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月17日下午的紫陽書房，左下是紫陽的書桌和落地枱燈。
0－2－「駕鶴三載－德余萬年」——李普、李銳、宗鳳鳴，均為90歲的部長級老同志。
1－李普在紫陽書房簽名（14時50分）
2－李普（左下握筆者）還簽上了謝恆、彭迪的名字。
3－紫陽次子趙二軍扶着李普在紫陽書房瞻仰。
4－李普與趙二軍笑談往事
5－趙二軍送上印着紫陽圖片和家人輓聯的《三周年祭》卡片，是由紫陽夫人梁伯琪攜全體子女及孫輩敬送每一位來者的。
6－1－趙二軍誦讀每年掛在紫陽圖像兩旁的輓聯，李普很讚賞。
2005年1月17日，倡民主堅守良知家人為你驕傲
今西去終獲自由風範永存人間
2006年1月17日，坦蕩蕩眠舊居誰能蓋棺論定
笑呵呵看天下公道自在人心
2007年1月17日，際會風雲終無悔
不臥青山亦安然
6－2－李普等向紫陽像鞠躬。
6－3－李普、謝恆、彭迪三老人在紫陽書房。
7－1－李普在會客室座談後，由紫陽的小兒子趙五軍扶着出來，左側是紫陽書房，院子裏漫天瑞雪。
7－2－李普等三老在院中，門裏是起居內院，紫陽的骨灰在內院。右起，趙二軍、趙五軍、李普、謝恆、彭迪。
8－李普等三位老同志在趙五軍（前右）和趙二軍（後左）攙扶下離開院子。
9－李普等三位老同志走出大門，趙五軍（右前）。
10－李普等三位老同志走出大門，趙五軍（右前）、趙二軍左後）。
11－李普等三位老同志準備上車。
12－李普（左）上車。
13－李普等三位老同志上車。
14－趙家的人們目送李普一行的紅旗牌轎車，在風雪路上駛出富強胡同而離去。（15時37分）
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刊載新華社記者李普報道開國大典的文章。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紀念冊記載着上世紀50年代，北大政治系（該院的前身）創建時，系主任李普的座右銘是：「人格獨立，思想自由。」
李普為人正直，敢於講真話，近年來，積極參加悼念紫陽的活動。
附： 李普今年八十八
● 楊繼繩 （北京）
幾年以前，我用"兩頭真" 來概述一些老人的生命歷程：年青時代為追求真理真誠地參加革命，離休以後大徹大悟、真誠地面對社會現實。現在，"兩頭真"這個說法被很多人所接受。連張勁夫這樣的高級幹部也着文宣稱"我也是一個兩頭真"。河北省着名企業家孫大午，為彰示"兩頭真"的老人，還建設了數百畝樹林，命名為"兩真林"。我現在告訴大家一個小秘密，我提出"兩頭真"這個概念最早的原型就是李普。
作為記者的李普
李普作為名記者，我在上學時就知道了。真正知道他這個人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事。1973年，他從中南局調回新華社，在北京分社任社長。我在天津分社當工業記者。有一次，我寫了一篇天津工業形勢述評，拿着稿子送到總社。工業組的老編輯華敏把我的稿子粗看了一遍，就從他的辦公桌上抽出一篇稿子給我。這是一篇北京市的工業形勢述評，北京分社剛發來來的。華敏說："這是李普寫的，向名記者學一學吧！"我迫不及待地細讀了一遍，果然名不虛傳。那如虹的氣勢，那深刻的立意，那精密的結構，那洗鍊文字，使我欽佩不已。我趕緊從華敏那裏要回了自己的稿子，躲在招待所里一遍又一遍地改了起來。兩天以後，《人民日報》用"兩虎把門"的版式，讓北京和天津的兩篇工業形勢述評共享一版頭條的位置。
位於天津市睦南道的新華社天津分社，在辦公樓後的平房是一個放舊物、舊書的倉庫。那裏面有一大堆五十年代初期的雜誌。其中一套經濟理論文章選集對我很有吸引力，上面收錄的是孫冶方、薛暮橋、駱耕漠、許滌新等經濟名家的文章。在這套書的第八輯，收錄了李普1950年寫的一篇長文：《調整經濟的來龍去脈》。我先是羨慕作為記者的李普能寫出份量這麼重的經濟理論文章。我讀了兩遍，不僅學到了很多經濟知識，更是佩服的是思想的深刻和表述的通俗。我從這裏開始學習怎樣用通俗的文字來表述深刻的思想。
