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七君子」「解放」後的下場

「七君子」被捕

  說明： 救國會的七位領導人於1936年11月23日被國民黨逮捕，史稱「七君子事件」。圖為中共外圍組織「救國會」領袖在蘇州獄中合影，左起：王造時、李公朴、鄒韜奮、章乃器、沙千里、沈鈞儒（史良被押在女牢）。

同情中共被捕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由於新沙皇俄國日益感到東西方法西斯勢力的威脅，斯大林遂改變了要求各國共產黨顛覆本國政府的命令，轉而命令各國共產黨、特別是中國共產黨，要和本國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反抗法西斯侵略，以繼續「武裝保衛蘇聯」。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立即遵命，並在斯大林的親自批准下，於莫斯科發表了八一宣言，首次提出了「一致對外，共同抗日」的口號。「從未想到抗日這樣一個救命圈」（張國燾語）的中共國內逃亡者們，在獲悉了蘇俄命令和八一宣言的消息之後，立即召開了瓦窯堡會議，迅速指示其城市地下組織發動一場「抗日救亡」運動。據中共現代史教材稱，「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遂策劃成立了北平學生聯合會，後又與北平學聯多次舉行秘密會議，經過反覆研究，決定以請願的方式發動和組織一次『抗日救亡』運動」。這便是一二九「學生運動」的政治背景。用中共今天的話來說，中共是這次「學生運動」的黑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八日，中共又策動它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致書全國工人，號召工人組織起來，聲援北平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一九三六年春，中共北方局繼續發動北平學生與少數上層知識分子，成立了由中共掌握的「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進一步掀起了華北「抗日救亡」的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於華北策劃成立了「革命青年團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以作為中共的外圍組織。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策動「北平學聯」改名為「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五月，又在上海策劃成立了「全國學生救國會」，學潮遂由此而迭起，中共地下組織亦由此而得以擴展。一場完全是為了救中共而非救中國的「抗日救亡」運動，開始橫行在國難深重的祖國大地上，並由是而製造了極大的和連續的混亂、動亂及暴亂。 然而，中華民國政府、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卻沒有鎮壓中共的學生和「群眾」運動，更沒有屠殺中共的學生和「群眾」。用中共黨史專家的話來說，中共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卻「面對着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刀、棍棒和水籠，獲得了偉大的勝利……一二九運動中的先進青年，後來沿着中國共產黨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到工廠、特別是深入到農村和革命隊伍中去，走上了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其中許多人成了中國革命事業中的骨幹力量」。

與此同時，在為中共竊據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黨還利用中華民國政府所給予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策劃發表了「救國運動宣言」。十二月十七日，又策劃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並完全按照蘇俄與中共的口徑發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停止一切內戰，釋放一切政治犯。」。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雖然發表「告國人書」，明確指出「上海愛國救亡運動」是「共產黨的陰謀」，並且證據確鑿。但是，為中共一手操縱，並享有新聞、言論、結社之充分自由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竟立即發表「對中宣部告國人書辯證」，公開攻擊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誣衊」，甚至為了反擊「國民黨反動派」的誣衊，竟聯絡二十餘省六十多救亡團體，以繼續策劃召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實際上卻在國難深重的歷史時刻在國民政府已經領導淞滬抗戰、長城抗戰和正在積極準備全面抗戰的情形下，為中共乘亂圖存，製造了全國性的動亂、混亂甚至是暴亂。後來，國民政府雖在忍無可忍之下拘捕也與中共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所謂「七君子」，但不久便因為抗戰的全面爆發，而釋放了他們。這便是國民黨反對派對中共運動上海文化界的「鎮壓」，和中共上海文化界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有力反擊。此事若有可能發生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大陸，矗不知有多少知識分子將家破人亡。

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由全國50多個來自全中國的團體代表出席，當時選舉了馬相伯、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王造時、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人擔任執行委員。

當年7月15日，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陶行知聯名發表《團結禦侮的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呼應中共「停止內戰」、「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剿共。而11月12日救國會舉行了孫中山的記念活動，擔任主席團成員的史良也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內戰、聯俄容共、扶助農工。

11月23日上午，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朴、王造時、沙千里等7位救國會的領導人陸續被國民政府逮捕，由於7人都具有專業的社會地位，因此被稱為「七君子事件」。

多方營救
1937年國民黨正式起訴「七君子」，並另外通緝在美國講學的陶行知等7人，隨後也在蘇州開庭偵訊。當時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還發起「救國入獄」運動，後來榮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 的宋慶齡甚至到蘇州監獄要求與七君子一起坐牢。

7月7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宣戰，七君子於7月31日被保釋出獄。

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１日，「七君子」被釋放前在監獄裏合影。左起王造時、史良、章乃器、沈鈞儒、沙千里、李公朴、鄒韜奮。

「解放後」「七君子」的下場

在民主人士當時極力奔走、營救下因為同情中共而入獄的「七君子」被國民政府釋放了，但這七人在中共建立「新中國」之後，大多沒有獲得好下場。

被追認為中共黨員的鄒韜奮：1944年7月24日死於上海。

民國31年10月，鄒韜奮到蘇北中共「解放區」參觀考察。次年患癌症，秘密返滬治病。臨死提出追認他為中共黨員的請求。

李公朴：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工槍擊身亡。

沈鈞儒：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院長，1963年6月11日在北京醫院病逝。

王造時：被打為右派，1969年1月14日在獄中悲憤而死。

官至中共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國務院糧食部部長的章乃器：1957年起被中共打成右派，文革期間曾經被打到體無完膚、奄奄一息。1975年被摘帽，1977年5月13日於北京醫院悲慘死去。

沙千里：1982年4月26日辭世，幸運逃過反右及文革。