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趙紫陽新書《改革歷程》 第一部分 下

四、決定戒嚴和武力鎮壓

接 着我談一下關於戒嚴和「六四」鎮壓的問題。學生在和政府對話完全失望以後，決定乘戈爾巴喬夫來華訪問期間【49】，發動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和絕食。他們認為 這是向政府施加壓力的絕好時機，為了迎接國賓來訪，政府不能不讓步。但是學生們錯了，他們不知道，他們走得越遠，越給李鵬等人主張暴力鎮壓提供藉口。

我得此信息後，便於5月13日借同工人對話的機會發表談話。大意是這樣：大學生如果有什麼要求得不到滿足，就去干擾國際會談，損害中蘇高級會晤，那就沒有 道理了，不會得到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希望他們顧全大局，千萬不要做 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藉此機會發出的呼籲，在當天的各大報都發表了。但是學生們對我的呼籲根本不理會，依然於5月13日下午組織了二十多個院校的二百 多名學生，在一千多人的護衛下，進入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從這天起，學生們佔據天安門廣場，直到6月4日流血事件發生。

學 生的絕食得到了社會廣泛的同情、支持，機關、團體、市民都捲入了支持的行列，成千上萬，一天比一天多，參加絕食的人也不斷增加，最多時有兩、三千人。學生 們為這種情景陶醉，更加不肯徹離。當時學生帶有很大自發性。雖然現場成立了指揮部，但沒有哪一個頭頭能做出冷靜的決定，即使做了也不具有什麼權威性。現場 指揮部頻頻更換領導人，誰的聲音大、鼓動性強，就按誰的辦。我們曾向學生領袖做工作，發動校領導、老教授去做工作，都沒有什麼作用。

由於李鵬等人的阻撓，疏導、對話、轉彎子的方針沒有貫徹。學生絕食進入第四天，有昏倒發生，當時我十分焦急，如果再繼續下去，發生學生死亡事件，不知如何向全國人民交代。

5 月16日夜，在會見戈爾巴喬夫後，我召開常委會議，討論發表以五位常委的名義勸說學生停止絕食的公開講話。講話稿中有「學生的這種愛國熱情是可貴的，黨中 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這句話，遭到李鵬的反對。他說，「說可貴就可以了，還要什麼肯定？"楊尚昆說：學生反腐敗，可以說肯定。我當時對李鵬這個說法很反 感，所以我就說，既然說他們的愛國熱情是可貴的，為什麼不能肯定？如果這句話也不說，就等於什麼話也沒有說！那發這個公開講話還有什麼意義？現在的問題是 如何使講話能夠緩解學生的情緒，不要老在字眼上計較。多數常委都主張保留這句話，結果算勉強通過了。

其 實我當時就感到時至今日發這篇講話並不會結束學生絕食的，因為學生絕食，最為強烈的要求是改變4•26社論對學潮的定性。我感覺這個問題已經到了沒辦法繞 開的時候了。這個結子不解開，沒有辦法使學生停止絕食，開展對話。而如果學生絕食的情況拖延下去，將會發生極為嚴重甚至無法預計的後果。因此我第一次在政 治局常委的會議上，正式提出了修改4•26社論定性的問題。李鵬當即表示反對，他說4•26社論的定性是按鄧的原話寫的，不能動。我反駁他說，4•26社 論是按4月24日常委會紀要的調子寫的，鄧只是支持了常委的意見。尚昆表示提出修改4•26社論將傷害小平。我說可以想辦法做到不傷害他，這件事應當由常 委集體承擔。我還說，我去朝鮮時曾發電報同意鄧的決策，所以我對4•26社論要負責，必要時，也可以說是由我批准的。李鵬竟然說，你這不是政治家的態度。 因而修改4•26社論沒有談得下去。

我 沒有別的辦法了，只有見鄧陳述我對修改社論的意見。17日，我就打電話要求見鄧。隨後，鄧辦就通知我下午到鄧處開會，常委和尚昆都到（當時萬里出國了，他 每次列席常委會）。我本來是要求見鄧個別面談的，鄧決定到他家開常委會，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我在會上先講了我的意見。大意是：現在學潮在發展，形勢在 惡化，十分嚴重。學生、教師、記者、科研人員、機關幹部都有不少人上了街，今天估計有三四十萬人，工人農民有不少人同情，所以如此，除了腐敗、透明度等熱 點問題之外，主要是各界責備黨和政府對學生絕食為何麻木不仁，見死不救。而同學生對話主要卡在4•26社論定性上。4•26社論引起這麼多人誤解，一直對 立，總有說不清楚或不正確之處。現在唯一能夠立即見效的，就是必須對社論定性松一下口。這是關鍵，可以贏得社會同情。我們給學生脫了帽子，就比較主動了。 如果絕食拖下去，死了人，勢必火上加油。如果採取和群眾對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現實危險。

在我陳述我意見的過程中，鄧的表情很不耐煩，不以為然。

我 一講完，李鵬、姚依林立即站起來批我，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為我5月4日在亞銀的講話。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們指責我在亞銀的講話。過去他們實質上反 對，但是沒有這樣公開說過，其激烈程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從兩人對我毫無顧忌的攻擊，可以看出他們事先與鄧之間已經有了默契。胡啟立當時發言主張修改社 論。喬石沒有明確表態。尚昆不贊成修改社論，並且在這個問題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說廖漢生【50】主張戒嚴，是不是可以考慮戒嚴？本來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 的，這時他轉述廖漢生的主張，實際上他改變了主意。

最 後鄧拍板說：事態的發展更加證明4•26社論定性的正確。學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問題出在黨內，出在趙的「五四」亞銀講話上。現在不能再退了，否則不可收 拾。決定調軍隊進京，實行戒嚴。並且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實施。鄧講完後，我就表示：有個決策當然比沒有決策好，但我非常擔心它將 帶來嚴重後果。我作為總書記，組織執行這一決策很難得力。鄧說，如果這個決策錯了，由大家共同負責。李鵬在會上還提出，常委會議經常有人把內容泄漏出去， 內部有壞人，鮑彤就是一個。我就反問他：你這樣講要負責任，你有什麼根據？他說：我有根據，以後告訴你。會開完，我就走了出來。鄧是否又留下他們談了什麼 問題，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當時心情很不平靜，我在思考：無論如何不能讓自己成為一個動用軍隊鎮壓學生的黨的總書記。

