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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綜述:經濟危機使溫家寶陷政治困局

明報:中國經濟四大隱患突現,溫家寶急召高官商討

英國《金融時報》:中國食品安全關乎社會穩定

孫立平:生存生態惡化背景下的底層淪陷 

 

中國經濟四大隱患突現,溫家寶急召高官商討

明報



北京消息透露,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對最近的經濟形勢憂心忡忡,上周五(6日)召見國家發改委常務副主任陳德銘等多名官員,商討豬肉加價、水源污染、樓價暴漲和外國屢指中國產品不合格而抵制等4個問題。消息稱,上述4種情形反映了中國目前經濟形勢的核心問題,將是國務院近期覑力解決的重點。消息亦稱,近期中央或會有更嚴厲的環保政策出台,以遏制污染惡化的趨勢。

與此同時,有關內地經濟是否趨於過熱的問題,在內地學術界甚至政府部門之間都出現分歧的看法。國家統計局上周二(3日)在其網站刊登署名文章指出,本輪食品加價不會在中國形成較大的通脹壓力。作為世界糧食市場的一部分,中國食品價格不會繼續呈現較大幅上漲。

發改委料通脹超過3%

而隸屬國家發改委的國家信息中心的最新經濟展望報告則指出,「中國經濟由偏快轉向過熱的趨勢更加明顯」,並提出了加息和取消利息稅的建議。國家發改委價格司負責人昨天預計,今年上半年消費物價指數(CPI)總水平升幅將達到3%,全年升幅可能高於3%。


20%減排承諾被指欠論證

內地消息稱,目前官場對國務院不滿的聲音日益高漲,認為本屆政府任期內對壓抑樓價、治理污染的辦法不多,更由於措施推行不力,導致宏觀調控失靈、物價上漲、股市大幅震?等連串問題。此外,也有意見認為,商務部等部門在對外交涉中進退失據,才造成中國產品出口四面受敵的情_G。還有人認為對外作出的「十一五」(第11個五年規劃,2006至2010年)期間減少排放廢氣20%的承諾,是未經深入論證,令環保總局和外交部的工作陷入被動。

或出台更嚴厲環保政策

這些不滿聲音引起中南海高層的關注,這也是溫家寶對近期經濟形勢憂心忡忡的主要原因。近期可預期的是,國務院對各地「兩高」(高能耗、高污染)企業的普查已經結束,不排除近期將有更嚴厲的環保政策推出。

不過,消息亦稱,對目前的宏觀經濟問題,經濟學界都束手無策,認為政策選擇十分有限,因為政府已經錯過了去年第4季的最佳出手時機。

對於溫家寶總理關注的四大問題,內地多數經濟專家認為,中央不會採取急煞車方式來解決,但這些問題短期內也不會輕易消失。

經濟結構不合理

中國發展戰略研究會的何學彥博士對本報說,豬肉加價主要是農民因為利潤少而不願養豬,由此帶來牽引效應和攀比效應。樓價暴漲一是供需結構錯位,二是投機炒作猖獗。樓價升不是供應不足,而是廉價樓太少、豪宅過多,另外,溫州、山西等地炒樓團等也推高樓價。

對於近月來外國頻頻指中國產品有問題,何學彥說,由於中國現在主要出口的是價格低、附加值低、勞動成本低和科技含量低的「四低」產品,這些產品自然引來惡性競爭,很易被人「妖魔化」。此外,中國企業亦生產「兩高」產品,即高污染、高能耗,這些產品肯定會污染環境、危害江河水質。他認為,中國經濟核心問題是結構不合理,雖然經濟運行不會失控,但調整結構的難度相當大。

調控經濟手段滯後

中國區域經濟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魏全寧則指出,當今經濟發展顯現的諸多問題,反映出中央調控經濟的手段不足,一是滯後性,往往是病入膏肓才出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二是政策落實上經常發生地方同中央博弈的現象,這令調控力度大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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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食品安全關乎社會穩定
 
作者:傑夫•代爾  
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發表日期: 2007-7-10  
 
   
 
 
中國食品監管部門一位高級官員日前警告稱,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可能導致疾病,並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SFDA)食品安全協調司司長孫咸澤承認,美國國內有關中國食品安全的大量恐慌情緒,對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信譽構成了威脅。

「特別是農村食品安全形勢不容樂觀。食品安全隱患將逐步凸現,食品中危害物質導致的慢性病和遺傳性疾病可能逐漸發生,」孫咸澤以異常直率的口吻表示。中國媒體報道了他的講話。

「食品安全事故或事件個案的發生,不但影響整個(食品)產業的健康發展,還可能影響地方經濟和社會穩定,」他表示。

他的講話等於承認中國食品安全體系中存在重大薄弱環節,使消費者面臨危險,這在中國官方的表態中十分罕見。

孫咸澤警告稱,最近發生的一系列原產於中國的出口產品或原料召回事件,可能對中國食品行業產生持續的影響。

「我國正處於食品安全風險高發期,」他表示,「食品安全問題導致我國農產品、食品國際貿易屢次受阻,損害了出口信譽和國家形象。」他承認,恢復中國出口產品的聲譽對中共政府而言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儘管中國近年來出現了一系列藥品和食品質量方面的醜聞,但在中國寵物食品在美國被發現含有有毒化學物質後,該問題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自那以後,中國在美國召回了多種產品,包括含有鉛塗料的玩具、缺少重要安全性能的輪胎,以及含有工業溶劑的牙膏。

