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誣陷北大教授章廷謙
◎ 王友琴

 

● 編者按：北大名教授馮友蘭文革中揭發章廷謙教授是國民黨官員，致使章家破人亡。文革後錢鍾書訪美談到此事，後來竟遭到馮女逼迫「認錯」。而北京傳媒至今不能主持公道。這是當局掩飾文革罪惡造成的嘖嘖怪事。

二○○九年十一月，我接到來自北京大學的一封電郵，第一句就是：「王友琴開罪了馮宗璞」。據告，馮宗璞給北大一位老領導打電話說，楊絳已經說了，錢鍾書沒有說過馮友蘭揭發章廷謙，王友琴不能再指責章廷謙家人因此受害。

馮友蘭之女指控錢鍾書造謠
十一年前，一九九八年，北京和上海的報紙報導，北京大學哲學教授馮友蘭的女兒馮宗璞指控著名學者錢鍾書在一九七九年訪問美國時造謠誣衊馮友蘭在文革中坑害朋友，錢鍾書的妻子楊絳出面回答，錢鍾書從來沒有這樣說過馮友蘭。

　　我恰巧了解這件事。我研究文革歷史多年，做過大量的調查，正好認識聽到錢鍾書說這話的美國學者。我知道：第一，錢鍾書確實在美國批評過馮友蘭在文革中的劣跡。一九七九年他到史丹福大學做了一次談話，用的是英文，回答聽眾提問時，他說起文革中知識份子普遍受到迫害，但是也有知識份子表現不好，有人揭發同事，造成同事家人死亡。他舉的例子就是馮友蘭。第二，錢鍾書所說是真事。第三，在北大發生的一系列迫害和恐怖，其實比錢鍾書所說更嚴重。

事情原委是：馮友蘭揭發中文系教授章廷謙曾是西南聯大文學院國民黨區分部委員。章廷謙不承認。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掌管北大的「工宣隊」在東操場召開「第三次寬嚴大會」，在全校一萬師生面前，宣佈對章實行「抗拒從嚴」，「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當場扣上手銬，塞進停在場邊的吉普車。

在這樣的高壓下，北京大學一大批教員職工被迫紛紛認罪，比如中文系音韻學教授林燾被迫承認要炸北大水塔。章廷謙的一個兒子因此自殺；妻子也腦溢血癱瘓，再也沒能起床。後來北京大學軍宣隊把他們在北京大學如何「深挖」出一百零二名「階級敵人」寫成長達兩萬字的「經驗報告」上呈，毛澤東批示「照辦」，作為中共中央文件發放全國。

北京大學有六十三人在文革中被害死，更多人受到身心重大創傷。但是直到一九九八年，那些在北大直接領導和實施迫害的人，沒有一個以個人的名義向被迫害者說「對不起」；而在美國批評了馮友蘭幾句的錢鍾書，卻被強迫登報道歉認錯。關於文革中的罪與恥、法律與道德、是與非，仍然顛倒錯亂，令人擔憂。

馮宗璞丈夫逼迫錢家認錯簽字
當時，錢鍾書先生已經病重住院（他在當年十二月二十日去世）；他和楊絳的獨生女兒錢瑗去世不久；楊絳當時八十七歲。她的朋友說，馮宗璞的丈夫蔡仲德（比楊絳年輕廿六歲），帶着預先寫好的字據，來到錢楊家中，要求錢鍾書一定要在死前簽字，要麼說他沒有在美國講過關於馮友蘭的壞話；要麼承認他講過的話是誣陷並認錯。楊絳不能任由蔡仲德吵到醫院去，只有否認錢鍾書曾有此說，以「息事寧人」。蔡仲德還到章廷謙的長女章淹（北京氣象局退休工程師）家中，要求章淹在指控錢鍾書造謠的字據上簽字。章淹拒絕。

我二○○四年出版的《文革受難者》中，寫到北京大學的「寬嚴大會」以及章廷謙拒絕承認馮友蘭揭發的事情而被「從嚴處理」。那本書以受難者為中心，對事件的描寫不夠詳細。二○○六年，曾告訴我此事的北大教授林燾先生去世。我應邀寫了一篇紀念文章，其中提及此事。讚揚林先生把他屈服說假話的經歷告訴一個後輩學生，在道德上是非常負責任的態度。我也感嘆，一九九八年的報紙只探討錢鍾書是否在美國批評馮友蘭，而受害的章廷謙和更多的北大受難者，卻被忽略不提，無人問津。

看到這份「開罪了馮宗璞」的電郵，我意識到馮宗璞現在想要我來做「楊絳第三」了。說「第三」，是因為她曾聲稱，何兆武先生在自傳《上學記》裏批評馮友蘭，今年已經認錯，出版此書的三聯書店也已派人向她道歉了。