回 家後，我憤然讓鮑彤為我起草了一封向常委辭去總書記職務的信。在當天夜裏召關的如何貫徹戒嚴的常委碰頭會上，當談到要我主持宣佈戒嚴的幹部大會【51】 時，我沒有接受。我說，看來我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尚昆針對我的話說，現在不能提這樣的事，人事格局不能動，就是說，我這個總書記不能動。我的辭職信送到 中辦秘書局尚未分發出去的時候，尚昆就知道了，便打電話再三勸我收回成命。尚昆說，這個消息一傳出去將使形勢更加激化，不能火上加油。我接受他的勸 告，18日通知中辦，我的辭職信不要發出，後由秘書【52】把辭職信收了回來。

在這裏我想說一下，鄧召開的這次決定戒嚴、對學生鎮壓的會上，外電傳說常委開會是三票對兩票，其實根本沒有什麼三 票二票的問題。參加會議的就那麼幾個人，作為常委來講，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個中立。我和胡啟立主張修改社論，姚依林、李鵬堅決反對，喬石中立，沒有明 確表態。根本沒有三比二的問題。當然，如果加上鄧、楊，他們不是常委，如果按到會的人算，他們當然算是多數。實在說，沒有什么正式常委投票。

在 那幾天，一些知名人士和黨內老同志，紛紛打電話、寫信給黨中央和我，要求正確對待學生運動，承認學生的愛國行動，改正對學生的錯誤態度，其中有一些一向受 鄧器重的像李一氓【53】這樣的老同志。所以我5月18日又從中挑選了一批信轉給鄧，並給他寫了一封信，再次陳述了我的意見，希望他重新考慮。我雖然明知 希望不大，但仍願意作最後一次努力。原信如下：

小平同志：

現送上幾位有影響的老同志的呼籲，望一閱。

現在形勢十分嚴重，最緊迫的事情是讓學生停止絕食（這是最受群眾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學生答應停止絕食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4•26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運動。

我 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做出這個讓步，只要我們主要領導人親自到群眾中去宣佈承認這一點，群眾的情緒就會大大緩解，其他問題才好解決。即使我們需 要採取維護秩序的堅決措施，也必須先走出這一步然後才好行動。不然，在眾多群眾嚴重對立的情況下採取強硬行動，可能引起威脅黨和國家命運的嚴重後果。

我懷着萬分憂慮的心情，再次請你考慮這個建議。

趙紫陽
五月十八日

這是在鄧家裏5月17日開了決定戒嚴的常委會後，我給他寫的第一封信。如同所料，信發出後沒有任何回音。

在 5月17日夜，中辦安排中央領導人去醫院看望絕食的學生。開始李鵬說他不去，當去醫院的車子開動時他又趕來了，原來是他聽說我要去醫院才改變了主意。5月 19日拂曉去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也是這樣。他反對我去，並且還要中辦阻止我去。我感到這麼多學生絕食將近七天了，中央領導人連看也不看一下，無論如 何交待不了。我表示一定要去，別的人不去，我一個人也要去。他看我態度堅決，沒法阻止，才改變了主意。但他當時非常害怕，到廣場不到一會兒就溜之大吉了。

我 當時對學生除表示慰問外，即席講了一些話【54】，隨後登在首都各大報紙上了。我當時講這些話，無非是勸他們停止絕食，他們還年輕，要愛惜生命。因為我明 明知道，他們的行動雖然得到國內外廣泛的同情，但對於持強硬態度的一批老的領導人，是起不了作用的。即使繼續絕食下去，甚至死幾個人，他們也會無動於衷 的。

所以覺得年輕學生這樣結束自己的生命太可惜了。但是當時年輕學生並沒有領會我的這一篇講話，他們更不會想到他們將會受到什麼樣的對待。當然，我對學生的這篇講話後來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和指責。

從 5月17日在鄧家開會後，李鵬等人的行動有許多很不正常。無論是去醫院慰問還是去廣場看望學生，他一再阻止我去。我去了一起下車，他一反慣例搶先走在我的 前面。他還讓人給攝影記者打招呼（事後有人告訴我），叫記者不要拍我的鏡頭，說以免人事變動後被動。從5月17日晚到19日，有關戒嚴的事什麼情況也沒告 訴我。19日李鵬和學生對話，我是看了電視才知道的。但是5月19日下午，突然送來當天晚上召開宣佈戒嚴大會的通知和他的講話稿，要我主持會議並講話，但 對這個會如何開，在哪裏開，什麼人參加，還有什麼內容等等，事先什麼也沒向我說。而他的講話稿竟然寫着，「5月4日以後學潮嚴重升級」。後來可能他們感到 這個說法指我5月4日講話太明顯了，報紙發表時改為「五月初以後學潮升級」。這就公開指責學潮是我的《「五四」講話》造成的。李鵬還向國務院各國務委員傳 達說我犯了錯誤。當晚召開宣佈戒嚴大會之前還開了個小會，所有這一切使我感到實際上我已經被排斥在決策之外。但究竟是何時決定的，我到現在也不知道。17 日在鄧家討論決定戒嚴，雖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三人負責指揮，但鄧還是講了一句，說趙還是總書記。但開會後幾天的情況，實際上把我完全排斥在一邊了。 李鵬當時摸到這個底了，所以到醫院去，給攝影記者打招呼不要拍我，說人事變動會被動。這是非常不正常的。

19日我向政治局請假三天，建議常委會由李鵬主持，並拒絕當晚出席宣佈戒嚴令的動員大會。當時，天安門聲援絕食的群眾大為減少，絕食也改為靜坐抗議。北京各大院校的很多學生回到校園，留在天安門廣場的大部分是外地臨時來的學生。

19日宣佈戒嚴後，又是一次興奮劑，又把群眾的勁鼓起來了。靜坐的人增加了，各界支持的人們成群結隊湧向街頭，特別是實行戒嚴調軍隊進京，大大傷害了北京 市民的感情。奉命進京的部隊沿途到處受到市民的阻撓。成群結隊的老太太、兒童躺在街上，使軍隊被阻在北京郊區，無法進入市內。這種僵持狀態差不多有十多 天。

