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專家解讀蔣介石日記
對張海鵬和楊天石兩位老先生而言，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近日對外公佈的蔣介石早年日記，是一生難見的珍貴史料。所以，這兩位中國著名的近代史專家以70高齡來到美國，自3月起在史丹福大學附近租了房子住下來，一待胡佛研究所3月31日公開日記，就開始為期2個月的集中研究。
楊天石先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近代史研究刊物《百年潮》主編，他是國內研究蔣介石功力最深的學者，其著作《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獲得兩岸史學界高度評價。而與他一起來看蔣介石日記的張海鵬先生，是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前任所長、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領域的權威學者。
史料價值很高
近日，楊天石先生接受本報記者採訪，介紹他們對已公開的蔣介石早年日記的初步研究情況。
楊先生介紹說，從3月31日起任何人只要憑簡單的身份證明就可以到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查閱經縮微膠片影印複製的蔣介石日記。不過根據規定，查閱者不得使用任何攝影工具對日記進行翻拍，包括相機，帶拍攝功能的手機、電腦或者掃描儀。查閱者如需要摘抄日記內容，只能使用閱覽室提供的紙筆。因此，楊先生他們兩人對日記的研究進度較為緩慢："胡佛研究所的閱覽室不大，大概只能容納10多個人，但蔣氏日記公開後就經常爆滿，大多數人都是來看日記的。我和張先生必須很早就趕過去，晚上才能回來，不然連位子都沒有。"
但楊先生對胡佛研究所保存日記的認真態度高度肯定。楊先生介紹說，研究所對學者開放的是蔣介石1917年到1931年間日記的翻拍本，是從蔣介石自己手寫的原本先用35毫米膠片照相再印刷出來的，最大程度地保存了原始狀態。胡佛研究所的工作人員把原始的日記本保存在特製的密封檔案夾中，防止空氣中有害成分進一步破壞日記紙張，只有兩名工作人員掌握日記儲藏室的鑰匙，以保護這批高價值史料。
楊先生對日記的史料價值評價很高："它有助於進一步填補蔣介石研究中的空白，從多個側面和細節完整地反映蔣氏為人。"
細節非常生動
中國南京的第二歷史檔案館和台灣都保存了蔣介石日記的抄本，它們和這次胡佛研究所公佈的蔣介石日記有什麼不同?楊天石先生對三種版本詳細對比過，他說，自己一面看胡佛研究所公佈的日記原本，一面記錄下與兩岸抄本的不同之處。這次公佈的蔣氏日記是"沒有經過任何修飾的原始記錄，細節非常生動，而南京和台灣的抄本，都經過了若干文字上的修改和潤飾"。
但是，三個版本在內容上是互相一致的。"可以說，無論大陸還是台灣的蔣氏日記抄本整理者，都沒有篡改日記的基本內容。我們以前根據日記抄本對蔣氏進行的研究，還是站得住腳的，而且，大陸和台灣方面的抄本覆蓋的時間更長。"楊先生說道。
蔣氏複雜多面
多年來，台灣方面的宣傳把蔣介石稱為"千古完人"、"世界偉人"、"民族英雄"：而大陸方面在一段時期則把蔣介石描述為反共反人民的"獨夫民賊"。對這兩個極端評價，楊天石先生認為都有誇張。在他看來，日記所表現的蔣氏似乎更接近於一個能力和性格有缺陷、思想也有局限的民族主義人物。
比如這次公佈的是從19l7年至1931年的蔣氏日記，在這期間，蔣氏由一個上海灘的浪蕩青年追隨孫中山先生，辦黃埔軍校組織北伐，執行"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然後經歷"中山艦事件"到"四一二大屠殺"，國共分裂，蔣介石也由主張聯共的國民黨左派代表一變為反共的軍事獨裁者。"這期間，他受到了各種歷史事件和人物的影響，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楊先生說。
楊先生認為，儘管在實際上蔣氏受到周圍各色人物和利益集團的影響，可能制定並執行違背其初衷的政策，但蔣氏本人的思想，始終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
以"倭寇"稱呼日軍
比如，1919年的"五四運動"，當時作為國民黨左派代表人物的蔣介石，在日記中也對這一愛國運動表示熱烈支持。日記也顯示，直到蔣氏與共產黨矛盾激化之前，他對反抗外國殖民者的愛國工農運動如"省港大罷工"等，都有讚賞之意。
