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
距離蘇聯已經解體十幾年，回首戈爾巴喬夫時代的改革，諸多學者、民眾似乎仍然不能擺脫激情的支配。看看《奔向自由——戈爾巴喬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當有助於正確地認識那場導致全球變化的改革。本書是由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編輯的，當然不乏為戈氏辯解的成分，但各篇章的論述大體上還是比較客觀，從中不難比較準確地理解，戈爾巴喬夫為什麼必須進行改革，而改革又何以走向其所不能想像的結局，而俄羅斯人的失望究竟有沒有道理。
改革拐彎的必然性
早在蘇聯式政經體制現實地建立之前，1922年，奧地利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就出版了一本書，《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與社會學分析》。在這本後來引起廣泛爭論的著作中，米塞斯說，計劃經濟是不可能的(impossible)。他不光是說它是不現實的、不可行的，而是說從概念和邏輯上說，計劃經濟就不成立。因為，全國集中控制的計劃經濟取消了私有財產，取消了價格與利潤，因而計劃當局就根本無從知道社會需求什麼，應當生產什麼，生產多少。所謂的計劃經濟，最終必然會走向「有計劃的混亂」，經濟體系無法正常維繫。到後來，米塞斯的學生哈耶克深化了這一觀點。他進一步指出，計劃當局陷入一種無法克服的「無知」狀態：制定計劃所需要的知識分散在無數人那裏，這樣的局部知識絕無可能由一個人或一個計劃當局收集、集中使用，因而政府根本無從制定計劃。假如有計劃，那不過是任意編排的一堆數字而已。
當然，蘇聯式計劃經濟體制不僅在多個國家建立起來，而且也運轉了若干年。但這並不能證偽米塞斯、哈耶克的理論。所有這些國家其實都利用了國際市場的價格信號，都保留了私人市場部門，比如自留地和黑市，這為計劃當局提供了制定計劃所必須的價格信息。當然，由於這些部門本身受到政府的壓制，因而計劃當局獲得的信息仍然是扭曲的。總之，計劃經濟終究無法避免經濟混亂。「短缺經濟」、蘇聯那樣的經濟結構扭曲等等，都是「有計劃的混亂」的具體表現。至於中國經濟在1970年代走向崩潰，也是計劃經濟不可避免的趨勢。
所以，在實行蘇聯式體制的國家，至少來自經濟方面的壓力也會使改革變得不可避免。所有建立計劃體制的國家，在經歷了幾年、最多十幾年的快速增長後，都被迫進行改革。在戈爾巴喬夫之前，每一屆蘇聯領導人都在進行改革，只不過戈爾巴喬夫的聲勢比較浩大而已。
毫無疑問，任何改革者都希望把改革限定在可控範圍內，並且按照自己的時間表進行。很自然地，戈氏的改革方案從經濟改革開始。這種選擇，既有實用的考慮，也有理論的支持。現實地看，蘇聯舊體制的根本特徵是黨政權力控制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改革者當然同樣不願放棄這種控制權，所以從經濟改革入手是相對安全的策略。另一方面，蘇聯的意識形態主張經濟是基礎，改革者通常就相信，經濟問題是全部問題的核心，解決了經濟問題，「上層建築」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但是，現實的邏輯通常會打亂改革者的日程表。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國家為了控制經濟，必然要擴展其控制的範圍，變成對整個社會的全面控制，比如為了維持計劃經濟的正常運轉，就必須限制個人支配財產的範圍，禁止人們自由遷徙，控制國際貿易，以至於控制人們的思想觀念及家庭的消費活動，甚至婚姻和生育。