5 月21日，喬石來我處談了這些情況。他說,不少人已經感到有點騎虎難下了。如果不是鄧一再督促，並且決定調更多的軍隊來京，這場大悲劇也許可以避免。軍隊 進不來，戒嚴令不起作用，成百萬學生、市民、工人、機關幹部涌在街上，涌在天安門廣場。這樣下去，首都確有陷入癱瘓的危險。

我當時考慮，只有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由人大這個權力機關以民主與法制的形式，來扭轉這種局面。5月21日，我找閻明復談了我的這個想法，請他轉告尚昆， 看是否可行。在這之前，彭沖【55】找我談過，他說萬里在國外，他召開了人大副委員長會議，大家一致主張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他還到玉泉山【56】找了彭 真，彭真也贊成這樣辦。他們已寫了報告給中央，要求萬里提前回國。

21日下午，胡啟立到我家，說人大常委要求萬里提前回國的報告現在沒有人批覆，擱在那裏。我就讓胡啟立告訴彭沖，由人大黨組直接發電報給萬里，促他提前回 國。胡啟立問可否說已經你同意，我說可以。隨後我又給吳學謙【57】打電話讓他設法把電報發出去。後來據說李鵬又給萬里發電報，不讓他提前回國，可能是請 示了鄧，所以萬里未能及時回國。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裏乘涼，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

「六四」悲劇三年後，我記下了這些材料，這場悲劇已經過去好多年了。這場風波的積極分子，除少數人逃出國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覆審問。情況現在應當是非常清楚了，應該說以下三個問題可以回答了：

第一，當時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現在可以問一下，究竟是什麼人在領導？如何計劃，如何預謀的？有哪些材料能夠說明這一點？還說黨內有黑手，黑手是誰呀？

第 二，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共和國，推翻共產黨，這方面又有什麼材料？我當時就說過，多數人是要我們改正錯誤，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們的制度。這麼多年 過去了，審訊中得到什麼材料？究竟是我說得對還是他們說得對？許多外出的民運分子都說，他們在「六四」前，還是希望黨往好處改變。「六四」以後，黨使他們 完全絕望，使他們和黨處在對立的方面。在學潮期間，學生提出過很多口號、要求，但就是沒有提物價問題，而當時物價問題是社會上很大的熱點，是很容易引起共 鳴的。學生們要和共產黨作對，這麼敏感的問題他們為什麼不利用呢？提這樣的問題不是更能動員群眾嗎？學生不提物價問題，可見學生們知道物價問題涉及改革， 如果直接提出物價問題動員群眾，實際上要反對、否定改革。可見不是這種情況。

第 三，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能不能站得住腳？學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說明，在解放軍遭到圍攻時，許多地方反而是學生來保護解放軍。大量市民阻 斕解放軍進城，究竟是為了什麼？是要推翻共和國嗎？當然，那麼多人的行動，總有極少數人混在人群裏面攻打解放軍，但那是一種混亂情況。北京市不少流氓、流 竄犯乘機鬧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難道能把這些行為說成是廣大市民、學生的行為嗎？這個問題到現在應當很清楚了。

五、鄧的拍板不具合法性質

我想再說一個問題，就是由於北京發生的這一場政治風波，我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們是如何對待我的。

我拒絕出席5月19日宣佈戒嚴的大會。這個行動大大地激怒了鄧和其他一些老人。20日鄧在他家裏召集陳雲【58】、李先念、王震、彭真、楊尚昆、李鵬、喬 石、姚依林等人開了一個會。當然沒通知我參加，也沒有通知胡啟立，他也沒能參加。聽說王震在這個會上大罵我是反革命。李先念說我是第二個司令部【59】。 最後鄧拍板撤銷我的總書記，並且說待以後經過必要的手續再對外公佈。就這樣沒有人告訴一聲就讓我靠邊站了。

這不能算是政治局常委會議，因為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人，只到了三人。胡啟立未被撤職，我在開會前也未被撤職，還是常委。常委中有兩人不通知就做出這樣的決定。我認為這件事恐怕不能說是合法的。

我在19日至21日請假三天，並沒有任何人告訴我已經把我免職了，當然也沒有什麼人找我聯繫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斷了，把我和外界隔離了。我從別的渠 道聽到，李鵬、楊尚昆、姚依林、宋平【60】分 別召開各部門會議，宣佈我的「罪行」，還組織班子，起草文件，為召開全會宣佈我的問題做準備；同時還分批把各省、市的第一、二把手召到北京打招呼。所有這 些重大部署，既沒有召開政治局會議，又不是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常委五人，我和胡啟立被排斥在外，不會有合法的常委會議。應該說，這些部署都不具有合法的 性質。因為《黨章》規定，中央委員全會閉會期間，由政治局代行職權，政治局會議由總書記主持。顯然，以上重大部署，既非政治局會議，更非由我主持，不管是 由另外什麼機構、什麼人主持的，都是違反《黨章》的。在這種既沒有人向我宣佈我已停職，又不能履行職權的情況下，我當時產生了個顧慮，怕他們過後倒打一 耙，說我自己撂了挑子，因此我曾經找過中辦溫家寶【61】，建議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當時溫家寶說，中辦實質上已被撇在一邊了，現在所有這些部署都沒有通過中辦，一切活動都是李鵬、楊尚昆另外安排的，並不通過中辦。如果我一定要開會，中辦也可以發通知，但他感到後果會很不好，希望我慎重考慮。

既不能召開會議，我便讓秘書打電話找楊尚昆，要求楊尚昆同我談一次話，目的也是要他澄清一下我是否已被停職的問題，另外想解釋一下我5月16日同戈爾巴喬夫會見時為什麼要講關於鄧在黨內地位的那段話。

