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 一個被掩蓋了的文革周恩來形像＊阿波羅新聞網

宋永毅: 一個被掩蓋了的文革周恩來形像 (VOA 新聞版)

文革開始以後，周恩來眼看着身邊一個個老戰友、老同事和老部下被毛澤東或者打入冷宮，或者打倒，甚至迫害至死，不禁有唇亡齒寒之感。他不想步劉少奇、林彪等人的後塵被毛澤東打倒，因此費了極大的心思保住自己的「晚節」，乃至在身患絕症、彌留人世之際還念念不忘。

*忠君到死*

1975年6月16日，已經動了三次大手術的周恩來在病榻上給毛澤東寫了最後一封信。他寫道：「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覆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願寫出一個像樣的意見總結出來。」

周恩來從來沒有寫出這樣一份總結。這對他來說也許是有利的。否則，即使以當今中國政治價值觀念來判斷，周恩來在文革中「保持晚節」的所作所為也很難和他「人民好總理」的形像相一致。

*文革前期干將*

周恩來同文革派關係十分密切。1966年，毛澤東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組指導文革。周恩來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提議陳伯達擔任組長，提議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擔任第一副組長。江青在文革中發跡，後來成為中共政治局委員，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文革專家宋永毅說：「周恩來從文革66年開始，一直到林彪事件之前，他一直是文革派的一員。只不過他不是文革中間的新貴。他也不是文革派中間的嫡系。中央文革碰頭會誰主持呀？周恩來主持。所有這些決議都是他批准出來的。周恩來當然是文革派。」

*吹捧江青*

在整個文革過程中，尤其是在文革初期，周恩來曾經大力推崇江青。例如在1968年3月27日北京的一次十萬人大會上，周恩來就主動介紹了「江青同志的戰鬥生平」。他說江青當年寫過「戰鬥的文章」，「紅文章」，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勤奮的學生」，對同志「能熱情認真地幫助」，對敵人「敢於把他們端出來」。他還在大會上兩次帶頭高呼「誓死保衛江青同志！」

1969年中共九大時，周恩來親自提名江青擔任中共政治局委員。而在此之前，江青連中共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到了1973年的中共十大，周恩來甚至提名江青擔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只是這一次毛澤東給擋了下來。

*推崇林彪*

周恩來對文革中的另一個風頭人物林彪也不遺餘力地推崇。1966年8月，中共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周恩來對毛澤東提攜林彪的想法心領神會，積極推薦林彪成為黨內排名第二的領導人。為了突出林彪的副統帥和接班人地位，周恩來主動提出不再提及自己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頭銜，從而也避免提及其他幾位副主席的頭銜，使林彪成為唯一的副主席。

為此，周恩來曾經在文革初期多次公開自豪地提及這件事，說林彪「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緊的，我推薦他為副統帥」。

中共九大時的宣傳畫 1969
在1969年召開的中共九大上，毛澤東有意讓周恩來也擔任副主席，周恩來一口謝絕，為的是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這時，周恩來對林彪的吹捧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1969年4月14日，周恩來在全體大會上說：

「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扞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我們還為有了眾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他還公開篡改朱德和毛澤東在井崗山會合的歷史，把中共南昌暴動中只是一個基層軍官的林彪說成是率領部隊和毛澤東會師的領導人。他說：「林彪同志南昌起義失敗後，帶領部隊上井岡山，一直在毛主席身邊戰鬥。所以我說南昌起義的光榮代表應該是林彪同志。」

文革專家宋永毅說：「周恩來和林彪的關係好過他和毛澤東的關係。汪東興在林彪家裏面抄出很多周恩來送給林彪的，包括他們一起拍的好多照片、送給林彪的東西。陳光，就是邱會作的兒子，寫的那個廬山會議講到，說林彪一再關照他下面的五大金剛，要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中間和周恩來合作。這是特地關照多次的，說周恩來就代表我。即便是廬山會議以後，周恩來還一直想要保住林彪。他好幾次讓林彪做一個檢查什麼的。

*惡毛之所惡打毛之欲打*

在吹捧文革派的同時，周恩來對毛澤東要打倒的人則是毫不留情。1965年底到1966年5月期間，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成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級官員。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決定堅決支持，而且親自組建了文革文件起草小組，起草開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周恩來還在國務院系統的國家對外文委、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科委親自抓了文革試點，把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張彥、韓光和張勁夫統統打入「反黨集團」。在其它一些機構，包括在一些省級領導機構，周恩來則是有選擇性地打「走資派」，把自己的親信保下來。

1966年5月21日，就在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五天以後，周恩來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近萬字的發言，第一次提出了「晚節不忠，一筆勾銷」的說法，證明毛澤東打倒老官員的行動有理。

周恩來不惜以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為反面教材，說「瞿秋白就是一個叛徒」。原因是「他臨死時寫了一篇《多餘的話》……意思是我不應該參加政治活動……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

