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改革歷程
目錄
第一部分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
一、八九學潮初起
二、四•二六社論激化了矛盾
三、兩種處理學潮方針尖銳對立
四、決定戒嚴和武力鎮壓
五、鄧的拍板不具合法性質
六、寧願下台也必須堅持自己的主張
七、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
第二部分 非法幽禁與世隔絕
一、三年審查不了了之
二、非法幽禁歲月漫長
第三部分 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建設
一、鄧小平和陳雲的不同主張
二、一九八一年進一步調整經濟
三、開始對外開放
四、探索經濟建設的新路子
五、我同耀邦在經濟上的不同意見
六、計劃與市場
七、漸進式的經濟體制改革
八、經濟過熱、軟着陸和治理整頓
九、揚長避短髮展外貿
十、農村包產到戶
十一、探索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
十二、關於沿海發展戰略的幾種不同意見
十三、探索反腐敗的道路
第四部分 從反自由化到十三大
一、胡耀邦被迫辭職
二、防止反自由化擴大化
三、說說胡喬木和鄧力群
四、籌備黨的十三大
第五部分 一九八八年的經濟和政治
一、十三大後出現的好形勢
二、市場搶購和銀行擠兌的出現
三、治理整頓的負作用
四、闖物價改革關
五、改革開放遭受很大挫折
六、來自中央高層不和諧的聲音
七、「倒趙風」的由來
第六部分 政治體制改革
一、鄧小平心目中的政治體制改革
二、政治體制改革阻力重重
三、胡耀邦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態度
四、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認識過程
序：歷史是人民寫的
前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 杜導正
1989年北京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這個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隨後趙紫陽為此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罪名是「支持動亂分裂黨」。
1989 年5月17日，趙紫陽召開了緊急家庭會議。趙紫陽對家人說：「我的緩和事態的方案沒有被接受，形勢會很嚴峻。如果矛盾激化，在歷史上是說不過去的。我既然 在這個位子上，就不能同意這樣做。但是，這樣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會牽連你們。你們要有這個思想準備」。趙紫陽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們沒有絲毫猶豫，一 致表示支持趙紫陽在這生死榮辱關鍵時刻的歷史性決定。
「六四」後，中共中央幾次派人找趙紫陽談話。第一次，趙紫陽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幾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說，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檢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職務。趙紫陽拒絕了。第二次，中央幾位要人說，只要你表個態，做個檢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員的職務。趙紫陽又拒絕了。
當 時，北京政治氣氛非常緊張，我和趙紫陽的聯繫斷了兩年多。1992年我們恢復了來往。我建議他寫一篇文章，作為「六四」當事的一方，寫出事件的全過程，前 因後果，總結一下經驗教訓。趙紫陽表示不想寫。我把話說得更重，我說：「紫陽同志，這不是你個人的問題，你有責任寫。你處在這個位置上，對『六四』及其前 因後果，治黨治國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寫出來，留給後人，是你應盡的歷史責任。」當時蕭洪達也在場，我們一起勸他寫。趙紫陽同意了，讓我們拉個 提綱，我們問，他來答。
趙紫陽有非凡的記憶力，但他還是怕記憶不夠準確，曾經向中共中央辦公廳要一些公開發表過的有關資料，中辦不給。他很受傷，說那就翻報紙吧；另外他說近來也草擬過一個提綱。口述就這樣開始了。
開 始，除了趙紫陽之外，參加這個工作的有四個人：前中共中央紀委副書記蕭洪達、前《光明日報》總編姚錫華、前國務院秘書長杜星垣，再加上前國家新聞出版署署 長杜導正，也就是我。我們都是趙紫陽的老部下。開始時想搞筆錄。我相對年輕些，身體好些，又是老記者，有筆錄的習慣，就準備讓我負責筆錄。後來我去廣州， 把這件事告訴了前廣東省委書記林若。林若很支持這件事，說他有最好的錄音機，連同磁帶一起給了我。我們就採用了口述錄音再整理的方法。
口述完成後，我和蕭洪達在盛夏季節關了門窗，躲在屋子裏一盤一盤地。共同的感覺是：口述很有條理，邏輯嚴密，語言準確，只要變成文字的東西就可以直接成書了。
二十年來，趙紫陽的訪談記，圍繞趙紫陽談「六四」的、談改革開放的、談中共成敗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幾種。不過，現在這本依照趙紫陽談話錄音原原本本形成的書，無論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別是本人認可的準確性和權威性方面，無疑都是別的任何有關書籍所不可比擬的。
在這本書里，趙紫陽詳細講述了「六四」事件的經過。作為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他是最重要的當事人之一，又是被徹底封殺的被告。他的敘述，對於全面客觀地把握事件真相，糾正種種誤傳、偏頗和歪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更進一步，趙紫陽談了他對「六四」事件的起因和後果的看法。
再深一層，他探討了中國共產黨在治黨治國方面的經驗教訓，毛澤東的成就和錯誤，鄧小平的成就和錯誤。
最後，他還努力從世界歷史的角度，探討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興起和衰落。
趙 紫陽是個求實膽大的實幹家。他是從縣委書記，到地委書記，到省委書記，到副總理，再到總理和總書記，一路幹上來的。「六四」以後，有時閒了，他開始結合自 己的親身經歷和豐富經驗，反覆思考各種大問題，海闊天空地放膽自由思考。我也是從他軟禁中幾十次談話，以後多次溫習他的談話中，漸漸地感到這位被人尊敬的 老人晚年思想中確有許多值得人們汲取研究的像火花一樣的閃亮觀念。我甚至以為他晚年的政治思想發生了一次質的飛躍！因此，在我印象中，他不只是在大是大非 關鍵時刻敢於承擔歷史責任的一位偉人，而且他的見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家——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平。
趙紫陽的整個談話，顯示出根本主張上的許多重大變化。他曾經幾次懇切地對我說：「老杜，你知道我過去也是很左的。現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張。」現在，翻開這本書，從始至終，我耳邊一再迴蕩着這八個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張。」
中外古今從無一個完人。趙紫陽絕不例外。他在這本書里的想法見解不一定都對，有的甚至可能是錯誤的，我也不是每一觀點都贊成。但他的想法見解背後都有血淚經驗的支撐，多是深思熟慮的結果。這本書只是原汁原味地和盤托出。如何評價是讀者的事，是歷史的事。