馮友蘭文革的作為有目共睹
　　跟馮宗璞辯論是沒有意義的。一九六九年章廷謙被「從嚴」時，馮宗璞已經四十多歲，而且住在北大教工宿舍她父親家中，所以她了解北大校園裏發生的大量迫害和死亡。她向錢鍾書、楊絳發難，不是因為她不了解事實，而是由於她對迫害、罪惡以及他人的生命持有不同的價值觀念及道德標準。她能在報紙上掀起要說出事實的人道歉的風浪，則在相當程度上是鑽了多年來文革的慘痛歷史未能報告的空子。一名採訪過馮宗璞並正在幫其編輯新書的青年學者說，作為七十年代中期才出生的人，不知道有過章廷謙被「從嚴處理」，也不知道北京大學有過六十三人在文革中被害死。這位青年學者給我寫來電郵，標題是「請告訴我真相」。

文革是一場「大規模群體性迫害」，即被迫害的人，不是個別的，而是很大的群體。文革的迫害規模，和希特拉、斯大林所作可以類比。但是文革在手段方面有不同處，最主要的一項是「群眾專政」。因而，專政對象不是被送往遙遠的「古拉格」，而是關在本單位的「牛棚」里遭到折磨。 「階級敵人」不是送往毒氣室，而是在本單位的「鬥爭會」上被揭批、侮辱甚至毒打致死。迫害人的人，也並非專業的行刑隊，而是受難者的學生、同事、熟人，甚至朋友。也就是說，文革不但迫害了無數受難者，還把無數人變成了迫害他人的人。這類參與過迫害的人，在文革後並沒有受到很多責備，他們自己也沒有做什麼懺悔。對於馮友蘭的揭發，確實有較多的議論，至少有三個原因：

一、文革鼓勵甚至強迫人揭發別人，因而揭發是相當普遍的事情。但是揭發的言論和事實有真有假，因人而別。毛澤東死後，章廷謙在一九七六年底得到平反。那時北大當局承認他沒有當過「區黨部委員」，而且西南聯大文學院也沒有設立過國民黨支部。馮友蘭揭發的是不存在的事情。

二、「揭發」是否會直接危害對方？也有區別。 「鬥爭會」上每一個人都高喊「打倒×××」，或者被迫寫些雞毛蒜皮的事以應付過關，這種揭發通常不會給人造成實質性的危害。但馮友蘭揭發章廷謙帶來的危害卻是直接的。

三、馮友蘭在文革後期進了「梁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校」的諧音。）寫作班子，這個班子直接受毛澤東的秘書謝靜宜領導，在「批林批孔」中寫了很多指導性文章。他參加「梁效」是上面指定的，但是他在其中相當主動積極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不但參與寫作命題文章，而且還額外寫了一些舊體詩讚美文革，寫詩不是上面派給的任務。馮友蘭這一種自我選擇的行為在文革後曾遭到鄙視。

「梁效」寫作班子發表了很多文章，批判孔子和鼓吹秦始皇。例如，其中一篇文章題為〈略論秦始皇暴力〉（人民日報七四年一月廿一日），不但對秦始皇大加讚美，並且直接把秦始皇焚書坑儒和文革「鎮壓反革命」等同，用以讚美文革對知識份子的迫害，從歷史的高度來肯定和合理化文革的群體性迫害與殺戮。馮友蘭當然明白那時候鼓吹「焚書坑儒」意味着什麼。他自己在六八年被關「牛棚」。他身上掛着尿瓶子（因為病）還被拉去「鬥爭」。在他家旁邊，就有物理教授饒毓泰，歷史教授翦伯贊及其夫人戴淑宛被迫「自殺」身亡，還有哲學教授馮定「自殺」三次幸而未死。

北京知識界批評馮友蘭，遠不止錢鍾書一個人。這種批評不是文人相輕。因為其中含有嚴肅的道德思考，只是這種思考從來沒有機會發表。實際上，馮友蘭揭發章廷謙的事，筆者最早是從北大校外的一名老記者那裏便已獲悉。這位記者還說，寫文革歷史，應該把馮友蘭寫入「貳臣傳」中。

《貳臣傳》是清代乾隆皇帝編寫的一部書，記錄的是從明朝投降清朝的官吏。老記者不是簡單地說馮友蘭是從一個朝代投降了另一個朝代，他的意思是，馮友蘭從他早年所受的中國傳統教育和西方教育投降了文革的迫害理論。這種「變節」不是關於對皇帝的效忠，而是事關持守的道德原則。

現在對文革的認識，在事實方面都很亂，更難深入到道德層面。然而，這是早晚要做的。馮友蘭對章廷謙的「揭發」可以成為一個研究專案，不但對了解文革的機制，而且對當代知識份子建立個人的道德準則，都會有促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