」這是心裏話。
5、紅衛兵的成立和8·18
主持人：王友琴在書里寫過：「1966年7月31日，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成立。工作組離開學校，紅衛兵掌管學校。」前面已說過，7月31日成立的是「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前身是工作組在校期間的「紅旗」。工作組撤走後，主義兵成為學校的革命左派，但她們與「八五」事件毫無關係。「主義兵」作為一個組織，存在了很長時間。我在1967年6月15日的日記里還有主義兵的記述，那時學校里有三大派，一是四四派「東方紅公社」，二是四三派「紅色造反團」，三是主義兵，人數不多，還是那些同學，成為「老兵」的代表。
「紅衛兵」什麼時候出現，又什麼時候消散，與我沒有關係因而沒有任何印象，也不記得校園裏有過大批戴着紅袖章的人出沒。在我印象里，紅衛兵就是幹部子女的別名。劉進，你和宋彬彬發起成立過紅衛兵這個組織嗎？如果發起，是在什麼時候？
劉進：我和宋彬彬沒有發起、成立過叫「紅衛兵」的組織。我倆7月5日親耳聽到鄧小平關於制止紅衛兵等非法學生組織成立的談話，工作組撤走後，我們一直為自己的錯誤而苦悶、迷茫，不可能搖身一變，就去帶頭組織「紅衛兵」。
關於「紅衛兵」是什麼時候成立的？葉維麗問過我多次，我始終說不上來。近幾年就這個問題，我幾乎是見誰問誰，至今無一人能說出紅衛兵成立的準確時間，但大多記得8月5日那天女附中還沒有紅衛兵。一些老師的記憶也證明了這一點。2006年，張靜芬老師（卞校長遇難後秘密給王先生寫信的人）曾對我說，當時她看到圍着校領導打人的是不足一個班的學生，在大操場和後院大約都是二三十人，沒有戴紅袖章，那時還沒有成立紅衛兵。
主持人：我在前面說過，我班8月5日上午開班會辯論對聯，我裝病沒來，8月6日下午給我「補課」。當時出身「紅五類」的同學坐在講台前面排列成長方形的課桌上，其他同學坐在椅子上，她們居高臨下的氣勢非常壓人。我記得其中最激進的同學以及父親在軍界具有高職位的同學，並沒有人戴袖章、穿軍裝，最顯眼的裝束是把褲腿挽到膝蓋上，根本不穿鞋，當時校園裏行為最張揚的學生幾乎都這樣。如果當時有了紅衛兵這個組織，有些學生會特別炫耀，因而給人留下印象。
劉進：關於紅衛兵成立的時間，根據調查我可以這樣判斷，是8月8日「籌委會」成立之後到8月18日之前的幾天裏，一哄而起的。在對聯製造的氛圍下誰可以當誰不可以當，每個人心裏很清楚。當時中央正在開會，毛主席寫信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消息透露出來以後，大家才覺得紅衛兵不是非法組織了，毛主席都支持了，我們思想上才會接受紅衛兵。
宋彬彬：我記得女附中紅衛兵是8·18前一哄而起的，調查的結果也證明這種說法最接近事實。女附中的紅衛兵很鬆散，沒有加入不加入這一說，你說自己是，只要沒有人反對，你就是了。
葉維麗：紅衛兵的出現，在海淀、東城、西城是有時間差的。海淀區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紅衛兵起來後是否有軍方的背景，是個可以探討的問題。在西城區譬如四中和女附中，幹部子弟多為中央機關、國務院的背景，和劉、鄧的關係近。如果毛不表態支持紅衛兵，他們一般不會像清華附中、北大附中那樣自己起來組織。毛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是8月1日寫的，傳到清華附中是8月2、3日，卜大華他們有回憶。當時的情況，每天的信息傳播是很快的，毛支持紅衛兵的消息，我覺得如果8月5日還沒有傳開，8月7日、8日應該已經傳開了。紅衛兵在清華附中成立的時候是有邊際的，因為它是一個地下的、青少年自發的組織，有成立的時間和人員組成。後來紅衛兵得到了毛的支持，我在自己的書里（《動盪的青春》）說過，紅衛兵在城區實際上是一哄而起，特點是沒有準確的時間和組織邊際。女附中紅衛兵成立的具體時間，至今沒人能具體說清，當然也沒有開過成立大會，沒有什麼宣言。
主持人：再說一說8·18那天的情況吧。是籌委會接到開會通知的嗎？
劉進：是，我記得籌委會是8月16日接到的通知，說要在天安門廣場召開「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大會」。我們決定以班為單位組織參加，沒有提具體條件。因對聯的出現使血統論的思想盛行，各班掌握情況很不一樣。
當天即開始投入緊張的準備工作。主要是製作袖章和標語牌。那時很少有人戴袖章，為了集會，大家以各種方式趕製。8月17日，籌委會組織了各年級的一批積極分子集中在學校大禮堂，把紅色橫幅、紅綢布撕開，再裁成窄條。兩位初中同學找來了毛體的「紅衛兵」三個字，其中「衛」是繁體字，高二一個同學用三合板刻了模子，刷上墨汁印製，但洇得很厲害，出了不少廢品，所以那天印到很晚才做成40多條。大多數紅布條來不及印字，就分發給各班了。
宋彬彬：因為時間緊，我們做的紅衛兵袖章很粗糙，我給毛主席戴的袖章是毛邊、黑字，並不是社會上後來流行的那種黃字袖章。做木版模子的那個高二同學，她父親當時已經被停職了。做了一夜袖章後，第二天她問小艾（初二學生）：「我能不能算紅衛兵？」小艾說：「你當然可以算了。」於是她覺得自己也是紅衛兵。
劉進：我們班的袖章是一個寫字特別好的同學在紅布上直接寫的，她還畫了一個葵花向陽的展板，表示「心向共產黨，心向毛主席」，準備8•18那天舉着去天安門廣場，結果因為出身問題，班裏不讓她去，對她的打擊很大。
宋彬彬：這是2006年班裏同學聚會時我們才知道的，聽說這件事我很不好受。那個同學為大家忙了半天，自己卻不能去，受了很深的傷害。
劉進：8•18那天凌晨3點多，由籌委會組織集合，從學校出發去天安門廣場。大部分同學（包括出身不好的）都去了，也不分什麼派別。隊伍到天安門廣場大概是5點多鐘，大約7點多，聽到廣播通知，讓各校按名額去天安門前集合，女附中的名額是40個。作為學校的領隊，我對宋彬彬說：「你當過學生會文體部長，認識的人多，你從各班挑40人帶隊過去吧。」挑人肯定要出身好的，其他還有什麼標準記不清了。調查中有人講是要穿軍裝的、戴袖章的、出身好的，有人講是要個子高的。各班怎麼挑選人，怎麼上的天安門，宋彬彬怎麼給毛戴的紅袖章，讓她自己說吧。
宋彬彬：先說是怎麼選人的。高三4班王亞力說，是我告訴她由她在班裏挑人，選的都是個頭兒比較高的。因為高中的學生都比較高嘛，最後上去的主要是高中生。應該選40個人，臨出發時點名，多出來一個，第 41個就沒讓上去，當時她就哭了。
對為什麼讓學生上天安門的說法很多，2006年《炎黃春秋》裏有篇文章談到過一種說法，說是警衛局領導看到劉少奇、鄧小平、陳毅等領導的臉色都很陰沉，氣氛不大好，才臨時決定讓一幫中學生到城樓上去。從當時的照片上，能看出有的領導臉色陰沉。但學生什麼也不知道，高興得蹦啊跳的，氣氛非常熱烈。膽子大的學生就開始給那些領導人戴紅袖章。我本來戴的是沒有字的紅箍兒，臨上天安門時，有個同學說她的袖章有字，比我的好看，就把她的給了我。看到別人都上去獻了袖章，我身後一個男生（空軍大院子弟、師院附中初三學生）推了我一下，說：「你這袖章挺好的，為什麼不去給毛主席獻呢？」當時，我旁邊站着公安部長謝富治，他原來跟我父親在一起工作過。我問謝富治，我能不能去給毛主席獻袖章，小艾也說她要去獻紅領巾，謝問她是誰，我說了她父親的名字，他就讓我倆過去了。那時，能見到毛主席大家都激動得不得了，我也覺得很榮幸。毛主席並不認識我，也不知道我們是哪個學校的。當時他問我：「你叫什麼名字啊？」我說叫宋彬彬。「是文質彬彬的彬嗎？」我說是。毛又說：「要武嘛。」就是這麼簡單的兩句話。平常我也聽說過，毛主席愛開玩笑，很會拿名字開玩笑，所以我認為這只是一句玩笑話，並沒覺得有什麼特殊含義。
就是這麼簡單的過程。
劉進：我再講一下事後的情況。「八一八」當天下午回到學校，梁二同就找我和宋彬彬談話，說你們保工作組，是犯了錯誤的人，怎麼能給毛主席戴袖章呢？這是對主席最大的侮辱！梁二同一邊說一邊哭起來。當時我倆覺得又做錯了，很慚愧，我說要不然把你們的袖章給我，去換一下。後來我把她們的袖章送到王任重（時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那兒，希望他轉交給毛主席。我反覆檢討自己，為什麼錯誤一犯再犯，越想越覺得不能這樣下去了。1966年8月19日那天，我寫了大字報，列舉了自己的錯誤，宣佈退出「籌委會」，宋彬彬也簽字退出。至此，我倆就退出了學校初期的文革運動。