從 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我就在趙紫陽的領導下工作。當時趙紫陽是中共廣東省第二書記，陶鑄是第一書記。我是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趙紫陽說他過去很左，確實。 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躍進、反右傾、農村社教等等極左性質的運動中，他並不消極。1959年反右傾，錯誤地把我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時，他也沒有能公 正地站出來講一句保護我的話。
但 是，比較而言，那時趙紫陽的獨立思考比陶鑄更多。在處理「逃港」問題上，陶鑄主張壓制，趙紫陽則要求疏導。不少問題處理上，他比陶鑄求實而溫和。「文革」 十年，他的人品覺悟有了大的升華。1966年末，廣州越秀山十萬人批鬥趙紫陽大會。我老伴坐在現場前排。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趙紫陽」的口號， 他拒絕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資派趙紫陽」，他仍拒絕喊，最後他只喊一句「打倒趙紫陽」。就是說我趙紫陽作為個人，可以打倒。但絕不承認自己是什 麼「三反分子」或「走資派」。「文革」中被批鬥的省委第一書記二十七、八個，像趙紫陽這樣連個「走資派」罪名也不承認的，恐絕無僅有，只此一例。一時傳為 國內佳話。
作 為一個地方領導人，趙紫陽是優秀的，但我以為並沒有什麼特別了不起。他的了不起，在於他與胡耀邦是鄧小平的左膀右臂，對中國劃時代的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卓 越貢獻，更在於他在「六四」前後表現出來的偉大人格。在「六四」這個重大的歷史關頭，趙紫陽對中華民族負責，對歷史負責，對百姓負責，完全不顧個人生死榮 辱，站在真理一邊，站在人民一邊，絕不妥協，絕不屈膝，絕不退讓。他傳承了中華民族威武不屈，為了人民，為了一個「義」字，可以赴湯蹈火的高尚精神。他是 人們的榜樣。因此，人們才可這麼深深地懷念他，對他這輩子的某些失誤也全都諒解了。我們願意向他學習，做他那樣的人。
趙紫陽下台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沒跟上。我們的改革一直在跛足前行。我們要學習趙紫陽和胡耀邦，繼承他們的遺志，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2005 年趙紫陽去世時，中共中央以新華社公報形式對他作過幾句評價，說他在1989年春夏之交，犯有「嚴重錯誤」，不再提他「支持動亂分裂黨」的話了。這個提法 的變化，從中共中央來說，是一種退讓。從中國當代史說，這自然也是一種進步。但與事實相比，實事求是地說，這個評價、結論是不行的。而且時至今日，又四年 了，對趙紫陽的骨灰還未妥善安置。對趙紫陽撤職後任意軟禁多年，還沒有一句平反的話。趙紫陽三個字至今在大陸媒體實際還在嚴行禁止之列。這些在歷史上說， 當然是一概站不住腳的。不過正如劉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時候呼喊的那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歷史是人民寫的。
2009年3月22日
導言：趙紫陽錄音回憶的歷史背景
前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 鮑彤
趙紫陽留下了一套錄音帶。這是他的遺言。
趙紫陽的遺言屬於全體中國人。以文字形式公之於世是我的主張，事情由我主持，我對此負政治上的責任。
趙紫陽錄音回憶的價值，供世人公論。它的內容關係到一段正在繼續影響着中國人現實命運的歷史。這段歷史的主題是改革。在大陸，在目前，這段歷史是被封鎖和歪曲的對象。談談這一段歷史的背景，也許對年輕的讀者了解本書會有點用處。
中國為什麼非改革不可
「辛亥革命」以降，近百年來，儘管步履艱難，中國畢竟在朝着現代化的方向，緩慢地演變着，發展着。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阻礙了它的進程，卻無法逆轉它的方向。
1949年內戰基本結束後的中國，有了新的契機。
本 來，如何循序漸進，如何實現現代化，要不要搞社會主義，都應該屬於可以討論、可以爭論的範圍。只要真的按照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 屆全體會議制定的《共同綱領》去做，真的實現「普選」和「耕者有其田」，也就很可以了。真把這兩個大問題解決了，中國社會制度方面的其他一些問題，都不難 解決。
全 面逆轉中國發展方向的，是1953-1958年以「社會主義改造」為名和1957年以「反右派」為名的兩個運動。二者相輔相成。前者是針對所有制的，是模 仿《聯共黨史》第11章和第12章的模式，決定通過集體化、國有化、計劃化，達到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目的。後者是中共根據毛澤東的意志，由中共中央整 風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指揮，在全國五百萬名知識分子中，打出了五十五萬「右派分子」。這兩個運動是中共執政歷史上的轉折點，開闢了與民主與法制背道而 馳之路。
走 上了這條自稱為「社會主義」的路，就消滅了市場，消滅了「耕者有其田」，也消滅了自由，同時也斷送了中華民族代代相傳的許多好的傳統。面對建設，這種「社 會主義」乏善可陳，只能把老百姓維持在「少數人餓死，多數人餓而不死」的水平上。在毛澤東時代，有了城市戶口，才能擁有憑證消費的保障，比如上海和北京的 居民，憑證消費的限額大約是每天將近一斤糧，三天大約能吃一兩肉，每年大約能買做一套衣服的布；對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村居民，包括被迫「自願」上山下 鄉的知識青年，黨和國家愛莫能助，大家只能「自力更生」，自生自滅。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使得中國人不僅人人貧困，而且同一百多年以來實現現代化的夢想背道而馳，越離越遠。
毛澤東身後，他親自指定的接班人黨的主席華國鋒不得不如實宣佈，「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長此以往，國將不國，這就是中國非改革不可的背景。
黨國領導當時開的藥方里沒有改革
出路何在？毛的前貼身警衛，黨的副主席的汪東興說，凡是毛主席的決定，必須永遠執行，始終不渝。黨主席華國鋒也跟着他如是說。
當 時的中國共產黨內，威信最高的經濟權威，是陳雲。他三十年代就進入政治局，比鄧小平早了二十多年。他在延安就開始管經濟。毛髮動「大躍進」之前，陳是第一 副總理，全國的經濟總管。毛嫌他太實事求是，叫他靠邊站。毛宣佈自己是主帥，任命鄧小平為副帥，大煉鋼鐵，結果闖了禍。現在毛死了，陳雲給中國經濟開出來 的藥方是「調整」，糾正比例失調。
這 是陳雲實踐經驗的結晶。「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農民，1962年就是靠陳雲「調整」糧食、鋼鐵等生產指標，才得以收拾殘局。陳雲反對黨的瞎指揮，但不反對 黨的領導。從政治上的一黨領導，到經濟上的全盤公有化計劃化，糧棉油的統購統銷，陳雲不但不反對，而且都是他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制度。改掉毛的這一 套，等於改掉陳雲自己。
對 陳雲的分析不能簡單化。他捍衛國有制，但不捍衛人民公社；他喜歡計劃經濟，但不喜歡不切實際的指標；他主張政府為主，但允許市場為輔（「大集體，小自由 」）；他認為經濟自由度應該像關在籠子裏的「鳥」，但反對把它捏在手裏；他相信蘇聯老大哥，不相信西方帝國主義；在「自力更生」,「不吃進口糧」那個年 代，他敢於挺身作證，「我聽得毛主席說過，糧食是可以進口的」,一句話，就把「進口糧」的修正主義性質，平反為毛澤東思想的合理要求；他維護共產黨的一元 化領導，但對毛澤東破壞黨規黨法看不慣。這些，趙紫陽在回憶中都有記載，還歷史以公道。