結果，周的講話傳出去之後，瞿秋白的墳墓立刻被砸毀，紅衛兵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破壞墳墓的高潮。

*批評朱德*

朱德曾經是和毛澤東一起被中國人喊過「萬歲」的中國領導人。1966年5月18日，中共政治局在毛澤東的授意下開會批評朱德，原因是他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

周恩來在發言時指責朱德多次犯過路線錯誤，「反對毛主席」。還教訓朱德說：「毛主席說過，你就是跑龍套，可是你到處亂說話。你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保毛之欲保*

周恩來在文革中保護大批官員的事跡常常被人稱頌。這其中包含着周恩來待人溫和，與人為善的一面。與當時江青等人相比較，周恩來應該算是一個好人了。但是，周恩來唯毛澤東的馬首是瞻。毛澤東要打倒的，他不會保護，而且還會落井下石，助紂為虐；毛澤東要保的，或者要手下留情的，周恩來便會積極保護。

*緊跟毛之反覆*

周恩來是元帥賀龍的入黨介紹人，兩個人關係密切。中共南昌暴動中，周恩來是最高領導人，賀龍則是暴動的總指揮。他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20軍就是暴動部隊的主力。文革之初，賀龍落難，周恩來有心要保，而且在家中收留了賀龍夫婦。

但是在毛澤東決定打倒賀龍以後，周恩來則是堅決執行。葉群在文革碰頭會上提出專案審查賀龍。周恩來表示附議。周恩來後來還親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賀龍宣佈對他進行審查。他還在逮捕賀龍的逮捕令上寫下數百字的批語，大罵了賀龍一通。

在毛澤東轉變態度之後，周恩來會及時轉向。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表示：「看來賀龍的案子假了。」周恩來馬上派人把賀龍的遺孀薛明從貴州接回北京。1975年6月9日，周恩來抱病出席賀龍骨灰安放儀式，親自致悼詞，先後向賀龍遺像鞠躬7次，並且哭着向薛明道歉說「沒有保護好」賀龍。

文革初期，中國軍隊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被打倒。周恩來明知這是一場冤案，但當年不僅沒有替楊成武講話，反而落井下石。

林彪倒台之後，毛澤東表示楊成武的案子可能錯了。周恩來便開始保護楊成武夫婦的安全。楊成武后來回憶說，周恩來在1974年7月31日曾經向他道歉說：「成武啊，在林彪誣陷你的會上，為了尊重主席的決定，我也說過違心的話，說了錯誤的話，我向你道歉。」

周恩來對「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兩位首要人物的態度也能說明這一點。

*迫害劉少奇*

文革中聲討劉少奇和陶鑄大會
對於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毛澤東意欲置於死地而後快。《》雜誌主編陳奎德說：「周恩來當然在路線上是比較同情劉少奇的。但是到了文革發動的時候，他選邊站。他比劉更早地知道毛的意圖。周在政治上是一個非常清楚的一個人。他後來選擇站在毛這一邊。」

周恩來作為「劉少奇專案審查小組」組長，不惜和江青一道陷害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特務、大工賊、大漢奸……是一個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而且在關於劉少奇被捕叛變的罪證材料傳閱件上提到要「保持晚節」，吹捧江青。

他寫道：「毛澤東思想的傳播，毛主席聲音的傳達，毛主席指示的執行，這是考驗我們夠不夠做一個共產黨員，能不能保持革命晚節的尺度。在這一點上，我們要向你(指江青)學習！我更要向你學習！」

江青隨後在上邊批示道：「向恩來同志學習！共勉勵，保晚節！」

1969年10月，周恩來親自負責將中國高級官員送往外地「戰備疏散」。周恩來把劉少奇交給汪東興手下的人去處理。儘管周恩來時時刻刻都了解劉少奇悲慘的境遇，但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曾經對劉少奇施以援手。結果劉少奇沒過一個月就在河南省開封市被迫害至死。周恩來也從來沒有對劉少奇之死表示過任何歉意。

已故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也承認周恩來「講過一些違心的話，做過一些違心的事，甚至說過錯話，辦過錯事」。

據說，鄧小平在1980年3月20日也表示：「在劉少奇問題上，在彭德懷、賀龍、陶鑄等人的問題，周恩來也是有過失的。」

*照顧鄧小平*

鄧小平夫婦1972年在江西
但是被送往江西的鄧小平卻有着不同的命運。記者問文革專家宋永毅：

記者：周恩來對鄧小平有沒有不滿？

宋：周恩來對鄧小平的不滿，文革初期是顯而易見的了。周恩來發表了大量罵劉少奇的言論，大量罵鄧小平的言論。

但是由於毛澤東明確指示要與劉少奇區別對待，周恩來便親自打電話給江西黨政領導人，親自過問對鄧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還對江西省領導人說，鄧小平下去「是到農村鍛煉」。