上世紀20年代蔣介石對蘇聯態度有一個大的轉變。1923年蔣氏訪蘇之後，對蘇聯、蘇共、共產國際的態度迥然轉變，由真心讚賞轉為懷疑、警惕和反對，這種態度越到後來越明顯。而在此期間，聯繫到當時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關係極其密切，他對中共的態度也轉為極度仇視。
1926年的"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從黃埔軍校校長、國共合作的支持者轉變成反共軍事獨裁者的轉折點，當時國共兩黨的合作派人士都極為震動。楊先生指出，"中山艦事件"很可能是"西山會議派"、"孫文主義學會"等國民黨極右派暗中策動，挑起蔣介石對中共的恐懼。
蔣介石的民族主義情緒，表現最強烈的是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前後。楊先生透露，蔣氏在日記中對日本侵略者的態度異常憤怒，並以"倭寇"稱呼日軍。"他抗戰到底、拒絕與日本和談的思想，可能在此期間首次出現。"
來源：《參考消息》2006年4月13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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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天石：從日記中認識蔣介石
作者：賀莉丹文章來源：新民周報2006-4-27
日記有兩種，一種是主要寫給別人看的，一種是主要寫給自己看的。蔣介石的日記主要是寫給自己看的。
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１日，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以下簡稱"胡佛"）正式對外公開蔣介石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３１年的日記。"蔣介石日記原本"首次公之於眾，吸引了世界各地研究蔣的學者的目光。在日記開放首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和同事張海鵬已守候在胡佛研究所，他們將在此進行為期兩個月的研究。７０歲的楊天石先生研究中華民國史和中國國民黨史已３０餘年，進行蔣介石的專題研究也已多年。最近，在史丹福大學的臨時住所，楊天石先生接受了《新民周刊》記者的電話採訪。
開放是長期磋商的結果
記者：您現在在美國的工作緊張嗎？
楊天石：現在我每天都在胡佛檔案館看蔣介石日記，看得很緊張，剛剛看了三分之一。通常是早上８點１５分進檔案館，下午４點４０分出來。
記者：我們了解到，目前胡佛檔案館要求查看日記的人"不能使用任何工具進行翻拍"，你們的工作怎樣開展？
楊天石：我們現在看的都是從縮微膠片還原的複印件，跟看原件沒有什麼區別。日記全部是毛筆寫的。日記多，又不讓複印，只能每天手抄。抄也有不同的抄法，要是一字不拉地抄下，兩個月都抄不完，所以只能把自己認為重要的東西做一些摘錄。
我希望在兩個月內儘可能多地帶些資料帶回去。除了蔣介石檔案之外，我也準備看看宋子文檔案，宋檔的價值也很高。
研究是一個長時期的過程，蔣介石日記的有價值部分我一眼就可以判斷，但從抄下到寫成文章還需要相當長的一個過程。我現在寫的文章還是幾年以前收集的資料，做學問就是要慢慢消化。
記者：目前蔣介石日記的分佈和保存情況如何？您當時得知蔣介石日記公佈這個消息時，心情怎樣？聽起來我能感覺到您是很高興的。
楊天石：上世紀８０年代，我在南京二檔館看到蔣介石日記摘抄本，後來我在台北又看到台灣"國史館"收藏的蔣介石日記摘抄本。兩者正好相互銜接，大陸是從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２６年，台灣是從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４３年。
我一共去過台灣７次，最後幾年大部分都是研究蔣介石日記摘抄本。但是，摘抄本經過摘錄，總會有所選取，有所捨棄。因此，我要研究摘抄本和原本之間的區別，有無歪曲原意等問題。原本沒有經過摘錄和改動，更加能反映真實面貌。我這次來美國，就是想看看蔣介石日記的原貌是怎樣。
對研究者來說，能發現新史料當然是一件很高興的事情，特別是蔣介石日記，我找了好多年！８０年代，我發現南京收藏的蔣介石日記摘抄本具有重要史料價值後，就很想知道原本在何處，最初我擔心這些日記會因年代久遠丟失，我到台灣後也多次打聽，台灣的學者表示，既不在"黨史館"，也不在"國史館"，而是在蔣家手上。
我曾通過不同渠道托人給蔣家打招呼，希望這批日記能好好保管。這次蔣介石日記得以開放，是胡佛研究所和蔣家長期磋商的結果。代表胡佛和蔣家協商的是馬若孟和郭岱君兩位學者；代表蔣家審讀日記的是台灣的潘邦正先生，我去年在台北見過他，還有一位是宋家的代表曹俐璇女士。審查者對個人私隱做了一些技術處理，但範圍很小，３０年以後仍會開放；其他部分，則保留未動，完全向公眾開放。