另 一位威望極高的元老，是鄧小平。鄧是毛的親信。因為毛指定劉少奇為唯一接班人，鄧在文革前才當了劉的助手。文革初，不了解底細的群眾把鄧和劉誤為一談，但 毛心裏明白，沒有拿鄧跟劉一祥，往死里打。毛晚年企圖整肅周恩來，鄧卻和周走到一起，這下子才失掉了毛的寵信。文革中鄧一再被貶黜，「越批越香」，這不是 降低了而是提高了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也許，鄧小平能夠成為改革毛澤東體制的領導人？
但 鄧小平當時開出來的藥方，也不是改革，而是「整頓」。整頓，就是整頓企業，整頓領導班子，撤換不服從領導的幹部，以鐵腕落實既定的規章制度和組織紀律，以 鐵腕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計劃。簡言之，不是改掉而是強化毛的體制。整頓是鄧小平的強項。文革後期，毛主席叫「四人幫」抓革命，叫鄧小平抓生產，鄧雖然不懂 經濟，但用了「整頓」的手段，硬是把生產搞上去了。
鄧 小平的特長是精明。他不糊塗，不迂闊。他心裏早就明白，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那一套也許無法挽救經濟的崩潰，也許必須轉而向市場經濟求救。但他自己不能冒「搞 亂經濟」的風險，更不能冒「反社會主義」的風險。畢竟，經濟不是他的所長，他是搞政治的，必須在政治上站穩腳跟。1979年3月，他發表了被載入史冊的講 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列毛的思想。這就是他的政治路線。一年後，他以全黨領袖的氣魄，發表了進一步 籠罩八十年代的綱領《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他指點江山，講國際，講台灣，重點是講現代化建設。怎麼現代化呢？讀一讀《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中那篇洋洋三十四 頁的大文章就清楚了。鄧小平開的是四味藥：一、多快好省；二、安定團結；三、艱苦奮鬥；四、又紅又專。面對毛澤東死後扔下的爛攤子，鄧小平盡了一個政工人 員的努力，他在加強領導，他在鼓舞士氣，但是直到1980年1月，他的八十年代的綱領里沒有體制改革。
後來的歷史證明，改革就是改掉毛澤東的體制。不改革就只能在毛的體制里翻跟斗，不改革是死路一條。但當時的黨國領導人，從華國鋒、汪東興到陳雲、鄧小平，在他們當時開出來的藥方里，都沒有改革。
四川在探尋改革之路
探尋體制改革之路，怎麼改，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到底改什麼。
包括鄧小平和陳雲在內，當時誰都說不清楚什麼叫做「體制改革」。在四川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試點之前，中央領導人中沒有人說得清楚（或者不願意說清楚）「體制改革」應該改掉什麼，說來說去，無非「集中還是分散」,「分散還是集中」。這裏有個風險的問題。
但 是，四川想清楚了。不僅說了，而且動手了，穩穩噹噹開始做起來了。1976年，四川開始放寬政策。1978年起，由政策領域擴展到體制領域，進行了城鄉經 濟體制改革試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是擴大農民自主權；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容，是擴大企業自主權。「自主權」，不像「領導權」、「所有權」、「計 劃權」那樣耀眼刺耳，但也不像「積極性」那樣軟不足道。你要「積極性」,給你幾塊錢獎金，就足以把你打發掉了。你說「所有權」、「計劃權」，自居正統的人 非告你離經叛道不可。難道你不懂得「所有權」只姓「公」,「計劃權」只姓「國」,「領導權」只姓「黨」嗎？但「自主權」不硬不軟，明確，穩當，從這裏入 手，可以解剖得很深入，也能夠把陣地守得很穩當。提出「農民自主權」和「企業自主權」,有個不言而喻的前提——把「農民」和「企業」（而不再是「黨」和「 國家」）定位為城鄉經濟的主體。這也正是市場經濟的前提。擴大「農民」和「企業」的自主權，和縮小「黨」和「政府」的干預權，是百分之百的同義語。
1978 年，四川省委在第一書記趙紫陽主持下，作出了以擴大自主權為內容進行改革試點的決策。這是使改革進入經濟生活的實質性的一步，也是趙紫陽走上改革之路的起 點。作為改革家，他的使命就是推動黨和國家向農民和企業讓步，說得明白一點，就是推動「經濟外的行政強制因素」向「經濟的主體」讓步。當時胡耀邦在平反的 實踐中創造了「冤假錯案」等一組詞彙，趙紫陽也在讓步的實踐中創造了「鬆綁、放權、讓利、搞活」等一組詞彙，這些都是不見經傳但不脛而走的歷史性概念，令 人沉思，令人回味。
四 川人口全國第一，川北、川南、川西、川東，包括現在的重慶直轄市，包括民國時代的西康全省，都在其內，當時全國十億人，四川佔了一億。兩千年自流灌溉的歷 史，使四川成為天府之國。六十年代毛澤東把這裏確定為三線建設的大後方，使它成為高精尖軍事工業的大基地。「大躍進」時期的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是個看毛眼 色行事，不顧百姓死活的人。1959-1961年全國餓死三千萬到四千萬人，其中四川就死掉一千萬！毛的體制把四川整苦了，擴大農民和企業自主權使四川獲 得新生。這當然不是領導者個人有回天之力，但無疑凝結着領導者的心血。「要吃糧，找紫陽」的民謠，越出省界，傳到北京。
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穩穩噹噹搞經濟改革，同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大刀闊斧平反冤假錯案，成為當時街談巷議中的兩個亮點。
進入了改革年代
1978年和1979年，胡耀邦、趙紫陽相繼進入政治局。1980年2月，二人同時進入常委，胡任總書記，趙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副總理（代總理），總理。
這就進入了趙紫陽回憶中的改革年代。同趙後來主持的全國規模的經濟改革相比，他此前主持的四川改革只是小試牛刀而已。
體制改革，怎麼改，誰說得清楚？說得清楚的人，五十年代以來，早就被鬥光了。因為毛澤東已經用了幾十年時間，致力於一場接一場的以摧毀市場經濟為目標的「階級鬥爭」，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以討伐市場為能事的幹部和學者，在全民中散佈對市場經濟的恐懼和仇恨。
現 在又過了三十多年，終於人人恍然大悟：中國的改革，原來就是改掉毛澤東的制度。但在大陸，卻有點怪，只許說改革，不許說非毛化。改革必須歌頌，非毛化必須 聲討。三十年後的今天尚且如此，三十年前如果有人提議要改掉毛的體制，無疑會遭到女教師張志新和女字生林昭同祥的命運，改革則將命中注定要被徹底扼殺在萌 發之前。
對 毛澤東經濟體制的否定之路，也就是說，經濟上的非毛化之路，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1978年是「自主權」。三年後，1981年11月，趙紫陽提出了一個新 的視角：「經濟效益」。他列舉1952到1980二十八年經濟增長的成績：工農業總產值8.1倍，國民收入4.2倍，工業固定資產26倍。那麼，全國人民 的平均消費水平呢？一倍！走了二十八年的老路子，經濟效益如此如此，今後不走新路子行嗎！又過了三年，1984年，「商品經濟」的概念，在趙紫陽等人苦心 推動下，終於在中國站住了，終於合法了！「商品經濟」是當時政治形勢下所能允許合法使用的概念，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的代名詞。
這就關係到改革的全過程，其中的甘苦與探索，合作與分歧，在本書中都有論述，這是我看到過的迄今最深入和最可靠的史料。
趙與鄧的分歧在於黨和人民關係的定位上
1989年，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發生生正面衝突。
胡耀邦之死觸發了學潮。鄧主張調集國防軍鎮壓；趙主張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老百姓最關心的腐敗問題和民主問題，在深化經濟改革的同時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引導全社會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革上來。