6月2日，王任重【62】、丁關根【63】來 我家，說因我要求見楊尚昆談話，中央決定委託他們來和我談話，說中央決定最近要召開政治局和中央全會解決我的問題，要我好好考慮做個檢討。我首先向他們解 釋了同戈爾巴喬夫談話問題，接着我提出不知現在中央機構是怎樣運作的？五個常委，除我之外，另一個也靠邊站了，現在開會是哪些人參加？王任重說，常委沒有 改選，最近也沒有開常委會。我說我三天病假以後，不讓我參加工作，可以理解，讓我靠邊站也沒意見，就是將來不要說我不管事、撂挑子。我找楊尚昆也是要談這 個問題。關於準備寫檢查問題，我說我現在什麼也不知道，到處批我，不和我核對事實，批判材料根本不與我見面就到處發。在這種情況下，檢討怎麼寫？如果將來 我還有講話的機會，我認識到的問題會做自我批評的。

這次談話的時間很長，有兩個多小時。我講的比較多，講了對4•26社論的看法，5月3日對青年代表的講話，5月4日在亞銀的講話，以及5月19日不出席戒 嚴大會的有關情況及看法。最後我強烈地提出他們拘禁鮑彤的事。鮑彤是5月28日被組織部叫去談話【64】， 一去就沒有回來。並同時在他的辦公室進行搜查。我當時就叫秘書給宋平打電話表示反對。這次我對王任重、丁關根說，如果認為鮑彤有什麼問題，組織上可以審 查，但應按《黨章》和法律手續處理，黨組織沒有權力剝奪他的人身自由，組織部長更沒有這個權力。現在八十年代了，不能用過去搞運動的辦法了，要求他們向中 央反映。這次談話，他們認為我的態度很不好。

6 月17日王任重和丁關根又到我家，說6月19日中央將召開政治局會議解決我的問題，要我虛心、克制，即使一些老同志的話刺耳，也要保持冷靜。可以講話，也 可以不講話，不要過多地辯解。我當時答覆說，既然是解決我的問題，總要給我講話的機會。丁關根還要我好好考慮自己的問題，在會上有一個好的態度。王任重還 向我透露，內定還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員和胡啟立的政治局委員，並說我上次對隔離審查鮑彤的意見，已向中央反映了，現在對鮑彤是監視居住，合乎法律手續 【65】等等。看來他們這次來的目的，一是通知我開會，二是勸我會上不申辯或少申辯。

從 第一次6月2日王任重、丁關根到我家，告訴我開會解決我的問題，並說鄧對他們說了：上次處理耀邦的問題，國內外有些議論，這次處理趙的問題，要合乎手續， 要他們好好準備文件，文件準備好就開會。這簡直是很大的諷刺！其實，我早已被他們沒有任何根據地非法軟禁起來了，非法隔離起來了，早已非法剝奪了我的總書 記職務，還說要合乎手續。這說明他們心虛，怕外界議論。他們本來準備早些開會，也因「六四」推遲了。

六、寧願下台也必須堅持自己的主張

6月19日至21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首先由李鵬代表四個常委作了定調子的報告，指責我犯了「分裂黨」和「支持動亂」【66】的 嚴重錯誤，建議撤消我總書記、政治局委員、常委等職務，並說對我還要繼續審查。接着參加會的人紛紛發言，對我展開批判。在會上發言語言最惡劣、充滿污衊之 詞並作人身攻擊的是李先念。批判會開始時鄧未到場。陳雲也未到會，只作書面發言，兩句話，說我辜負了黨的期望，同意對我的組織處理。王震的發言主要是說， 鄧由於對耀邦處理輕了，保留了政治局委員，又舉行國葬，因而鼓勵了資產階級自由化。

批 判發言的最後半天，是姚依林主持會議，看來根本沒有準備讓我發言（王任重、丁關根第一次來叫我作檢討，第二次來知道我不會作檢討，就動員我不要講話）。會 議快結束時，我提出要求發言，他看看表說：沒有時間了，如果你一定要講，只能講10分鐘。當時我很不高興，我說，開了幾天會，主要是解決我的問題，批判了 我兩天，難道只能占這點時間？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會上宣讀了我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我看了看表，用了20分鐘。因為我的發言披露了事實真相、爭論的實 質，對會議對我的指責進行了申辯，出乎參加會議的人的意料之外，一些人在聽我發言時，面部緊張，急躁不安。我發言一完，姚依林立即宣佈散會。我當即離開會 場。除我之外其他人沒有動。顯然他們事先打了招呼，對我的發言不滿意，對我的態度要有所表示。

第 二天就復會了，對我的問題進行表決。他們拿出了一個稿子，這個稿子把我的一切職務都撤消了。原來李鵬的報告以及一些人的發言中，都說要徹消我的總書記、常 委、政治局委員，保留中央委員，但這次拿出的稿子，卻把中央委員也徹消了。這顯然是那一天我發言以後，他們留下來議論，因為我態度不好，臨時決定加重了處 分。但我發言時鄧小平、陳雲不在場，所以估計他們又報告了鄧和陳。

對於是不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員這樣的事情我本來就不在乎，反正就是那麼一回事。但《黨章》明文規定，黨員對處分不服，可以提出申訴。《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 干準則》【67】也明確規定，「黨員對黨組織關於他本人或其他人的處理」，「有權提出聲明、申訴、控告和辯護，不許對申訴人或控告人進行打擊報復」。由於 我進行了申辯，就加重了對我的處理，這是完全違反《黨章》和黨的規定的。

原來李鵬的報告以及大家的發言，對我的處理還保留中央委員，而現在拿出的草案就統統撤掉了，沒有說明原來的報告為什麼現在變了，這是極不正常的。我本來想 在表決時發表一個聲明：「因為我申辯而加重對我的處分，就是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68】以後，開了一個公然踐踏《黨章》的惡劣先例」。後來一想，許多 老人那天都到了，如鄧小平、聶帥【69】等等，我發一個聲明，會更刺激他們，話到嘴邊又忍住了。但在表決決議稿時我不僅沒投贊成票，而且舉手投了反對票。 同時聲明說：對徹消我的職務，沒有意見，但對兩頂帽子不同意、不接受。我聲明後，在場的人，包括鄧以及主持會議的李鵬，都沒有作聲，大概他們也早有精神准 備。