從學者研究的角度說，當然最好是什麼都公佈，但是家屬願意保留先人的某些私隱，這個要求是合理的。目前開放的是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３１年的日記，如果開放效果好，後面的開放就會加快。
去年我在台北時，曾跟蔣方智怡女士（蔣經國三子蔣孝勇之妻）談過，鼓勵她積極開放。這次到三藩市，我又跟蔣方智怡女士表示：你們做了一件很正確的事情，也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向全世界公佈蔣的日記，讓世界上具有不同立場和觀點的人自由地進行研究、評論，對於歷史科學的發展，特別是對中國近代史、現代史的研究會有很大的推動作用。所有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歷史學家都會讚賞你的舉動。
日記有很高史料價值嗎
記者：目前還有哪些學者來到胡佛研究所參與研究蔣介石日記？
楊天石：除我和張海鵬教授外，還有美國、加拿大、日本的學者，日本產經新聞一個記者受報社委託，專門研究蔣介石日記反映的中日關係問題，他昨天剛走。
還有一些記者也來，他們主要是抓新聞，往往看過兩次就不看了。他們喜歡問：有什麼發現？能解決什麼重要歷史問題？我跟他們聲明，我剛開始看，現在還無法準確地回答你們所有的問題。作為一個學者，我講每一句話都要對讀者負責。
另外還一些中國來美探親、旅遊的人，他們主要是出於好奇心，要看看蔣介石日記到底是什麼樣子，來的人還不少。
任何一個人到胡佛來，不管是不是學者，是哪個國籍，文化程度怎樣，只要憑有效證件，登記後都可以看，手續很簡單，幾分鐘就辦好了。對所有人都一律平等，這讓我印象深刻。
記者：對您而言，此次公佈的蔣介石日記具有怎樣的史料價值？會在哪些方面出現突破？
楊天石：蔣介石從開始寫日記到１９７２年，堅持了５０多年，從不間斷。這些日記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深入了解蔣介石的思想和內心世界，而且對推進中國近代史研究，會有重要作用。歷史學家當然要根據政治人物的公開言行對他做出判斷，但是，歷史學家還要了解政治人物的幕後活動和內心隱秘以及喜怒哀樂。這就要靠日記，這是日記的一個優點。
此次公佈的日記宣稱自１９１７年始，但那其實是蔣介石對他早年生活的回憶。現存蔣介石真正的日記從１９１８年開始。這以後，發生過許多和蔣介石有關的大事。第一件大事是五四運動，蔣介石對它有很高的評價。第二件大事是１９２２年陳炯明在廣州發動兵變，反對孫中山，蔣介石為此從浙江趕到廣東，登上永豐艦，跟孫中山"共患難"。第三件大事是１９２３年蔣介石作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赴蘇聯訪問。第四件大事是蔣介石東征、北伐。第五件大事是國共的合作和分裂，在這一過程中，蔣介石始終是重要人物。此外還有創辦黃埔軍校、中山艦事件、軟禁胡漢民事件、九一八事變、"寧粵分裂"等，這些，都可以從蔣介石日記中得到答案或部分答案，或為歷史學家的研究提供進一步研究的新資料。
譬如，五四運動以後，蔣介石的思想有一個向左發展的過程。他那時認為，要想改造中國，首先要消滅兩種人，一是消滅鄉村士紳，一是消滅資本家，這在當時是一種很激進的思想。
我寫過一篇《中山艦事件之謎》，被有關領導認為是"有世界水平的文章"，其原因之一，就在於我使用了保存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蔣介石日記的摘抄本。
史學家可以利用哪些材料
記者：台灣媒體近期報道說，研究兩蔣多年的台灣新科"立委"李敖日前曾爆料稱，蔣介石常用日記騙人，即使日記是真的，也不可信；珍貴史料能否還原歷史，就看史學家如何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李敖還爆料說，台灣"國史館"保留的部分兩蔣日記竟然出現缺頁，他懷疑有人偷走了兩蔣日記，打算在近日展開追查。對李敖的這些說法，您是怎麼看的？
楊天石：我已經說過了，台灣"國史館"保存的是蔣介石日記的摘抄本，並非原件，沒有"偷"的必要。李敖對蔣介石的評價可能有情緒化的成分。例如，他宣稱宋美齡和抗戰時期被羅斯福派到中國的"特使"威爾基有緋聞，寫過許多文章，其實並無其事。前些年，我寫過《關於宋美齡和美國特使威爾基的"緋聞"》，以大量的材料考證，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
以李敖的性子，他肯定要反駁我的文章！但到現在為止，李敖還沒有反駁我。