結局是大家所已經看到了的：軍委主席鄧小平判決總書記趙紫陽犯了「分裂黨」和「支持動亂」的罪行；元老們決定由江澤民取代趙。江上台後，把趙作為國家公敵軟禁終身，並且從國內的書報、新聞乃至歷史中刮掉了趙紫陽的名字。
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不存在什麼個人恩怨。1980年4月趙到北京工作，直到1989年4月學潮之前，鄧小平對趙紫陽的工作是滿意的，不是一般的滿意，而是很滿意。
鄧 小平最初對經濟改革沒有表態，那是因為沒有把握，怕出了亂子，收拾不了局面。作為政治家，這很正常。看到四川的實績以後，鄧小平開始放心。看到趙到中央後 繼續穩穩噹噹，用穩健的改革，來推動計劃內和計劃外各種經濟成分同時穩定增長，鄧更加放心了。可以說，對趙紫陽部署的經濟改革，鄧是言聽計從的支持者，沒 有保留的支持者，最有力量的支持者。對鄧的支持，趙也由衷感到高興。兩個人合作得很好。
問 題完全出在對1989年學潮的性質的判斷上和決策的分歧上，深層的分歧發生在對黨和人民關係的定位上。趙認為，學生悼念胡耀邦，是合法的，正常的。鄧說， 這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趙說，學生提出的要求，反對腐敗，要求民主，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通過社會各界協商對話，找出解決的方案，進一步推進改 革。鄧說，不能向學生讓步，應該調集軍隊，首都必須戒嚴。這是5月17日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發生的爭論。常委會五個人。趙紫陽和胡啟立是一種意 見；李鵬和姚依林是另一種意見；喬石中立。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居然說，他同意「常委多數」的決定——就這樣，鄧小平拍板了。
十 三屆政治局通過的《常委議事規則》規定，遇到在重大問題上出現分歧，常委應該向政治局報告，提請政治局或中央全會作決定。（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十七人，十四 人在北京，雖有三人在外地，半天也能到齊。）鄧小平也許認為，他不是常委委員，不必遵守常委的規則；也許，他認為，這個問題不夠重大，他有權拍板，事後通 知政治局追認一下，就行了；也許，在他心目中，根本沒有「規則」的觀念。
《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鄧小平也許認為，沒有必要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構表決，這種程序太麻煩，扯皮，效率低，辦不成事。也許，他壓根兒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是為「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人」而設的。
《憲法》規定國務院有權決定戒嚴，但從5月17日常委決定戒嚴到5月19日實施戒嚴，這三天內，國務院到底有沒有開過全體會議或常務會議，一查就清楚了。我查過了，沒有。
就 這樣，發生了幾十萬國防軍進入首都，用坦克和衝鋒鎗對付學生和市民的「六四」屠城。國防軍被用來對付向黨和政府和平請願的老百姓。慘絕人寰的大悲劇發生 了，接着又是全黨全軍全民大清查大迫害。穩定壓倒一切，它壓倒了改革，壓倒了法律，壓倒了良心，壓倒了國家的主人，壓得多少公民家破人亡！
作為公民，趙紫陽也被中共中央非法軟禁。整整十五年，直到八十五歲去世，這位大改革家才擺脫了軟禁，「自由」了。
有 人說，總書記要分裂黨，而軍委主席要挽救黨。根據我的觀察，他們二位都是忠誠的共產黨人，都把自己的命運和這個黨連在一起，都想把這個黨搞好。分歧在於， 總書記認為，黨應該順應民意，應該服從民意；軍委主席認為，黨不可以向老百姓示弱，民意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出現不同的意見，對其他黨來說是正常的，但共產 黨是靠槍桿子崛起的黨，一貫靠總指揮的命令來排除不同意見。所以，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對人民，對同志，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都是家常便飯。
「六四」開創了全民噤聲的新局面
我不知道在坦克和衝鋒鎗下傷亡同胞的數目。我國年年組織討論日本侵略者殺死中國人的數目，從來沒有談論過中國人民 解放軍殺死本國人民的數目。當局在國外公佈過「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的新聞，這很機智，但不誠實。我家當時所住的「部長樓」內，就有人被窗外飛入的流 彈打死。聽說全球都看到了北京屠城的現場直播，我當時已在獄中，沒有看到，但我相信，這些活鏡頭，是鄧小平自己的作品，不是外國人在「妖魔化中國」。
血 案之後發動了全黨全軍全民大清查，我不知道清查的後果。由於同情學潮，由於反對動用軍隊鎮壓人民，而受到懲罰的人數，根據經驗，想必大大高於直接傷亡的人 數。但到底有多少人受害，這是黨國機密，不准打聽，不准「擴散」。多少人無家可歸，或者妻離子散？多少人被開除公職，永不錄用，生活無着？多少人消失了， 被勞教了，被判刑了——誰知道？
黨 中央開了武力鎮壓公民的先例。二十年來，歷屆領導上台，都照例必須像宣誓一般，作出肯定鎮壓的讚美。上行下效，省、市、縣、鄉、村，創造了多少起官員鎮壓 公民的小天安門事件？有人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幾乎天天有。也許吧。二十年來的小天安門事件中，又有多少受害者？這又是國家機密，當局不告訴，也不准國內 媒體告訴中國老百姓。
有人說，鎮壓壓出了繁榮。我只知道，是經濟改革改出了繁榮。是人民，用市場經濟打破了毛澤東的枷鎖，才創造了繁榮。現在有人總結說，繁榮是鎮壓的產物。面對全球經濟危機，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正在準備介紹鎮壓的經驗，來拯救世界經濟。
有 人歡呼中國在鴉雀無聲中使自己躍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相信這是真實的。在忽必烈的鐵蹄下，中國早已是馬可波羅親眼看到的繁華的天堂。二 十世紀二十年代在北洋軍閥的統治下，根據名記者鄒韜奮先生提供的資料，中國原本就是第三個大經濟體，一貫高於德國和日本，僅次於美國和英國。鑑於當時的英 國有許多殖民地，如果按照現在的疆域計算，很可能，北洋軍閥時期的中國經濟在全球排名中早就不亞於共產黨領導下的今天，早已榮居世界第二了，至少那時的中 國還沒有遭受到一元化的洗劫。
「 六四」開創了全民鴉雀無聲的新局面。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在鴉雀無聲中重提經濟改革，重新分配財富。誰是鴉雀無聲下再分配的受益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全 體被迫鴉雀無聲的人，統統都是「六四」屠城的受害者。即使當時尚未出生的人，既然出生之後必須鴉雀無聲，並且必須在不知不覺之中，畢恭畢敬，禮拜權力，聆 聽謊言，當然更是無辜的受害者。
趙紫陽的最後遺言
1989 年我下台以後，隨着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我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認識。過去對西方發達國家所實行的議會民主制，認為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蘇聯式 的、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代表大會制度，才能體現人民當家作主；這是比西方議會制更高級的、更能體現民主的形式。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社會主義國家 所實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於形式，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是少數人、甚至是個人的統治。