從6月2日寫第一張大字報到宣佈退出運動，前後80天的時間，影響了一輩子。1985年整黨時，我對貼大字報和最初參加文革運動寫了這樣的認識：「自己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被捲入這場災難，是因為在思想上受以階級鬥爭為綱思想的影響。文革前，對於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就很熟悉，並常學習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接班人的五個條件，在當時反修防修的教育中，聽到有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睡在主席身旁，真恨不得趕快把這個壞蛋揪出來，保衛毛主席。在長期的正統教育中，自己的思想帶着片面僵化的痕跡，帶有明顯的個人迷信的色彩，另外對女附中當時的教育方法也有一定看法，所以運動一來，則不可避免地被卷進去了。」 我家與學校僅一路之隔，那麼近也從不回去。每晚就在教室前面的木講台上，合衣倒頭就睡，第二天爬起來又不知道去幹什麼了，天天這麼過着。直到8月19日退出，自己也沒搞清什麼是革命、怎麼才是革命。
我還想說的是，我一直覺得很對不起宋彬彬。她信任我，視我為最好的朋友，從貼第一張大字報到退出運動，彬彬一直支持我，和我在一起。如果8·18 是我帶隊上天安門而不是讓她去，也許不會發生戴袖章的事，也不會讓她在40多年中承受巨大的壓力和指責，完全被妖魔化。現在我作為主要當事人把這些事實講出來，對母校和老師，對宋彬彬和同學們，包括我自己都是一個交待。
6、關於宋彬彬
主持人：上網查找「宋彬彬」，內容雖然五花八門，但是指向基本一致，就是欠了七八條人命。千家駒《自撰年譜》稱：「宋彬彬和人比賽，哪一個紅衛兵打死了六個人，她為了勝過那個人，就打死了八個人」。我相信，當年在校的老三屆1600多名學生，不論對她有什麼看法，絕大多數人看了這一條都會發笑。所以，在這個訪談的最後，要請宋彬彬講講關於她自己的事。請先說說「宋要武」的來歷。
宋彬彬： 我班同學記得，8·18下午回到學校後很多人過來跟我握手，還有人開玩笑：「彬彬，你以後就改名叫要武吧！」我說那是毛主席說的，我不配。
當天下午，《光明日報》一位男記者到學校來採訪我，他問毛接見我的情況，我就把那兩句話講了，再多也沒有了。他讓我寫下來，我不寫，說就這麼兩句話有什麼好寫的。後來我還和幾個同學說起記者約稿的事，她們也說就這兩句話有啥可寫的？不寫。
可是沒想到，8月20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當時我看到那篇文章非常生氣，對班裏同學說，別說宋要武，現在連宋彬彬這個名字我也不想要了。毛主席和我的簡單對話，我班同學沒有人認為那是毛要我改名，40多年來同學們沒有一個人喊過我宋要武。
後來我一直想找到那個記者，希望他能站出來，說句公道話。先後找過相關的人，都說那個時候不實行實名制，不知道誰寫的。
主持人：我看過有人寫的文章，說師大女附中也改名「紅色要武中學」了，很可笑。當時我看見紅紙黑字「紅色要武中學」貼在校牌上，16歲的我心裏一直在冷笑。當年在校的老師學生誰能接受這個名字？它比師大女附中好聽嗎？沒過幾天紅紙就被扯乾淨了。
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報》轉載了《光明日報》那篇文章，立刻就在全國傳開了，我是百口難辯，再說什麼都沒人信了。後來經常有外邊的人來學校看我，看到我都很失望：「你怎麼是這樣啊？一點兒不是我們想像中的樣子。」
8月19日我和劉進宣佈退出「籌委會」以後，基本上就退出了學校的運動，成了逍遙派。我們班保工作組的人都成了逍遙派，我們成立了一個小組叫「中流擊水」，有人說我們是「中午擊水」，因為每天中午我們都到八一湖去游泳。當時名字的問題給我很大煩惱，我說，我不叫宋要武，也不能叫宋彬彬了，我們小組的同學說這麼辦吧，咱們翻字典，翻到哪兒算哪兒。一個同學拿來一本字典，隨便翻了一頁，手指「岩」字，我覺得可以，就在那個時候改名叫宋岩，以後插隊、工作都是叫宋岩。
於羚：當時我們學校來的信都在門房（傳達室）里，有個大紙盒子，學生都去那兒找信。我是住校生，父母都調外地工作了，我的家信比較多，總跑去看信。給我印象特別深的是，「八一八」過後，傳達室大紙盒子裏的信驟增，鋪天蓋地的都是「宋要武收」。 當時我就認為這個名字是強加給宋彬彬的，我不認為宋彬彬願意改這個名字，那時我並不認識她。現在看來，所謂改名的始作俑者，就是《光明日報》記者，他的那篇文章將「宋要武」凝固成一個符號，但「宋要武」從來就不是宋彬彬。
主持人：高三1班劉沂倫也說拆看過不少信，多得根本看不完，也沒多大意思。信的內容基本上是兩類，一類是向「宋要武」表示致敬、學習，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一類是向「宋要武」匯報他們那裏文化大革命如何遇到挫折了，走資派或保皇派如何壓製造反派了，希望「宋要武」能去支持他們。有一封信是從武漢一個學校寄來的，信中說，「宋要武」在武漢發表言論支持保皇派，保湖北省委，「我們革命造反派感到非常失望和憤怒」，希望她懸崖勒馬。由此劉沂倫知道宋彬彬到武漢去了一趟，在武漢做了「保皇派」。
宋彬彬，除了8·18上天安門戴袖章的事，很多人對你的武漢之行有深刻記憶，網上也有各種傳說，下面請你談談為什麼去武漢，在那裏做了什麼？
葉維麗：我插一句，因為湖北這事有一個署名傳單，白紙黑字，在我們低年級學生印象中，覺得你用過宋要武這個名字，至少在我印象里是這樣。第一次劉進介紹我跟你面談時，我一上來就對你說：「你在卡瑪的電影裏說，從來沒用過『宋要武』這個名字，把話說滿了。」理由就是我當年的那個印象。當時你很不願意談去湖北的事，也就沒有談。這個事情我覺得到了應該澄清的時候了。
宋彬彬：2007年12月25日聖誕節那天，我參加班裏十幾個同學的一個聚會，有同學提到了這件事，並回憶起我當年說過的話，大家鼓勵我寫出當年的經過。關於去武漢這件事，我一直不想說，擔心傷害到別人。我班一個同學曾在湖北黃石工作，她說當地很多人因為我支持了保守派，都特別恨我。我想我已經被罵了，罵多罵少都一樣，反正我就是不願意講武漢的事。
事情是這樣的，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文革初期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他找我和劉進去釣魚台，動員我們兩個到武漢去，時間是「八一八」之後。因為家長之間的關係，王任重認得我們倆。他還找了清華附中駱小海、卜大華等比較有名、有影響的學生，想動員我們到湖北去保省委。
劉進：王任重說湖北省委是革命的，現在有人反對省委，這件事可能是有什麼背景的。他當時背了一段毛主席語錄，然後就問咱們怎麼辦？你馬上說，那不行啊，不能讓他們反對省委。王任重說：「那你們能不能去一趟武漢？」我說不是讓自己解放自己嗎？怎麼還讓我們去呀？我當時是脫口而出，沒有多想什麼，就覺得和「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不一樣，幹嘛讓我們去呀，湖北還有湖北人呢！然後王任重就問你：「彬彬，那你呢？」你說你可以去。
宋彬彬：我答應去武漢，是基於對王任重的信任。抗戰時期他是我父親的老部下，在大災荒中他倆還同拉一個犁杖耕過地，父親曾經說過王任重是冀南軍區四大才子之一。實際上去武漢的許多細節我都記不清了，是在近年調查中，漸漸串起來的記憶碎片。