記者：有沒有人向您質疑蔣介石日記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楊天石：有。個別攻擊我的人，說我使用蔣介石日記是"蔣干盜書"。有些好心的人也提出，蔣介石日記可靠嗎？
這個問題很重要。我認為蔣介石日記比較可靠，史學家可以利用。
日記有兩種，一種是主要寫給別人看的，一種是主要寫給自己看的。蔣的日記主要是寫給自己看的。原因是，第一，蔣介石在日記里寫了好多個人私隱。早年的蔣介石有三重身份，一重身份是追隨孫中山的志士，一重身份是信仰宋明理學的道學家，第三重身份是上海洋場的浮浪子弟。他的早年生活相當荒唐好色，逛妓院等在日記里都有記載，顯然，這不是為了寫給別人看的。第二，蔣介石日記里什麼人都罵，最親密的人也罵，像戴季陶是他的好朋友，他也罵；另外，何應欽、李宗仁、胡漢民、孫科、宋子文、孔祥熙他都罵得很難聽，比如說罵孫科是"總理的不肖子孫"、是"阿鬥"，"賣黨"、"賣國"等等。他這樣一部日記，怎麼能公佈？
蔣介石寫日記有幾個目的，一是為了個人道德修養，一是為了總結從政經驗，包括總結帶兵、治兵和政治經驗等。
我用蔣介石日記不是一點警惕都沒有，比如說，蔣介石把抗戰中每一次失敗都說成是對日軍的一個很大打擊、是中國抗戰的一個很大勝利，即使南京失陷、廣州失陷、武漢失陷了，蔣介石都說從此倭寇會更困難。遇到這種地方我就有懷疑，他是不是故意把自己寫得很勇敢？因此，我在研究蔣介石時，絕對不僅僅依靠日記，而是要用大量別的材料來對照、檢驗、補充。
實事求是研究蔣介石
記者：您曾根據蔣介石日記分析解釋了"中山艦事件"等歷史謎團，在您看來，"真實"對歷史學研究意味着什麼？
楊天石：歷史研究是個長期過程，幾十年、幾百年後還會有人研究蔣介石，還會有新的發現。
我經常講，真實是歷史學的生命，歷史學之所以能存在並且對社會有用，其關鍵就在於要真實。如果歷史學不真實，歷史學也就死亡了。
記者：目前台灣的蔣介石研究情況怎樣？兩岸在這個課題上有沒有交流？
楊天石：在大陸，蔣介石研究力圖實事求是，比較多的學者對蔣介石其人有不同程度的肯定。但在台灣，蔣介石的形象卻在不斷下降，研究者也日漸減少。其原因很複雜，一是在國民黨威權時代，把蔣介石看得太高了，現在要還原；一是民進黨搞"去中國化"、"去蔣化"，前一段時間，陳水扁不是要從軍隊營房中把兩蔣銅像拆除嗎？
現在在台灣，研究"台灣史"，一個雞毛蒜皮的項目都可以拿到資助，發表以後還有獎金，工作也好找。所以台灣許多原來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都改行去研究"台灣史"了。
記者：在中國大陸，蔣介石研究現狀如何？
楊天石：蔣介石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是近代中國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參與者或決策者，和中國共產黨有過兩次合作、兩次分裂，因此，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研究蔣介石，給予科學的、全面的、準確的評價，不僅是推進、發展中國國民黨史、中華民國史、中國近現代史、台灣史、中國共產黨史研究的需要，而且也是實現民族和諧、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的需要。去年，胡錦濤同志在評價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歷史作用時說，"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着抗日戰爭中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許多海外華人聽了之後都很高興。
我認為，不只是"可以研究蔣介石"，而是要將認識提高到"應該研究蔣介石"。
記者：您在《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中說，以往的史學著作中"許多事件雲遮霧繞，許多人物面目走形，……離真相過遠"。在您看來，目前學術界對蔣介石的評判存在哪些方面的誤解？
楊天石：現在網上對蔣介石的爭論很厲害，意見截然相左。我的任務是：找尋並告訴讀者一個真實的蔣介石。
記者：目前您在蔣介石專題研究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難題是什麼？
楊天石：首先是資料。大陸的蔣介石檔案還沒有完全開放，台北有關蔣介石的資料開放得雖然比較徹底，但是數量太大，"國史館"收藏的"蔣中正總統檔案"有３０萬件，完全不讓複印，要靠手抄。胡佛的蔣介石日記雖然開放了，但是，也要靠手抄，離全部開放更有相當長的路要走。當然，學術研究的環境也需要進一步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