縱 觀二十世紀以來世界上曾經有過的各種各樣的政治制度。君主專制，德、意的法西斯獨裁，都已被歷史淘汰；還有一些軍人獨裁政權，也是曇花一現，或日益失去了 市場。雖然現在很落後的國家還不斷發生這樣的事情，如南美國家也常常發生軍人政變，但它也慢慢變為這些國家逐步走向議會政治的短暫的插曲。二十世紀出現 的，在幾十年時間裏與西方議會制度相對立的所謂新興的民主制度——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在大多數國家已經退出了歷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議會民主制顯示了它的生 命力。看來這種制度是現在能夠找到的比較好的、能夠體現民主、符合現代要求而又比較成熟的制度。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當 然，這種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問題。但比較來講，只有這種制度比較符合現代文明，比較符合民意，有利於體現民主，並且是比較穩定的一種形式。 這種形式越來越顯示出它的生命力。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實行的都是這樣一種議會民主制。幾十年來發展比較快的新興國家，逐步地轉向議會民主制的趨向也越來越鮮 明。我想這決不是偶然的。為什麼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實行另外一種制度呢？這說明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的市場經濟，現代文明，它就必須實行政治體 制上的議會民主制。
這是趙紫陽的話。理性，務實，明快，懇切，發自肺腑，是趙紫陽留給同胞們最重要的話。
第一部分
1989年「六四」事件
一、八九學潮初起
七年【1】以前，我怕有些事忘了，曾經把「六四」的一些事寫過一個東西，算是留下一些記事吧！現在我按這個材料來講。其中有些事我在十三屆四中全會【2】的發言【3】中已講了，有些事沒有講，這裏一併來談談。
先 說學潮的起因，學潮初期是圍繞着悼念耀邦【4】開始的。耀邦1989年4月15日逝世，廣播以後，當晚北京一些大學的 學生就自發地搞起悼念活動。隨後就走 上街頭。而且人數越來越多。這時確有一些學生表現情緒激動，說了一些過激的話，但總的來說比較注意秩序，沒有發生越軌的事。4月18、19日晚，有數百人 涌到新華門【5】。我曾調公安部錄相來看。所謂學生衝擊新華門事件，實際上在前面的學生一直在喊：要守紀律，不要犯錯誤！主要是後面圍觀的人非常多。學生 在前面提要求啊，要求見什麼人啊，後面的人往前涌，往前推，秩序有點亂。後來學生自己組織了糾察隊，把學生和圍觀的人隔開了。
4月22日開追悼會【6】時，天安門廣場有幾萬學生集會，這是經過同意的【7】。我們在人民大會堂裏面舉行追悼會，學生在外面悼念，給他們設上高音喇叭，外面的學生可以聽到人民大會堂裏面開會的情況。
這就是4•26社論發表前學潮的情況。
為 什麼學生對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強烈？這有複雜的原因。第一，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主張改革開放，特別是他為政清廉。當時人們對腐敗的意見 比較多，借悼念耀邦來表示對腐敗的不滿。第二，對耀邦1987年下台的方式不滿、有氣。一方面對反自由化鬥爭不滿意、有牴觸，同時對耀邦下台那種更換領導 人的方式難以接受，總之為耀邦鳴不平。第三，1988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頓【8】以後，改革開放全面收縮，政治改革不見動靜，經濟改革停滯不前甚至後退。學 生對這種狀況不滿意，用悼念耀邦的方式來表示對深化改革的願望。當時上街的學生大體是三部分人：絕大部分屬於上面說的這種情況；也有一些人是因為對我們工 作不滿意，借題發揮，鬧一鬧；當然，也確有少數人「反黨反社會主義」，想故意把事情鬧大。
當時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我說，中央治喪，學生悼念，我們不能不允許。不能說我們治喪，不讓學生悼念，這沒有道理。因此我主張除了打、砸、搶、燒、沖五種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外，一般要採取疏導的緩和辦法。
追悼會結束後，我提出了三條意見：
（一）追悼會結束，社會生活應進入正常軌道，對學生遊行要進行勸阻，讓他們複課。
當時我覺得學生不管是什麼動機，總而言之是借悼念耀邦這個題目。追悼會已結束了，你們也參加了，就沒有什麼題目了，應當複課。
（二）對學生採取疏導方針，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多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徵求意見。學生、教師、知識分子有什麼意見都可以講。
（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對打、砸、搶、燒、沖違法行為應依法懲處。
我 的這些意見李鵬【9】和各位常委【10】都接受了，並形成了文字。前面這些分析以及定下的方針，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門。後面講的三條是我出訪朝 鮮【11】前講的。耀邦追悼會剛結束，中央主要領導人一起下電梯的時候我同他們講的，後來我又正式談了這些意見。4月23日下午，我離京去朝鮮時，李鵬到 車站送行，他問我還有什麼意見。我說就是那三條。事後聽說，李鵬把這三條意見報告了鄧【12】，鄧也同意。
那 時常委中沒有什麼不同意見，至少沒有明顯的不同意見。我只記得一件事，4月19日夜李鵬突然給我打電話，質問我：學生現在正在沖新華門，怎麼還不採取措 施？我當時回答他：喬石【13】在第一線負責，有各種預案，他會應急處理。隨後我就把李鵬打電話的事告訴了喬石。實際上到了20日清晨，聚集在新華門的大 部分學生已經散去，少數人沒走的由公安清了場，強令他們上了車，送回學校去了。這就是我出訪朝鮮以前，學潮的情況以及當時常委的方針。
二、4•26社論【14】激化了矛盾
但是，後來學潮怎麼會鬧成那麼大的亂子？關鍵是4•26社論。學生有不滿情緒，總會表現出來，即使當時沒有鬧起來，以後還是要表達。總是有意見嘛！但是學 潮鬧得那麼大，就在那個時候鬧出那麼大的亂子，就是4•26社論。社論以前和社論以後的情況不同。如果當時因勢利導，做好工作，事情根本不會鬧得那麼大。 4•26社論是個轉折點。
4 月19日，我就訪朝的事情去過鄧那裏，也向鄧談了學潮的情況和如何處理的意見，鄧當時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我離開北京的當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錫 銘【15】、陳希同【16】就找萬里【17】，要求召開中央常委會議聽取他們的匯報。萬里就上了他們的當。萬里對學運的看法和我自始至終都是一致的。萬里 把他們的要求轉告了李鵬。我出訪期間由李鵬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鵬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開了常委會。在李鵬主持下，李錫銘、陳希同極力把學潮情況說得 非常嚴重，他們不顧當時學潮有趨於緩和的情況。其實學生中間當時已經出現分化，一部分主張複課並已經複課了，少數人反對複課，有的學校為此還發生了糾紛， 一些學生回到教室上課，那些比較激進的分子在門口把着不許進去。這種情況是因為這些學生氣還沒有完全出夠，鬧了一下就這樣完了？當時如果接着做些工作，疏 導，對話，允許學生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這是很好的機會。可是他們在匯報時竟說「一場全國規模的包括中學生、包括工人在內的大規模行動正在組織發動之中 」，還說北京大學生紛紛派人到全國各地串聯，到街上募捐籌集經費，要搞更大規模的行動。他們把個別學生的過激言論，特別是對鄧小平個人的過激言論加以宣 揚，把學潮說成是反對共產黨的，針對鄧小平的。自從改革開放以後，學生特別是大學生對西方的東西聽的很多，看的很多。說一個領導人幾句話，他們根本不認為 是一回事，不像文化大革命以前或文化大革命當中空氣比較緊張的時候。當時說我的也很多，什麼幾個孩子搞「官倒」【18】呀，什麼運了多少車皮化肥到我的家 鄉呀。當時在多少萬人中間沒有人說些偏激、過激的話是不可能的。有十個人說了這類話，你一集中就不得了。李錫銘、陳希同他們這麼做，是他們原來階級鬥爭的 思維方式起作用，還是別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24日的常委會上把學潮定性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19】的政治鬥爭」，並形成了會 議紀要。李鵬、李錫銘、陳希同是始作俑者。
