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子女將被趕到社會對立面
農民工子女就這麼成定時炸彈
何必
現在大城市農民工子女大都已經步入學校，甚至已經面臨初中畢業是去是留的問題；他們的心理狀態開始受到學界的關注。「我老家在吉林 我在北京出生，我在北京念書，可馬上要回到吉林繼續讀高中。」小吳：「我十三歲了，一共就回過老家三次，對於老家很模糊。」小吳看上去斯斯文文，眉宇間的俊朗很難聯想到他是一個農民工的孩子；他出生在北京，自認為是半個北京人，但是生活中卻很少得到別人的認同。小吳：「有人對我有歧視。」（記者：那你怎麼辦？）「我用我實際行動證明我自己。」像小吳這樣的打工子第，出生在北京，親身體會大都市的繁華，同時也體會了外來人的落寞；對於他們來說，自己到底是誰？幾乎沒有答案。（春節晚會視頻：《我是誰》，演唱：海淀行知打工子弟學校學生）打工子弟教育研究者徐永光：「這些孩子身份模糊，不知道自己的歸屬，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北京行知學校執行校長黃鶴：「他們就會產生對抗的情緒，不客氣的講，就是一顆定時炸彈。」專家告訴記者，這些從小在北京成長起來的農民工第一代子女，浸染在大城市成熟的物質生活條件之中，很少像父母那樣熟悉家鄉，熟悉土地；但又無法擺脫農民工的背景：戶口、學校、工作還有社會保障等方面難以與城市居民平起平坐，再加上少數城市居民對他們的歧視，這些都在孩子稚嫩的心靈中留下了陰影，久而久之就容易產生了對立心理。打工子弟學校學生：「我不愛找城裏的孩子玩，他們總是歧視我。」「不喜歡他們。有時候恨他們。」「不就是北京人嗎！」市民：「他們產生這種怨恨很正常。」「有時候是歧視他們。」「這時經濟條件決定的，我掙3000，你掙500，能沒有看法嗎？」
二十多年來，我國在解決城鄉分割體制上已經取得重大突破；大量農民工湧入城市；但是隨着第一批農民工子女出現在個大城市之後，他們和城市居民有着相同的生活習慣甚至價值取向，但是身份的迷失最終使得這批孩子陷入迷茫，我到底是城市人還是農民工？一系列社會問題進一步凸顯出改革的必要性。黃鶴：「只有從觀念上重視，在實際上建設各種公益性質職業學校，加速這些孩子融入城市。」徐永光：「農民工進程的趨勢難以阻擋，他們早晚要變成城市人，只有對他們好，他們才不會有對立，種瓜得瓜，種豆得豆。」（2007年3月27日北京電視台《首都經濟報道》）
記者在建議觀點裏寫道：對於這些孩子的研究已經成為城市社會學的重點研究課題；在國外有很多這樣的族群衝突，原因在於此：即使有身份的話，社會總體的歧視就會把這些人群趕到社會對立面上去。而中國目前的情況是，大量城中村的存在使得這些人群很有可能變成城市的安全隱患。顯然，這是個話題類報道，並不存在時效性事件。而這個問題再度被提及，原因在於媒體對此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今年1月30日《人民日報》以「北京人?老家人? 農民工子女仍存在身份認同疑惑」為題，對此類現象進行了報道。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日前發佈「進城務工農民子女的城市生活適應性」課題研究報告。……專家認為三大傾向值得重視……首先是排斥和分離傾向。報告顯示，超過1／3的農民工子女和城市孩子互相擁有好朋友，但近一成的農民工不希望孩子與城市孩子交往，一成的城市父母不希望孩子與農民工子女交往。此外，還有12.6%的城市孩子和20.2%的農民工子女表示不知該如何與對方交往。……其次是身份認同困惑。報告顯示，近九成農民工子女認為自己不是北京人，一成以上表示自己既不是北京人，也不是老家那裏的人。
報告還顯示，四成農民工子女感到北京人歧視外來打工人員。……還有，農民工與子女的親子關係質量有待提高。有兩成多的農民工子女與父母溝通存在較多困難，四成多的農民工子女表示即使節假日或過生日時，「父母也不能經常帶我出去玩」，還有一成多的農民工子女表示「父母經常打我、罵我」。農民工子女的父母普遍支持孩子的學習，但實際上只有不到一半的父母經常輔導孩子做功課或檢查作業。很多辛苦工作，為了讓孩子在北京有飯吃、有地住、有學上的父母，不理解在自己付出了那麼多之後，為什麼孩子還是不愛讀書，難以溝通？……報告提出五項建議，專家希望為決策提供依據。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課題組提出了5項建議，即大力倡導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和諧社會觀念；加強和提高進城務工農民子女的社交技能；提高進城務工人員的收入水平，改善其家庭生活條件；對進城務工農民子女入學實行同城待遇政策；建立適應人口流動的接納性教育體制。……