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考慮讓鄧小平復出，周恩來馬上宣佈解除對鄧小平的「監督勞動」。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又借着毛澤東肯定鄧小平功績的機會，要毛澤東的親信紀登奎和汪東興寫信提議恢復鄧小平的工作，再拿着這封信去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欣然應允，鄧小平因此復出。

*奉旨解放官員*

實際上，文革後期大批老官員被「解放」，最早也是因為毛澤東提議的。毛有一次問道：「怎麼打倒了那麼多幹部？我也無意把他們都打倒嘛！」周恩來順勢「落實幹部政策」，解放了數以百計的高級官員。

正如周恩來自己在文革初期所說：「主席領導我們，要我們做的，沒有別的話好講。我保了多少人，劉少奇、鄧小平、王光美……但我還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

*犧牲乾女兒、弟弟、衛士長*

為了顯示自己對文革的絕對支持，周恩來甚至不惜犧牲自己身邊關係最密切的人。

曾經擔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的阮銘1994年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在查證『四人幫』的罪行中，發現那些文革中慘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幾乎都是周恩來的簽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乾女兒孫維世。」

1968年，在江青的逼迫下，周恩來簽字批准逮捕孫維世。幾個月後，孫維世慘死在監獄裏。

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跟隨周恩來幾十年，忠心耿耿。1968年3月無意之中得罪了江青。江青要逮捕成元功。鄧穎超代表周恩來告訴汪東興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說明我們沒有私心。」於是成元功被送進江西的「五七幹校」，一去就是將近八年。

周恩來還在1968年親自批准逮捕了自己的弟弟周同宇(原名：周恩壽)。儘管文革後透露的情況顯示周恩來當時也是擔心弟弟被紅衛兵迫害，因此讓北京衛戍區逮捕了周同宇，「保護」起來。但是周同宇畢竟被關進監獄7年，「不能看報紙，不能聽廣播」，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釋放。

*鼓勵紅衛兵行兇*

周恩來在文革初期還曾經鼓勵紅衛兵的「打、砸、搶」。1966年8月，北京市紅衛兵到一個小業主李文波家裏抄家，並且毆打他和他的妻子劉文秀，不准劉文秀上廁所。李文波拿起菜刀反抗，結果當場被紅衛兵活活打死。警察逮捕了劉文秀。紅衛兵準備召開十萬人大會聲討李文波，並且在大會上當場打死劉文秀。

周恩來得知消息以後沒有同意，而是下令法院在李文波死後還判處他死刑，而且判處根本沒有動手的劉文秀死刑，把她槍斃了。周恩來說這樣做是為了保護紅衛兵，實際上是利用司法機構為紅衛兵兇手脫罪，「合法地」濫殺無辜，後果是，北京市被紅衛兵打死的人隨即急劇增加。

*曾為毛上級捧出毛澤東*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國共第一次內戰期間，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曾經遠遠高於毛澤東。即使是中共所說的確立毛澤東在黨內領導地位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也只是在周恩來的全力推薦下當選為中共政治局常委，而會議決定「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後來又成立了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周恩來是組長，毛澤東和王稼祥是組員，周仍然是毛的上司。但是周恩來此後逐漸將毛澤東推到前邊，自己則甘當副手。紅軍到達陝北以後，周恩來主動把軍委主席一職讓給毛澤東，毛澤東才開始名正言順地成為中共軍隊的最高領導人。

如果說「遵義會議」是毛澤東命運的轉折點，那麼周恩來就是推動毛澤東命運轉折的主要推手。毛澤東自己也曾經說過：「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

據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曾經有意讓周恩來擔任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周恩來卻認為自己不適合做一把手。楊尚昆曾經回憶說：「記得解放戰爭後期，恩來同志在一次談話中說道：『我不能做一把手，只能作為正確路線領導下的好助手。』」

而周恩來眼中的「正確路線」就是毛澤東的路線。他輔佐毛澤東幾十年，沒有說過毛澤東一個「不」字，也沒有對毛澤東發動的文革說過一個「不」字。

*拒抓四人幫*

在周恩來最後的日子裏，每天都到醫院看望周恩來的葉劍英曾經和他進行過最後一次談話。周恩來的警衛人員回憶說，當時葉劍英讓警衛和護理人員全部退出。葉劍英事後還讓工作人員隨時記錄周恩來可能講出來的想法和對中央某些人的看法。結果周恩來一個字也沒有講。

葉劍英和周恩來究竟說了些什麼，我們無從得知。不過葉劍英後來曾經說，當時黨內有很多人來找他，提出要採取行動抓四人幫。葉劍英試探過周恩來的口氣，周恩來說還是要相信毛主席，要聽主席的話。葉劍英說，周恩來不願意談論這個話題。

*愚忠還是演戲？*

據《走下聖壇的周恩來》一書記述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直到距離離開人世只有幾天的1976年1月2日，彌留之際的周恩來還讓工作人員給他讀毛澤東新發表的兩首詩，而且臉上露出了最後一次微笑，輕輕地說：「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