如此，生活在蘇聯體制下的民眾，固然對經濟上的困苦非常不滿，但他們最切膚的感受還是自由的匱乏。上下兩個階層的人們對此感受最強烈。一方面是國有部門之外的底層民眾，他們被剝奪了利用自己微薄的技能維持生活的機會。在社會結構的另一端，知識分子則因為喪失了討論的自由、思考、閱讀的自由而不滿。因此，一旦改革者為了經濟改革而放鬆對社會的控制，民眾立刻就會利用這個機會，表達對自由的訴求。改革者一門心思進行的經濟改革，立刻就會變成更廣泛的擺脫思想、政治控制的社會運動。底層民眾和知識分子的力量推動改革者調整自己的方案，改革的議程很快就會走向對舊體制之核心進行改革，即政治改革、執政黨體制改革，以重建社會治理體系。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走的正是這樣一條路。
俄羅斯轉型故事並不獨特
不幸的是，這樣的改革通常很難成功。這不完全是因為民眾的要求不正確，也不完全因為改革者缺乏誠意。但更重要的是，不管民眾、知識分子，還是改革領袖及其智囊、支持者，其實都缺乏進行改革的必要知識和技藝準備。
民眾和知識分子更多的是痛恨舊制度，對於新制度則只有憧憬的激情，而無細緻、嚴謹的了解。因而，在實踐中，他們更嫻熟於破壞，這只需要訴諸激情即可；而缺乏建設新的制度的知識和技藝，這是需要在實踐中學習的。蘇聯體制的問題就在於，除了國家權力之外不存在任何層面社會的自我治理，生活在集體宿舍中的人們甚至連家庭的治理技藝都會喪失。因此人們無從掌握新制度所需要的治理技藝，甚至連他們爭取新制度的行為也保留着舊制度的鮮明特徵。
結果，經歷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領導，蘇聯的舊體制瓦解了，但是人們在改革過程中所嚮往的新制度並沒有完整地建立起來。幾乎所有人都感到失望，這正是大多數俄羅斯人過去十幾年來的主要心態。當年對改革越熱心的人，失望卻強烈。而即使到了這個時候，人們表達不滿的方式仍然是留戀過去，美化舊體制。
可以看出，一個社會能否啟動全面的改革、轉型，要看是否能夠碰到一位具有遠大理想的改革者，他恰好又佔據着有利位置。這當然是運氣問題，並無任何必然性。俄羅斯人是幸運的，他們接連碰上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這兩位都具有改革的勇氣，都具有義無反顧地告別舊制度的決心。
但是，一個社會終究不能靠運氣建立起優良的政制。由運氣帶來的改革者所啟動的全面變革究竟呈現出什麼形態，最終通往自由憲政，取決於這個社會能否在短暫的時間內自下而上地組織起來，把新規則變成自己的生活方式，迅速地按照新規則建立起可以運轉的治理體系。只有這樣，新制度才能夠紮下根來，獲得生命力。而這就要求，整個社會在啟動全面改革之前，至少部分民眾有機會學習、練習新制度所需要的治理技藝。這進一步又意味着，在改革啟動之前，權力本身不是那麼絕對，社會還有一些自治的空間，新規則、新制度在舊制度下有機會生長發育，哪怕不那麼完整。
很顯然，這樣的條件十分苛刻的，甚至自相矛盾：假如不是權力過於絕對，民眾及知識分子的改革訴求也就不會那麼強烈。人們具有強烈的改革願望，幾乎必然意味着人們缺乏訓練改革後之新體制所需要的治理技藝機會。
不難理解，俄羅斯何以至今仍然未能順利完成當初人們所期望的改革計劃，沒有建立起穩定的憲政體制。其實，轉型過程如此拖延，乃是歷史的常態。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日本都是如此。
憲政制度是一套十分精巧的機制，生成與維繫條件十分苛刻，尤其是需要社會自身成長、知道如何自我治理，知道如何在自由與權威、在原則與權益之間折衷。達到這樣的條件，當然十分困難。但俄羅斯人無論如何應當感謝戈爾巴喬夫，因為他至少啟動了轉型的過程。至於最終俄羅斯能夠得到什麼，則要看整個俄羅斯社會的努力。所有怪罪戈爾巴喬夫者，如果不是硬心腸的守舊者，就是在推卸自己的公民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