我是1966年9月初去的武漢。到武漢後，我們被安排住在湖北省委第二招待所（在我們之後來的清華附中駱小海、卜大華也住這兒）。隨後就有好多保守派大學生來找我，讓我們支持他們。我說我們得先到大學去看一下，看完以後再做結論。我們去了好幾所大學和武鋼，看大字報、開座談會，跑了幾天，大家討論的結果是：湖北省委基本是好的，應該三七開。我們就寫了個草稿讓他們先看看。一天早上，我們看到了《長江日報》夾帶着署名宋要武等5人的公開信，非常驚訝。公開信不是我們的原稿，做了很大的改動，不但措辭激烈，還夾帶着當時流行的罵人粗話。當時我一看到「宋要武」三個字，就非常氣憤，立即去湖北省委找到負責同志詢問。他和我談了很長時間，聲淚俱下地說：「我們跟着毛主席爬雪山過草地，抗戰八年吃了多少苦，犧牲了多少同志，現在要打倒我們，我們怎麼會是反黨、反毛主席的人呢？」說老實話，我非常同情他們，不相信他們會是反黨反毛主席的走資派。我說，我們可以聲明支持省委，但你們也要實事求是，那個公開信不是我寫的，你們不能以我的名義發表，而且我也不叫「宋要武」。他們同意我寫一份聲明，然後交給省委印發。當晚我就寫好了聲明，我覺得湖北省委是好的，不同意打倒湖北省委，也不願意看到兩派群眾的對立。可是他們突然通知我，說我父親病重，火車票已經給我們5人買好了，我心裏着急就把寫好的聲明交給了他們，請他們給予發表。回家一見到我媽，就問我爸得了什麼病，我媽說你爸沒病啊。我這才明白，實際上是湖北省委想支走我。我跟媽媽講了經過，她勸我以後不要再提這事了。媽媽說他們那樣做的確不對，但他們是在危難關頭，已經被鬥、被打、被逼無奈了，處於那種情況下，他們不得不出此下策，就是想利用「宋要武」的名聲保自己，而你卻那麼較真兒，還要寫什麼聲明，人家是拿你沒辦法了才想的招兒。聽了媽媽的話，我覺得我可以理解這件事，自那以後我從沒提過武漢之行，直到現在。
主持人：我這裏有那份夾在《長江日報》中的傳單，題目是《致北京、武漢革命同學的公開信》，全文不到3000字，公開信發表時間是1966年9月6日，署名宋要武 華小康 劉靜梓 朱培 潘小紅，後4人是高一2班學生。
劉進：劉靜子（傳單寫成劉靜梓）寫過文章，說到當年的事。她們到武漢後，借了幾輛自行車，去武漢大學、華中工學院等多所高校和武鋼看大字報，開座談會，討論湖北省委到底該不該打倒，取得了共識，認為是革命的就打不倒。但對省委的功過多少開，意見是分歧的。宋彬彬被省委叫去談話，回來後心情激動，把原來的三七開變成了二八開。宋彬彬和張小康——傳單上是華小康，一人執筆一人口述，開始打草稿，內容多為分析和說理，寫得像溫吞水。她們沒想到草稿變成鉛字公開發表時，文章不但被改得面目全非，而且還有很多罵人的話，是殺氣騰騰的「右派宣言」。當她們拿到傳單時「全體都傻了，尤其忘不了宋彬彬的表情」，大家一致認為得寫個聲明，說清文章不是她們寫的，不能代表她們的觀點。後來，湖北省委給她們買好了火車票，把她們打發走了。
主持人：我看這事一說就清楚了，湖北省委扛不住了，想利用北京來的學生，特別是「宋要武」這三個字，震懾一下造反的本地學生。從8月19日聲明退出「籌委會」以後到文革結束，除了武漢事件以外，還有與你有關的事嗎？
宋彬彬：沒有。關於我在文革初期參與的活動，基本上就是這些。請允許我利用這個機會，在此鄭重聲明：我從來沒有參加或組織過任何打人、抄家、鬥同學等暴力或過激行動；除了武漢這件事以外，我也沒有參與過外地紅衛兵、保守派或造反派的任何活動。
葉維麗：去年《南方周末》有一篇紀念汶川地震一周年的文章， 題目叫《不要讓地震成為一個傳說》，我讀後就想，我們也不能讓文革成為一個傳說。關於宋彬彬的事情，今天確實成了傳說。
主持人：前年我看到王容芬女士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了原師大女附中老師林莽（又名陳洪濤）講的一件事：文革中宋彬彬穿着綢襯衫、花裙子，身旁站着高大的男生，提審他和一位歷史老師。他遭到了那個大個男生和幾個女紅衛兵的毒打。那天夜裏他決定和母親一起觸電自殺，但沒死成。林莽的這一說法完全是張冠李戴。那位歷史老師證實，林莽講的事情發生在1968年下半年工宣隊進校後「清理階級隊伍」時期。當時66屆學生基本離校，部分就業，大部下鄉插隊。學校恢復招生，就近入學，才有了男生。事實上，該歷史老師也並沒有和林莽一起被提審過，林先生更不可能見過宋彬彬——那時候，宋彬彬已被「四人幫」的親信軟禁在瀋陽。可見，王容芬的文章中所寫的宋彬彬也是關於她的傳說之一。
宋彬彬：我接着把自己的事大概講一下。1967年初，鄧小平被打倒後，江青把我父親打為東北最大的走資派。她在一次會上大罵我父親保劉鄧，反毛主席，還說宋任窮的鬼女兒跑到武漢去保湖北省委如何如何。1968年4月初，我和母親被「四人幫」的親信押送到瀋陽，媽媽被關押在東北局替爸爸挨批鬥，不許回家，後來又被押到幹校勞改。而我被軟禁起來，不允許和外界有任何聯繫。
1969年初冬的一個夜裏，我在弟弟妹妹的幫助下，女扮男裝從家裏偷跑出來，到內蒙牧區投奔同學。我人還沒到謠言就先到了，說宋要武殺人放火、強姦婦女、無惡不作，許多老鄉都很害怕，不敢要我。因為我是逃到那兒的，落不了戶口，就沒有安置費，沒有口糧，幹活也沒有工分。青年點的北京知青把他們的衣物、口糧勻給我，後來我也得到牧民們的幫助和保護，終於落下了戶口。
1972年大學開始招工農兵學員。當時我父母被關押在遼寧盤錦的軍隊農場，因為父親的問題和關於我的謠言，我這個女附中的高三畢業生，根本不敢奢望能上大學。出乎意料的是，我這樣境遇的人，在知青、牧民老鄉們和招生老師的幫助下，竟然成為「工農兵學員」！盟招生辦的蒙古族金老師的話使我終生難忘：「在這種境況下你還能得到這麼多人的信任與真心相助，你絕不該放棄理想與希望，要堅信：謠言只能是謠言，永遠成不了事實。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歷史一定會還你一個清白！」一個素不相識的人敢對我講出這樣的話來，我的心靈受到了震撼，感動難以言表。從入學到畢業，長春地質學院的領導與師生們，用真誠的友愛支持着我，他們頂住了「四人幫」在東北的親信（毛遠新）不斷施加的高壓，保護了我這個東北最大走資派的女兒，他們的善良、正直和敢於擔當，讓我銘記終生，感恩終生。
文革中的經歷讓我只想遠離喧囂，認認真真地工作，清清白白地做人。我不經商不從政，不想出名不想升遷。我只和岩石、空氣、數據打交道，對身邊的人，我一律坦誠相待。但樹欲靜而風不止，無論我走到哪兒，謠言和謾罵都永遠相伴。一方面我很迷茫、很苦惱，很無望，另一方面，我也感受到了周圍人的理解與支持，是他們給了我溫暖和生活的信心，使我能走過這四十多年的溝溝坎坎。
我到美國讀書後也遇到了同樣的困擾。剛一下飛機，華人辦的《世界日報》等，就掀起了許多謠言。還有國內的訪問學者向中國大使館告我，說我到美國上學拿的是CIA的錢，大使館曾上報中央，有關部門也對我進行過調查。那時為了掙學費，我除了在學校做助教（一周工作20個小時），還在猶太人家中做了四年多的幫傭，做飯打掃遛狗帶孩子，什麼都幹過。中國大使館曾去我就讀的美國學校BC（Boston College，波士頓學院）調查，學校作證，說我做助教是校方出的獎學金。當時我的系主任非常生氣，說向大使館告我屬於特務行為，他一定要我講出是誰告的我，學校要開除這種人。我堅持不說，不想給別人找麻煩。我去MIT（麻省理工學院）上學後，跟周圍訪問學者的關係都很好。當地華人期刊或報紙刊登關於我的謠言時，他們都非常憤怒，有人還要寫文章替我澄清。我不想再攪得沸沸揚揚，成為焦點，只想安靜地做自己的事。
在美國多年中，BBC等許多新聞機構的記者都曾想採訪我，被我拒絕了。網上怎麼罵我、侮辱我、評論我，我也都不理睬。2002年，我的一些美國朋友告訴我，在美國許多大學圖書館看到了一本美國出版的關於性學的研討文集，這本書是西方許多大學的參考書。書中有一篇美國學者Emily Honing的文章，內容以女附中8月5日事件為例研究女性暴力。Honing從沒到北京和師大女附中做過調查，她的主要依據是一篇女附中原高一3班學生寫的文章。美國朋友們認為她對我的指控很能吸引西方人的眼球，以致西方學者讀此文後都確信宋彬彬就是八五暴力事件的組織者。因此，不單是Honing，連為此書作序的一位世界著名的性學權威，也在序言中專門挑出Honing的文章，以我和我父親為例來討論問題。當時許多在美國的中國學者都很氣憤，說以前你可以不說話，因為那些都是小道消息或是謠言，現在野史變成了正史，而且是在西方正式出版，西方大學都用它來當參考書，你要再不出來說話就不行了。原來我是拒絕接受一切採訪的，但這次我覺得應該為自己做辯護。