4 月25日李鵬、楊尚昆【20】把常委會的情況向鄧作了匯報。鄧這個人對學潮一向主張採取強硬方針，認為學潮影響穩定。聽了匯報以後，鄧當即同意把學潮定性 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提出「快刀斬亂麻」加以解決。我4月19日到鄧那裏，我的看法他是完全同意的。25日李鵬、楊尚昆一講，鄧又同意他們的看法 了，因為這和他歷來的主張一致。4月25日鄧同李鵬等人的講話，本來是內部講話。但當天夜裏，李鵬就決定把鄧的講話向各級幹部廣泛傳達，4•26日又把這 個講話改寫成《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公開把學潮定性為「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動亂，其目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在我出訪朝鮮之前，李鵬、北京市的領導都沒 有向我說過他們這些看法。我剛剛離開北京，他們很快就召聞了常委會，並直接取得了鄧的支持。這就改變了政治局常委原來的分析及準備採取的方針。
鄧 對李鵬大範圍傳達他的講話是不滿意的，鄧的孩子對把鄧推到前台也不滿意。「五四」【21】青年節我有個講話。毛毛【22】打電話給講話起草人【23】鮑彤 【24】，希望在講話中加上鄧愛護青年的內容。5月17日在鄧家決定戒嚴的那次會上，鄧對李鵬說：這次不要像上次那樣搞了，不要把我決定戒嚴的事捅出去。 李鵬連連說：不會！不會！
有 人利用學生的過激言論來激化矛盾，把黨和政府推到和學生尖銳對立的地位。經過改革開放，學生批評領導人本來算不了什麼事，發泄一下而已，並不意味着這些人 要推翻我們的制度。但是把學生批評鄧的話集中起來說給鄧聽，對老人是極大的刺激。這些人還把學生中少量的、零星的、分散的過激言論說成是學潮的主流，說鬥 爭矛頭指向鄧。由於鄧多年形成的以「階級鬥爭為綱」【25】的思維方式，所以一聽到李鵬的匯報就發表了那樣的講話。這恐怕是主要原因。
我 在朝鮮時，4月24日常委會紀要和鄧的講話通過使館傳給了我。我回電錶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對付當前動亂所做出的決策。這些文件發給我，我就必須表態， 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見，因為我在國外不了解國內的情況。但我沒有對常委紀要表態。看了鄧的講話，當時我腦子裏馬上的一個反應就是又一場反對自由化的運動要來 了。我倒沒有想學潮平息不了，因為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擔心的是十三大以來的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的勢頭受到損害，因為鄧認為，學潮的原因是長 期反自由化不力。
前 面說過，追悼會結束以後，學潮趨於緩和，而且學生內部也有不同意見，一部分主張複課，這是很好的機會。只要我們進一步做好工作，學潮是可以平息的。但是 4•26社論一發表，情況立即發生了變化，大大激化了矛盾。學生被社論的言辭和政治帽子所激怒。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有計劃有目的」等等，學生多年 沒有聽到這樣的話了，情緒一下子激動起來，原來處於中間狀態的人也被推到了激進的一邊。從朝鮮回來後我找了幾個大學的人談過，他們都講了這個情況。 4•26社論一發，各方面包括機關都非常不滿意，「怎麼搞了這麼一個東西？」所以4月27日上街遊行的人一下子上升到十萬。由於4•26社論的言辭比較嚴 厲，學生們感到這個行動可能受到鎮壓，因此有的學生遊行以前給家裏或親友寫下了遺言、訣別信。4•26社論不僅激怒了學生，機關、團體，民主黨派【26】 也普遍牴觸。他們不理解、牴觸，甚至反感。他們認為學生關心國家大事，關心改革命運，提出社會熱點問題，是可貴的愛國行為。政府不僅不表示愛護，加以引 導，反而站到學生的對立面，給他們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以火藥味如此之濃的社論嚇唬他們。尤其是知識分子反應更加強烈。政府這樣做，社會上更加 同情支持學生。從現場拍攝的錄相可以看到，當時學生的遊行隊伍走到哪裏，沿街的群眾就拍手歡迎，呼喊支持的口號，有些人甚至加入遊行隊伍。就連負責阻擋游 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行了。本來佈置的一些封鎖線，學生隊伍走到那裏，警察就讓路，學生遊行可以說暢行無阻。
當 時許多老同志對學生遊行相當擔心。因為知道小平講了那麼一篇話，生怕矛盾激化，發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中央克制，不要動武。彭真【27】直接給中央辦公 廳打過幾次電話，說無論如何不要動武，無論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讓矛盾激化。當時只有李先念【28】聽了小平講話以後，給小平打電話說：「要下決心抓 他幾十萬人！」這話不知準不準確。還有王震，他也主張多抓些人。面對成千上萬的遊行隊伍，加上許多老同志勸告，原來決心驅散遊行的人，如北京市委領導人和 李鵬等人也束手無策。這當然是很好的事情。學生們原來以為遊行可能受到鎮壓，結果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這樣一來，參加遊行的學生回到學校以後，就慶祝勝 利，歡欣鼓舞，更加無所畏懼。
由 於傳達了小平同志的講話，發了社論，學生會、黨團組織、校長、教師，原來都拼命地阻擋學生，叫他們無論如何不要去上街。學生回去以後，弄得黨團幹部受到奚 落，他們感到委屈，有埋怨情緒，認為被出賣了，躺倒不幹了。包括陳希同這樣的人也有這種感覺。5月1日常委聽北京市的匯報，陳希同一肚子怨氣，說學校基層 幹部感到被出賣了。我批評他：誰出賣誰？
4•27 大遊行的結果說明這麼幾個事：原來以為4•26社論一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調子一定，學生就不敢動了，結果不僅沒有壓下去，反而鬧得更大了。這說明用 無限上綱的老辦法，過去很靈現在不靈了，此其一；其二，由於廣泛傳達了鄧小平4.25講話，學生都知道4•26社論是鄧完全支持的，但仍不顧一切地上了 街，這說明再靠最高權威的領導人發話也不靈了；其三，北京市剛剛發佈示威遊行管理辦法，提出了嚴格的管理和限制，也不靈了，等於作廢，警察阻擋也不靈了。 當時我回到北京了解了這些情況以後就感覺到，如果不緩解下來勢必動武。現在與4•27以前不一樣了，學生經過4•27大遊行什麼都不怕了。他們認為政府沒 有辦法，政府什麼手段都拿出來了，就剩下出動軍隊這一招，而學生當時認為政府是不會出動軍隊的。所以以後的事就比較難辦了。總之，4•26社論對整個北京 的事情起了很壞的作用，增加了以後解決問題的難度。