這次政治局會議表決對我組織處理違反《黨章》黨規的事，還不止這些。

首 先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經過什麼程序決定的？政治局事先並沒有召開會議討論，常委會沒有我和啟立參加也是不合法的。那天王任重到我家裏說過，最近政治局 沒有開過會議。所以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怎麼定的，誰定的，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黨章》明確規定，政治局會議是由總書記主持，對我還沒有經過合法程序撤 消職務，就剝奪我主持政治局會議的資格，而由李鵬主持，這也是不合法的。尤其滑稽的是，在表決時鄧小平竟然說，到會的人，不管是不是政治局成員，都有權參 加表決。這一次開的是政治局擴大會議，列席參加會議的人可以聽可以講，怎麼可以參加表決呢？大概是為了壯大聲勢吧！當時李先念說，這是李鵬給大家的權利 （因為李鵬是會議主持人），這完全是以勢壓人，哪裏還管什麼《黨章》黨規？長期受「和尚打傘無法無天」【70】影響的一些老人，當然不會把這當作一回事。 我現在把這些情況說出來，不知將來黨史如何記載這件事？

6 月23到24日召開中央全會，來通過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我所作的政治和組織結論。會議通知了我，我出席了一次小組會（我被分配在華北小組），在小組會上聽 取了幾位同志對我的批評，我也簡單表了一個態。我說感謝大家對我的幫助，我對我的問題有個發言稿（我把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略作了一些改動，作為會 上的發言）已交全會秘書處。我希望把我的書面發言印發給到會的同志。當時王忍之【71】也在這個小組，他說中央已同意印發給全會。可是實際上會議將要結束 的時候才印發，而且很快就收回去了。而以陳希同、李鐵映【72】聯名批判我發言的發言，反倒在我的發言以前就印發了。於是出現了這樣一種怪事：到會的人先 看到批判我發言的發言，我的發言直到會議將結束時才印發，而且馬上又收回，所以許多人恐怕沒有仔細看或者根本就沒有看到我的發言。

會 上還印發了一個所謂「六四」背景材料，是以中辦名義發的，收集了國內外大量的材料，影射我是國內外反動力量要顛覆中國共產黨和打倒鄧小平的預謀者，並且完 全無中生有地說，我身邊的工作人員與動亂的學生們裏應外合，通風報信，泄露戒嚴的軍事秘密。很明顯，發這樣一個背景材料，是要在全會上製造一種輿論，我確 實是一個罪大惡極、十惡不赦的人，把我搞倒搞臭。

全會中有些發言，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顛倒黑白，無限上綱，斷章取義，充滿污衊不實之詞。用的也是文革的語言。我當時感到，如果這些文件不是印有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字樣，人們真會以為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東西。

按 照《黨章》的規定，撤消一位中央委員的職務，需要經過中央全會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才能通過。當時的領導人顯然沒有這個把握。以無記名投票，可能得不到三分之 二的多數。因此他們不敢用無記名投票的辦法，而是採用舉手表決的方式。這很清楚，在當時那種氣氛、那種壓力下，公開舉手表決，當然很多人就無法自由表達自 己的意見。在眾目睽睽之下，在攝影機鏡頭面前，有些人不贊成也不得不舉手，所以造成一致通過。但是需要指出，無論是總書記也好，還是政治局委員、常委也 好，過去都是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出來的。他們的這種舉手表決，是很不正常的。當時在那種氣氛下，在那種壓力下，而且已經對同我有牽連的人和事追查，這種 情況下舉手表決，人們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嗎？

我 對在學潮問題上堅持自己的主張，拒絕接受暴力鎮壓的決策，知道會有什麼後果，會受到什麼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我知道如果堅持自己的意見，只有下 台。對這個問題我是經過考慮了的。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下台，或者即使下台也是一種體面的下台，只有放棄自己的意見跟他們走；如果要堅持自己的意見那就要 準備下台。我反覆考慮，寧願下台也不能跟他們走。我當時同老伴和家裏的幾個孩子都談過這些想法，要他們作這種準備。對於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我的那篇發言將引 起什麼樣的後果，我也有精神準備。當時我估計由此可能要被開除黨籍，因為從來對犯錯誤的人只有低頭認錯才叫態度端正。我想大致不會坐牢，因為我沒有任何越 軌行為。象我這樣不管怎麼說在國內外有些影響的人，他們總不能完全搞秘密審判。所以我考慮，下台是肯定的，最多開除黨籍，坐牢不至於。在我們這種政治體制 下，留在黨內和開除出黨也差不了多少。即使不開除出黨，象我這樣留在黨內也不會真正有一個黨員應有的權利，開除出黨也並不影響我的信仰和理想。

在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他們對我仍然採用早已被批判和拋棄了的在報紙上連篇累牘地批倒批臭和混淆兩類矛盾、隨便限制人身自由那一套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本 來經過文化大革命，痛定思痛，在黨的十二大通過了新《黨章》，中央全會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都對避免文革的錯誤不再發生作出了明確的規 定。在「六四」後對待我的問題上完全無視這些規定，公然踐踏這些規定，把文化大革命中極左的那一套又搬了出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七、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

在這裏要說一下關於5月16日我同戈爾巴喬夫談話的問題。

鄧對我5月4日在亞銀會議上的談話是很不滿意的。但他對我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恐怕不止是惱怒，而是真正傷了他的感情。「六四」後他在接見李政道【73】教 授時說過，趙在學生動亂時把他搬了出來，實際上是講我把鄧拋了出來，社會上也有這種看法。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談了有關鄧在我國我黨的地位。這番話完全 是要維護鄧，結果引起大誤會，認為我是推卸責任，關鍵時把他拋出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我在十三大以後會見外國領導人，特別是兄弟黨的領導人時，總是要把鄧雖退出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我們黨內主要決策者的地位並沒有改變這一情況通報他們，這差 不多成了慣例。4月在朝鮮也向金日成【74】通 報了。不同的是這次比較突出，在電視、報紙上作了公開報道。我為什麼這樣做？自從李鵬等人把鄧4.25講話公開傳達後，在人民中引起很大議論，學生、青年 對鄧極大地不滿。由於對他談話內容的不滿，進而對他目前所處特殊地位進行非議、攻擊。我聽到不少這樣的議論：政治局常委為什麼要向不是常委的鄧小平匯報？ 這是不符合組織原則的。甚至還流傳所謂「垂簾聽政」【75】等等指責的話。當時，覺得對這種情況我有必要站出來，加以澄清，加以說明。