中新網1月28日電，「北京流動兒童超過50萬 委員吁關注『二代移民』」。北京市政協委員陸傑華出示一份數據顯示，北京的流動兒童數量已經超過50萬。他對這些孩子的未來表示十分擔憂:「按照我國的現行學籍管理體制，流動兒童在城市裏很難有上高中的機會，這就會影響到他們就業，如果沒有好的出路，他們又不願意離開北京，該怎麼辦？」據北京晚報報道，陸傑華委員是北大社會學系教授，一直關注流動兒童的問題。他表示，根據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最新的測算，從1997年到2006年，北京市流動兒童規模從15.5萬增長到50.4萬，增加了2.25倍。而成年流動人口中的未婚人口將可能導致流動兒童的進一步增長。
人大的調查數據還顯示，在現有成年流動人口中，21.2%為未婚人口。「這些年輕的未婚流動人口很早就外出務工，他們將在異鄉戀愛、結婚，甚至生兒育女，他們的未來子女有很大可能成為『生在北京，長在北京』的流動兒童。」陸委員說。陸委員認為，這些在北京出生、長大的流動兒童已經與「老家」失去了聯繫，很多孩子已經完全不具備在「老家」生活所需要的各種文化、習俗和知識，甚至連語言都不通了。更重要的是，這些流動兒童與他們的父輩完全不同，他們是土生土長的「准城市居民」，沒有父輩的戀鄉情節，基本不可能回到戶口所在地的鄉村。第一代移民往往來自比較貧窮落後的地區，來到新地方後生活條件或多或少得到改善，即使遭到歧視，也會因為這種滿足而隱忍他們對歧視的不滿。但是陸委員認為，第二代移民在新的土地長大，和父輩相比自身能力更強，面對歧視也更具有反抗能力和資本。
陸委員說，幾年前，北京市流動兒童問題主要體現為其義務教育問題。各種打工學校的興起引起了領導的重視，政府在解決流動兒童義務教育問題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並收到了較好的成效。但這只是一個階段性的表現，隨着流動兒童年齡增大，他們還會面臨就業、婚戀等多種問題。「按照我國的現行學籍管理體制，流動兒童在城市裏很難有上高中的機會，他們更不能在城市裏參加高考。他們初中畢業之後就難以在城市裏獲得好的就業機會。由此產生了大齡流動兒童的出路問題，包括：他們能不能平等地在城市裏實現就業？他們能不能在城市裏『像樣』地就業？他們能不能順利地成為『城裏人』？如果對上述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話，他們的出路又在哪裏？」
陸委員一連串的發問讓人感覺到這一問題的緊迫。陸委員說，希望整個社會、城市政府、相關部門能及早重視、研究、解決這個問題，避免法國等國家有關移民歧視的嚴重後果再次發生，為這些流動兒童真正地融入城市社會、成為城裏人創造更好的環境，提供更多的機會。陸委員認為，當前急需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研究流動兒童是否可以以及如何在城市裏接受高中教育以及參加高考的問題；二是如何更好地讓長大成人的流動兒童能夠平等地在城市裏實行就業。……
安排記者做這個節目時，我對操作記者說起農民工子女與周邊的敵視和對立時，記者睜大了眼睛，表現出一副很驚訝而惶恐的神情，甚至感覺我頗有些危言聳聽，根本不相信，風平浪靜的北京城竟然會存在這種事。很暴脾氣的我，只能讓記者必須按照這個路數去採訪。
結果，記者兜了一圈兒回來，再見到我，一個勁兒表示服氣，說看到了難以想像的場景和情緒，事情果然如同我所說，而且通過採訪讓其獲得了真切實在刻骨銘心的感受。
雖然說，我一向口無遮攔胡說八道，但在如何操作電視節目方面畢竟還得老老實實，根本當時的宣傳口徑儘量說點子人話，在「要說就說真話，但真話不全說（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不讓說）」的原則下，不干那些寡廉鮮恥歌功頌德溜須拍馬唯唯諾諾的行徑。同時，多年的新聞從業經驗也使得我掌握了大量的新聞背景，遇到什麼政策法律出台，或者什麼事件發生，也能夠很快省察其背後原委。
