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聯招聘的一項針對職場白領的調查顯示，超過三成的職場白領周末選擇在家睡大覺，六成職場白領周末平均花費在200元以下。（《北京晨報》7月29日）
    
     原因呢？竊以為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副教授唐昊的話切中了肯綮。現在的房價持續升高，迫使白領們透支了以後幾十年的打工收入。本來，用這些收入他們可以再教育、投資、創業進而尋求進一步上升的路徑。可惜，他們被透支了發展的路徑和可能性。按照唐昊先生的見解，中國社會這二十幾年培養起來的潛在的中產階級的發展權被剝奪了。在如此的經濟壓力和權利剝奪之下，他們哪裏還有多少錢可供周末瀟灑地消費？而這傷害的不僅是白領階層的生活，還導致了時常被掛在很多人嘴邊的「內需不足」。
    
    白領們被房價「捕獲」的困境讓筆者想起了日本學者三浦展在《下流社會》中的描述：隨着日本社會的個人所得、學歷、生活需求等差距越來越大，日本社會的中產階級正出現「上流」與「下流」的兩極分化。而且，躋身「上流」的鳳毛麟角，淪入「下流」的卻源源不斷。因此三浦展認為日本社會正在「下流化」而成為「下流社會」。
    
    中國社會何嘗不是？只不過，日本是在形成了穩定的「中流社會」之後，出現了「下流化」的趨勢，而中國，從白領階層這個潛在的中產階級發展權被剝奪的情況看，尚未形成「中流社會」就開始「下流化」了。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曉虹主持的一項調查顯示，北京、上海、廣州、南京、武漢五大城市中，中產階級或中產階層的百分比為11.9％。統戰部副部長陳喜慶也曾稱我國新階層大約有5000萬人，主要由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知識分子構成，加上相關行業的從業人員，總人數在1．5億左右。雖然這兩個結果都備受質疑，有人認為中國並沒有那麼多的中產階層，但是即便果真有那麼多中產階層，與日本一億人口左右的「新中間層」所佔的人口比例依然相差甚遠，中國遠沒有形成一個「中流社會」。
    
    不僅如此，與日本彌補分化鴻溝的努力相比，我們在阻止「下流化」趨勢上顯得無所作為。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收入再分配調查」，雖然基尼係數一度上升到0．498，但是經過稅收調節和社會保障再分配之後，日本的基尼係數為0．322。而中國呢？中國的基尼係數早在2000年就衝破了0.4的國際警戒線。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再分配調節明顯乏力，甚至，中國的稅收政策被形容為「劫貧濟富」，而不成熟的社會保障體系則僅局限於城市。顯然，中國的兩極分化趨勢更加嚴重，調和因素不僅失靈，還背道而馳。看來，白領們只好「下流化」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