孫咸澤的講話與中國外交部的言論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國外交部上周警告媒體,不要誇大食品安全問題,因為這可能造成消費者的恐慌。

(傑夫•代爾(Geoff Dyer)上海報道 2007年7月10日 星期二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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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生態惡化背景下的底層淪陷 
 

孫立平


  在山西黑窯奴工事件中,衡庭漢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人物。因為在這個人物的身上也許隱含着一個群體或階層生存狀態的複雜信息和密碼。

  衡庭漢,1952年出生,河南省淅川縣盛灣鎮衡營村村民。衡山溝里長大成人,念過三年小學,因家庭經濟困難輟學,之後放過牛,割過草。

  儘管現在關于衡庭漢的信息還非常有限,但從有限的信息中我們還是可以確定如下幾點:第一,衡庭漢是磚窯的承包者,也是實際的管理者。第二,衡庭漢也是一個出身低微的人,在此之前,不過是一個建築工地上的打工者。第三,衡庭漢是黑磚窯中種種罪惡的實際製造者。是他先後從西安、鄭州火車站誘騙或強迫32名農民工到磚窯做工,是他僱傭了打手並用打手和狼狗看管農民工,使其失去人身自由。而對這些民工的奴役和折磨,都是他管理磚窯的一部分。窯主王斌斌的妻子曾說王斌斌是受了衡庭漢的騙。人們不可能天真地相信這句話,但在另一個方面,也可以看出衡庭漢與黑磚窯中種種罪惡的直接關係。

  衡庭漢這個人物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盲井》中唐朝陽和宋金明。在《盲井》中,煤礦上的零工宋金明和唐朝陽表面上也是和別人一樣挖煤賺錢,但實際上是誆騙同行下煤窯,並在黑暗的礦井中下手將起殺害,然後偽造冒頂事故,再以死者親屬身份向礦主騙取撫恤金或賠償。唐和宋也是來自底層的小人物,在生活的艱難面前,他們選擇了用謀財害命來謀生活的出路,而他們謀財害命的對象,也是與他們一樣生活艱難的弱勢者。最後只是由於他們在殺人上的分歧,使得他們自己也命喪煤窯,完成了文學故事中的因果報應。

  在衡庭漢與唐朝陽和宋金明的身上,有着許多一致或相似之處:他們都來自於社會的底層,都屬於勉強養家餬口的群體,或者說其實都是社會中的弱勢者;魯迅先生說,「強者憤怒,抽刀向更強者;弱者憤怒,抽刀向更弱者」,而衡庭漢、唐朝陽和宋金明也都是將殘害的對象指向同樣的弱勢者;他們對其他弱者的戕害,手段都很殘忍,已經超越了人倫道德的底線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黑磚窯的奴工事件,實際上是一個窮人欺凌窮人,弱者殘害弱者的事件,而這種現象之所以發生,是以下層生存生態的惡化為背景的。

  如此看來,我們實際上不得不痛苦地面對這樣一個現實:在生存生態惡化背景下的底層淪陷,或底層墮落。當然,這種墮落不會是底層中人人如此,但淪陷卻絕非個人之事。近些年來,底層的淪陷甚至道德的淪陷,開始成為一個人們關注的話題。而這種現象又在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

  律師周立太曾因專門為農民工打官司而聞名全國,他不僅為此受到威脅和不公正對待,自己有時還要為這些農民工提供食宿。據說從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他共接辦各類勞工糾紛案4000餘件,其中工傷案1000餘件。但是,在短短几年時間裏,共有161個當事人案結後拒絕支付代理費,集體訴訟案中有238人贏了官司不付代理費就一走了之,到2004年初,拖欠的律師費已累計達500多萬元。當周律師在法庭上為他們 「生死搏鬥」的時候,100多人竟然在庭下和 「對手」進行「交易」。從這個意義上說,周立太被他幫助的對象出賣和背叛了。

  去年,趙本山主演了電影《落葉歸根》。影片演繹的是一個真實的故事。衡陽農民李紹為將客死外地的同鄉兼表親左家兵屍體背往家鄉。李紹為說,他只所以背屍回來就是因為家鄉的風俗,活要見人死要見屍。而且當初是他把老左領出來的,他要把他送回去。就為這個他便開始了這類似傳奇的扛屍之旅。可回來後,他卻遭受到大家的不滿,不解,猜疑。死者的兒子認為將屍體背離了事發地,令其無法追查其父死因,無法追究責任。甚至有人懷疑,李紹為是收了甲方老闆的錢,才把左家兵的屍體帶走的。兩家因此不再來往。對此,李自稱「做了一輩子都沒做過的傻事」,一個原本樂觀的人也變成了一個沉默寡言的人。這件事情發生後,有人寫了一篇評論,題目是《弱者互不信任,終將傷害自己》。這種互不信任其實就是底層淪陷的表現之一。