這到底是周恩來的內心感觸，還是為了「保持晚節」而做的表演，我們無從得知。不過，以周恩來對毛澤東鬥爭哲學和鬥爭手段的深刻了解，如果上述表現是發自內心的，說明他對毛的愚忠到了何種程度；而如果是表演，這種到臨終還不得不做的表演更顯示了中共政治的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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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 一個被掩蓋了的文革周恩來形像 (學術版)

不時聽到有人抱怨目下眾多的"紀實文學"曲解了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真實。其實，只要稍加留意，文革史的讀者們已不難分辨出它們中的文學性與歷史的真實性之間的區別。事實上，這些紀實文學的作家們也並不諱言他們的文學虛構。在我看來，更大的曲解來自某些貌似非常"歷史"而實際上悄悄地剪裁併掩蓋了歷史真實的"歷史著作"。如果不做深入的本文比較，即便是細心的讀者也難以一眼洞見底蘊。尤其當這些著作以年譜、傳記、文獻、記錄影片等歷史的記載體（其實是某種 "剪裁體"）形式出現，並伴隨着多卷本（集）的長度，準確的年月日，浩繁的引證，瑣碎的細節和清晰的圖片時，要剔精抉微地燭其真偽，確非易事。在去年中國大陸的"周恩來熱"中湧現的由中共最權威的黨史研究機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周恩來年譜》（三卷本，下稱《年譜》），《周恩來傳》（四卷本，下稱《傳》）以及十二集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周恩來》（１），卻不幸正是這樣一種以剪裁歷史見長的"歷史著作"。尤其是它們精心地剪裁出了一個文革狂瀾中" 中流砥柱"的周恩來的形象（２）。

剪裁者，有意去存取捨也。它不是完全的憑空偽造，所依的也可說是歷史事實的一部分。只是這些部分事實來自編撰者對歷史整體的一番或許是言不由衷、用心良苦的加工與拼湊。與偽造者對讀者的期待一樣，剪裁者也是為了掩蓋歷史的真實，誤導讀者得出與史實完全相反的結論。大約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國讀者不會再輕易地相信"毛林會師井岡山"之類的空穴來風式的神話，而編撰者認為自己只是剪裁歷史而不是偽造歷史又可以減輕撒謊的心理重負，因而這一方法在上述作品中可謂一脈流貫。這裏先舉一例，借一斑以窺全豹。在上述三種傳記中，都提到了周恩來反對毛澤東關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的事："國慶節這天……林彪發表講話時，卻公開把矛頭指向劉少奇和鄧小平，宣稱'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要求紅衛兵小將們敢於鬥爭，前赴後繼地把這場運動深入下去。對'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周恩來有不同看法，他曾當面向毛澤東表示了自己的意見。他擔心的是，這個提法將導致更多的領導幹部受到衝擊"（３）。這一故事還被幾乎所有大陸有關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書籍作為"周總理與毛主席對國內形勢的估計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例證（４）。這裏，姑且不論關於林彪講話中提出"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有誤，因為林的原話是"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５），兩者不可同日而語。更重要的是，有關周恩來反對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事，編撰者捨去了極為重要的結尾。關於這一史實的來源，《傳》原注為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的回憶。然而，王力的完整回憶卻是：

周總理看到《紅旗》社論後曾對王力說："黨內路線問題只有'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提法，怎麼用了'資產階級'，還'反動'呢？我要去問主席。"　問了以後，周總理告訴王力說："主席同我用英文講了'反革命路線'，'反對革命路線'，'反動路線'這三個詞的區別。我對主席說'我懂了'"（６）。

從上面的回憶中可以看到，周恩來所注目的主要是一個文字性的提法問題，他從來就沒有向毛當面表示過這"將導致更多的領導幹部受到衝擊"的不同意見。更耐人尋味的是，他當時以一個小學生的姿態去問了毛後，馬上表態說："我懂了" --這不僅清楚地表明他已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對毛個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線的支持。這裏那有什麼"根本分歧"的蹤影？有的只是周恩來對毛"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的忠心。而當編撰者取前因舍後果地剪裁了歷史後，一段原本說明周在毛面前無原則地卑膝效忠的史實，竟成了周與毛當面鬥爭的業績。而在這種黑色幽默式的顛倒剪裁中，歷史的整體性和真實性自然被破壞殆盡了。