以 上說明，如果不用疏導對話辦法，要用強制手段制止學潮，除了動用軍隊，沒有別的辦法。我從朝鮮回來途經瀋陽時，聽了瀋陽的匯報，他們也是大會傳達鄧的講 話，省委都懷疑：現在還用這種辦法行嗎？他們說，傳達鄧講話以後很多人罵鄧。所以我從朝鮮回來後就覺得局勢很危險。4•26社論以後，其他辦法都不靈了， 存在着發生大規模流血的可能。
三、兩種處理學潮方針尖銳對立
上一次談到了我去朝鮮以後，處理學潮的方針被李鵬他們在家裏改變了。下面着重講我從朝鮮回來後，在處理學潮問題上兩種不同方針的鬥爭。
4•26 社論的發表，造成了學生大遊行，機關、團體、學校、民主黨派對李鵬及北京市的領導人一片埋怨和責怪之聲。而李鵬決定4月25和26日在北京及各地大範圍地 傳達鄧4月25日講話，也引起了對鄧的不少議論和批評。鄧和他的家人對這件事很有意見。鄧家人說，李鵬等人一下子把鄧拋到了第一線，自己去做好人。前面我 也說過，一直到5月17日政治局常委會上討論對學潮處理、最後決定實行戒嚴的那次會議，鄧當面就這件事批評了李鵬。
在 這種情況下，因4•26社論造成了4•27大遊行，造成了整個社會上各方面對4•26社論的不滿意。李鵬不得不讓鮑彤又寫了4•29社論，並要袁木 【30】、何東昌【31】與學生對話。在對話中肯定了學生提出的許多要求，說學生的許多要求同黨和政府是一致的，社論不是針對廣大學生的，甚至說學生中 99.9%都是好的，搞「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的只是極少數人，這樣來緩和學生的情緒。同時他們又十分害怕4•26社論被否定，特別是怕我回國後不支持他 們這種做法。李鵬會向閻明復【32】說過（閻明復在我從朝鮮回來後告訴我），如果趙回來不支持4•26社論，他只有下台。李鵬和姚依林【33】商定一定要 我回國後表態支持。所以後來他們一再要我在紀念「五四」的講話中加上明確反對動亂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詞句，在把紀念「五四」講話稿送給他們看的時候， 李鵬、姚依林統統要求加上反對自由化的內容。當時因為廣泛傳達了鄧的講話，鄧感到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受傷害，鄧榕通過鮑彤轉告我，在「五四」講話中一定要 加上鄧歷來關心青年、愛護青年的內容。我在「五四」講話中加的這一段話，專門講了鄧如何愛護青年，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加上的。
我 4月30日上午從朝鮮回來，李鵬迫不及待地當天就找我，要我召開會議聽取北京市委的匯報，目的是逼我對他們前段的搞法表示支持。在5月1日的常委碰頭會 上，雖然我一回國就聽到各方面對4•26社論的強烈反映，但因剛剛回國，畢竟情況了解不多，同時也避免彎子轉得太陡，因此我不能不一般地對我出國期間李鵬 主持的工作表示了一些肯定。但我着重指出，關鍵是爭取大多數，一定要把大多數人和極少數人區分開，不要把大多數人放到對立面，不要使大多數人感到受壓抑。 不管原因何在，必須冷靜地承認一個嚴峻的事實，那就是廣大人民，尤其是學生、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同我們的認識即4•26社論的調子，有很遠的距離。所以我 指出要廣泛對話，既對學生，也對老師、工人聽取意見。對學生關心的定性問題，我當時強調要按照4•29社論的口徑作新的解釋。「反黨反社會主義」搞動亂的 只是極少數人，我希望這樣實際上就把4•26社論的調子降下來。另外我還指出，要抓複課這個旗幟，因為這也是家長、教師、社會上多數人的要求。同時，只要 複課了，情緒就冷靜了，局勢就穩定了，其他問題也就好解決了。
我 從朝鮮回來後，首先從各方面進一步了解情況，先調看了4.27遊行的實況錄像。5月2日我應民主黨派負責人費孝通【34】、孫起孟【35】、雷潔瓊 【36】的要求，與他們座談學潮問題。5月5日上午約北大校長丁石孫【37】、北師大副校長許嘉璐【38】談話，請他們介紹兩校學潮的情況及他們的看法。 當天下午，我又自行決定參加了民盟中央召開的北京地區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師盟員座談會，聽取他們對學潮的意見。通過了解情況，我更加感到這次學潮是得到社會 各方面的廣泛同情的，4•26社論以及前一段中央對付學潮的方針是不得人心的。如果不以適當方式對4•26社論松一下口，學生對定性心有餘悸，怕秋後算 賬，矛盾是緩和不下來的。我還感到，如果這次學潮以對話、疏導的方式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平息，可能進一步推動中國的改革事業，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反之， 如果以暴力鎮壓下去，接着肯定是一場更大規模的反自由化運動，保守勢力將乘機抬頭，改革事業將停止、倒退，中國歷史很可能出現一個時期的曲折。所以這兩種 方針將會導致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
但 是，問題的關鍵在鄧身上。當時我想，只要他能夠稍微松一下口，譬如說這麼一句話，「4月25日聽李鵬匯報，看來當時把情況看得重了一些，遊行也沒有出什麼 了不起的問題嘛！」他能有這麼一句話，我就可以把局勢轉變過來，也不會把責任搞到鄧的頭上。我和政治局常委可以把責任擔起來。如果鄧一點不改口，那我也就 沒辦法讓李鵬、姚依林這兩個死硬派分子改變態度。而他們不改變態度，常委就難以貫徹疏導、對話的方針。我也深深知道，鄧歷來在這樣問題上的態度比較強硬， 加上聽了李鵬先入為主的匯報，要他改變是很難很難的。我當時急着想直接見鄧談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認可。我便打電話給王瑞林【39】約鄧談話，王說鄧最 近身體很不好，很擔心到時候見不了戈爾巴喬夫【40】，那問題就大了。所以現在什麼事都不要報給他，以免分心。我當時以至今天，都認為他講的當時鄧的情況 是真實的！當時鄧的身體確實很不好。
5月2日，我曾將我的這些想法告訴了閻明復，請他通過楊尚昆和鄧周圍的人，把我的想法轉告鄧。
5 月3日，我到了楊尚昆家裏。楊告訴我，他已向王瑞林及鄧的子女談過，他們認為現在修改4•26社論有困難，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轉這個彎子。他們還 說，如果現在找鄧談，鄧再一次肯定，那就更難了。你們在前線，慢慢去轉這個彎子。尚昆當時還表示，他可以分頭做其他幾位常委的工作。就在這一天，閻明復到 我家告訴我說：王瑞林和鄧的子女都表示，對學潮問題，由中央負責同志根據情況處理好了。如果現在找鄧，萬一鄧不同意，反而更難辦。在這以後的幾天內，也就 是按照這個淡化、慢慢轉彎子的辦法行事。
我 5月4日在亞行的講話【41】，也是這個調子，既與4•26社論調子不同，也沒有直接違背的詞句。5月4日亞行講話以後，楊尚昆又告訴我他同各常委談話的 結果。胡啟立【42】、喬石贊成新的方針，李鵬、姚依林反對。萬里我直接找他談過，他完全同意新的方針。這樣，常委和列席常委的同志，贊成我意見的佔了多 數。楊還告訴我，他同彭真談過，彭完全支持我的意見。當時彭還對楊說，如果將來鄧怪罪下來，不能怪紫陽一個人，還有你我，你算一個，我也算一個。意思是表 示和我站在一起。
在我回國前，北京曾在常委碰頭會上提出過實行戒嚴的問題，當時受到楊尚昆的嚴厲批評，說首都戒嚴，如何向全世界交代？我感覺到在鄧決定實行戒嚴以前，楊對學潮的態度是比較溫和的。
5 月4日我接見亞行代表時就學潮問題發表了一篇講話。這篇講話稿是根據我的意思，由鮑彤起草的。我在這篇講話中指出，學潮問題要在冷靜、理智、克制、秩序的 氣氛中，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指出這次學生對黨和政府是既滿意又不滿意，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 我還說，這麼大的學潮，難免有人企圖利用，但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
這 篇講話發表後，得到國內外廣泛的讚揚。5月5日以後的幾天內，北京各大學陸續復了課。當時在北京的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43】給我寫了一個條子，說他5 月4日見到了楊尚昆，楊對我的講話極為贊同。當時在廣泛的讚揚下，李鵬4日晚來我家，也不得不說我的講話很好，他隨後會見亞行會議代表講話時，也要呼應一 下。但後來當我說到4•26社論有問題時，他表示反對。