5 月13日（戈爾巴喬夫來華的前兩天），我同工人代表和工會幹部對話時，當場有人向我提出了這類問題。當時我回答這是根據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作了說明。我們 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重大事情要向鄧請教，這是為了整個黨的利益。因為鄧的政治智慧、政治經驗比我們常委任何人都豐富。當時的效果是好的，那個提問題的工人 再也沒有說什麼話。因此我考慮，如果通過報道說明這個情況，對於維護鄧的形象會有好處。至少說明不是鄧要攬這個權，而是中央一中全會共同議定了這一條。因 此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便告訴他，我們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做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我們仍需要鄧來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重大問題上總是向 鄧通報，向他請教。鄧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的決策。本來十三屆一中全會還議定，我們不僅是向他請教，向他通報，而且他還可以在家裏召集會 議，重大問題可以由他來拍板。我考慮到群眾的接受程度，有意識沒有說第二點。我認為這樣公開說明對鄧是有好處的，至少說明在組織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

當 時促使我這麼說還有一個原因，這次戈爾巴喬夫來訪是中蘇高級會晤，主要標誌是表現在戈同什麼人會晤。當然中外都知道，所謂中蘇高級會晤，應是戈爾巴喬夫和 鄧小平的會晤。但是戈是蘇聯蘇維埃主席和黨的總書記，而鄧不是國家主席又不是總書記，只是軍委主席。因而在我的內心就是想一定要明顯地表現出中蘇高級會晤 是戈鄧會晤，不是戈與其他人的會晤。既要表明這一點，又要避免出現傷害鄧的言論。原來外交部的方案是主張淡化處理，既不能迴避，也不要太正式了。不上公 報，不搞兩黨會談，要我在會見戈時說：「既然我們兩黨的總書記會晤了，兩黨的關係自然也就恢復了。」但在我會見戈的前兩天，5月13日我在鄧家裏談戈氏來 訪的有關問題時，鄧說了一句話，說他和戈會晤後，兩黨的關係就恢復了。這和原來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鄧的這句話。正因為上述這些考慮，在戈鄧會晤 後，我同戈爾巴喬夫會見的一開頭就說，他與鄧的會見，兩黨的關係就恢復了。他同鄧的會見是他這次來訪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講了鄧在我黨的地位以及中共 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

我的這篇講話，一舉解決了兩個問題：為什麼鄧戈會晤是中蘇的高級會晤；鄧目前仍是中共最高決策者是中央全會決定的，組織上是合法的。我當時感到這次講得非常得體，既解決了問題，形式也很自然。

講 話以後，開始聽到的是正面的積極的反映，後來我才知道，鄧的家人及鄧本人對我的講話不僅不高興，甚而非常惱怒。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鄧為什麼認為我是有 意把他拋出來，推卸責任？是什麼人，如何在鄧面前挑撥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來出於好心，在維護他，保護他的形象，而盡到自己應盡的一份責任，卻不料引 起極大的誤會，感到我是有意傷害他，我確實對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這件事我本來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舉，實在有些懊悔！

我 為什麼特別在意這件事呢？其他的事是不同的主張，不同的見解。因為我堅持自己的意見，甚至他們撤了我總書記的職務，我都可以理解。而這件事本來是好意，不 管在「六四」問題上我同鄧有什麼分歧，這是政見不同。我總的感覺，在「六四」前，鄧對我是很好的，很信任的。作為中國人，傳統道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講 究品德、信義。如果在鄧的心目中留下這樣一個印象，覺得我這個人在緊急情況下，可以為了自己而嫁禍別人。這不僅是對我很大的誤會，而且在他的內心裏也會非 常不愉快，甚至很傷感情。這麼個老人，不久將離世，帶着這種印象走，我實在是不甘心的。所以我5月28日寫信給鄧，別的沒寫什麼，只對我同戈爾巴喬夫的談 話作了些解釋和說明。但我只說了上面第一個方面的考慮，即我是為了說明鄧和戈的會晤是高級會晤，為了說明這一點，就把鄧在中央主要決策者的地位說出來，這 是很自然的。而未說第二個方面的考慮，即社會上流傳他有點攬權，抓住權不放，不是常委還要繼續控制常委。我認為對社會傳言也要作個說明。但信寫出後，沒有 下文。

我至今【76】仍 然希望在他離世前（這是我七年前寫的記事），能夠了解我同戈那段話的真實原因。這不是為了讓他了解真相後對我的問題能有什麼鬆動，我完全沒有這種想法。我 知道，即使他了解了真相，也不會有任何鬆動。我只是想讓鄧知道，他長期信任並給予大力支持的我，儘管拒絕接受他關於學潮的決策，但並不是一個在緊急關頭犧 牲別人而保護自己的人。我想這樣他的心情可能會好一些，我實在不願意他帶着這個誤會離開這個世界。但我知道這種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
 

【1】根據內容分析，這一系列錄音帶是在2000前後錄製的。「七年前」當指1993年。

【2】 中共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於1989年6月23日-24日在北京召開。這是中共「六四」鎮壓以後，以鞏固政權、將鎮壓「合法化」為目的而舉行 的一次中央全會。會上李鵬作了《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全會徹銷了趙紫陽的總書記、政治局常委、委員、中央委員和軍委 第一副主席的職務，決定對趙紫陽的問題「繼續審查」；免去了胡啟立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免去了芮杏文、閻明復中央書記處書記的 職務。

【3】見附錄四《關於「六四」事件的自辯發言》。

【4】 胡耀邦（1915-1989）：湖南瀏陽人。1980-1987年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胡耀邦發動了「真理標準大討論」，主持「平反冤假 錯案」，開拓了改革開放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在鄧小平以及其他黨內元老的眼中，胡耀邦政治上對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人和事過於寬容。在失去元老支持後，胡實際 上已經無法工作；1987年1月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發了幾乎有全體北京大學生參加，並且得到全國大學生和北京市民廣 泛支持的大學潮，持續了整整50天，最後在鄧小平調集的幾十萬軍隊血腥鎮壓。

【5】新華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正門，位於北京西長安大街。原名寶月樓，清朝乾隆年問所建。

【6】1989年4月22日，中共官方舉辦的胡耀邦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追悼會由國家主席揚尚昆主持，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致悼詞。