◇　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要完整地評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現，恐怕要從文革的發動談起。毛無疑是文革的發動者，但毛絕無可能獨立寒秋地呼喚出漫天狂飆。從１９６５年底的批《海瑞罷官》，進而１９６６年５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揭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和發出" 五·一六通知"，到８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和公佈"十六條"，是文革呼風喚雨的發動期。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周在這一時期中是毛的支持者？反對者？抑或中立者？而正在這一問題上，上述三本史著或諱莫如深，或大砍大舍重要的史實。首先，周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寫作批判《海瑞罷官》，但他一旦明白毛的意圖，立刻積極支持。在中共近年來內部發行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公佈了一個"五· 一六通知"的"原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在這一"大事記"中，有整整幾段讚揚周站在毛的路線一邊，與彭真作了堅決的鬥爭。例如，"（１９６５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周恩來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會堂西大廳開會，討論北京報紙轉載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問題……"又如，"（１９６６）四月二日周恩來同志報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是錯誤的，準備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毛主席的指示"；再如，"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鄧小平同志主持書記處會議，周恩來同志參加。先由康生同志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最後，周恩來同志和鄧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錯誤路線，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對立的，是反對毛主席的。這個會議決定：（一）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五人小組匯報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７）。如果考慮到"五·一六通知"作為文革綱領性的文件通篇由毛親自修改定稿，那麼周毫無疑問是毛心中的忠臣與親信。而在三百萬字之巨的《年譜》中，上述史實或被完全捨去，或刪去周最關鍵的堅決反彭真的政治錯失。例如，１９６６年４月２日周向毛表示支持一事，在《年譜》中竟變成了"４月２日在河北邯鄲同省，地領導座談，聽取關於打井抗旱工作的匯報……"（８）這種以周的工作職責--抓生產的流水帳來掩蓋他重大政治錯誤和過失的方法，也是貫穿上述三部史著的一種一箭雙鵰的誤導手法。一來它可以遮醜，二來又突出了"人民的好總理"念念不忘民生的親情。

根據最近在海外出版的陳伯達回憶錄《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是周恩來幫毛一手組建了中央文革小組（９）。第一，陳的組長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薦的。第二，還是周恩來，提議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依據最新披露的中共內部檔案："周恩來同志在政治局會議上，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名單討論時，提議：江青同志擔任副組長，第一副組長（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檔案）"（１０）。第三，又是周恩來，在中共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向全會推薦林彪為副統帥，毛的接班人。由此可見，毛髮動文革名正言順的文（中央文革），武（林彪為首的軍人集團）組織班子，都是周幫忙搭建的。周為此也頗引以為自豪，多次在文革中接見群眾講話時提到。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時值不少群眾炮打林彪和陳伯達之際，周在人大會堂接見部分來京軍事院校學生時就說過："在十一中全會上，我推薦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緊的，我推薦他為副統帥。他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用毛澤東思想教育解放軍最好。另一個是把毛澤東思想領會得最好，從理論上闡述和宣傳得最好，這就是我黨傑出的理論家陳伯達同志。他們是經過幾十年考驗的。我們要用盡一切努力消除誹謗。"（１１）關於周在建立林的副統帥地位中的作用，當年林家未過門的媳婦張寧的回憶錄中也有提及："文革初期，毛澤東數次指令林彪進京，林彪不肯進京，從哈爾濱躲到大連。毛澤東調不動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藥，聲言'活着沒意思'。周恩來窺悉毛的心思，以恩師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１２）。林彪是否真不肯進京當第二把手，還是一種待價而沽的姿態，且另當別論。但這裏關於周的作用，妙在"窺悉毛的心思"六字。毛雖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秘書和老婆升官竊國，則有臉面上的難處。周不用毛開其金口，便主動提出毛想要提而不便提的事--幫忙和"幫閒"已幫到了主人的下意識層面。

中共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４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８月８日到１５日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一直被中共官方，從而也被上述三本著作認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上述史著中雖然也猶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現，但總閃爍其詞，語焉不詳。關於周在５月２１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重要講話，《周恩來年譜》只作兩句話的記載："５月２１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三個問題：（一）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二）領導和群眾問題。（三）保持晚節問題。"（１３）究竟周在其近萬字的演說中講了一些什麼，中心議題又是什麼，中共的史學家們在刻意迴避。讓我們不妨引用幾段文革中廣為流傳，並得到周首肯的這一講話。在第一個問題中，周開明宗義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即林彪５·１８關於政變問題的講話），講得很好"。然後他大批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主要問題是防止修正主義當權。彭、羅、陸、楊是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陣地，有筆桿，有槍桿，有黨權。第二是防止修正主義發生政變。第三要防止修正主義的軍事政變……對政變的危險，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中央與地方以中央為主，國內與國外以國內為主，黨內與黨外以黨內為主，上邊與下邊以上邊為主" --這便是周對文革前中國政治形勢的分析。它的側重點完全在子虛烏有的所謂" 反革命政變"上。如果我們同意中共的黨史專家們的意見："周總理與毛主席對國內形勢的估計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那麼，周和林彪的估計一樣，出於他們的某種政治需要，他們都估計得比毛更黑暗，更極左。周的講話就顯然比毛的五·一六通知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他講話的第二部分，即"領導與群眾問題"中，周積極鼓吹對毛的個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這個偉大時代的頂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才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活動，我們要更好地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不僅在中國，而且要在全世界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要謙虛謹慎，還要當仁不讓"。在第三部分"保持晚節問題"中，周以自己老資格的黨內高級幹部的身份，向全黨老幹部提出："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銷……"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為例說明"晚節不忠"的危險。他指責瞿為"叛徒"，提出："不因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１４）。由於周第一個在黨的政治局會議上主張對死者墓地的打砸搶，數月以後，他的講話廣為流傳，瞿、李兩人的墓地即被紅衛兵全部毀掉，文革群眾性政治暴力中對死者屍體、墓地的殘害即以此濫觴。

