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與《炎黃春秋》的精神分裂症
北京後改革研究所
陳永苗
11月9日上午，《財經》雜誌主編胡舒立正式向母公司——— 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提交辭呈，另有消息證實，胡舒立去職後，將赴任廣東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胡舒立作為「中國財經記者第一人」，財經系改革符號人物，《財經》作為重要改革陣地，在胡舒立辭職風波中，凸顯出來。
單純財經新聞已經沒有90年代那種高附加值，也就是被寄託的渴望帶來的宏大效應。《財經》雜誌如今憑藉得以出名的，並不是財經報道或者其政策法律解讀，而是銀廣夏案件等幾個財經與時政社會交叉的重大案子。也就是說，《財經》雜誌影響越來越來自財經本身之外。所以《第一財經》作為「大財經」來包裹時政社會，具有足夠的延展性，給新聞的深度和方向，帶來足夠大的空間。
《財經》以其全景式的報道方式透析「瓊民源事件」，披露「基金黑幕」，揭發「銀廣夏」，掀開「莊家呂梁」、「億安科技」、「藍日」、「德隆」等一系列黑幕，震驚全國。有人認為，現在迴轉頭來看《財經》的揭黑報道，其對中國證券市場造成的影響可謂深遠。1998年「君安震盪」，將中國百姓對券商的崇拜打垮；2000年「基金黑幕」將中國百姓對公募基金的信賴擊碎；2001年「莊家呂梁」將中國百姓對私募基金的痛恨煽動到極點；而接下來01年6月，正是A股2245點的時候，「億安科技」出台，A股信心開始渙散，掉頭向下；到8月A股稍微反彈一下，「銀廣夏」宜將乘勇追窮寇，中國百姓對上市公司的信心完全崩潰。此後，賤賣銀行1萬億，賤賣其他國產至少還有1萬億的五年慢慢大熊市，就此開始。
這是讓人們記住《財經》的地方。還有一個《財經》雜誌和胡舒立努力讓人記住的地方，而人們偏偏記不住的地方，那就是《財經》一直做着從經濟自由跳躍進入政治自由的財經系改革夢想。著名評論人士莫之許說，從王志東到黃光裕，細數《財經》的封面故事，這類近乎弘揚的主題，或許要遠遠超過所謂的揭露性報道。真是有心插花花不成，無心插柳柳成蔭。
事情並不是如此簡單。在《財經》和胡舒立身上這種陰陽二氣的弔詭，呈現出互相支撐和互相對立，從而是對立綜合的複雜局面。一開始《財經》就是為財經系改革夢想而生，可是寄托在這個方向的新聞努力，如泥牛入海，反響寥寥。
到了後來，那一些站在改革夢想對立面，足以否定改革夢想的揭黑新聞為《財經》贏得巨大聲譽，媒體地位和收入，於是財經系人物們又開始膨脹起來財經系改革夢想。改革的負面新聞，反而支撐了改革，這是很其奇怪的邏輯。《財經》揭黑新聞，足以使改革夢想破產，讓人覺得中國改革，尤其是金融改革骯髒程度，超過《紅樓夢》中的賈府，甚至污染了門前的兩個石頭獅子。《財經》揭黑新聞影響越大，對中國改革是摧毀性的打擊越大。可是財經系人物又可以化腐朽為神奇，把揭黑新聞帶來的能量，寄托在《財經》上，用來推動改革或者財經改革。
可以說《財經》是一個以改革為名，本質上反改革的重要陣地，可是被當作以反改革為名，本質上改革的重要陣地。《財經》是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地方。當財經金融還具有高附加值，被寄託廣泛期待，也就是財經系改革夢想還沒破產，這時「賣狗肉」可以幫助「羊頭」高高掛起，「賣狗肉」和「吃狗肉」的人，也希望「 掛羊頭」，意識不到其中的對立性。可是當財經系改革夢想破產，遭遇金融危機，民生問題成為首要政治問題，這時候「羊頭」再也掛不住了，長期以來「吃狗肉」 的人，就發現自己嘴裏吃的是狗肉，而不是羊頭，而定睛一看，《財經》也就是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地方。
是改革中的產生的重大危機問題，讓《財經》名揚四海。清理改革中產生的重大危機問題與反腐敗一樣，同時是生門和死門。也就是說清理改革中產生的問題，也可能帶來改革的新生，也可能帶來改革合法性的徹底喪失，反腐敗一樣，也可能帶來官僚機構的淨化，也可能帶來政權合法性的徹底喪失。《財經》處在生死門的混沌中。
《財經》這種精神分裂的左右手互抬，在古董花瓶《炎黃春秋》一樣存在。當《炎黃春秋》發表一些又長又臭的民主社會主義文章，用來釋放自己推動政改的焦慮，這時候就會遭到整肅，這時候《炎黃春秋》就「使勁叫喚，假摔假疼」，海內外輿論掀起波瀾，《炎黃春秋》聲譽更高了。於是人們在《炎黃春秋》投射政改的渴望和希望，越發大了。《炎黃春秋》越發以為自己碎步推進民主了。受到打擊帶來的道義資源，雖然依附於其上，但畢竟來自打擊，只能證明政改之阻力和障礙之大，只能證明政改之不可能，我很佩服他們居然轉扭過來，當做自己推動政改的能力，當做證明政改之可能。