李普的新聞寫作是第一流的，這不用多說。李普堅持"新聞寫作絕對不許虛構，必須每一點都是真實的。"他認為"真實是新聞文字的第一生命。"因此，他一再強調"新聞報道不要盲目向文藝靠攏。"李普是一位文學愛好者，但他對用文學手法寫新聞始終保持十分謹慎的態度。比如某次高層會議和兩三個人之間的密談，有些作家寫得如親臨現場，活靈活現。讀者會問：你又不在現場，怎麼知道每個人談話時的眼神和動作？你又不是鑽肚子裏的蟲子，怎麼知道人家那麼細緻的心理活動？李普為這種"把真實的寫成了可疑的"的作品感到惋惜。李普還創造了一種質樸的文風。他的文章很少用形容詞，他認為形容詞越多，文章越不美；他在動詞上很下大功夫，力求準確、貼切、生動。李普寫文章不用華麗的辭藻，直接把日常口語揮灑紙上。李普這樣的文章，讀者感到美，感到有說服力。這正像金代一位詩人《談杜詩》中所說的一樣："欲知子美高人處，只把尋常話做詩。"
作為記者的李普，用他那質樸可信的筆，記錄了很多重大的歷史事件。上面說的那篇文章記錄、分析了開國六個月之內發生的一件安邦定國的大事。在新中國開國前後，李普的新聞記錄了解放戰爭的勝利，記錄了開國大典，這些，都已經成為研究中國當代史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獻。
作為記者的李普，不僅見證和記錄了勝利和成功喜悅，也見證了並評析了建國以後歷史的"拐點"。他認為這個拐點是1953年。他認為"我們從1953年起就誤入歧途。整整糟蹋了四分之一世紀，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又逐步走上正軌。"在這一點上，李普不僅是記者，而且是歷史學家。不過，他的這個重要的歷史學結論，不是研究史料得出來的，而是親身觀察和體驗得來的。
他見證了短暫的"新民主主義"。那時他作為報道開國大典的記者，住進了中南海的勤政殿。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向全世界宣讀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李普就從他手裏接過了講話稿和一張紙條上，紙條上寫的中央人民政府全體委員的名單。李普從名單上看到了"聯合政府"的陣容：六位副主席中有三位是非共產黨人，56位委員中有27位非共產黨人。政府部長中有四分之一是非共產黨員。作為臨時根本大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它的靈魂是新民主主義，把搞社會主義當作將來的事。這個共同綱領還"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和私有財產。"李普很讚賞這個綱領。
李普萬萬沒有想到，1953年夏季的一個全國財經會議上，毛澤東在周恩來的總結報告稿上作了一個批示，這個僅有88個字的個人批示，不僅推翻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個"根本大法"，還作為全國全黨必須遵循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於是，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開展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三年之內消滅了私有經濟，實現了國有經濟一統天下，從而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接着，"大躍進"、"四清"、"文化大革命"，"左"傾的狂潮一浪高過一浪。國家一步一步地走下坡路。
李普認為，新中國歷史上"左"傾的彎路是從1953年放棄"共同綱領"開始的。
李普在他的新聞學着作中寫道："獨立觀察、獨立思考、更是一個記者的命根子。"李普能看到了、記錄了新中國歷史這個大拐彎，正是因為他守住了記者這個命根子。