應該說，1949年以後，中國的發展一直採取的是竭澤而漁的方式，保持着二元結構的態勢。如果說在開始是由於戰爭廢墟上百廢待興、國際上的封鎖圍堵等情況下必須以提高社會資源動員水平、維持準軍事化的社會運行方式還有其部分合理性的話，那麼此後中國所進行的工業化則完全是以農民的低廉乃至無償付出為代價，並在法理上失去了基礎支撐。在枉顧中國國情而效法前蘇聯重工業化的路線選擇當中，通過對農業的掠奪維繫着經濟結構的畸形，而戶籍制度的存在則靜止了人口遷移，造成了經年累月的剪刀差的存在和擴大。
當中國社會在工業化速度遠遠快於城市化的狀況造成了越來越大的社會矛盾和衝突之際，我們不得不為了長期以來的欠帳付出巨大的代價。在城市事實上放開對外來人口的准入限制之際，全國每年有1.5億農民背井離鄉，遊走在中國大地上。1.5億，這是個什麼樣的概念，又是個什麼樣的景象！如此龐大的人群，漂移在中國各處，所到之處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全國性的第五次刑事犯罪高峰到現在居高不下，人們驚呼，這個朝秦暮楚居無定所且游離於戶籍管理和身份控制等治理規制之外的龐大人群，分明是中國社會生活中一顆毀滅性的定時炸彈，如果在什麼因素具備導火索的情況下一旦引爆，後果將註定是不堪設想的。
由因為城市管理當局的昏庸，抱殘守缺於既往的指令性管理方式，造成了嚴重的政策法律等社會制度供給不足；而面對洶湧而來的農民工及其家屬，城市的基礎設施、社會保障、公共資源等都出現了致命的毫無準備，形成了溫鐵軍所謂城鄉之間的不平等平移到城市當中的狀況。實際上，既便是在戶籍制度羞答答或死皮賴臉繼續存在的情況下，中國的城市當中以城中村方式存在的貧民窟也數不勝數。
上文中也提到法國移民問題。2005年10月27日，居住在巴黎以北克利希蘇布瓦市的3名少年為逃避警察追捕，跑進一所變電站，不幸遭到電擊，兩名少年當場喪命，另一名少年身受重傷。此事引發了法國全境的騷亂，而且蔓延到了鄰國比利時和德國。這次以西歐專制化程度最高的法國爆發的人類學意義上的社會動盪，被全世界密切關注。參與騷亂的都是戰後移民到歐洲的來自穆斯林國家的人，他們的父母忍受了到歐洲國家干粗重活計低人一等的待遇，可這些在歐洲本土長大的孩子們卻依然遭受着各種歧視。法國議會中，乾脆根本就沒有這些國民的代言人！
此後的2005年11月21日出版《紐約客》評論：自二戰後，西歐國家便成了移民運動中心。其中有「你不可能成為我們的一員」的英國，「請在融合我們之前自動消失」的北歐，「可進入但不吸收」的荷蘭，以及「你們是客人必須回家」的德國。歐洲國家最看不起的，就是「依靠財富提升地位」的美國。遺憾的是，似乎只有美國的模式真正取得了效果。
不僅如此，人們也回憶起法國弗•德克洛賽早在1982年就發出的警告：「所有競爭者起步時並非機會均等……假如在達到終點時的不平等是來自起跑時就存在的不平等，那麼就不再能說這是『優秀分子』獲勝。……一方面，統治和世襲的資產階級為他們的後代保留最好的地位。另一方面，人民各階層命中注定要扮演失敗者的角色。幸好，由於經濟發展，『好的位置』漸漸增加。隨着時間的推延，產生了一部分新的有產者。只有工人、農民或僱員的最聰明、最有才能或運氣最好的孩子，才能通過這條狹窄的小路向上爬。他們的成功可以作為盾牌，用來證明制度還是繼續開放的，人人機會均等。這一切都建築在虛偽的混淆之中，即把電梯運載資產階級的孩子上升同人民的孩子必需走邊門的小樓梯向上爬混為一談。後者登上頂峰的機會難於中全國彩票的頭獎。……資產階級行會為其成員保證最好的位置而只給人民幾個中獎號碼。事實就是如此。」（《帷幕後面的法國》第127─129頁）
而在巴黎騷亂之前的當年7月7日，在八國集團峰會召開和奪取了2012年奧運會主辦權的欣喜若狂當中忘乎所以的倫敦，也被地鐵里連續的爆炸弄得驚恐萬狀。7月18日，新華社《瞭望東方周刊》在其封面上赫然打出了「假如北京遇到倫敦爆炸將會怎樣？」的駭人聽聞的標題。人們也注意到，策劃實施如此連續爆炸者，都是出生在英國本土的穆斯林移民，他們的前輩在英國已經拼搏了幾代時光。