【7】見下文。趙紫陽：「當時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我說，中央治喪，學生悼念，我們不能不允許。不能說我們治喪，不讓學生悼念，這沒有道理。」

【8】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作出「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

【9】 李鵬（1928-）：李碩動之子。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學蘇聯，電力工程人員，文革後任水電部副部長。1983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 員，書記處書記；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8-1998年任國務院總理。李在政治上聰從黨內保守元老；經濟上聰從姚依林。1989年「六四」事件期 間，李鵬力主並促成了武力鎮壓。

【10】「常委」指中共第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共5人：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

【11】1989年4月下旬，趙紫陽按照雙方早就商定的日程，率頜代表團訪問朝鮮。代表團4月23日下午離開北京，4月30日上午回到北京。

【12】 鄧小平（1904-1997）：四川廣安人。10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1年至1990年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是當時在中國擁 有最高權力的中共元老（所謂「黨的第二代核心」）。鄧小平在經濟方面，是改革的強有力的支持者，為趙紫陽等黨內改革力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三在政治方 面，他堅守一黨專制的底錢，是改革年代歷次「反自由化」的發動者；從1979年鎮壓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到1989年的「六四」鎮壓，都是他親自作出的決 策。鄧小平個人的傾向對毛澤東身後的中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具有深遠影響。

【13】喬石（1924-）：浙江定海人。1985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政法委員會書記。1986年，兼任國務院副總理。1987年任十三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中態度中立。

【14】4.26社論：1989年4•26日《人民日報》社論，題目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15】李錫銘（1926-）：河北束鹿人。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北京市領導的身份，對促成武力鎮壓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93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6】 陳希同（1930-）：四川安岳人。時任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中共北京市頜導的身份，對促成武力鎮壓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六四」鎮壓之後，代表國務院發表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1992-1995年任北京市委書記。1998年因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 16年。

【17】萬里（1916-）：山東東平人。1977年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推行包產到戶政策取得極大成功。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支持者和領導者。1980-1988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農委主任。1988年任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18】「官倒」是1980年代在中國流行的提法，指官員（或官員的親友）利用權力，在價格雙軌制（官價和市價並存，官 價低，市價高）的特殊條件下倒買倒賣牟取利益。這是當時官商勾結進行腐敗活動的一種重要形式。六四鎮壓以後，完全失去了民眾監督，腐敗變本加厲，小打小鬧 的倒買倒賣，逐漸為公然侵吞國有資產、侵佔土地、壟斷關鍵性行業等大規模的腐敗行為所替代，「官倒」一詞也隨之逐漸淡出。

【19】反黨反社會主義」有罪，是中共1957年「反右鬥爭」的根據。自此一直為中共所奉行，成為當代中國社會鮮有異議的「天經地義」。

【20】 楊尚昆（1907-1998）：重慶潼南人。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1988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當 時中共黨內極具影響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學潮中，楊尚昆開始支持趙紫陽的方針，最後轉而選擇擁護鄧小平的武力鎮壓決策。

【21】 1919年5月4日，以青年學生為主包括市民、工商界人士等參與的從北京開始遍及全國的遊行、請願、罷課、罷工等示威活動。事件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舉 行的巴黎和會中，西方各國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當時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西方各國面前顯得軟弱，激發民眾的憤怒之情。五四運動影響深遠，是中國激 進派知識精英疏遠西方模式，逐漸接受俄國革命理念的轉折點，為中共最後奪取政權奠定了思想及社會基礎。

【22】毛毛（1950-）：毛毛是鄧小平的三女兒鄧榕的小名。後任中國國際友好協會副會長。

【23】「五四」青年節講話的起草人是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鮑彤是修改定稿者。

【24】 鮑彤（1932-）：浙江海寧人。時任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1987年前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鮑任國務 院總理秘書，兼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中，鮑彤反對鄧小平用軍隊鎮壓學生，被非法關入秦城監獄。1992年被判處有期徒刑 7年。

【25】 「階級鬥爭為綱」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也是他進行決策的「根本指導思想」。所謂階級鬥爭，是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根據這個指導思想，制度性地 要求全民在共產黨執政實行公有制的條件下，不斷搜索和剷除「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為綱」是毛澤東時代中國內亂以及災難的政策根源。

【26】 中國除中國共產黨外，還有八個「民主黨派」，即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中國民主促進會（民進）、 中國農工民主黨（農工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盟）。「民主黨派」是中共絕對權力的附庸。

【27】彭真（1902-1997）：山西曲沃人。中共元老。長期擔任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常務書記。文革中下台。1979年復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83-1988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28】 李先念（1909-1992）：湖北黃安人。1954-1980年任國務院副總理；文革前是陳雲的助手之一，文革中陳雲靠邊站，就由他繼續負責財政、貿易 和經濟方面的工作。19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88年後任全國政協主席；是當時黨內有影響的元老之一。 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反對進行改革。1989年「六四」事件中，他力主武力鎮壓學生和市民。

【29】王震（1908-1993）：湖南省瀏陽人。1982年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1985年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1988-1993任國家副主席；是鄧小平主政時期的中共黨內有影響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六四」事件中，王震主張武力鎮壓學生和市民。

【30】袁木（1928-）：江蘇興化人。時任國務院研究室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中，袁木是官方武力鎮壓的喉舌。

【31】何東昌（1923-）：浙江諸暨人。1978年任清華大學副校長三時任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中對促成武力鎮壓學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32】閻明復（1931-）：1985-1990年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因在「六四」事件中不支持武力鎮壓被撤職。

【33】 姚依林（1917-1994）：安徽貴池人。文革前長期做貿易工作，是陳雲和李先念的部下。1979年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後兼 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中，姚依林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主張並促成了武力鎮壓學生。

【34】費孝通（1910-2005）：蘇州吳江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87-1996年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35】孫起孟（1911-）：安徽休寧人。民主建國會的早期組織者發起者。1983-1987年任民建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36】雷潔瓊（1905-）：廣東廣州人。北京大學教授。1987-1997年任民進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37】丁石孫（1927-）：江蘇鎮江人。時任北京大學校長，民盟中央副主席。

【38】許嘉璐（1937-）：江蘇淮安人。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1987-1994年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民進中央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