李普為"共同綱領"被推翻而惋惜不已。至於為什麼一個人的權力那麼大，他的88個字的批示能夠取代"根本大法"？為什麼"共同綱領"這麼脆弱，一個人的一個批示就輕而易舉地被推翻，作為記者的李普沒有說。
作為官員的李普
李普是大官，官至新華社副社長，至今還住在部長級的房子裏。可是，除了房子大以外，他不像個大官兒。
李普當大官的時候我和他沒有見過面。這並不是他高高在上，而歸於我的一種特殊的過敏症，對官員的面孔和眼神過敏，對官員鼻孔里發出的那種聲音更是過敏。所以我對高官總是敬而遠之。其實，李普並沒有使我"過敏"的那種面孔和眼神。他的鼻孔里從來沒有發出過那種令人混身不自在的聲音。黎澍曾說李普"在下級面前不自以為是上級，在上級面前不自以為是下級"。他沒有把自己當大官。我們第一次認識是1985年夏天在養馬島休假，我們兩人多次在海邊散步。望着遠處朦朧的小島和近處的漁船上的炊煙，他說：你會寫詩嗎？咱們來兩句！我說：上中學時我寫過詩，在清華學了6年工科，詩情畫意都被數理化熬幹了。他說：那就不寫詩了。我們到海灘去撿石頭吧。他和我提着拖鞋，光着腳，一會兒彎腰，一會兒用腳踢沙子。撿到一塊好石頭那種欣喜的樣子，就像孩子一樣天真無邪。那時我向他談了一些當時主流輿論視為叛逆的言論，沒想到竟引起了他的共鳴。他說出的一些話竟比我還大膽！我們年齡相差20多歲，但我總是對他李普李普地呼喊，因為我們談話時，總是忘了年齡的差別。他呼我小楊，但寫信時卻稱"繼繩兄"，使我惶恐不已。後來我想，信上這樣地稱呼可能是他們這一代人的規矩。
李普是1938年參加革命的。講資歷有資歷，講能力有能力，講人品有人品。可他在官場上混得不太好。在新聞界名氣那麼大，寫了那麼多名篇，可到頭來還是副部級待遇，實際級別是正局級。當然，這與體制的改變有關。他離休時新華社是副部級單位，作為副社長，只能是正局級。他離休後不到三個月，新華社升格為正部級單位，水漲船高，連中層幹部都是正局級。我記得漢代王充在他的《論衡》說過這樣的話：有才有德的人不一定能走上高位，而地位高尊的人，不一定才德高尚，關鍵在"遇"。什麼是"遇"呢？我理解是機遇。或者是遇到了賞識他的權勢人物，或者趕上了好時機。李普離休的時機這麼不好，晚兩三個月就會上一個很高的台階。這也反映了官場的荒唐。
李普在官場不順，有複雜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一直保持知識分子那種氣質、那種獨立、那種率真。官場是分等級的。在官場混的人必須有等級觀念。即使你腦子裏沒有，你的行為上必須有，至少你的臉上必須有，特別是在高你一級的人面前非有不可。否則，你只能在你現有的級別上熬一輩子。而李普，除了埋頭幹活以外，卻"在上級面前不自以為是下級"！作為官員，說話得講"藝術"，要講一些言不由衷的話，講一些自己不信、卻要別人信的話，有時甚至講一些假話。李普不行。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總是講真話，講直話。他說話大膽，文字潑辣，簡直不知道官場的種種禁忌。像他這種不懂官場的人，如果不是能力過人、成績突出，恐怕連個局級也混不上。李普大概也有自知之明，官沒有升上去，卻也悠然自得。我沒有聽到他有什麼怨氣。我多次聽李普說過這樣的意思，他其所以能保持知識分子的"原汁原味"，因為他沒有去過延安，他是重慶的幹部。只有經過延安整風的"洗禮"和搶救運動的"磨練"，才會"夾着尾巴做人。"
這是不幸還是有幸？我認為是有幸。"文章草草傳千古，仕宦匆匆僅十年。"建國至今五六十年，部長數以千計，誰能記得幾個名字？而很多人知道李普這個名字。因為李普不斷地向社會奉獻華章，到八十八歲還文章不斷。
作為學者的李普
有的新聞單位提出"記者要當專家"的目標，對這種提法我是不敢苟同的。專家的研究範圍是相對固定的，他一輩子在他的專業領域裏皓首窮經。在這個專業里，他有絕對的發言權；離開這個專業，他的認識深度和普通人沒有兩樣。作為記者，不能一輩子只關注某一個專業。真要這樣，他就改行從事那個專業了。要說記者是專家，只能是新聞這個行道的專家。所以，說某某是"專家型記者"是不妥當的。那些有成就的研究型記者，說他是學者比較恰當。