如果說，歐洲人對待不同種族的移民存在着秘而不宣的歧視的話，那麼中國現在則是在同一族類里由於歷史原因而具有身份差異的人群之間堂而皇之地表現着活靈活現的不同待遇；如果說，歐洲人里那些移民在公民資格和福利待遇上與其他人並無二致的話，那麼中國現在則是在城市當中的城裏人和農民工之間存在着制度性顯而易見的區別，並因之造成了同一時空當中的等級森嚴及其必然產生的不公平。
那些農民工在城市裏初來乍到，還可以忍氣吞聲，那麼生長在城市裏的農民工後代，則成為毫無其父母出生、以及其本人戶籍所在家鄉的情結，無法適應農村生活，被農村邊緣化；而在城市當中，也在教育、醫療、就業、婚戀、福利、保障等諸多方面都被等而下之，排在城裏人之後，甚至在比如參加高考等領域被徹底剝奪了資格。這種制度性欠缺，使得生於斯長於斯的農民工子女來說，將是一個無法迴避的痛苦現實，而身份認同方面的少憐，更是會導致反社會情緒的提振。
而就在我們討論的同時，北京又發生了一個新鮮事。3月26日《北京晨報》報道，北京流動人員信息登記表設綽號欄被指歧視。「從小到大，填了這麼多表格，這是最讓人哭笑不得的一次。」昨天，在西城區真武廟二條附近某雜誌社工作的何小姐說，該單位的十餘名非京籍員工此前都收到了一份「流動人員登記表」，表格的內容設計帶有明顯的歧視性，這讓包括她在內的非京籍員工感覺到不被尊重。設置「綽號」欄 歧視性條款不少。「在姓名欄里，竟然設置了『綽號』欄，自己在北京買了房子卻還要填暫住地。」
何小姐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當她拿到這份單位下發的表格時，就感覺「它有很多歧視性條款，想把它立即撕了」。在這份表格中，記者看到，它左半部分要求填寫的是「基本情況」，右半部分則是「高危人員信息」。在基本情況一欄，要求填寫的內容包括：中文姓名、綽號/別名、來京事由、在京暫住地址等。其中，來京事由中，需要從「務工、務農、保姆、投靠親友、治病生育等內容中進行選擇」。
在雜誌社擔任編輯的何小姐說：「從這些選項來看，務工跟我們的工作最接近，但這個詞聽起來怪怪的，所以我和同事就開玩笑地選擇了『務農』。」何小姐說，我們都已經買了房子，卻必須在「在京暫住地址」一欄中選擇，「居民家中、租賃房屋、工地現場等選項都不符合，我就填了『其他』。」感覺到不被尊重 填表者呼籲改換口氣。在填寫完「基本情況」後，就要選擇填寫「高危人員信息」。「我們看了一眼後就煩了，因為裏面的內容太氣人了。」
據了解，在真武廟附近另一家出版社工作的非京戶籍員工，也領到了這份表格。在高危人員信息欄中，首先要選擇性填寫「流動人口高危人員類別」。這當中的選項包括：散發過小廣告、兜售盜版淫穢光盤的人員，流動人口中的聾啞人員，從事封建迷信、非法行醫等活動的人員等。何小姐說，這讓她感覺到不被尊重。她隨後說：「即使我是一名有前科，甚至正在犯罪的外來人員，我就不信，我能傻到自己把自己的那些不光彩的過去都主動填上。」更可笑的是，在表格的以下部分，還要填寫有哪些「違法可疑行為」，「被打擊處理情況」等。「我們在北京這麼久了，取得過很多成績，為什麼不讓我們把獲得的獎勵填上？」
該雜誌社另一位編輯說，前些天，她收到市地方稅務局的一封信，信上寫着2006年她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總額。「可見，我工作所得的稅款是上繳政府了，但是卻要填寫這樣帶有歧視性的表格。」她說，她能理解有關部門這麼做是想更好地保證首都的治安，「這個初衷是好的。但如果他們換個口氣會更好。」昨天，記者經核實了解到，該表格的確是由某政府部門下發的正規表格，由於是休息日，記者沒有採訪到相關部門。
怎麼樣？看到這樣的事情，真是能夠領略到，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手舞足蹈、大千世界無奇不有吧。
之所以會有如此匪夷所思的事，就是現在已經到了奧運會倒計時500天，北京市緊鑼密鼓，奧運會組委會和北京市公安局要摸清外來人口的情況，才有了如此侮辱人的勾當。
可此後，北京市所有媒體都對此閉口不談。為什麼？琢磨去吧你。就這，也就能知道這北京奧運會能是個什麼貨色了吧。就這，也就可以預期在北京的農民工子女在未來會是什麼待遇了吧。
而也在26日，什麼機構發佈中國宜居城市排名，北京榮幸地位列第二。就這，也就知道全中國其他地界兒會是什麼德行樣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