【39】王瑞林（1930-）：山東招遠人。自1952年起長期擔任鄧小平秘書；1978年任鄧小平辦公室主任。1983年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於1995年任中央軍委委員。

【40】戈爾巴喬夫（1931-）：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蘇聯政治家。1985-1991年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他在職時期的政策導致了蘇聯的解體以及冷戰的結束。199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41】下文稱《「五四」講話》，指作者在1989年5月4日亞洲發展銀行理事會第二十二屆年會上的講話。「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央問題」的主張就是在這篇講話中提出來的。見附錄二。（原載《人民日報》1989年5月5日）。

【42】胡啟立（1929-）：陝西榆林人。1985-1987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中胡啟立不支持武力鎮壓學生，因而被免去政治局常委職務，保留中央委員。

【43】許家屯（1916-）：江蘇如皋人。曾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1989年「六四」事件後，不滿中共武力鎮壓，出走美國。

【44】「列席常委會的幾位同志」，是指國家主席楊尚昆，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三人。

【45】芮杏文（1927-2005）：江蘇漣水人。1985-198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1987-1989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1989「六四」事件之後被免去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

【46】《世界經濟導報》創刊於1980年6月，由時任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的欽本立（1918-1991）任總編。

【47】欽本立（1918-1991）：浙江長興人。著名報人。曾任中共《文匯報》黨委書記，時任《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1989年4月因堅持在《導報》上發表紀念胡耀邦文章，被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整肅停職。「欽本立事件」成為江澤民政治生涯的轉折點。

【48】江澤民（1926-）：江蘇揚州人。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上海市委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以後，受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王震等元老物色中選，接替趙紫陽任中共總書記。

【49】具體時間是1989年5月15日至18日。

【50】廖漢生（1911-2006）：湖南桑植人。解放軍將領；1983-1993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51】指1989年5月19日晚召開的「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會上李鵬作了講話。

【52】指趙的秘書李樹橋。李樹橋（1944-）：河南內黃人。1986-1989年任趙紫陽秘書。

【53】李一氓（1903-1990）：四川彭州人。1974-1982年任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1978-1982年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時任中顧委常委。

【54】見附錄三《五月十九日在天安門廣場的即席講話》。

【55】彭沖（1915-）：福建漳州人。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56】玉泉山位於北京頤和園西側，得名於南麓的「玉泉」，玉泉水曾為清代皇帝及皇室專用的飲用水。玉泉山自毛澤東時代起被隔離為中共中央領導人別墅建築群的所在地。

【57】吳學謙（1921-2008)：上海嘉定人。1982-1988年任外交部長。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1993年任政協副主席。

【58】 陳雲（1905-1995）：江蘇青浦人。陳雲是當時地位和影響僅次於鄧小平的黨內元老。1978-1987是中共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 員會第一書記，1987年後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他主張實事求是，但不主張改革現行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過程當中，陳雲在 經濟上接受「市場調節」但堅持計劃經濟，提出所謂「鳥籠經濟」理論，成為這一時期黨內反對經濟自由化市場化的代表人物。陳雲的經濟思想同他認為正統的馬克 思主義信仰是吻合的。

【59】中國當代政治衍語中「司令部」指被認為與最高頜袖意志相違背的黨內派系。起源於文革時期毛澤東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

【60】 宋平（1917-）：山東莒縣人。1981年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後升主任，任國務委員；1987年任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89年「 六四」事件以後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後，宋平升任政治局常委，同時進入政治局常委的還有江澤民和李瑞環，填補了趙紫陽、胡啟立的空缺。

【61】溫家寶（1942-）：天津市人。1986-1992年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200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62】王任重（1917-1992）：河北景縣人。1978年後，歷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農委主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財經委員會主任委員，第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63】丁關根（1929-）：江蘇無錫人。鄧小平的牌友，中央政治局候朴委員。曾任鐵道部部長，因責任事故離職；改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1990-1992年任中央統戰部部長。

【64】198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徐瑞新以「常委開會」的名義，召鮑彤到組織部長宋平的辦公室。宋平談話之後，鮑被送到秦城監獄。中共中央常委當時沒有開會；宋平也不是常委。

【65】鮑彤是在5月28日被投入監獄的。由於趙紫陽6月2日要求中共中央不得違反法律行事，有關部門才受命在6月10日補辦了汁飽進行「監視居住」的手續。但把國家監獄作為「監視居住」的場所是駭人聽聞的；而事後補辦手續，更加證實了原來把鮑投入監獄的非法性。

【66】「支持動亂、分裂黨」是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給趙紫陽的定性。會後的公報中說趙紫陽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六四」事件）中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

【67】1980年2月29日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是中共黨內結束毛澤東時代領袖利用個人權力以發動政治運動的方式清洗黨內異己的關鍵性文件。

【68】 在中共詞彙中，「三中全會」一詞，不僅指1978年12月22-22日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而且包括了11月10日起召閉的、為它作準備的、長達 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實際上，是這個準備會議決定了中央全會的方向。十一屆三中全會拋棄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在中共歷史上應是鄧小平 時代的開始。

【69】聶榮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元帥。曾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科委主任；長期掌管中國的國防科學工業。

【70】 「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是中文的歇後語。毛澤東1970年12月18日同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交談時說：「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實際上毛的意思是沒有任何人問的法律也沒有任何天定的行為準則可以限制他。這次談話是毛澤東自己承認 浚駕於法律甚至任何道德標準之上的直接證據。

【71】王忍之（1933-）：江蘇無錫人。1982年任《紅旗》雜誌社副總編。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72】李鐵映（1936-）：湖南長沙人。1987-199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88-1993年任國務委員兼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

【73】李政道（1926-）：Tsung-Dao Lee，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美籍華裔物理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74】金日成（1912-1994）：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的創建人。1948-1994年是朝鮮勞動黨總書記，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最高領袖。

【75】中國某些皇太后有代替年幼皇帝執掌朝政的做法。因男女有別，皇太后座位前加帘子，坐在皇帝身後接見群臣。最著名是清代慈禧太后，現代中國人依然記憶猶新，是以模擬沒有正式職位的最高領袖鄧小平為垂簾聽政。

【76】「今」應當指1993年前後。鄧小平去世時間是1997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