我曾說過，改革派自己形成的盤大身軀，已經成為中國出路的障礙。凡是改革派陣地，都具有《財經》和《炎黃春秋》這種精神分裂，這種處在生死門的混沌。《財經》的精神分裂症並不是特例，而是改革中廣泛存在的。《財經》的精神分裂症，也可以說成是改革的精神分裂症。改革中的重大成就，例如深圳特區，是靠集中力量辦大事辦成的，可以說是改革的對立面或者反改革的力量來造就的。胡舒立從《財經》辭職，可以視為改革與反改革對立綜合體破產的標誌性事件之一。
改革與專政能否切割？
改革之所以可能，是建立在專制之上。也就是只有在專制這個大背景之上，各個領域有所差異和流動，例如地區與地區之間，部門與部門之間，文化與制度之間，才有所謂的改革。我把這種情況叫做電壓差形成的電流。改革是吃專制紅利的，或者專制體內的寄生蟲。例如在城鄉二元體制之中，獲得城市市民的資格，是有吸引力的。城市市民比農民，有比較可靠的社會保障，過去從搖籃到墳墓，目前所以減少，但是比赤裸裸一無保障的農村，還是值得羨慕的。也就是說，城鄉一體化之所以有用，是嵌入城鄉二元體制之中。城鄉二元體制維持的差異和特權，營造了城鄉一體化改革的空間。如果城市的待遇與農村一般，或者相差無幾，那麼農民就沒有動力進程。當城鄉二元體製取消，特權變為「普遍權利」，就沒有任何吸引力了。
當我們相信改革可以告別專政，帶來憲政的時候，改革就as if成了自由的化身。那麼在腦海中把改革與專政切割開來，即使本來面目是改革完全取決於專政的政治決斷和集中力量辦大事，如此就認為改革出現的重大危機問題，足以顛覆改革合法性的重大問題，都與改革無關，而是文革和「左」所造成的，並且認為這一些問題，並沒有首要的，決定性的意義，能在政治體制改革中所淨化，能自動清除。政治體制改革似乎具有再造新天新地的能力。
可是這種as if一開始就是自我欺騙，只是80年代或者90年代其社會經濟條件，可以強化這種自我欺騙。當二十一世紀之後，改革中產生的問題已經不可避免的成為首要的，決定性的問題使，也就是成為例外狀態。改革秩序本身，通過改革自身進程，不知不覺中還原為自然狀態，實際上按照不那麼明顯的叢林法則支配。專政本身，當了執法者，又當了強調，是公權力本身參與叢林法則。這時候自我欺騙就開始破產。
當處於後改革立場當中，就會發現，從一開始as if，就是一種欺詐。所以改革出現的重大危機問題，並不一定來自文革和「左」，也來自改革本身。而且必須強調的是，如果我退一步，站在文革壞改革好的立場上說話，也必須看到文革的毒素三聚氰胺，已經和改革奶粉不可分割，有毒的是毒奶粉，而不是三聚氰胺和奶粉。
而且改革秩序還原為自然狀態的進程，與這種as if毫無關係。這是兩個不相交的領域，作為as if的意識形態，它影響的是人心，而改革回歸自然狀態，這取決於專政決斷。專政決斷與人心之間，並沒有被引導和引導的關係。
慢慢來與加速度
一種所謂的自發秩序，或者中道中庸並不是每一個改革推動者自身遵守的道德或者政治立場。我們固然可以退一步承認哈耶克的自發秩序，然而這種是歷史本身的秩序，而不是歷史或個人中的道德或者政治立場。歷史王道與個人無關，或者能推動歷史的，恰恰是對自發秩序最反對的人。
很多人說中國的進步或者前進不可能建立在一個完全否定過去的前提下，文革之後改革，這種語境約束着我們。例如說改革是文革之後的進步，從慢慢往前走的。他們認為，那麼中國的進步要必須站在，至少是1949年或者改革這三十年的歷史前提下往前走。所以包括文革也好，包括改革也好，對我們未來的路，都有一種約束力，其實最關鍵的一點就是說，最後是不是要有一個尊重歷史現實的問題。
歷史有沒有跳躍？是不是一定需要慢慢來，就能達到效果？始終堅持改良立場的梁啓超，在1911年民國成立之時，撰寫大文祝賀，並且認為經過革命，能夠更好的改良。對於政治問題或者社會問題的改良，如果進行加速度，易幟到一個新的政治合法性框架之下，那麼很容易就融化了。就想貪官如果在其本地進行審理，就有很多干擾，如果移到外地，就會很好舵。如果沒有新生，而在舊的政治合法性框架之下，「被改革者」 具有強大的阻擋力和反作用力。必須是政治上判決死刑，然後緩期執行，可以改造好就一下子就改造了，大大加速改良進程。
在保守主義的大旗之下，恐懼無政府主義和混亂帶來的局面，可是他們腦殘到這樣一種地步：「慢慢改」首先是可以改，不能改使勁拖的時候，慢慢改的說法還不如說快快改，其次慢慢改將會給未來帶來更加狂亂的無政府主義和混亂，積重更難返，社會成本全部轉移到未來，最後總體爆發。第三「慢慢改」這個漫長過程中所帶來的災難，並不比一場暴力革命來得少。所謂長痛不短痛，是有成本計算依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