這就是我從朝鮮回來到5月初這一段，我經過了解情況，感到4•26社論不得人心，不適當改變一下，學潮很難緩和下去，同時在沒法見鄧的情況下，我和以上同志共同商量採取慢慢轉彎子的辦法，實際上在慢慢改變。
當時這樣一個方針，這種做法雖然各方面情況在緩和，大部分學生復了課，但是他們要看下文，《「五四」講話》如何兌現。當時我想乘緩和時積極採取對話，各方面對話，對學生關心的問題作些解釋，把學生中合理的意見吸收過來，對話、疏導、採取具體的行動。
但是，一方面是我和常委幾個人和列席常委會的幾位同志【44】,採取這一方針積極轉彎子，而李鵬等人卻極力阻撓、拖延，甚至破壞。所以《「五四」講話》中對話、疏導的方針都無法貫徹。學生當時雖然複課，但對《「五四」講話》的方針半信半疑，要看我們的行動。
我 當時一方面主張廣泛對話，一方面對學生提出的社會關心的熱點問題，如廉政問題、透明度問題、民主與法制的問題以及輿論監督等等，要積極採取措施。建議人大 建立一個有權威的廉政委員會，獨立接受對高幹子女違法行為的舉報及調查，加強輿論監督，加強透明度，加快新聞法、遊行法的制定。採用世界多數國家通用的做 法，通過具體立法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我還提出，專門召開一次人大常委會，聽取對幾大公司以及社會認為「官倒」嚴重的幾個大公司的審計情況，由人大進一步 審查，或由人大直接組織審查。因為在人們心目中，人大的透明度比黨和政府還是要大一些。我當時總的想法，就是通過對一些社會上關心的熱點問題的改革，一方 面來緩解社會上和學生中間的一些不滿，把學潮緩和下來，平息下去。並以此為契機啟動政治體制改革，通過這些問題使人大真正能發揮最高權力機構的作用，引導 學生把注意力轉移到如何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來。
5月13日，我和楊尚昆一起到鄧家裏談有關戈爾巴喬夫來訪問題，也向他談了學潮的近況，並談了我的主張。主張對話、 抓廉政、抓透明度。他當時原則上表示贊成我的想法，說要抓住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增加透明度他也講了。當時社會上有很多高幹子女搞「官倒」的流 言，對我的孩子的流言也很多。所以5月1日下午我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來，請政治局責成中紀委、監察部專門對我的孩子進行調查，後來我又正式給政治局寫了 一封信，請求政治局支持我的這個要求。當時學生要求解決另一個社會關心的熱點問題是新聞自由問題，我在5月6日找胡啟立、芮杏文【45】專門討論了新聞改 革的問題，提出制訂新的新聞法着眼點應當是適當放寬新聞報道和言論的尺度。
5 月3日我到萬里家，同他談了我對學潮的看法，還談到現在一些領導人中，對學潮提出的問題所以反應過度，主要是長期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影響下形成的思維 方式，一種老的思維方式。現在時代變了，順應民主與法制的潮流，應當改變這種思維方式。他對我的意見完全贊同。他還說，天津、北京的領導曾向他反映，埋怨 中央對學潮的態度太軟了。看來這是受了舊的思維方式影響，他主張要解決這些問題。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或是5月1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記不清了）， 他講了一篇很好的意見，內容是要順應世界民主潮流，正確對待學潮中學生提出的要求。所以他在召開的人大委員長會議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一系 列主張，確定近期要召開人大常委會議，要把這些問題列入人大常委會議程。5月9日他又到我家，說他要出訪加拿大和美國，本來出國前他要找鄧直接談一談，但 時間來不及了。他去加拿大和美國後，幾次談到北京的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萬里在學潮問題上所採取的態度不是偶然的，他一向主張開放 民主，支持政治體制改革。1987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就不贊成。他曾對決策民主化問題做過專題講話。在中央領導人中間，他是堅定支持改革的人物。
李 鵬、姚依林和北京市的李錫銘他們這些人，對我的上述主張極力加以阻撓、抵制和拖延。他們對我「五四」亞行講話，開始幾天不公開反對，甚至還讚揚幾句，但實 際上是極力加以曲解、歪曲，說我的講話同4•26社論是一致的，是不同的側面。接着讓何東昌在國務院召開的幾個大學黨委書記會議上散佈說，趙的講話只代表 個人意見，不能代表中央。這個消息很快傳到學生中。對於和學生對話，他們更是多方抵制和拖延。本來對話就是要同示威遊行的學生對話，但是他們不僅不讓學生 在學潮中建立的組織選派代表，也不允許由學生自己選派代表，一定要由學生會作為代表來對話，根本不能代表遊行示威的學生。這樣的對話不是等於完全拒絕對話 嗎？而且他們在對話時不是以誠懇的態度聽取意見，討論問題，而是想方設法應付學生，像記者招待會上對付外國記者那樣，爭取在鏡頭上出現有利於自己的形象， 撈取資本，這使學生感到政府說要同他們對話，完全沒有誠意。我對這些一再批評，但他們一直置之不理。至於對廉政問題，透明度問題，他們的態度更是消極，連 召開人大常委會把這些問題列入議程也遭到李鵬的反對，他為此專門給我打電話，不同意把這些問題列入人大議程。
正 因為這樣，學生複課後，過了好多天，根本看不到政府有什麼行動，對話是應付他們，更沒有什麼要改革的實際行動，所以他們對我的《「五四」講話》根本上發生 了懷疑。一場更為激烈的衝突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所以現在要回答一個問題：學潮長期不能平息究竟是什麼原因？他們講是《「五四」講話》暴露了中央的分歧， 所謂兩種聲音。不對！根本原因是我從朝鮮回國後確定的方針（疏導、對話，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從熱點問題做起搞政治體制改革），受到李鵬等人阻 撓、抵制、破壞造成的。在戈爾巴喬夫來訪之前，李鵬有一天對我說：你不是主張用軟的辦法平息學潮嗎？已經這麼多天了，沒有什麼作用吧！他的這句話，完全暴 露了他包藏的禍心。他之所以抵制、破壞，使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學潮問題遭到失效，其目的是為以暴力鎮壓學潮尋找藉口。
在 我訪問朝鮮期間，還發生了一起上海《世界經濟導報》【46】事件。起因是導報登了一篇悼念耀邦活動的報導，上海市委認為內容不妥，責令導報撤掉這篇報道， 導報沒有執行，上海市委便決定導報停刊整頓，並停了總編輯欽本立【47】的職，據說江澤民【48】曾打電話請示過鄧的辦公室。當時正處在學潮鬧得熱鬧的時 候，他們這樣做，不僅導報工作人員不服，而且遭到北京、上海及全國各地新聞單位工作人員的普遍反對，紛紛上街聲援導報，要求上海市委撤消對導報的決定。他 們的行動與當時的學潮相互配合，起了壯大聲勢推波助瀾的作用。我回國後感到上海市委對此事處理生硬簡單，而且時機不當。但事情已經發生也不再說什麼了，既 不好批評指責上海市委，也不好支持新聞媒體，只好採取中央不介入，由上海自己解決的態度。5月2日，我與民主黨派座談，閻明復告訴我，上海市委統戰部來人 告訴他，上海市有意下台階，希望中央統戰部幫助做些工作。我說，上海市委既然有此要求，你可以幫助想想辦法。5月10日，江澤民來京向我談了他們緩解矛盾 的想法，我表示由上海自己解決，中央不干預，以免外界猜測說上海是在中央的壓力下才這樣做的。江澤民對此不滿意，「六四」後，江把這件事作為我支持學潮的 一個罪狀。
這些是我從朝鮮回來以後，了解到4•26社論引起學潮升級，各界上街遊行；我為了平息學潮採取了上述方針。而由於李鵬等人怕因此否定了4•26社論，甚至怕因此追究他們的責任，因此拼命予以阻撓、破壞，以致學潮拖延下來。這就是學潮長達一個月左右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