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北京之前，我已經在互聯網上看到了一些有關訪民到溫家寶總理住處申訴的文字描述。來北京後，我夫婦倆又聽訪民們說了不少這方面的情況。1月24日，走投無路的我夫婦倆未能「免俗」，也求到了溫家寶總理的家門口。

　　走進那條巷子，我進入一家商鋪，買了一包香煙，順便向老闆打聽溫總理家該怎麼走。老闆說：「您就別上那兒去了，他們（指警察）都在那蹲着呢，您還沒有走到那，說不準就被他們給逮走了。」

　　我苦笑：「這已經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了。孩子被害已快兩年了，到現在也沒有誰真正在管這件事，他們要抓，就讓他們抓好了。」

　　也許是快過年了，或是天冷的緣故，我在溫總理家門前見到的狀況，和在互聯網上見到的文字描述以及訪民所說的情況，有很大的出入。這裏顯得十分寧靜，門內的哨兵和門外的便衣警察，無聲地告訴我們這裏決非等閒之地。

　　鐵門開了，一個女士騎着一輛舊自行車從裏面出來，臉上帶着微笑。我想，那也許是總理家的一個工作人員吧。我的內心不由對城市的這一角多了一分好感。

　　我坦然地向總理家門口的那位便衣警察走去，問他能不能幫我給總理轉一份材料，他回答說轉不了。他問了我的情況，讓我上國家信訪局去。我說，去過了，前天又去了，去了不只一次了。

　　他讓我多跑跑公安部。我回答說：「昨天才去的，我們第一次為孩子的事來北京，就跑了公安部接訪處6次，公安部的人也幾次打電話到廣東，催下面的人處理，可廣東一直拖着不處理，我們這已經是第三次來北京跑這個事了。」

　　這位警察深表同情，但仍然表示沒辦法幫我們轉交申訴材料。

　　無奈，我又走到側門，隔着小窗向那位值勤的武警戰士訴苦。我說，我也是當兵出身啊，20歲那年當兵，21歲入黨、立功，結果因為寫文章，為百姓說話，我得罪了人，孩子被人騙到學校殺害快兩年了，打得從頭頂到腳面都是傷，身上捅得刀口累累，竟說是「自殺」，律師完全無法介入，媒體完全無法介入，告到兩級法院也不受理……你就幫幫我，給總理轉一份材料吧，轉給總理的家人也行啊。

　　同情寫在了這位戰士的臉上，但我同時也看出了他的無奈。也許有什麼規章制約着吧，他也一樣無法幫我給總理轉交申訴材料。

　　這時另一位高大的便衣警察走過來，我又像祥林嫂一般，把我一家的慘狀簡述了一遍。這位警察挺溫和，與我聊了一陣，也給我出了一些主意，然後讓我們到停在不遠處的警車上去登記。

　　我已經從訪民處得知來這兒申訴的人，要被登記，並要被拍照。於是向那部警車走去。車上的兩位警察問我：「你們是哪裏的？」我說：「是告廣東佛山的。」對方說現在不登記了。我納悶：為什麼我說告廣東佛山的，便「不登記」了？

　　後來有人指點我們去新華門那邊看看。於是我夫婦倆便攔住了一部的士，又趕到了新華門。問門前的一位便衣：「您能不能幫我們給裏面轉一份材料？」這位便衣把我們交給了兩位着裝警察。

　　警察讓我們通過郵局往裏面寄信。我說，我前後給數十名官員寄過近兩百封特快專遞或掛號信，無一回復，該跑的部門我都在跑，可到現在無人為我蒙冤慘死的孩子作主，我們來這也是萬般無奈啊。

　　兩位警察讓我們等等，結果等來了一部警車，車上已坐着幾個被抓的訪民，警察們要我們上車，我拒絕上車。他們要我做出選擇：要麼上車，要麼離開。無奈，我夫婦倆選擇了離開。

　　這一天，我們跑了兩個地方，這兩個地方和「青天大老爺」都只隔着一堵牆，可我覺得猶如隔着太平洋，牆裏牆外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

　　我們拖着沉重的雙腿走到了天安門前。我手上各拿着一份申訴材料，讓妻子給我拍照。讓這個異常寒冷的冬天，就這樣在歷史中悲憤地定格吧！

　　毛澤東的巨幅畫像依然在天安門城樓上高掛着，凝視着他的畫像，我良久無語。假若他在天有靈，看到「新中國」是這分模樣，又將作何感想呢？人民英雄紀念碑在天安門廣場高聳着，寒風習習，我隱約聽見了某種悲泣和嘆息。

　　回住處的路上，看到高大的樹木被包裹着，低矮的草木被包裹着，我又想到了那些露宿在外的訪民，無語。

　　護城河裏的堅冰仍未融化。隆冬的北京乏善可陳，沒有多少真正的風景可言。當我發覺車上的乘客多數是訪民時，我覺得隆冬的北京，是如此的不堪和醜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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