朋友們都認為Honing的文章和此書的序言是嚴重失實的，影響廣泛而惡劣。許多人建議我以失職、誣告及名譽誹謗罪起訴作者、序作者和出版社，有人幫我聯繫好了律師。後經一位美國朋友居中溝通，使我了解到，Honing是錯在沒有去北京和女附中實地調查，偏信了別人的文章；而出版社和序作者又都相信了Honing和前面那篇文章，他們都承認犯了學者不該犯的錯誤。由於美國朋友的調停，我最終沒有走法律程序，同意了由作者、序作者和出版社在一家著名學術刊物《亞洲研究通訊》（Asian Studies Newsletter）上向我公開道歉（譯文和原文附後）。
主持人：最後一個問題，我的朋友對你在卡瑪電影裏的表現不理解，既然你在多年裏一直被妖魔化，為什麼不利用那次機會為自己辯誣？
宋彬彬：卡瑪拍《八九點鐘的太陽》之初曾想採訪我，我拒絕了。後來，卡瑪的片子已基本製作完成，又臨時加進對我的採訪，帶到柏林電影節去剪輯的。在卡瑪片子裏，我沒有露面，只大致做了一些聲明以澄清謠言，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有所顧慮：當時我兒子在美國上學，我在州環保部工作。「911」之後我所工作的小單位任務非常繁重，我們是一個人干兩三個人的活，就連周末、節假日或是大暴風雪都要輪流工作，常常累得不行。卡瑪的電影要在美國公共電視台播出，我若一露面，我們單位將會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那工作還怎麼幹？我不想在美國再次成為公眾人物，再次陷入輿論的漩渦和媒體的注視中，不想傷害我的家人和孩子，也絕不想因我而擾亂單位及同事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所以我不能在卡瑪片子裏露面，這就是當時的考慮，沒想到卻引發了更大一輪的誤解和攻擊。
葉維麗：馮敬蘭在訪談開場時講到關於卞仲耘之死兩個版本。我也想在這裏簡單講講為什麼在王友琴已經寫出了文章後，我仍然想做這個題目。我做這件事，實際上是我梳理自己和我們這代人成長過程的一個延伸。卞的死讓我受到太深刺激，深到很多年後還做噩夢。既然是梳理成長史，就繞不過這個重大事件。我是學歷史的，很想把這個事件放到當年的歷史情境中去看。雖然王友琴已經寫了文章，但我想，關於文革的研究，做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多一些人來研究同一件事，可以加深我們對問題的理解。
在做調查的過程中，我直接感受到了文革在當今社會的被漠視和被遺忘。我曾到女附中校史室找卞校長的照片，校史辦工作人員聽說過卞校長是文革中被打致死的，但她又說：「是大學生來打的吧？」這位工作人員的父親是當年的校醫，姨母是8月5號被打的校領導之一，她的工作是管理校史，尚且無知到這種地步。這種情況令人震驚，也更加促使我一定要做這個題目。我想在反抗遺忘這一點上，我和王友琴應該有不少共同的想法。
最近，有人提出來追查卞案中「兇手」的問題。我想說，我們面臨的問題遠比揪出幾個「兇手」更為複雜。這些年我一直在問，為什麼一所優秀女校的學生會成為施暴者？是什麼樣的教育導致我們中的一些人做出那樣傷天害理的事？我的小書《動盪的青春》在一定意義上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在調查了解卞校長之死的過程中，我發現這也是很多校友們共同的問題，我們都在追問。我覺得追問這些問題更有意義。
2002年開始做調查後，我得到過很多人的幫助。馮敬蘭幫我聯繫了我們班十來位同學，聽她們講述當年目擊的情形。於羚也介紹我採訪了一些高中的同學。 2002年夏天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碰到劉進。我「八五」那天不在校，沒看見卞校長躺在垃圾車上慘不忍睹的形狀，給我刺激最深的是劉進第二天在廣播裏講的一句話，「死了就死了。」那天見到劉進，我問了心中存了很久的問題：你那天說沒說過「死了就死了」？對我這個陌生人突如其來的提問，劉進回答，「說了」，毫無閃爍其辭。她同時告訴我這句話的來歷。劉進坦誠的態度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後劉進對我的調查一直非常支持，包括幫我聯繫訪問宋彬彬。
我也感謝卞校長丈夫王晶垚先生對我的信任和對我調查工作的幫助。作為卞校長的遺屬，他在難以想像的危難條件下，為他的親人、也為所有的文革受難者留下了血證。看着他在胡杰的影片中一件一件拿出卞校長當天的衣物時，我既感動，又敬佩。就憑這一條，老爺子做出了歷史貢獻。我願意在這裏感謝所有幫助我的人，大家都在拒絕遺忘，正視歷史。
主持人：八五事件已經成為一段歷史，它不僅提供了一個文革暴力的典型，也在政治、歷史、文化、教育、心理、性別等諸多方面的研究上提供了特殊的樣本。不僅僅是卞校長的不幸讓我們深思，那些加害於她的學生，從另一方面也展現了典型的意義。我想起一個參與毆打老師的同學，不少人記住了她的名字。她長得很漂亮，像電影《苦菜花》裏的女英雄趙星梅。她後來是全校最出名的「反動學生」，我在1968年3月28日的日記里記着她的主要「反動言論」：二十年後看高低；中央文革正確與否幾十年後才能證明；由種種理論推斷，中國必然要出修正主義。我在4月2日的日記里再次寫到她當天在階梯教室被鬥爭的情形，她的胳膊被同學架起成「噴氣式」，她憤怒地仰起掙得通紅的臉大聲分辯：「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對不對，就是二十年後才能看！」後來我們陸續上山下鄉了。幾年後，聽說她瘋了。因文革而精神錯亂的同學，還有前面提到的高三4班反工作組的李黎黎，後來她又患上紅斑狼瘡，在下鄉到北大荒的第二年，因服藥過量辭世，年僅22歲。初三4班同學聞佳，因「反革命罪」險遭槍決，文革結束雖然平反釋放，但精神錯亂而致終生不幸。今天想到她們，我仍會心痛。卞校長遇難的第三年——1968年我下鄉北大荒後，陸續聽到了母校在「清隊」中不斷有老師被迫自殺的消息，記得是四位，其中語文特級教師周學敏（女）創立過「周學敏教學法」，最年輕的胡秀正（女）老師才三十出頭。這就是萬劫不復的文革。
今天，我們五個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成長經歷的校友走到一起，共同完成了一個久蓄於胸的宿願——把真實的記憶留下來。我們深知，道德激情不等於歷史真相，群體義憤不能代替理性思考。沒有哪個人可以壟斷歷史的解釋權，也沒有哪個人可以完全、永久地真理在握。正是基於這一認識，我們謹懷殷切誠摯之心，期待着校友、知情者和方家學者的批評指正。
附一：《亞洲研究通訊》致宋彬彬的道歉函中譯：
（原載《亞洲研究通訊》2003年春季刊（總第48卷第2期）第38頁）
作為2002年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女性與中國男性》一書的投稿人和編輯，我們向宋彬彬女士及其家人公開致歉。該書第一版述及宋彬彬女士應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暴行負責，實為嚴重的判斷性錯誤。而且，長弓集團出品的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通過採訪表明，真實情況與宋女士參與了暴行的說法是矛盾的。本書的編輯為對宋女士及其家人造成冒犯和侵害深感遺憾。加州大學出版社同樣表示歉意，並以夾頁形式置於該書第一版剩餘圖書中。該書再版時，將對第Ｉ頁和第259頁的相關文字作刪改。以下署名的編輯和作者希望通過本聲明對他們給宋女士及其家人帶來的任何冒犯和侵害表示歉意，並希望看到本道歉文字的讀者亦請對該書上述錯誤內容不予採信。
蘇珊•布魯奈爾、艾米莉•漢寧、托馬斯•拉奎爾、傑弗里 •瓦瑟斯道姆
附二：《亞洲研究通訊》致宋彬彬的道歉函英文原文：
《An Apology to Song Binbin》
-- Asian Studies Newsletter, Spring Issue, 2003. Volume 48, Number 2, P38 www.aasianst.org