李普就是我說的這種類型的學者。除了有新聞功力以外，他還有理論功力。他博覽群書，勤於思考。他採訪什麼問題，就把有關這個問題的方方面面研究得很深、很透，從中挖出很多道理。只要他肯在某一方面花時間，他也可以寫出某個專業的專着。他關於劉伯承的軍事着作，受到軍事家的稱讚；他關於經濟的論文，和着名經濟學家同列竹帛。李普不是專門研究某一學科的學者，他的視野更廣闊。他關注的是國家、民族，是天下大事。他是一位思想者，是一位真理追求者。
作為思想者的李普，他的思想走過了一條"之"字路。他自己寫道：
我早年追求民主自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中間陷入了個人迷信、個人崇拜之中；這一段相當"左"，有時甚至可以說很"左"，"左"得很可恨、可笑。六十歲以來逐漸覺悟，又走入了自由民主的行列。
李普這裏說的前兩個階段，走進革命行列的那一代知識分子大多數是這樣。可惜，他們中的有些人沒有進入第三階段：重新走進自由民主的行列。
要進入第三階段必須有一個思想大解放。所謂思想解放，就是要解除前兩個階段留在大腦里、滲透到血液里的種種定見、種種框框。思想解放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一是要有勇氣承認自己在第二階段有哪些不對。第二是要冒政治風險，不怕與主流不一致。第三要有思想家那樣廣博的知識和科學的思維品格。
李普敢於否定過去不正確的東西。他無情地解剖了他那一段時間"可恨"、"可笑"的"左"。他坦誠地向今天的年輕人說，他在北京大學工作期間，兩次批判了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他的發言登在《人民日報》上。他說："現在來看我那篇文章，真正是信口胡說，氣壯如牛，是一個十足的'無知者無畏'的典型。"李普為追求真理敢冒政治風險。他敢說與主流不一致的話。他不怕因說真話、求真理而被"邊緣化"。
李普把重新走進自由民主的行列，稱為他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他寫道："我一生經歷了兩次思想解放，或者叫兩次思想革命。一次是30年代由愛好文藝而愛好普羅文藝，同時加上不願當亡國奴而參加抗日民主救亡運動，這樣就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第二次是1978年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我這第二次思想解放也是一個長過程。我好比進了一次大學，1978年的討論好比是我的一年級，到今天我也不認為畢業了。我可以說至今天天在享受獲得新知的快樂，天天在享受破舊立新的喜悅。"（《黎澍老夫子》）他還寫道："二十年前真理標準的討論使我恍然大悟，原來自己已經多年不用腦子，不想問題了。然後又悟到，那時想還是想了的，不過是在既定框框裏想，是預先肯定它正確。那時的想，其實只是領會，只是學習，只是"跟"，跳出了這個框框，便豁然開朗，進入了一個新天地。"（《思考的快樂》）他在其它文章中也談到第二次思想解放使他有"豁然開朗的欣喜，如夢初醒的振奮"。
本文前面說的，為什麼一個人88個字的批示能夠推翻"根本大法"；為什麼"根本大法"如此脆弱，一個人的88個字就可以被推翻，作為記者的李普沒有回答。而作為學者的李普，從根本上作了回答。到晚年，他的認識有了徹悟。他的徹悟包括幾個方面：第一，對毛澤東的認識：毛澤東是獨裁者；第二是中國共產黨的認識：這個黨不是民主社會的政黨；第三是對現行制度的認識：中國是專制制度，而且是長期封建專制與前蘇聯專制制度的結合；第四是對馬克思的認識。毛澤東很多作法、專制制度的很多方面，其理論根源是馬克思主義。李普在這四個方面的徹悟是深刻的，一針見血的，帶有顛覆性的。
話題又回到他的"第一次解放"。他"參加抗日民主救國運動"，到今天看還是無可厚非，而"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這一點需要進行歷史的反思。在這方面，李慎之說得比較明白。