有關周恩來當年堅決支持毛髮動文革的責任，連前中共領導人都覺得實在難以否認。據說早在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０日，鄧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提綱後，就與部分政治局委員談到過周在文革中的 "錯誤，過失"："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薦了林彪為黨的副主席、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在起草九大黨章時，又把林彪作為既定接班人，並以法加以確立；周恩來在中共九大籌備期間，曾提名江青、葉群為政治局委員；在中共十大籌備期間又曾建議江青為政治局常委；關於設國家主席一職，也是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由林彪擔任的建議；在劉少奇問題上，在彭德懷、賀龍、陶鑄等人的問題上，周恩來也是有過失的"。胡耀邦、陳雲也認為周對文革的發動等重大問題"是有一定責任的，不能都歸於當時政治環境、氣候，否則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１５）。令人遺憾的是，所有周的錯失在這三本史著中絲毫沒有提及。縱觀這些中共的黨史專家們在上述史著中為周所作的用心良苦的掩蓋，使他們竟離這些中共前領導人的 "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都相去甚遠。

◇　和林彪、四人幫的關係

為把周恩來和林彪，"四人幫"在文革中基本同盟、也有分歧的複雜關係說成是純粹的"鬥爭"關係，並進而把這種所謂的"鬥爭"誇大為長期持久的鬥爭，即把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後的矛盾移花接木到文革初期，又導致上述三本史著用心良苦地剪裁和掩蓋歷史真實。例如，《年譜》中有這樣一條記載："（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６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對林彪提出的'頂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類言辭，我曾同毛主席談過，也同林彪交換過意見，用詞應當力求科學、準確、恰當。"（１６）如果不做細究，真會認為周早在１９６６年文革初期便與林彪倡導的個人迷信作了正面的堅決鬥爭。但只要瀏覽一下１９６６年７月前後的報刊文獻，便會明白其中必有蹊蹺--"剪裁"奧妙。首先，在中共副主席級的高幹中，文革初期吹捧毛最力的恐怕就是林、周兩人。他們所用的詞彙，語式幾乎是完全一樣的。查１９６６年５月１日的《人民日報》，便可以發現周在４月３０日"首都各界十萬人歡迎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集會上的講話"中吹捧毛說："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滅亡和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１７）５月２１日，周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鼓吹毛是"頂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才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不僅如此，周還用同樣的語彙吹捧林彪："對毛澤東思想提得最早，舉得最高，發揮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１８）直至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４日，周還在九大上繼續吹捧林彪："'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奮鬥中自然引伸出來的最正確的結論，是完全符合事實的。他得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熱烈擁護，也得到全世界廣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們不僅為着我們偉大領袖，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而感到無限幸福，我們還為有了眾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１９）在短短一百幾十字的段落中，周就用了五、六個"最"和數個"無限"，"眾所公認"，何來"科學，準確，恰當"可言？

既然基本的史實是：周是林當副統帥的最熱心的推薦人和吹捧者。那麼，中共黨史專家們杜撰的任何"鬥爭"關係便失去了歷史本身的邏輯。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在他的回憶錄中揭露過周直至１９７０年１１月（九屆二中全會後）還向林透露毛健康情況不好的機密，在林倒台後又威脅李不准告發。林彪事件後，汪東興 "派八三四一部隊搜查毛家灣林彪住宅中，搜到了許多鄧潁超、周恩來和林、葉的合照。汪親自將照片拿給鄧。鄧一再向汪表示感謝"（２０）--不難窺見，從文革開始至林彪倒台，周在林這個副統帥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種早期政治投資，他在毛、林之間也一直是"腳踩兩隻船"。直到毛、林徹底決裂，他可能估計林彪斷無勝利的希望，才幫毛毀滅了林彪。但這已經是１９７１年的事了。