「The contributors and editors of Chinese Femininities/Chinese Masculini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listed below would like to publicly apologize to Song Binbin and her family for including in the first printing of the book statements that presented Ms. Song as responsible for violent acts that occurred near the start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cluding these statements in the book was a serious error in judgment. Furthermore, new information has come to light, in the form of interviews conducted by the Long Bow Group for their documentary film 「Morning Sun,」 that directed contradicts the notion that Ms. Song was involved in acts of violence. The editors are very sorry for the offense given and distress caused to Ms. Song and her famil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oins in apologizing for this situation. An errata sheet is being included in the remaining copies of the fist printing of the book, and when it goes into a second printing, the offending passages on pages I and 259 will be stricken or changed. This statement has been issued by the editors listed below both to express their regret to Ms. Song and her family for any distress cause and also to ask anyone who purchased the book to please disregard the statements in question.」
Susan Brownell, Emily Honing，Thomas Laqueur, and Jeffrey Wasserst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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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驀然回首】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是師大女附中高三1班的學生。我曾經寫過一個關於文革初期兩年的回憶，其中包括「校長之死」，是2000年我退休後開始寫的，後來又不斷回憶修改，糾正記憶上的誤差。現在我把當年的親眼所見重新整理寫下這篇證言，個別細節可能還是會有誤差，但是我所說的主要內容都是真實的。我不是基督徒，否則可以在上帝面前發誓，現在我只能以我的人格保證我說的是真話。
（一）關於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組織
1966年7月下旬我和大多數同學被安排到邢台某部隊參加軍訓，7月31日部隊開了一個慶祝「八.一」建軍節的大會，大會最後宣佈接上級指示軍訓提前結束。本來是8月1日開慶祝會，因為接到北京方面的指示，就提前一天召開了。部隊首長在會上做了一個報告，我記得其中提到：我們要在黨的領導下有領導有組織地進行文化大革命。這句話和之前我在學校里聽到的工作組領導在各種場合說的話精神一致，按說不應該給我留下很深印象。但是，第二天我們就回北京了，從永定門車站走回學校，進了校門就發現學校里的氣氛大不一樣。聽說工作組撤走了，也沒有人向我們宣佈休息幾天然後如何如何，或者某天到校開個什麼會之類的話，大家就地解散就沒人管了，總之是既沒有領導也沒有組織。所以，關於「在黨的領導下有領導有組織地進行文化大革命」這話讓我記住了。
學校宿舍樓前牆壁上掛着很大的一副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旁邊還有一張大字報，題目用紅墨水寫着：「自來紅們站起來！」文章好像是從別的學校抄過來的，大意是，我們是革命後代，從一出生就是紅色的，是天然的革命者，云云。
學校里第一個紅衛兵組織發起人是梁二同她們反工作組的一些同學，叫「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我們當時管她們叫「主義兵」。不過反工作組的同學並不等於就是「主義兵」，我的好朋友王麗莎在7月份是反工作組的，但是她好像就沒有參加「主義兵」，起碼不常和她們一起活動，倒是經常和我在一起到處看大字報，聊天傳遞各種消息。我那時對「主義兵」心存羨慕，覺得她們站對了路線，是革命左派。我沒有反工作組，自然就不能參加主義兵，能參加的同學很少。
除此之外，8月初的幾天學校里有沒有其他的學生組織，我沒有印象，如果有，可能也是很小範圍，比如某班級的同學組織一個什麼「戰鬥隊」，至於全校性的紅衛兵組織，我沒有印象。我自認為是紅衛兵，好像還是在「8.18」天安門廣場大會前後，以後我才開始熱衷於做袖章，到處亂跑，以紅衛兵自居去參加關於「對聯」的辯論，看其他學校的大字報，看大學裏的批鬥會。師大女附中除「主義兵」之外的大多數紅衛兵應該和我差不多，自認為是紅衛兵，但是也沒有什麼組織程序，也沒有誰是領袖，只要自己出身是所謂「紅五類」就可以自認為紅衛兵。如果有一天被人揭發說你父親有問題，被打倒了，那你就不能自稱「紅衛兵」了。
一般情況下，如果正式成立一個紅衛兵組織，都會貼出一張大字報，給自己的組織起個名稱，就像「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紅旗戰鬥隊」，還有後來大學裏的什麼「井岡山」，「公社」之類的，不會沒有任何名稱的。但是師大女附中在那個夏秋季除了「主義兵」，我不記得還有全校性的組織。「8.18」之後「紅衛兵」們熱衷於辯論對聯，抄家鬥黑五類，也有人在學校里批鬥老師和出身不好的同學，但是做這些事不需要「有領導有組織」，那時候的時髦話語是「自己鬧革命」，幾個出身好的同學就可以結伴去「鬧革命」，根本不需要誰來批准。8月底9月初因為外地學生強烈要求來北京接受毛主席「檢閱」，毛就說讓他們來，也可以讓北京的孩子出去，這樣就開始大串聯，能出去的都跑出去了，學校里經常是冷冷清清沒什麼事情。
梁二同她們基本不在學校活動，我記得有一次在宿舍看見她們，也是準備開什麼會，有什麼事要內部商量，我呆了一會兒就離開了。所以，「8.5」事件和這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也沒什麼干係，說「8月5日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打死了自己的校長」，這話至少不夠嚴謹。
（二）關於卞校長之死
1966年8月5日發生打死校長的事，那天下午我在學校，是個在場者。當時發生的事情有幾個場景我記得很清楚。
那天中午我到學校，和同班同學王麗莎，高三2班的朱忠丹，李××（名字實在想不起來），我記得還有一個同學也是高三2班的，我們幾個人在學校大操場南面宿舍樓的北門廊檐下聊天，那地方陰涼還有點風。那天天氣很好，也很熱，陽光燦爛。