  類似的現象遠不是個別的,更不是極端的。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故事:肇事的車輛將老人撞傷後逃逸,好心人將傷者送到醫院,結果卻被受傷者誣為肇事者。諸如此類的現象,我們經常見到或聽到。對於這樣的現象進行道德上的譴責,是容易的。但現實中的邏輯比譴責要複雜的多。近年來經常聽到這樣一句老話: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這樣的話,在感情上很難讓人接受,但只要正視現實,又不能不承認這話有幾分道理。一個人生存的處境令人可憐,這已經是一種可悲的事情;處境可憐而又由於自身的毛病讓人覺得可恨,實則是一種更深的悲哀。

  但問題的實質,還不是窮人身上有沒有道德的缺陷,而是這種道德的缺陷來自哪裏。事實上,底層的淪陷是整個社會淪陷的一部分,不過底層的淪陷要比整個社會淪陷的速度更快,淪陷的程度更深,因為他們沒有更多的資源來抵禦這個淪陷的全過程。以恩將仇報的車禍受傷者為例,他們面對的也許是這樣一種困境:如果他承認救人者是無辜的,是自己的恩人,那麼他將自己承擔自己根本承擔不起,或承擔起來很艱難的醫療費用;如果他恩將仇報,便意味着可以將這筆他承擔不起的醫療費轉嫁到一個無辜的但在經濟上可能比他強很多的人身上。這時,他的選擇,也許就不是道德所表明的那樣涇渭分明。但不管怎樣,這樣的事實出現之後,往往會給人們帶來這樣的教訓:在做好事的時候千萬要小心。於是,人們會更少伸出援助弱者的手,而弱者的未來也就可能處於更無助的狀態。

  底層的淪陷也表現在由於資源的匱乏而導致的惡性競爭或傾軋上。有人目睹了這樣一幕:兩個撿破爛的人在搶奪從一個小飯館裏面扔出來的一些一次性紙碗。這兩個人,一個是年紀約有60多或70歲鬍子已花白的老人;另一個也有50多歲,明顯瘦弱一些。那個年長的用腳踩住了瘦弱者去搶紙碗的手,而瘦弱者掙脫後將紙碗扔到了年長者的頭上。那碗裏還有剩下的酸辣湯,順着年長者的頭流了下來。兩個人扭打在一起。有人勸解道:「大家都是窮苦人,都不容易,有話好好說,不要打架!」瘦弱者說:「唉,你不知道,我今天到現在還沒吃口飯呢,那些紙碗是我先看到的,他卻要佔了去,不講理啊。」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幾個被廢棄的紙碗就可以導致一場惡鬥,而在資源比較豐富的群體那裏,這樣的行為簡直可以讓人不屑。但對於這兩個撿破爛的人而言,幾個廢棄的紙碗的意義,可能並不亞於幾百萬利潤對於商人的意義。

  匱乏的資源,狹仄的生存空間,會從根本上扭曲人們的價值觀與是非觀。幾年前曾有媒體報道,蘭州市限量發售公交IC卡,結果出現萬人熬夜排隊、瘋狂爭搶的局面。老人被混亂的人群擠倒在地,小孩被擠得被迫與家人分散,現場留下了不少被踩掉的鞋底和鞋跟。為了一點點便宜,這個城市的居民尊嚴盡失。我們知道,是非、倫理、價值等等,往往是要以尊嚴作為支撐的。但在匱乏的資源和侷促的生活空間中,當尊嚴得不到維護的時候,淪陷甚至墮落的過程也就悄悄開始了,因為沒有了尊嚴,也就意味着墮落沒有了代價。

  在社會中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情況下,底層的淪陷將是一個不可迴避的話題。而這個問題首先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一個社會結構的問題。在舉國上下致力於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通過合理的資源配置,保護和改善下層的生存生態,避免底層的淪陷,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之一。而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公共政策的取向。

  事實上,在一個分層的社會中,地位的高低之分是不可避免的,對這個問題的刻意迴避也是沒有意義的。關鍵的問題是,我們的公共政策不能只滿足於將下層「不出事」作為目標,而是要真正改善下層生存的生態環境,使得這裏能夠成為一個可能比較困苦,但仍然是存在不少生存機會的、有向上流動希望的社會空間。

  是非、倫理、價值等,往往是要以尊嚴作為支撐的。但在匱乏的資源和侷促的生活空間中,當尊嚴得不到維護時,淪陷甚至墮落也就開始了。因為沒有了尊嚴,也就意味着墮落沒有了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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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14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記者招待會,溫家寶回答記者提問。記者招待會待續了兩個多小時,700多名中外記者參加。溫家寶說:「我是用心來回答大家的提問。因此,我不緊張,也不害怕。」


 



責任編輯: 鄭浩中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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