周在文革中對江青等人的吹捧，有時比對林彪更甚。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７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十萬人"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誓師大會"上，周除了帶頭"敬祝我們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外，還第一次反常地在如此大規模的群眾大會上帶頭高呼："誓死保衛江青同志！"作為三十年代中共地下系統的負責人，他絕不會不知道江青作為一個三流演員在上海不光彩的歷史，但周竟把江青比作魯迅來讚揚。周說："在這裏我要提幾句江青同志的戰鬥生平，江青同志是經過戰鬥年月的。特別是三十年代她剛入黨時，就遭到國民黨、叛徒、假黨員的迫害，她在很年青時就象魯迅那樣硬骨頭，敢於向對她進行誹謗、迫害她的人進行反擊。她寫出的文章是戰鬥的文章。當時江青同志寫出的文章如果拿出來一讀是紅文章。至於反動派們為了迫害江青同志，寫了不少黑文章、黑材料，那是專門為登在台灣和香港的報紙上用的黑材料，根本不是江青同志的東西。所以，誰要是收集這些材料（就是黑幫、反動派、帝國主義者寫的誹謗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麼他也就一定是黑幫。所以我們要追究這些人。這些材料沒有什麼了不起！那都是誹謗的材料嘛！魯迅也遇到過這些嘛！何況江青同志那個時候整天做地下工作，又做藝術工作，很不容易。所以，這一點值得我們大家欽佩她。從抗日戰爭起，江青同志到延安成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勤奮的學生，在她身體不好的時候，也還在勤奮學習毛澤東思想，聽毛主席的報告，在戰爭年月里參加了解放戰爭。解放以後、劉、鄧、陶、彭、羅、陸、楊、譚震林、楊成武等這些黑幫都在迫害、反對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視他們，敢於和他們鬥爭……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嚴格要求自己。當同志有缺點錯誤時她能熱情認真的幫助。遇到壞人的時候她就敢於把他們端出來。這種精神也值得我們學習"。最後，周再一次振臂高呼："我們要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副主席！誓死保衛江青同志！"（２１）在周近三，四千字的講話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對江青連篇累牘的奉承。同樣一個講話在《年譜》中竟然變成了如下的記載："（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７日出席首都十萬軍民'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誓師大會'。會上，（周）宣讀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撤銷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職務，任命黃永勝為總參謀長，溫玉成為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決定，並就'楊、余、傅事件'發表講話。在談到'抓革命，促生產'問題時，提出：今天在場的大多數是工人同志，你們的責任是很大的，不僅要把革命搞好，還要在革命原則的基礎上聯合好，要搞好生產，不能缺勤，不能曠工。"（２２）不錯，周在他講話結束時捎帶用百來字照讀〈元旦社論〉，提了一提"抓革命，促生產"，但這和他對江青的吹捧的篇幅，以及他整個演說的鮮明的政治主題相比，真可謂是"樹木"和"森林"之差。而編撰者卻有意一葉障目，誤導讀者，已到了太令人失望的程度。

就整體而言，文革中周與四人幫及其前身"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基本是融洽的。１９６７至１９６８年全國有"首都紅衛兵５·１６兵團"等好幾個反周的群眾組織，但都首先為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鎮壓下去。儘管文革中江青時時以" 女主人"自居，對周這位"老管家"常有不敬之處，但她卻多次告誡她的嫡系（如清華井岡山）："反我們的總理……就是指向中央。"（２３）周自己在文革中也多次說過：有人"想動搖中央，挑撥我和中央文革的關係，這是不會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辦公的，今晚我們又在一起。"（２４）說穿了，"四人幫"其實是"五人幫"，這已是公開的秘密。周既然知道毛是實際上的幫主。以他的愚忠和圓滑，怎麼可能公開與毛去公開"鬥爭"呢？文革後期，尤其是林彪事件後，中共黨內各派系都竭力填補林彪軍人集團留下的權力真空。但結果是周和他的部屬占據了絕大多數的位置，周也第一次成為中共的第二把手。由於毛對他的"接班人" 的天生疑忌，又由於"四人幫"想要奪取更多的權力，他們之間的矛盾和磨擦才逐漸增加。儘管如此，周毛之間的聯盟仍然是主要的。如果不承認事物的發展有其階段性，或借用中共的話語系統來說：周總理對林彪，四人幫也有一個正常的認識過程。而一味拔苗助長，移花接木，恐怕只會鬧出歷史的笑話來。

◇　在群眾運動中

在《傳》、《年譜》等書中，中共的黨史專家們也開始引用周當年在群眾運動中的講話記錄，可見這些原始記錄無論是哪個群眾組織作的，都有很大的可信度，因為這是當時人們極度尊敬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主要成員的講話。可是，上述著作對這些材料的引用大都砍頭去尾，顛倒主次。例如，清華大學的文革之火，是周受毛的委託，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２２日兩次去發表近萬人大會的演講煽動起來的。周在兩次講演中都開宗明義地說："我上次說，我是來煽風點火的，煽社會主義之風，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火。你們已經把火點起來了，就應該由你們自己來解決你們自己的問題。我相信這個火也很快在全國都會點起來。"自然，周在公開點名蔣南翔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２５），批判了工作組的錯誤，並為蒯大富平反後，作為一個中央領導人，必然會講一點"黨的政策"：諸如"工作組的絕大多數同志是好的"，"派工作組的責任應該歸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責任全推到各個學校的工作組"之類（２６）。但上述史著只輯錄周這方面的寥寥數言，而置他絕大多數的"煽風點火"的言論於不顧，甚至造成了一種周去清華是為了保工作組的印象。試問：八月初的清華還牢牢控制在工作組手中，周如不是去煽風點火（如他自己所說的"解放"清華），他又有什麼必要去清華保工作組呢？