李慎之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自秦始皇稱帝一統天下的兩千二百年以來，一言以蔽之，就是專制主義。救治專制主義的唯一出路，就是啟蒙，就是以近三百年來作為人類歷史主流正脈的自由主義取代專制主義。"五四"運動就是這樣的啟蒙運動。李慎之在談到他如何按受馬克思主義時寫道："在三十年代中期我自以為'啟蒙'了。大概十年以後，我才知道，我所接受的啟蒙，是共產黨人陳伯達、艾思奇、何干之所發起的馬克思主義啟蒙。"李慎之到晚年才明白："抗戰前後的所謂新啟蒙，．．．．實際是對'五四'的民主與科學啟蒙的偏離。起初也許只是差以毫釐，逐漸就謬以千里了。我們這一代人就是被這個新啟蒙引導着走了大半輩子所謂'超越五四'的道路，實際上則是偏離'五四'的道路，早已走到南牆，碰得頭破血流了。"（李慎之：《回歸"五四"，學習民主》）
顯然，僅憑陳伯達等幾個知識分子，是不可能能發起新啟蒙運動的；當時的熱血青年，也不是那麼簡單，陳伯達等人寫幾篇文章，就能把他們"啟蒙"了。陳伯達等背後是中國共產黨，是當時視為楷模的蘇聯。當時有一定的國際環境，有一股不大的國際潮流。國際環境就是三十年代西方經濟大危機，而相比較的是當時蘇聯的建設很有成績。在這個環境中，一些着名知識分子，諸如英國的肖伯納，說了不少蘇聯的好話。青年人的偶像魯迅那時也向左傾斜。當時，在革命知識分子中間形成了一種共識：蘇聯為人類開闢了一個新紀元，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的美好前途。新中國成立以後，依靠政權的力量，使這種部分人的共識變成了全民的"集體認識"。正是有了那種"集體認識"，才會有消滅私有經濟的狂風，才會出現"大躍進 "和由它引起的大饑荒，才會有文化大革命這場內亂。……
我這裏說的"集體認識"是指這樣的一種社會現象：在權威政治條件下，相當多的人有着共同的價值取向，有着共同的是非觀、善惡觀、榮辱觀、審美觀。"集體認識"一旦形成，就是一股橫掃一切的潮流，一切與這股潮流不同的都會受到衝擊甚至被消滅。"集體認識"有一個最高的權威，通常是最高政治領袖。政治領袖不僅壟斷了權力，也壟斷了信息，壟斷了輿論，壟斷了真理。只要政治權威發出什麼號召，千百萬人會真誠地、奮不顧身地、爭先恐後地做出種種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兩軍對壘，忠厚善良的人會血口噴人；清白無辜的人會遭受"廣大群眾"的殘酷迫害；正派廉潔的人會被輿論壓迫得承認有罪；撒下彌天大謊被認為是對黨的忠誠；濫殺無辜被認為是解放全人類．．．．．"集體認識"是強大的，也是很可怕的。
李普回顧他的思想歷程是說："人是時代和環境的產物。一個人所思所想和所為，同他處的環境分不開。如果我再活一次，再一次處於那樣的年代，再一次面臨那樣的環境，我這樣一個人，這樣一個小年輕，一定會再一次走我當初走過的路。"李普說的是實際情況。但可怕和危險也恰恰在這裏。如果你處的時代正好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段極小的彎曲，如果你處的環境正好被某種"集體認識"所籠罩，你會怎麼樣呢？你是像林昭、張志新、王申酉等那樣，將生命化作夜空的閃電，還是乖乖發就範，墜入歷史的陷阱？縱觀歷史，前者只是極少數殉道的烈士，多數人只能是後者的命運。
李普已經八十八歲。他不會、也沒有機會再一次掉入歷史的陷阱。後來人可得十分當心啊！
（原作2006年7月25日發表於《政右經左》，2008年1月18日俞梅蓀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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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338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