我先解釋一下為什麼高三1班的我會和高三2班的幾個同學（當然都是幹部子弟）經常在一起。我是上高二時轉到師大女附中的，高一在杭州一中讀書，到了上高三時，我在杭州讀高一時的同班同學林平芬（林乎加的女兒）也隨父親調動轉到北京，就在高三2班，這樣我經常在下課時到隔壁2班去找她聊天，說幾句杭州話，就認識了她們班的幾個同學。另外，工作組撤後，實際上同學之間的年級班級界線無形中也消失了，幾乎是看見誰就在一起說說話或者湊一塊去哪裏看看熱鬧，我和宋彬彬也是這樣經常碰到一起說話聊天的。
正聊着天，我們就聽見東邊禮堂里有嚷嚷的聲音傳來，嚷嚷什麼雖然聽不清，但是那個時代不用聽清也知道是在開批鬥會，肯定是批鬥校長老師了。因為無領導無組織，我們事先也不知道今天有這個批鬥會，就互相問：誰組織的？有同學說好像都是高一的小孩，不認識。知道某位同學是高一的但是不認識，這在學校里很正常。
過了一會兒，就看見一隊人從禮堂里出來，都是校長老師，旁邊是繼續吆喝的同學。我們就知道這是要「遊街」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卞仲耘，然後是胡志濤，這兩位（副）校長全校同學都認識，後面的順序我記憶不准，但是我記住的老師是基本準確的，有汪玉冰，因為頭一年秋天我們下鄉勞動她和我們班同住一室，她很有趣；梅樹民，他主管高中學生，特別是畢業班的事；還有教過我們的語文老師（姓李）和物理老師張繼恆（大家習慣稱她張先生），還有副校長劉致平，因為常年戴着帽子我記住了他。
在旁邊驅趕吆喝的學生我一個都不認識，顯然都不是高三或者中五（試驗）年級的，有些孩子很小，看上去就是初一初二的孩子。
遊街的校長老師手裏拿着臉盆，搪瓷盆之類的，都是從食堂搞來的，還拿着木棍或湯勺，有的老師拿着簸箕笤帚，學生們命令他們一邊敲着臉盆簸箕一邊喊着「我是黑幫，我有罪，我該死」，旁邊的女孩子們則嚷嚷着：「大聲喊！」「快走！」
隊伍從禮堂西門出來，順着操場跑道向西走，走到靠近校門該拐彎時，有點走不動了，天氣晴朗，在陽光下站着都感覺熱。卞校長在最前面，我當時不知道她和胡校長頭天已經被批鬥並且挨打了，但是我早就聽說卞校長身體不好，有高血壓糖尿病之類的病，總之她首先就走不動了，步履遲緩，再說所有的老師在這種情況下心情肯定都是備受壓抑，也不可能走很快，而且也不肯大聲喊自己是黑幫等侮辱性的口號，這樣，那些女孩子就不耐煩，開始動手打人了。
第一個動手的是誰我肯定說不出，因為第一不認識那些女生，第二我們只看到隊伍的一邊，但是我還有印象，一個比較小的女孩子奪過一個老師手裏的棍子照着老師頭上打去，很快，很多女孩子都開始奪過棍子笤帚打校長老師或者拳打腳踢，隊伍開始亂起來。這時我們中有人說：「哎喲，打人了。」「壞了，打人了。」我們就跑過去。
跑在最前面的是朱忠丹和王麗莎，朱忠丹上前勸阻，但是無效；我站在王麗莎旁邊，王麗莎拉住一個女孩子的手說：「別，別打人。」那個女孩子回頭瞪了我們倆一眼，說：「你們站在什麼立場上，什麼出身？」她的意思，如果你們是「紅五類」就不應該同情「黑幫」，她這麼一說，我們也沒再說話，我們出身好，應該站穩階級立場，同情「黑幫」，那豈不是不革命的表現？
我在學校里是個很不出色的學生，任何事都不會走在前面，所以我必須承認的是，當時我雖然沒有伸一拳加一腳，甚至都沒有說什麼話，但是，我也沒有任何勸阻的行為，我做了一個旁觀者。
當時我看見宋彬彬在我們旁邊，也拉住一個女孩子的胳膊說不要打人。我那個時候對宋彬彬印象很深，因為文革前她是學生會幹部，工作組時期她也是學生幹部，另外，宋彬彬是個很好接觸的同學，你和她在一起沒有高下之分的感覺，所以大家都喜歡和她說話聊天，我們雖然不在一個班，但是也很容易就認識了。
我想把當時的情況再描述細緻一些，以證明我為什麼對宋彬彬印象很深，甚至記憶里覺得她一直和我們在一起。
那些女孩子開始打人時，遊街隊伍剛走到操場的西端快拐彎的地方，基本上還是由東向西的隊形，我們是在南面宿舍樓看見的，所以跑過去時站在隊伍的南邊，北邊也有打人的也有勸說的，我看見宋彬彬時，她在我和王麗莎、朱忠丹、李××我們旁邊，具體說位置就是靠東邊一點，當時雖然開始亂了，但是基本狀態，我們幾個人的所處的基本位置就是這樣。
後來那些女孩子怎麼把老師分散拉開到各處的，我已經記不清了，我記住了幾個場景。我是一個農民出身的革命軍人的後代，我父親雖然批評那條對聯是「瞎說八道」，但是十幾年我所受的教育基本上就是仇恨和階級鬥爭，所以在那個時候我並不是一個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青年。既便如此，有幾個場景還是跌出了我本不算高的底線，所以我記得很清楚。
劉致平（男，副校長）
印象里劉致平不常和學生打交道，他因為謝頂，常年帶着一頂帽子。當隊伍還沒有完全散開時，有女孩子用棍子把他的帽子（解放帽）挑開，露出沒頭髮的腦袋，女孩子們哈哈大笑罵道：「禿驢，禿驢！」有人就用棍子打他的頭。
胡志濤（女，副校長，主持日常工作）
學校操場的北面是一排平房，我記得有幾間屋子放着體育器材，籃球排球等，平房的東面是自行車存車棚，再往東就是一個廁所，緊挨着學校的北牆。胡校長就被一群女孩子拉到那個廁所去，那時的廁所很簡陋，一排蹲坑，每個坑上面有一個帶着長棍把手的木蓋，防蠅隔味。當時學校里還沒有大亂，很多老師校工還是按照習慣每天上班，所以廁所還是打掃得比較乾淨的。胡校長就被命令擦洗蹲坑的木蓋子。她被許多女孩子推來搡去，她上身是一件淺色的短袖襯衫，配一條很漂亮的黑色長裙，顏色很正，但是我看見時那黑色的長裙已被撕裂到腰部，露出了裏面淺粉色的內褲。現場既沒有抹布也沒有水，不知道女孩子們要她如何「清洗打掃」，胡校長只好咬緊牙關用手指甲去摳那蓋上黑色的污垢。就這樣，女孩子們還是不依不饒圍着她不停地連打帶罵，幾乎要把她推進茅坑了。
汪玉冰（女，教導處主任）
學校的南教學樓很寬敞，水門汀地面，我到那裏時看見汪校長被逼迫搬着一個大花盆從二樓下來，那花盆直徑40厘米左右，種着木本花，相當的重，本來是擺放在後花園裏的，我估計是那些女孩子命令汪校長搬到南樓樓上，又命令她再搬下樓。汪校長比較胖，我想也是很疲勞體力不支了，下樓時步履蹣跚一步一挪，後面女孩子們也是連打帶罵催促着「快點」！結果她還差幾個台階時一個趔趄就摔倒在地，她整個人摔倒在地上，那不幸的花盆也「砰」地一聲摔裂開來，女孩子們帶着狂風暴雨般的叫罵聲撲向汪主任，拳打腳踢。
卞仲耘（女，副校長兼黨總支書記）
太陽快落山時，有人告訴我們卞仲耘暈死在後花園那兒。
我們到後花園去，在後門（朝北的一個門）附近看見卞仲耘癱在一個平板車上，其狀況只可用四個字形容：慘不忍睹。此時她躺在平板車上昏迷不醒，口吐白沫，白沫中還夾雜着粉紅色的血絲，已經是有出氣沒進氣了。她身上鋪滿了大字報，黑字紅叉一片渾濁，灰色的糨糊湯，和她自己昏迷失禁排出的黃色的穢物散發出難聞的氣味。顯然，在她已經昏迷倒地後，女孩子們依然不覺盡興，往她的身上鋪大字報（無非是寫些打倒黑幫之類的標語），甚至把墨汁和糨糊湯潑在她身上。
過了一會兒，有幾個同學和一個醫生一個護士從北門進來，男醫生比較年輕，我印象里還帶着眼鏡（這一點不敢百分之百確定），女護士看上去有三十來歲，比醫生年長一些，背着一個藥箱，就是那時很常見的皮藥箱，一個白色圓形里畫着紅十字；同學中我記住的有宋彬彬和朱忠丹，朱忠丹是跟着宋彬彬等人一起去醫院的。她們從學校後門進來後，宋彬彬等人和大夫說話，朱忠丹在一邊悄聲告訴我：在醫院裏找急救醫生時，大夫一聽說是搶救被批鬥的走資派「黑幫」，還不願意來，宋彬彬和他們爭論說解放軍抓了俘虜還給治病，這才來了兩個人。
那個年輕的男大夫一看昏死者的樣子，鼻子眉毛立刻全擠到一堆去了，口中念念道：「怎麼搞成這個樣子？這還有救嗎？」宋彬彬說：「那你也得想法搶救，不能看着她死呀。」（這兩句對話我記得很清楚） 那個女護士立即蹲下打開藥箱，取出酒精棉給卞仲耘擦拭胳膊打強心針，用了很多酒精棉才從那骯髒的胳膊上開闢出一小塊清潔地。我印象里打了兩針強心劑都沒有見效，卞校長還是昏迷不醒，醫生說不行了，送醫院去吧。同學找來工友，讓他打水清洗一下，然後拉到醫院去了。
把卞校長送到醫院時，朱忠丹，李××和王麗莎有沒有跟去醫院我記不得了，我沒有去，我在學校又呆了一會兒，聽說醫院傳來消息，卞校長死了。
我聽說卞校長「不行了」時，正在操場大門附近，現在回想也許我正打算回家吧，這時我才注意到，那一大幫瘋狂的低年級女孩子幾乎全作了鳥獸散。校長老師們都癱坐在路邊喘着粗氣，教我們語文的李老師在哭，梅樹民老師在低頭忍着，惟有胡校長不流淚，她即使在喘氣也是抬着頭。當我注意到胡校長時，她也恰巧瞥了我一眼，仿佛在對我說：你在看我們受難。
那一瞥令我終生難忘，令我感到雖然僅僅做了看客也是有罪過的。