《傳》和《年譜》等書的另一個不吝筆墨之處，是描繪周如何在群眾運動的狂瀾中講政策，竭力保護老幹部和國家知名人士。然而，連編撰者也不得不承認，周的保護絕大多數是執行毛的指示而已。連周自己都在文革中一再表白："主席領導我們，要我們做的，沒有別的話好講。我保了多少人，劉少奇，鄧小平，王光美… …我還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２７）另一方面，周對於一般群眾所受的迫害，尤其是在北京紅色恐怖的"紅八月"中所受的老紅衛兵、西城糾察隊（西糾）的殘害又鮮有同情之心。這裏是一個當年僅１６歲的中學生對"紅八月"源起的回憶："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工人體育場批鬥小流氓的１０萬人大會，我們學校的"紅紅紅"是召集人之一，因為他們組織的一個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會上他們把小流氓打得極慘，可當時在坐的中央首長包括周總理等沒一個人制止，由此開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風。"（２８）周作為這些老紅衛兵、尤其是西糾的"顧問" ，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正是因為周和其他所有中共領導人一樣，從不當面有力地制止他們殘害群眾，只是事後才馬後炮式地說幾句，才造成了短短一個多月內北京地區１，７７２人被活活打死，３３，６９５戶被抄家，８５，１９８人被驅逐出京的大慘劇。（２９）

關於周對老幹部的保護，恐怕也要作具體分析。除了上面所說他對毛堅決要保的幹部也表現出異常的勇敢外（如陳毅），一旦毛改變主意，他卻會做出種種落石下井式的舉動。劉少奇可為文革受整的最大的老幹部。當毛對劉尚未下徹底打倒的決心，反對將劉的問題公開化，並對劉的檢查有所好評時，周也就順水推舟地為劉改檢查，在接見群眾時反對把劉的問題公開化。一旦知道毛下了決心，周便在公開場合大肆批劉，並出任"劉少奇專案審查小組"組長一職。據有關海外學者調查，周不僅完全同意定劉為"叛徒，內奸，工賊"，甚至在有關文件中批示："此人該殺"（３０）。連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負責人，《傳》的主編金沖及先生最近都在公開的講演中承認確有此事，但他又暗示，這屬於"雞毛蒜皮的事"（３１），因而無論《傳》和《年譜》都毫不提及。另一個值得一提的"雞毛蒜皮的事"是賀龍。周一旦知道毛從"保"變為"倒"賀龍後，立刻在對賀的逮捕令上"寫了數百字的批語，……把賀龍罵得狗血淋頭，沒說一句好話"（３２）

對於中下層幹部，周在群眾運動中保得更少。文革初期，周曾經親自在國務院系統抓了三個試點：國家對外文委，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科委。其結果是這三個單位的負責人被他一手打成了"張彥反黨集團"，"韓光反黨集團"和"張勁夫反黨集團"。周在萬人大會上斷言："他們不單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又是一個陰謀集團，當然各有各的系統，但是總之性質相同"（３３）。１９６６年９月，周恩來在他主持起草的一個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把所有幹部都放到火里燒一燒"，此文後被毛壓下未發。（３４）對一個單位中有他親疏兩系幹部的，周常常不惜主動拋出"疏者"以保"親者"。在國家僑委的兩個主要負責人廖承志和方方中，廖是周的親信而方則不是。周為了保廖，便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近萬人的"奪取僑務界文化大革命新勝利誓師大會"上公開煽動打方，並作了如下異乎尋常的發言： "我同意你們提出的要打倒中僑委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們挖掘出來的這個代表人物很對，是誰？是方方。我現在供給你們一份材料：在去年文化大革命當中，已經有人揭發，方方與香港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商訂的大量寄去我們國內的所謂風景片子，實際上是照了我們許多的地面和建築物，簡直是把我們山河出賣給外國的反動派"（３５）。今天再看這樣的發言，真會感到已不是什麼"上綱上線"，而跡近"天方夜譚"。因為以周貴為一國總理之尊，竟然會把風景片和間諜活動混為一談！自然，這種周歷史上"雞毛蒜皮的事"，無論《年譜》還是《傳》都是決不會提及的。

記得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八十年代在為周文革中種種錯失所作的辯解時還有過如下幾乎全中國家喻戶曉的評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周）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３６）。且不論周當年犯下這些錯失時是否"違心"；也不論鄧有沒有資格代表"人民"說這些事可以用"原諒"兩個字輕輕一筆帶過；至少鄧還承認這些事是"好多"且不光彩。而在九十年代大陸"周恩來熱"中出版的《傳》，《年譜》等數百部著作中，讀者絕對看不到這個"好多"，看到的只是一個經過編撰者精心剪裁過的文革中" 正確路線代表"的周恩來形象，一個所謂"力挽狂瀾""中流砥柱"的新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