（三）關於8月18日天安門廣場的群眾大會和「宋要武」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群眾大會，據吳法憲回憶，大會的全稱為「首都各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大會」。據原解放軍報的盧弘回憶，8月8日中央「16條」公佈後，立刻有很多大中學校的學生老師跑到府右街中南海西門去表決心，中央辦公廳就在那裏臨時設了一個接待站，那天毛澤東路過時突然就下車去接見革命群眾，說了幾句話才離開。據說那句語錄「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是記者根據當時毛的話加工整理出來的。有過這一次突然性的接見，才有十天後更大範圍的群眾大會和接見。
我個人認為大會的組織者是按照以往的慣例來組織大會的，以往這樣的群眾大會很多，雖然是群眾大會，也還是有組織的，按照慣例就是群眾都在廣場上，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上面，下面東西觀禮台也是有一定級別的幹部才能進入，從來沒有群眾或青年學生可以跑到天安門城樓上面去參加大會的。如果說那天有預先安排上天安門城樓去的恐怕就是一個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她是北大附「紅旗戰鬥小組」的學生領袖，口才很好，被安排在大會上代表紅衛兵小將發言。至於後來上去那麼多學生，紅衛兵，那都是臨時決定的。
參加那個大會是誰通知的我也不記得，模模糊糊記得學校里還是有老師在召集，可能也是出身很好的老師吧。劉進、宋彬彬她們成立的「籌委會」我沒印象，因為我也不是學生骨幹。
「8.18」那天去廣場很早，我們學校所在的位置離天安門很近，就在金水橋前面，我記得當時我們前面沒有什麼人，很空曠，看城樓上面很清楚，上面有幾個工作人員在走動，因此我們也是興奮得不得了，覺得今天肯定能看見毛主席了。後來廣播通知幾個學校各出40名學生到城牆下時，誰也沒想到是上天安門。宋彬彬就看着本校的學生點名，我們班我和王麗莎、張小青被點到，我看看被點名的大部分是高中生，個子比較高，家庭出身就不用說了，實際上去天安門廣場參加大會的都是出身好的學生。有人問：「哎，去幹什麼？」我記得是宋彬彬回答：「不知道啊，大概是當標兵吧。」那個時候，開群眾大會或者沿長安街夾道歡迎來訪的國賓，都要選派一些個子高、身體好的學生站在前面當標兵，隔幾米佔一個，提示後面的人不能超出這個界線，我到北京後參加過好幾次夾道歡迎國賓的事，幾乎每次都被挑去當標兵。所以那天挑人的時候，宋彬彬很自然地按照這個條件來點名，初中的孩子尤其是初一的孩子被點名的很少，我記得有張小艾，她個子非常高。
到了城樓下面集中後，一個穿軍裝的人笑呵呵地就帶着我們進了城門，然後我們向右拐上坡道，這下我們就知道要到天安門城樓上去了，那個興奮勁就不用說了。我自己高興地東張西望，看見右邊有個攝影師在拍片子也興奮地告訴旁邊同學「拍電影呢」，指指點點地也被拍進了鏡頭。
上了城樓我們被安排在東邊空地上，還有一部分學生在西邊，我站在牆邊往下看，看見下面東西觀禮台上也站滿了學生，很多都是穿軍裝的，他們看見了城樓上的學生，就一起高喊「我們要上天安門！」「我們要見毛主席！」有的學生激動得要哭，我心裏自是幸福驕傲得不得了。大會開始後，林彪講話，彭小蒙發言我們都沒好好聽，就是不斷地喊叫「我們要見毛主席」，其間也有一些領導過來看看我們，但是我們就是最想看見毛主席。這樣就有人想方設法鑽過警衛的設防跑到觀禮台中間去，我和王麗莎聽說宋彬彬、張小艾（還有一些同學）已經衝到中間去了，但是這時警衛戰士也開始嚴防死守，不然我們也想溜過去看看。周恩來到兩邊安撫大家，告訴說毛主席一會兒會來看大家的。又過一會兒，毛主席果然來了，身邊一個小護士和一個高大的警衛員，我們全都擠進過去握手，蜂擁一團。
我後來聽說，紅衛兵能上城樓，緣於毛澤東一時的心血來潮。他當時一高興，說了一句：「讓娃娃們上來嘛。」不過這只是聽說。另外，紅衛兵上天安門城樓，宋彬彬她們給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戴袖章，戴紅領巾，也不是事先安排好的。如果有事先的計劃，根本不可能隨便讓各校現場挑幾個學生就上去了（上城樓的有一千多學生），無論如何中辦、警衛局也要事先通知各校備選的條件、注意事項等等，這是常識。毛澤東本人也許心裏早有計劃或設想，但是他就是喜歡搞突然襲擊。7月底，人民大會堂的大會他突然從後台走出來，8月8日在中南海西門一高興就下車去接見師生，包括「8.18」那天穿正式軍裝，他都是突然決定。當時城樓上有點亂，警衛局的工作人員可能也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所以才會被一些學生鑽了空子跑到中間去，不然，肯定不能誰想過去就過去的。
從城樓下來後，很多同學都羨慕死了，有一個初一的孩子就摟着張小青的肩膀直哭。但是到了那天下午，學校里出現一張大字報，說張小青的父親張明遠是高崗集團的「五虎干將」之一，她有什麼資格上天安門受毛主席接見云云。我們看了大字報也無話可說，張小青自己也只好低着頭回家了。這就是前面所說的，我們學校的紅衛兵也沒什麼嚴格的組織程序，誰要是被揭發說父母有問題，自然就不能說自己是紅衛兵，連討論都無需討論。張小青早上還被宋彬彬挑選到天安門城樓前集合，下午就被人說成是黑幫子弟，這只能說那個時候變化萬端，令人應接不暇，無所適從。
最後，坦率地說，「8.18」這樣一個群眾大會，確實是後來紅衛兵們從開會批鬥「走資派」「黑五類」發展為肉體摧殘的一個催化劑；能上天安門城樓見到毛主席，也是我後來積極參與「辯論對聯」，抄家，鬥地主，甚至還用皮帶打了「地主婆」一下（還好因為膽小沒打出效果）的巨大動力。所以如果說「8.18」之後，紅衛兵運動進入了一個瘋狂的、暴力的、人性喪失的階段，那麼最高的、幕後的指使者是誰，是不言而喻的。
「8.18」之後，我，我所認識的同學，並沒有認為宋彬彬從此就改名「宋要武」了。就是報紙上登出了那篇文章，就連我這麼愚鈍的人也覺得那是為了文化革命的宣傳需要。我沒覺得宋彬彬已經改名了，我也沒覺得毛主席就是要給她改名。
我是8月底就開始跑到外地去「串聯」的，中間回來休息幾天，找到幾個好朋友又結伴出去。這樣，一直到1967年軍訓前，我沒有再看見宋彬彬。1966年的國慶節我是在蘭州度過的，10月初我回北京，臨時結伴的同學散了，有幾天我也找不到熟悉的同學好朋友，很無聊。那時候學校已經很冷清了，有一天到學校沒看見熟人，就在傳達室窗口外面注意到一個紙箱裏全是寄給「宋要武」的信，還有幾封剛到的放在窗台上，有些信已經被拆開過，也有些沒拆。傳達室的王大媽，胖胖的，嗓門很大，是個很負責的校工，我和她閒聊幾句，知道這麼多信都沒人接，宋彬彬不承認自己是「宋要武」，所以就不接信，因此這些信就堆在窗口隨便哪個同學來了都可以拆看。那天上午我就在門口拆信看，拆了不少，但是也沒有封封都看，說實話根本看不完，也沒多大意思。
信的內容基本上是兩類，一類是向「宋要武」表示致敬，學習，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云云，一類是向「宋要武」匯報他們那裏文化大革命如何遇到挫折了，走資派或保皇派如何壓製造反派了，希望「宋要武」能去支持他們。但是有一封信被我記住了，那是從武漢一個什麼學校寄來的，信中說，「宋要武」在武漢發表言論支持保皇派，保湖北省委，「我們革命造反派感到非常失望和憤怒」，還有其他很多話，有一句大意是「希望你懸崖勒馬」，這是那個時候很時髦的詞語。這封信給我留下兩個印象，第一，宋彬彬去了一趟武漢，第二，她在武漢做了「保皇派」而不是造反派。
這些信不是我首先亂拆亂翻的，在我注意到之前，已經有很多被其他同學拆開看過了。這說明，在學校里很多同學和我一樣，並不認為宋彬彬就是「宋要武」，不然，至少從同學間的友誼出發，我們不能、也不會私拆別人的信件。
毛澤東確實一貫號召我們要武不要文質彬彬，在文革爆發之前，我們經常背誦的一首詩就是「不愛紅妝愛武裝」。暴力革命是毛澤東的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但是，對於文革中紅衛兵所作所為最具影響力的，其實並不是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幾次學生，更不是一句「要武嘛」，而是那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的這篇文章在文革前幾乎是每個中學從初中到高中都要學習的，是對青少年進行政治教育的必讀教材。那裏面的很多話語，後來成為紅衛兵施暴的理論依據；特別是文章中專門有一節談「所謂『過分』的問題」，毛在文章中明確地說：「矯枉必須過正」。還有那段「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的語錄，當時幾乎人人都會背，人人都要背。在被關押的「走資派」、「牛鬼蛇神」們每天都要背誦的語錄中，這也是必背的一條。其目的是教育他們正確看待群眾運動。我甚至記得在當時的《人民日報》社論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里，也引用過這篇文章的一些內容。一次廣場上的大會，一次接見所產生的作用是很大的，但也只是一種誘發因素，而十幾年的暴力鬥爭教育，對「敵人」的仇恨教育，才是文革初期暴力行為的思想基礎。看不到或者迴避這個思想基礎，只是在「要武嘛」三個字上做文章來探討追究文革中暴行的根源，那真是捨本逐末。
最後，我藉此機會向1966年8月5日下午在校園裏被毆打、被侮辱、被殘害致死的校長老師表示我個人的道歉。雖然我沒有加入到打罵老師的行為中，但他們是教育過我的老師校長，在他們受難時，我在一邊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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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讀偶記】
一
提到卞仲耘之死，人們可能都會問：真兇是誰？
毛？這樣的回答等於什麼都沒說。
宋？可以預期，隨着真相的一點點還原，歷史會訂正那些流傳多年的傳聞。
其實我們知道，是宋的學妹，一群如花似玉，年未二八，以往在卞校長面前溫柔如綿羊，嬌弱似小姐的女附中學生。
公佈那些人的名字嗎？那些好生在世，卻隱若遊魂般的人？多少年來，人家從不提及此事，今天就會承認嗎？
當時還是孩子，當時「你一下，我一下」……她們當年能那麼做，我們今天不能這麼做。
非要知道姓甚名誰？好的，套用去年一部頗受歡迎電視劇的名字——我的姐妹叫「要武」。
這兩個字，是毛在1966年7月31日以來種種部署的概括，更是他在8月18日當天發出的號召。
《八九點鐘的太陽》中，宋彬彬沒有面貌，但是有姓名和聲音。而「她們」，沒有姓名，沒有面貌，沒有聲音，只有一個共同的名字：要武。
二
為了說明問題，需要借用一下（請見諒！）一則古代寓言：
某士兵中箭，找醫生。對方剪刀一合，箭杆落地。兵愕然。醫：我是外科，就管到這，裏邊歸內科。
就卞案而言，這些年相關的書、文章、電影，林林總總。多是就事論事，即談「八五」、談命案、談兇手。斗膽問一句，這些算不算「箭杆」？算不算「外科」？血肉之中的「箭頭」怎麼辦？「內科大夫」何在？
有種說法過去很流行：本來生活那麼美好，突然來了一個什麼「文化大革命」，一切於是顛倒！翻翻史冊，明明是最高層暗中較勁，擰緊發條，風聲鶴唳，山雨欲來，一場空前絕後的廝殺呼之欲出。這才是1966年夏季的形勢。誠然，不能要求當時的中學生，特別是女生察覺這一切，畢竟「Ｘ小組」是為數太少的異類。然而，今天回頭再看，總會有些感受吧？
比如，馮敬蘭老師的博客寫到1966年6月1日的女附中，題為《最後一課》。多麼好的角度！據說，同名的法國那一課，與史實不符，屬情緒化的反德宣傳之作。世界名篇尚且如此，何況博文。中國的這一課，寫得委實短了一些、淺了一些。能不能設想，讓大家都來說說這「最後一課」呢？
比如，劉沂倫老師告訴在下：應該注意女附中被打老師對打人學生的態度。十幾年的仇恨教育，老師是具體實施者。所以，文革結束後，「三種人」清查時，老師選擇了寬容和隱忍。的確，先是加害者，後是被害者，這是屢試不爽的規律。不過，仇恨教育一說似嫌簡單。別忘了當時可是相當強調「愛」的——愛集體、愛祖國、愛黨。最終，歸結為愛領袖，×××揮手我前進。這是與恨並行的，而且更重要的教育。
就算仇恨教育，也還值得分析。大家都在女附中，為什麼「要武」們衝鋒在前，而「彬彬」們止足不前？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基本相同，除開個人特性之外，家庭教育是否起了作用？比如，葉維麗老師寫道：「如果當時我在場，會怎麼做？我知道，我會嚇壞了，我甚至會在心裏譴責眼前的暴力，但我絕不會有膽量上前阻攔，我不具備那樣的道德勇氣，我所受的教育不足以使我那樣去做。」
想了解真相，必須回到心理原點，也即文革之前的心態，看看女附中學生的心靈放進了什麼東西？為此，建議編一篇女附中心理日誌。
三
在我以前住家樓下和現在公司樓下，各有一所中學。住家樓下的，先前闊過，後淪為區重點；公司樓下的，從來都是普通校。這兩家的學生，特別是女生，有學生樣的甚少。區重點的在附近小區打情罵俏，被視為公害，不得不裝門禁以御之。是啊，「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要武」們，按說再純潔不過，尚且鬧出卞案，誰還能要求「生在六四後，長在江時代」的「90後」呢？
卞案是一起弒師案。據哈里斯先生的說法，這是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案件。怎樣的歷史意義？我對教育史無研究，憑印象認為，往前推，民國多有學潮，發生過弒師案嗎？更不用說帝王時代。這樣看來，或許卞案屬於「新中國」創造的若干個第一之列。果然，往後看，這些年來，弒師案在不包括港澳台的中國境內仍然時有所聞。往外看，法國「紅五月」如火如荼，有過弒師案嗎？或許，在「偉大、光榮、正確」的年代發生的卞案具有世界意義，也未可知。
從僅次於天地君親的「師道尊嚴」，到人人得而批之的「反動權威」，變化從何時開始？據目前材料，「五四」學生運動是一個轉折點。而其從來受到官方名義上的肯定，且冠以科學、民主之稱。被虐至死的卞校長，恰屬被「五四」精神哺育長大的那一代。
女附中校友對往事的反思，絕非「發思古之幽情」和「白頭話玄宗」。還是那句話：那時與現在，距離並不遙遠，改變並不充分，問題並未解決。尋求昨天的真相，就是為了解決今天的問題，達成明天的預期。在一個人們義憤於虐待貓狗者的年代，一起從未被澄清的弒師案的確太沉重。其實，應該倒過來看：正因為一樁樁冤案從未得到真正昭雪，一片片禁區總是不許觸碰，一個個心靈遠未經歷痛苦救贖，國人殘存的正義感只好施與貓狗，乃至被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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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讀往來】
讀貴刊上期，有一個發現，即「正常死亡」曾經成了一種獨具特色的政治待遇。在白磊整理的那份西安交大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名單里，有好幾個人都是自殺身亡後在落實政策時被結論為「按正常死亡對待」，在姚小平談那個國務院名冊的文章里也說到，在文革初期被批鬥打死的煤炭部部長張霖之竟也在那名冊上被列入「病故」的名單中，實際上也是一種政治待遇，即不將其算作自殺（因中共黨內當時是把自殺視為「叛黨」行為的）。還有方子奮那篇回憶故友的文章里也說到，被打成「反革命」的石炳富在監獄裏極不正常地死去後，1979年被複查宣判無罪，其死亡則被定為「正常死亡」，兩年後又改為「非正常死亡」……
這種在「死亡」上做文章，把明明是非正常死亡的自殺、被打死等等都算作「正常死亡」。把「正常死亡」當成一種政治待遇的情況，頗值得研究。按照這種邏輯，文革中自殺的鄧拓、田家英、老舍、李立三等豈不都應該算是「正常死亡」了？今後的辭典里是不是應該增加對這方面相關辭條的解釋？值得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